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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建坝之争再起波澜。
“我国现有的科技水平，不仅可以保证水坝建设的安全性，而且还会有助于降低西南地震高发区地质灾害的威胁。”针对当前“怒江是否适合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的争论，4月15日下午，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在接受《地球》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数月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道一、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孙文鹏等几名退休老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领导，反对怒江水电开发。他们认为，位于活动断裂带上的怒江地区无法排除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同时，作为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怒江也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
能建，还是不能建?这两种观点在此后通过不同的渠道碰撞、交锋，引发广泛关注。
2003年国家发改委启动论证怒江水电开发以来，“怒江”一直是“反坝派”和“挺坝派”争议的焦点。但此前，争议焦点多集中于水电开发对生态和移民造成的影响。现在，围绕怒江的争论似乎从生态影响交锋进入到了地质安全问题研讨阶段。
在争论期间，云南盈江和邻国缅甸短期内相继发生了两次地震，再加上日本大地震，都提升了公众对于地质灾害的关注，也凸显对怒江地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性。
反坝者的信念
77岁的徐道一和78岁的孙文鹏，两位老科学家都已退休10多年。最近，他们平淡的生活被打破。这一切源于一篇新闻报道——《怒江水电开发扩大化，老地质专家高声质疑》。年近耄耋的徐道一和孙文鹏，正是文章中提到的老地质专家。
徐道一退休前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了三四十年的地震预报。他和孙文鹏既是大学同学，又是当年一起留学莫斯科大学的校友。孙文鹏的专业是地质构造，回国后一直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工作，曾经担任过全国铀资源评价组组长。
两位老专家对怒江建坝的关注要追溯到去年夏天。两人偶然从一位朋友处听说怒江要进行水电开发的信息，性格直率的孙文鸱当场就拍着大腿嚷嚷起来：“三江地区是全世界新构造运动最剧烈活动的地区，怎么能在怒江上建梯级大坝?”
“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有必要给中央写信，说出自己的看法。”徐道一对《地球》记者说。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逐渐形成了为什么不赞成在怒江建梯级大坝的完整清晰意见。
2010年6、7月，徐道一、孙文鹏联合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东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调研员韩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铭3位老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直陈反对怒江开发的意见。
在这封名为《在怒江修筑多个拦江大坝的做法风险太大，不应采纳》的联名信中，徐道一等人提出了他们反对怒江开发的4条理由：近200年，尤其是近60年来，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大地震频繁发生；云南的“三江地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新构造运动的最剧烈活动地区；怒江所处断裂带为巨型、深大断裂构造；怒江特殊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导致该地区经常发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这些不是随便说说，而有事实依据。”孙文鹏对《地球》记者说。
他们查阅数据资料后发现，近200年尤其是近60年来，中国西部多次发生了大地震，尤其集中于西南地区。其中，1950年西藏东部8.6级特大巨震邻近怒江，1976年云南龙陵7.3级地震、1988年云南澜沧江7.6级地震、耿马7.2级地震、1995年中缅交界7.3级地震、1996年云南丽江7.0级地震都发生在怒江或其附近地区。
“另外一个关键事实是，当今全球处于地震、地质灾害频发期。”徐道一说，“近期全球发生的许多7～8级的大地震，包括2008年的汶川地震，都是全球新构造运动趋势增强的表现。”
根据巨型或深大断裂构造活动的基本特点，徐道一和孙文鹏预测，怒江深大断裂云南段发生地震的震级在7.5级，也有可能达到8级左右。其地质特征应该是强烈的错位，以及由错位而引发的地裂、滑坡、山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除了查阅数据资料，今年1月，两位老专家专程前往怒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得到的结论仍然是：怒江上建坝的地质风险非同寻常。
“地震的破坏不限于震中，其影响范围除与地震强度有关外，还与地质构造的稳定性、地块的完整性有关。比如，舟曲泥石流与汶川地震有关，舟曲和汶川相隔两百到三百公里啊，汶川地震把舟曲的山头震松了。因此，对于怒江地区而言，即使是发生在较远地区的大地震，也可能在本区引发意想不到的地质灾难，比如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两位老专家认为，一旦发生地质灾害，其巨大的破坏作用也许难以想象。
“怒江两岸高差3000多米，边坡坡度是40到60度左右，一个大坝失事可能引起多个大坝的连续溃决。若其中一个水坝(特别是上游大坝)破损，数十亿立方米携带大量泥石的江水(泥石流)沿着基本上笔直、狭窄、高坡度的怒江河谷直泻而下，对下游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徐道一说。
除了泥石流灾害，徐道一设想的另一个可能是，因水库高坝蓄水引起的库区岸坡不稳定，可能导致大面积滑坡。滑坡又可能造成很高的库区涌浪，对大坝构成威胁，或形成堰塞体，对水利工程和沿江下游形成威胁。
今年2月24日，徐道一、孙文鹏通过媒体对怒江开发提出了5个关键问题：
第一，在21世纪，特别是未来50年内，怒江云南河段或附近地区是否可以排除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
第二，在全球有没有建在活动深大断裂带上的拦河大坝?如果怒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现有的论证就显得不充分；若有先例，则必须对国外具有类似地质条件的水电工程进行全面调研、充分论证，必要时进行试验、模拟，以排除最坏的可能。
第三，未来几十年内，怒江河段是否可以排除发生(舟曲特大泥流灾害之类)特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第四，对可能的高风险是否准备好了应对措施?现有工程技术能否控制大地震、特大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灾害链的影响?
