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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人”给我说这件事的时候，