第五，在活跃地质活动时期的深大断裂带内精心选择的安全地带，能否躲过四周脆弱地质剧烈变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如果说目前怒江的开发方式不可取，那么西南地区的水资源到底适合何种开发模式?孙文鹏和徐道一认为，“都江堰式”的水电模式可取。“都江堰式”水利工程的基本特点是抗地震能力超强，易于修复，有利于生态环境，长期效益好。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建筑拦江高坝，不积蓄大量江水，不人为大幅抬高江面，而是巧妙地利用当地的地形特征，把部分岷江水引向成都平原进行农业灌溉。由于这种水利工程没有改变长期形成的地貌特征，没有大量蓄水，因此，即使遇到强大地震、山崩等地质灾害，对其破坏也是局部性的，消除了因地震、地质灾害引发，由大量蓄水倾泻而造成的次生灾害。
“挺坝派”的执着
孙文鹏和徐道一两位专家通过媒体提出5大质疑之后，著名“挺坝派”人士、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在学会网站上发表《伪科学与伪环保结盟反怒江，造谣记者与地震大仙演双簧》的文章，首次对徐道一、孙文鹏等人的质疑提出了强烈回应。
张博庭认为，徐道一、孙文鹏所推崇的“都江堰式”水电开发模式无法取代“高坝式”。因为都江堰没有任何蓄水作用，它并不是水库，只是一条灌渠。“灌渠与水库的功能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绝不能互相取代。当代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的调节必须有水库，既然高坝大库非建不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高坝大库同时也发出电力呢?这就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开发利用水电的根本道理。”张博庭对《地球》记者说。
而对两位老专家提到的近60年来西南地区地震数据，张博庭也不认同。“他们说1996年云南丽江7.0级地震发生在怒江或其附近地区，但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丽江分明是在金沙江附近，中间还隔着金沙江和澜沧江，而绝不可能是在怒江。所列举的数据完全是张冠李戴。”
除了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3月6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中国大坝委员会还联合举办了“绿色能源——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坛”，高调回应退休老专家对怒江水电开发的质疑和反对，并邀请了地质勘探和抗震设计等各方面的多位专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士陈厚群认为，首先在概念上要区分抗震和抗断的问题，抗震是由于地震引起地面震动对大坝造成的影响，而抗断是由于断层断裂以后造成两边的错位。大坝可以抗震，但抗断很困难，因此一般不允许建在活动断层上。首先查清楚，然后避开。这是我们国家明确规定的。
有意思的是，参会的地质专家还包括与徐道一同一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数位同事，比如所长徐锡伟、主任周庆和两位研究员虢顺民、蒋溥。
根据他们在论坛上的演讲，显然他们并不否认水电开发中的地震风险，“但地震风险有大有小，不一样。”
就怒江而言，他们与徐道一、孙文鹏的不同看法在于：很多地区地质情况的复杂、危险程度远超怒江，但仍然进行水电开发；怒江断裂不等于怒江，怒江断裂带从整体上来说活动性很弱；即使不建造大坝，“先天不足”的地区在特殊气候条件的影响下也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建造大坝反而能减少该地区地质灾害的发生；我国现有的科技水平完全能够保证建造大坝的安全性。
徐锡伟认为，尽管目前没办法做到准确的地震预报，但可以通过详细勘查、分析与测量断错地貌等方式来确定活动断层准确的空间位置。如果能对坝址区的断层进行活动性鉴定，坝址区不要横跨活动断层，即使发生地震，也可以有效地减轻地震灾害损失。“正如靠近断层的房子，如果没有遭受地震断层的直接错动破坏，那么也有可能是安全的，裂而不倒。”
据徐锡伟介绍，全球在断裂带上建造大坝的地区、国家并不少。“比如我国台湾地震和活动断层的存在数量、活动程度，比云南地区还要强烈或者说处于同等的水平。日本也跟我们一样，断层很发育，经常发生大地震，这些地方能建水坝，我们为什么不能?”
针对1900年后三江流域的地震活动频度增强的说法，徐锡伟认为这是误解。“实际情况是，在1900年之前史料记载缺乏(很多地方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很多地震记载是缺失的。”
研究员蒋溥表示，大众存在的另一个误解是：把“怒江断裂”等同于怒江。一讲到“怒江断裂”，业外人士往往以为整个怒江就是一个断层，实际上并非如此。原先把靠怒江最近的一段叫怒江断裂，可能正好在西藏与云南交界的地方，沿江或靠江走了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后来又把和怒江断裂平行、延伸方向、构造上有一定联系或相近的断裂统称为“怒江断裂”或“怒江断裂系”，有几千公里，它在怒江周边，而不是怒江。这在行内是清楚的，但业外人士把怒江断裂和怒江一并而论也不足为怪。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怒江不存在发生汶川地震的地质环境、构造，主要的地震还是七级以下的中强地震。
从活动性来看，徐道一等专家认为，云南的“三江地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新构造运动的最剧烈活动地区，对此，研究员虢顺民则表示了不同看法。
虢顺民认为，要鉴定断裂的活动年代，才能确定断裂会不会发生地震，会发生多大的地震。一万年以来活动的断裂叫全新世断裂，大部分发生7.5级以上的地震；十万年以来的断裂叫做晚更新世的断裂，大部分发生七级和七级以下地震；十万年以前活动的断裂，在地震规范里不把它确定为活动断裂；百万年以来不活动的断裂叫老断裂，称前第四纪断裂，这种断裂几乎没有地震发生，更没有破坏性地震发生。
“我们得到怒江断裂的33个年龄数据，几乎全部是在十万年以前，不属于晚更新世以后的年代，只有一个在怒江的南端的光坡水电站，年龄数据是9.1万年，属于晚更新世早期的活动断裂，其他以北32个数据没有一个是活动的。根据我们断裂活动年代的标准，它不属于活动断裂。”虢顺民说。
中国水电水利规划总院地质勘测处处长朱建业对滑坡、泥石流等地灾对大坝的影响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水库蓄水后由于库水位变化和风浪作用，会发生一些小型滑坡和岸坡坍塌，但这是正常情况。至今已建的大中型水电站尚无因滑坡产生堰塞库区而影响电站运行的情况。
对“现有工程技术能否控制大地震、特大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灾害链的影响”这个问题，张博庭认为，紫平铺等遭受过强烈地震考验的水坝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紫坪铺不仅没有发生任何‘不堪设想的后果’，而且立了大功。紫坪铺水库形成的宽阔水面，为震后救灾提供了可靠的水路保障；震后不几天，紫坪铺水电站就率先恢复发电，为灾区的抢险救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水库的11亿库容，还成为当时危机四伏的众多堰塞湖的最后屏障，保障着整个成都平原免受堰塞湖溃决的洪水威胁。”
观点再交锋
对于张博庭等“挺坝派”的高调回应，徐道一和孙文鹏等“反坝派”是如何看待的?3月13日，《地球》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徐道一和孙文鹏，一见面，徐道一就对记者说：“你来得正巧，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作出回应。”
另一位老专家孙文鹏则直接抛出了反对观点。“怒江断裂带不是活动的，难道是死的?如果不是活动的，青藏高原为什么还在抬升?”孙文鹏激动地说：“他们讲根据同位素测量年龄，到底取了多少样，在哪里取的样?取的样有代表性没有?如果你取的是10万年以前的，旁边是10万年以后又错动的，取了没有?而且同位素测量很难证明一条断裂构造的年龄，我干了一辈子，从来不用同位素来测定断裂带的年龄。”
孙文鹏认为，真正科学的测量方法有三：一个是大地测量，一个是 GPS定位系统，第三是地震测量的资料，只有这些才能测出断裂带的真正深度。
同时，两位老专家也不赞同怒江断裂带是一条不连续的断裂带的观点。“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概念，断裂带不只一个破裂面，而是一组好多个破裂面，怒江断裂带是由主要的怒江断裂和一系列断裂面组成，他们说避开了，但是，活动断裂都要避开，深部和面上也是这样，看起来好像避开了，只要深部活动，面上也保不住。要证明整个一条断裂都是死断裂才行。”
“挺坝派”人士在回应时，曾以地质条件更复杂、更危险的金沙江作为怒江的比较对象，两位老专家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
“这是在转移焦点，我讲怒江，你跟我讲什么金沙江?我们要是早知道金沙江建大坝，我也会反对，但是现在金沙江的大坝已经建好了，只能保住这些没建的。”徐道一表示。
对“挺坝派”提出的修建大坝会把沿岸的地质灾害治理掉，孙文鹏认为，这是在“吹牛”、“开玩笑”。“水库的坝最高300米，岸高3000米，你能处理到3000米?”
据《地球》记者了解，按国家规定，对工程场地的地震安全性评价，需要研究坝址150公里范围内的地震活动情况和历史断层情况，150公里以外的则不用管。对此，徐道一和孙文鹏表示“规范是按照普遍情况来制定的，规范是不是适合怒江?我们认为不适合怒江，规范也是要修改变化的。国务院规定面粉里面原来可以加增白剂，现在不可以加了。这些规范都是要修改的。”
带着两位老专家的回应，4月16日，《地球》记者又来到了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他们说GPS才是科学的测量方法，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博庭表示，根据2008年第5期《中国科学》杂志上《基于GPS资料约束反演川滇地区主要断裂现今活动速率》的文章，位于滇西地区的38条主要断裂带中，怒江断裂是所有这些断裂中活动性最弱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滇西地区，怒江水坝遭遇大地震的风险最低。
对于两位老专家通过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来判断断裂带活动性的说法，张博庭也予以了反驳。他认为，只有逆冲断裂的地震，才能造成板块的地表向上抬升。逆冲断裂地震的典型特征是一侧的地表上升，和相对另一侧地表的下降，所以，由于怒江两侧的高山都在5000米，那么完全可以断定，怒江并没有发生过逆冲断裂地震。因此可以肯定，青藏高原的抬升不是受怒江断裂活动的作用，而一定是在怒江周围的其它断裂上发生的逆冲断裂地震的结果，所以怒江的两侧才会整体大幅度的上升。目前怒江两侧的高山基本同高的现实，恰恰说明，几万年来青藏高原不断抬升的原因，不可能是怒江断裂运动的结果。“这个结论也完全与我们GPS观测分析，以及实地勘探的结论相吻合。”张博庭说。
最后，张博庭还表示，鉴于地震科学的复杂性和当前的科技水平局限，有关地震危险性的评价，只能听从地震权威部门的意见，任何个人的学术观点，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而不可能作为工程的标准。“怒江也不能例外，我们只能依据国家提供的地震参数开展设计。目前我们怒江的设计参数都是经过了大量的地质勘探和国家专门地震科研机构的研究，以及权威部门的批准之后才确定的。”
怒江之争回顾
这次针对怒江地质问题的争论，并非首次。
2003年9月3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打响”了反对在怒江建设电站的“保卫怒江第一枪”。
会上，来自四川省地质局的总工程师范晓提出，三江并流地区地质环境非常不稳定。“根据历史的结构和地震地质的研究，这个地方的地震强度和频度都非常高，而且重复发生大地震的概率非常高。它也是我国地质灾害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高发的地区，这对大坝是很严重的威胁。”
然而，他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彼时，挺坝派和反坝派的争论焦点还多集中在生态移民问题上，这也是怒江水电开发引发的第一次大争论。
会议上，包括5名院士在内的27位专家指出，怒江是我国目前仅存的两条未被规模开发的大河之一(另一条为雅鲁藏布江)，为我国乃至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种基因库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其潜在的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可估量。为使怒江流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原始生态环境相对完整的生态河流，不宜在此开发水电。
反坝派认为，即使从经济角度来看，开发水电也不是怒江州脱贫的惟一选择。保留好生态环境，开发旅游产业未尝不可。而从移民角度看，修建大坝最后的受益者也不一定是当地农民，如果处理不当，移民就地后靠，不仅会使农民丧失地力较好的耕地资源，而且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加剧当地的贫困化。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挺坝派认为，怒江早已不是什么原生态河流。不仅怒江支流建有许多水电站，怒江上游干流西藏自治区境内，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建有“比如水电站”，而在其下游缅甸国境内(称萨尔温江)也有大山电站。开发水电不仅影响生态环境较少，在一些方面还能促进生态保护。对怒江来说，解决几十万人脱贫问题，水电开发是最佳选择。
这次会议后，反坝派和挺坝派的争论全面展开。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在各种会议、论坛上，两方人士各执己见，针锋相对。
激烈的争论引起了中央注意。2004年2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对规划作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此后，怒江总体规划和环评均未获国家认可。
有专家评论说，民间环保组织在此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巨大。民间环保组织影响了公共事件的政府决策，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时至今日，尽管两方在生态移民问题上仍未达成彻底一致，但这方面的争论早已不如先前激烈。如今，几位老专家上书国务院，直陈大规模开发怒江可能带来地质风险，似乎已将争论焦点从生态影响交锋带入到地质安全问题的研讨阶段。
八年论战
这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以至于引起如此大的争论?
据了解，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又称潞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经怒江州、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怒江与澜沧江、金沙江并行奔流数百千米而不交汇，形成壮丽的自然奇观，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地。怒江全长3240公里，中国部分2013公里，云南段长650公里；总流域面积32.5万平方公里，中国部分13.78万平方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全长742公里，天然落差1578米，水能十分丰富，是我国水电开发资源极为优越的河流，也是我国上世纪80 年代即确定的水电基地之一。
1999年，国家发改委根据我国的能源现状以及有关人大代表的呼吁，决定“用合乎程序的办法对怒江进行开发”。于是拨出资金，由水利水电规划总院牵头，用招标的方式确定了两家设计单位——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由这两家设计院对怒江中下游云南境内的水电开发进行规划。
经三年多的努力，2003年8月14日，国家发改委主持评审了水电勘测设计单位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规划以松塔和马吉为龙头水库，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等组成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全梯级总装机容量达2132万千瓦，比三峡工程182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还要大，年发电量1029.6亿千瓦时，是三峡年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的1.215倍，而工程静态总投资仅896.46亿元。
规划中的电站大部分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对于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的怒江地区来说，电站开发无疑是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机遇。电站如果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创造产值300多亿元，创造税收80多亿元，按每度电创造国民生产总值5元计算，可增创国民生产总值5000多亿元。
在国家发改委主持评审《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2003年8月14日)之前，围绕着电站的各项前期工作早已紧锣密鼓地推开。2003年3月14日，华电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2003年6月14日，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组建；2003年7月18日，云南华电怒江六库电站挂牌成立。按照规划，2003年内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
然而，摩拳擦掌的建设者们没有想到，已有一道大难题摆在他们面前。
在2003年8月14日的审查会上，国家环保部门提出，2003年9月1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就要正式实施，要求大型电站规划必须专门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鉴于怒江水电开发的规模和与《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日期的临近，要求专题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这个要求使怒江电站的批复不得不延后。
但2005年，怒江电站延后的建设似乎有了转折。当年7月，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有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家宝回京后，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
尽管如此，怒江电站仍然在争论中徘徊着。这一徘徊就是8年。或许，还会更长。
口水仗
很少有一条河流能像怒江这样，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
除了怒江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另一个原因是，卷入争论的人员太多、太广泛，有院士，有专家学者，有社会知名人士，有政府官员，还有环保人士等。‘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绿色环保组织绿家园的创办人汪永晨等都卷入其中。
围绕着怒江电站建还是不建，大家争论不休。而相比学术观点上的争论，期间的口水仗也吸引了不少眼球。
2005年4月8日下午，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在云南大学演讲时公开表示：“他们这些‘环保人士’都称是NGO，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组织的钱，像这样的还能不能算NGO，我觉得可以商榷。”
方舟子指责部分民间环保人士、组织是伪环保。而民间环保组织者则向媒体透露，方舟子、司马南等人此前赴怒江考察的经费来源于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下属的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影射方舟子动机不纯。
实际上，在今年这次以地质问题为焦点的交锋中，部分争论也已脱离学术范围。
张博庭在文章中称徐道一为“地震大仙”，并质疑对方动机是在炒作，同时表示“不排除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记者利用老专家退休以后的失落感，拿他们的身份和意见故意炒作”。
徐道一和孙文鹏在接受《地球》记者采访时，也曾含蓄地向记者表达了一个质疑：部分“挺坝”的地质专家因为做了水利项目而没有说实话。
在口水仗的背后，隐隐约约透露出各方利益的博弈。在这利益制造出的重重迷雾后，缺少专业知识的普通大众，要想判断怒江电站到底该不该建，真的很难。
一位接受了记者采访却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有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适合’或者‘不适合’之说。如果这个地方地质不稳定，那我增加投入，肯定能提高抗震能力。但是反过来说，是不是提高了抗震能力就一定不出事?这么说又有问题了，如果这个地方几百年、几万年真的没有发生破坏性地震呢?那不建是不是不对?”
“对普通百姓来说，要多查资料，多了解知识再去网上发言；对专家学者来说，要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对媒体记者来说，不能有倾向，各方观点都要摆出来；对政府官员来说，多听听专家意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对待怒江这样影响巨大的工程，一定要科学论证，慎重决策。”
截至记者发稿时，关于怒江开发的学术争议仍在热烈地进行，硝烟正浓。《地球》将继续追踪“战况”的进展，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关注。
“我国现有的科技水平，不仅可以保证水坝建设的安全性，而且还会有助于降低西南地震高发区地质灾害的威胁。”针对当前“怒江是否适合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的争论，4月15日下午，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在接受《地球》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数月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道一、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孙文鹏等几名退休老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领导，反对怒江水电开发。他们认为，位于活动断裂带上的怒江地区无法排除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同时，作为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怒江也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水电开发。
能建，还是不能建?这两种观点在此后通过不同的渠道碰撞、交锋，引发广泛关注。
2003年国家发改委启动论证怒江水电开发以来，“怒江”一直是“反坝派”和“挺坝派”争议的焦点。但此前，争议焦点多集中于水电开发对生态和移民造成的影响。现在，围绕怒江的争论似乎从生态影响交锋进入到了地质安全问题研讨阶段。
在争论期间，云南盈江和邻国缅甸短期内相继发生了两次地震，再加上日本大地震，都提升了公众对于地质灾害的关注，也凸显对怒江地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性。
反坝者的信念
77岁的徐道一和78岁的孙文鹏，两位老科学家都已退休10多年。最近，他们平淡的生活被打破。这一切源于一篇新闻报道——《怒江水电开发扩大化，老地质专家高声质疑》。年近耄耋的徐道一和孙文鹏，正是文章中提到的老地质专家。
徐道一退休前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了三四十年的地震预报。他和孙文鹏既是大学同学，又是当年一起留学莫斯科大学的校友。孙文鹏的专业是地质构造，回国后一直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工作，曾经担任过全国铀资源评价组组长。
两位老专家对怒江建坝的关注要追溯到去年夏天。两人偶然从一位朋友处听说怒江要进行水电开发的信息，性格直率的孙文鸱当场就拍着大腿嚷嚷起来：“三江地区是全世界新构造运动最剧烈活动的地区，怎么能在怒江上建梯级大坝?”
“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有必要给中央写信，说出自己的看法。”徐道一对《地球》记者说。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逐渐形成了为什么不赞成在怒江建梯级大坝的完整清晰意见。
2010年6、7月，徐道一、孙文鹏联合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东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调研员韩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铭3位老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直陈反对怒江开发的意见。
在这封名为《在怒江修筑多个拦江大坝的做法风险太大，不应采纳》的联名信中，徐道一等人提出了他们反对怒江开发的4条理由：近200年，尤其是近60年来，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大地震频繁发生；云南的“三江地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新构造运动的最剧烈活动地区；怒江所处断裂带为巨型、深大断裂构造；怒江特殊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导致该地区经常发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这些不是随便说说，而有事实依据。”孙文鹏对《地球》记者说。
他们查阅数据资料后发现，近200年尤其是近60年来，中国西部多次发生了大地震，尤其集中于西南地区。其中，1950年西藏东部8.6级特大巨震邻近怒江，1976年云南龙陵7.3级地震、1988年云南澜沧江7.6级地震、耿马7.2级地震、1995年中缅交界7.3级地震、1996年云南丽江7.0级地震都发生在怒江或其附近地区。
“另外一个关键事实是，当今全球处于地震、地质灾害频发期。”徐道一说，“近期全球发生的许多7～8级的大地震，包括2008年的汶川地震，都是全球新构造运动趋势增强的表现。”
根据巨型或深大断裂构造活动的基本特点，徐道一和孙文鹏预测，怒江深大断裂云南段发生地震的震级在7.5级，也有可能达到8级左右。其地质特征应该是强烈的错位，以及由错位而引发的地裂、滑坡、山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除了查阅数据资料，今年1月，两位老专家专程前往怒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得到的结论仍然是：怒江上建坝的地质风险非同寻常。
“地震的破坏不限于震中，其影响范围除与地震强度有关外，还与地质构造的稳定性、地块的完整性有关。比如，舟曲泥石流与汶川地震有关，舟曲和汶川相隔两百到三百公里啊，汶川地震把舟曲的山头震松了。因此，对于怒江地区而言，即使是发生在较远地区的大地震，也可能在本区引发意想不到的地质灾难，比如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两位老专家认为，一旦发生地质灾害，其巨大的破坏作用也许难以想象。
“怒江两岸高差3000多米，边坡坡度是40到60度左右，一个大坝失事可能引起多个大坝的连续溃决。若其中一个水坝(特别是上游大坝)破损，数十亿立方米携带大量泥石的江水(泥石流)沿着基本上笔直、狭窄、高坡度的怒江河谷直泻而下，对下游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徐道一说。
除了泥石流灾害，徐道一设想的另一个可能是，因水库高坝蓄水引起的库区岸坡不稳定，可能导致大面积滑坡。滑坡又可能造成很高的库区涌浪，对大坝构成威胁，或形成堰塞体，对水利工程和沿江下游形成威胁。
今年2月24日，徐道一、孙文鹏通过媒体对怒江开发提出了5个关键问题：
第一，在21世纪，特别是未来50年内，怒江云南河段或附近地区是否可以排除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
第二，在全球有没有建在活动深大断裂带上的拦河大坝?如果怒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现有的论证就显得不充分；若有先例，则必须对国外具有类似地质条件的水电工程进行全面调研、充分论证，必要时进行试验、模拟，以排除最坏的可能。
第三，未来几十年内，怒江河段是否可以排除发生(舟曲特大泥流灾害之类)特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第四，对可能的高风险是否准备好了应对措施?现有工程技术能否控制大地震、特大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灾害链的影响?
第五，在活跃地质活动时期的深大断裂带内精心选择的安全地带，能否躲过四周脆弱地质剧烈变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如果说目前怒江的开发方式不可取，那么西南地区的水资源到底适合何种开发模式?孙文鹏和徐道一认为，“都江堰式”的水电模式可取。“都江堰式”水利工程的基本特点是抗地震能力超强，易于修复，有利于生态环境，长期效益好。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建筑拦江高坝，不积蓄大量江水，不人为大幅抬高江面，而是巧妙地利用当地的地形特征，把部分岷江水引向成都平原进行农业灌溉。由于这种水利工程没有改变长期形成的地貌特征，没有大量蓄水，因此，即使遇到强大地震、山崩等地质灾害，对其破坏也是局部性的，消除了因地震、地质灾害引发，由大量蓄水倾泻而造成的次生灾害。
“挺坝派”的执着
孙文鹏和徐道一两位专家通过媒体提出5大质疑之后，著名“挺坝派”人士、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在学会网站上发表《伪科学与伪环保结盟反怒江，造谣记者与地震大仙演双簧》的文章，首次对徐道一、孙文鹏等人的质疑提出了强烈回应。
张博庭认为，徐道一、孙文鹏所推崇的“都江堰式”水电开发模式无法取代“高坝式”。因为都江堰没有任何蓄水作用，它并不是水库，只是一条灌渠。“灌渠与水库的功能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绝不能互相取代。当代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的调节必须有水库，既然高坝大库非建不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高坝大库同时也发出电力呢?这就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开发利用水电的根本道理。”张博庭对《地球》记者说。
而对两位老专家提到的近60年来西南地区地震数据，张博庭也不认同。“他们说1996年云南丽江7.0级地震发生在怒江或其附近地区，但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丽江分明是在金沙江附近，中间还隔着金沙江和澜沧江，而绝不可能是在怒江。所列举的数据完全是张冠李戴。”
除了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3月6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中国大坝委员会还联合举办了“绿色能源——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坛”，高调回应退休老专家对怒江水电开发的质疑和反对，并邀请了地质勘探和抗震设计等各方面的多位专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士陈厚群认为，首先在概念上要区分抗震和抗断的问题，抗震是由于地震引起地面震动对大坝造成的影响，而抗断是由于断层断裂以后造成两边的错位。大坝可以抗震，但抗断很困难，因此一般不允许建在活动断层上。首先查清楚，然后避开。这是我们国家明确规定的。
有意思的是，参会的地质专家还包括与徐道一同一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数位同事，比如所长徐锡伟、主任周庆和两位研究员虢顺民、蒋溥。
根据他们在论坛上的演讲，显然他们并不否认水电开发中的地震风险，“但地震风险有大有小，不一样。”
就怒江而言，他们与徐道一、孙文鹏的不同看法在于：很多地区地质情况的复杂、危险程度远超怒江，但仍然进行水电开发；怒江断裂不等于怒江，怒江断裂带从整体上来说活动性很弱；即使不建造大坝，“先天不足”的地区在特殊气候条件的影响下也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建造大坝反而能减少该地区地质灾害的发生；我国现有的科技水平完全能够保证建造大坝的安全性。
徐锡伟认为，尽管目前没办法做到准确的地震预报，但可以通过详细勘查、分析与测量断错地貌等方式来确定活动断层准确的空间位置。如果能对坝址区的断层进行活动性鉴定，坝址区不要横跨活动断层，即使发生地震，也可以有效地减轻地震灾害损失。“正如靠近断层的房子，如果没有遭受地震断层的直接错动破坏，那么也有可能是安全的，裂而不倒。”
据徐锡伟介绍，全球在断裂带上建造大坝的地区、国家并不少。“比如我国台湾地震和活动断层的存在数量、活动程度，比云南地区还要强烈或者说处于同等的水平。日本也跟我们一样，断层很发育，经常发生大地震，这些地方能建水坝，我们为什么不能?”
针对1900年后三江流域的地震活动频度增强的说法，徐锡伟认为这是误解。“实际情况是，在1900年之前史料记载缺乏(很多地方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很多地震记载是缺失的。”
研究员蒋溥表示，大众存在的另一个误解是：把“怒江断裂”等同于怒江。一讲到“怒江断裂”，业外人士往往以为整个怒江就是一个断层，实际上并非如此。原先把靠怒江最近的一段叫怒江断裂，可能正好在西藏与云南交界的地方，沿江或靠江走了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后来又把和怒江断裂平行、延伸方向、构造上有一定联系或相近的断裂统称为“怒江断裂”或“怒江断裂系”，有几千公里，它在怒江周边，而不是怒江。这在行内是清楚的，但业外人士把怒江断裂和怒江一并而论也不足为怪。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怒江不存在发生汶川地震的地质环境、构造，主要的地震还是七级以下的中强地震。
从活动性来看，徐道一等专家认为，云南的“三江地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新构造运动的最剧烈活动地区，对此，研究员虢顺民则表示了不同看法。
虢顺民认为，要鉴定断裂的活动年代，才能确定断裂会不会发生地震，会发生多大的地震。一万年以来活动的断裂叫全新世断裂，大部分发生7.5级以上的地震；十万年以来的断裂叫做晚更新世的断裂，大部分发生七级和七级以下地震；十万年以前活动的断裂，在地震规范里不把它确定为活动断裂；百万年以来不活动的断裂叫老断裂，称前第四纪断裂，这种断裂几乎没有地震发生，更没有破坏性地震发生。
“我们得到怒江断裂的33个年龄数据，几乎全部是在十万年以前，不属于晚更新世以后的年代，只有一个在怒江的南端的光坡水电站，年龄数据是9.1万年，属于晚更新世早期的活动断裂，其他以北32个数据没有一个是活动的。根据我们断裂活动年代的标准，它不属于活动断裂。”虢顺民说。
中国水电水利规划总院地质勘测处处长朱建业对滑坡、泥石流等地灾对大坝的影响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水库蓄水后由于库水位变化和风浪作用，会发生一些小型滑坡和岸坡坍塌，但这是正常情况。至今已建的大中型水电站尚无因滑坡产生堰塞库区而影响电站运行的情况。
对“现有工程技术能否控制大地震、特大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灾害链的影响”这个问题，张博庭认为，紫平铺等遭受过强烈地震考验的水坝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紫坪铺不仅没有发生任何‘不堪设想的后果’，而且立了大功。紫坪铺水库形成的宽阔水面，为震后救灾提供了可靠的水路保障；震后不几天，紫坪铺水电站就率先恢复发电，为灾区的抢险救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水库的11亿库容，还成为当时危机四伏的众多堰塞湖的最后屏障，保障着整个成都平原免受堰塞湖溃决的洪水威胁。”
观点再交锋
对于张博庭等“挺坝派”的高调回应，徐道一和孙文鹏等“反坝派”是如何看待的?3月13日，《地球》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徐道一和孙文鹏，一见面，徐道一就对记者说：“你来得正巧，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作出回应。”
另一位老专家孙文鹏则直接抛出了反对观点。“怒江断裂带不是活动的，难道是死的?如果不是活动的，青藏高原为什么还在抬升?”孙文鹏激动地说：“他们讲根据同位素测量年龄，到底取了多少样，在哪里取的样?取的样有代表性没有?如果你取的是10万年以前的，旁边是10万年以后又错动的，取了没有?而且同位素测量很难证明一条断裂构造的年龄，我干了一辈子，从来不用同位素来测定断裂带的年龄。”
孙文鹏认为，真正科学的测量方法有三：一个是大地测量，一个是 GPS定位系统，第三是地震测量的资料，只有这些才能测出断裂带的真正深度。
同时，两位老专家也不赞同怒江断裂带是一条不连续的断裂带的观点。“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概念，断裂带不只一个破裂面，而是一组好多个破裂面，怒江断裂带是由主要的怒江断裂和一系列断裂面组成，他们说避开了，但是，活动断裂都要避开，深部和面上也是这样，看起来好像避开了，只要深部活动，面上也保不住。要证明整个一条断裂都是死断裂才行。”
“挺坝派”人士在回应时，曾以地质条件更复杂、更危险的金沙江作为怒江的比较对象，两位老专家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
“这是在转移焦点，我讲怒江，你跟我讲什么金沙江?我们要是早知道金沙江建大坝，我也会反对，但是现在金沙江的大坝已经建好了，只能保住这些没建的。”徐道一表示。
对“挺坝派”提出的修建大坝会把沿岸的地质灾害治理掉，孙文鹏认为，这是在“吹牛”、“开玩笑”。“水库的坝最高300米，岸高3000米，你能处理到3000米?”
据《地球》记者了解，按国家规定，对工程场地的地震安全性评价，需要研究坝址150公里范围内的地震活动情况和历史断层情况，150公里以外的则不用管。对此，徐道一和孙文鹏表示“规范是按照普遍情况来制定的，规范是不是适合怒江?我们认为不适合怒江，规范也是要修改变化的。国务院规定面粉里面原来可以加增白剂，现在不可以加了。这些规范都是要修改的。”
带着两位老专家的回应，4月16日，《地球》记者又来到了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他们说GPS才是科学的测量方法，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博庭表示，根据2008年第5期《中国科学》杂志上《基于GPS资料约束反演川滇地区主要断裂现今活动速率》的文章，位于滇西地区的38条主要断裂带中，怒江断裂是所有这些断裂中活动性最弱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滇西地区，怒江水坝遭遇大地震的风险最低。
对于两位老专家通过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来判断断裂带活动性的说法，张博庭也予以了反驳。他认为，只有逆冲断裂的地震，才能造成板块的地表向上抬升。逆冲断裂地震的典型特征是一侧的地表上升，和相对另一侧地表的下降，所以，由于怒江两侧的高山都在5000米，那么完全可以断定，怒江并没有发生过逆冲断裂地震。因此可以肯定，青藏高原的抬升不是受怒江断裂活动的作用，而一定是在怒江周围的其它断裂上发生的逆冲断裂地震的结果，所以怒江的两侧才会整体大幅度的上升。目前怒江两侧的高山基本同高的现实，恰恰说明，几万年来青藏高原不断抬升的原因，不可能是怒江断裂运动的结果。“这个结论也完全与我们GPS观测分析，以及实地勘探的结论相吻合。”张博庭说。
最后，张博庭还表示，鉴于地震科学的复杂性和当前的科技水平局限，有关地震危险性的评价，只能听从地震权威部门的意见，任何个人的学术观点，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而不可能作为工程的标准。“怒江也不能例外，我们只能依据国家提供的地震参数开展设计。目前我们怒江的设计参数都是经过了大量的地质勘探和国家专门地震科研机构的研究，以及权威部门的批准之后才确定的。”
怒江之争回顾
这次针对怒江地质问题的争论，并非首次。
2003年9月3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打响”了反对在怒江建设电站的“保卫怒江第一枪”。
会上，来自四川省地质局的总工程师范晓提出，三江并流地区地质环境非常不稳定。“根据历史的结构和地震地质的研究，这个地方的地震强度和频度都非常高，而且重复发生大地震的概率非常高。它也是我国地质灾害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高发的地区，这对大坝是很严重的威胁。”
然而，他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彼时，挺坝派和反坝派的争论焦点还多集中在生态移民问题上，这也是怒江水电开发引发的第一次大争论。
会议上，包括5名院士在内的27位专家指出，怒江是我国目前仅存的两条未被规模开发的大河之一(另一条为雅鲁藏布江)，为我国乃至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种基因库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其潜在的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可估量。为使怒江流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原始生态环境相对完整的生态河流，不宜在此开发水电。
反坝派认为，即使从经济角度来看，开发水电也不是怒江州脱贫的惟一选择。保留好生态环境，开发旅游产业未尝不可。而从移民角度看，修建大坝最后的受益者也不一定是当地农民，如果处理不当，移民就地后靠，不仅会使农民丧失地力较好的耕地资源，而且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加剧当地的贫困化。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挺坝派认为，怒江早已不是什么原生态河流。不仅怒江支流建有许多水电站，怒江上游干流西藏自治区境内，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建有“比如水电站”，而在其下游缅甸国境内(称萨尔温江)也有大山电站。开发水电不仅影响生态环境较少，在一些方面还能促进生态保护。对怒江来说，解决几十万人脱贫问题，水电开发是最佳选择。
这次会议后，反坝派和挺坝派的争论全面展开。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在各种会议、论坛上，两方人士各执己见，针锋相对。
激烈的争论引起了中央注意。2004年2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对规划作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此后，怒江总体规划和环评均未获国家认可。
有专家评论说，民间环保组织在此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巨大。民间环保组织影响了公共事件的政府决策，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时至今日，尽管两方在生态移民问题上仍未达成彻底一致，但这方面的争论早已不如先前激烈。如今，几位老专家上书国务院，直陈大规模开发怒江可能带来地质风险，似乎已将争论焦点从生态影响交锋带入到地质安全问题的研讨阶段。
八年论战
这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以至于引起如此大的争论?
据了解，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又称潞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经怒江州、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怒江与澜沧江、金沙江并行奔流数百千米而不交汇，形成壮丽的自然奇观，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地。怒江全长3240公里，中国部分2013公里，云南段长650公里；总流域面积32.5万平方公里，中国部分13.78万平方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全长742公里，天然落差1578米，水能十分丰富，是我国水电开发资源极为优越的河流，也是我国上世纪80 年代即确定的水电基地之一。
1999年，国家发改委根据我国的能源现状以及有关人大代表的呼吁，决定“用合乎程序的办法对怒江进行开发”。于是拨出资金，由水利水电规划总院牵头，用招标的方式确定了两家设计单位——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由这两家设计院对怒江中下游云南境内的水电开发进行规划。
经三年多的努力，2003年8月14日，国家发改委主持评审了水电勘测设计单位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规划以松塔和马吉为龙头水库，丙中洛、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等组成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全梯级总装机容量达2132万千瓦，比三峡工程182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还要大，年发电量1029.6亿千瓦时，是三峡年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的1.215倍，而工程静态总投资仅896.46亿元。
规划中的电站大部分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对于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的怒江地区来说，电站开发无疑是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机遇。电站如果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创造产值300多亿元，创造税收80多亿元，按每度电创造国民生产总值5元计算，可增创国民生产总值5000多亿元。
在国家发改委主持评审《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2003年8月14日)之前，围绕着电站的各项前期工作早已紧锣密鼓地推开。2003年3月14日，华电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2003年6月14日，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组建；2003年7月18日，云南华电怒江六库电站挂牌成立。按照规划，2003年内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
然而，摩拳擦掌的建设者们没有想到，已有一道大难题摆在他们面前。
在2003年8月14日的审查会上，国家环保部门提出，2003年9月1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就要正式实施，要求大型电站规划必须专门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鉴于怒江水电开发的规模和与《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日期的临近，要求专题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这个要求使怒江电站的批复不得不延后。
但2005年，怒江电站延后的建设似乎有了转折。当年7月，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有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家宝回京后，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
尽管如此，怒江电站仍然在争论中徘徊着。这一徘徊就是8年。或许，还会更长。
口水仗
很少有一条河流能像怒江这样，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
除了怒江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另一个原因是，卷入争论的人员太多、太广泛，有院士，有专家学者，有社会知名人士，有政府官员，还有环保人士等。‘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绿色环保组织绿家园的创办人汪永晨等都卷入其中。
围绕着怒江电站建还是不建，大家争论不休。而相比学术观点上的争论，期间的口水仗也吸引了不少眼球。
2005年4月8日下午，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在云南大学演讲时公开表示：“他们这些‘环保人士’都称是NGO，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组织的钱，像这样的还能不能算NGO，我觉得可以商榷。”
方舟子指责部分民间环保人士、组织是伪环保。而民间环保组织者则向媒体透露，方舟子、司马南等人此前赴怒江考察的经费来源于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下属的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影射方舟子动机不纯。
实际上，在今年这次以地质问题为焦点的交锋中，部分争论也已脱离学术范围。
张博庭在文章中称徐道一为“地震大仙”，并质疑对方动机是在炒作，同时表示“不排除是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记者利用老专家退休以后的失落感，拿他们的身份和意见故意炒作”。
徐道一和孙文鹏在接受《地球》记者采访时，也曾含蓄地向记者表达了一个质疑：部分“挺坝”的地质专家因为做了水利项目而没有说实话。
在口水仗的背后，隐隐约约透露出各方利益的博弈。在这利益制造出的重重迷雾后，缺少专业知识的普通大众，要想判断怒江电站到底该不该建，真的很难。
一位接受了记者采访却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有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适合’或者‘不适合’之说。如果这个地方地质不稳定，那我增加投入，肯定能提高抗震能力。但是反过来说，是不是提高了抗震能力就一定不出事?这么说又有问题了，如果这个地方几百年、几万年真的没有发生破坏性地震呢?那不建是不是不对?”
“对普通百姓来说，要多查资料，多了解知识再去网上发言；对专家学者来说，要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对媒体记者来说，不能有倾向，各方观点都要摆出来；对政府官员来说，多听听专家意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对待怒江这样影响巨大的工程，一定要科学论证，慎重决策。”
截至记者发稿时，关于怒江开发的学术争议仍在热烈地进行，硝烟正浓。《地球》将继续追踪“战况”的进展，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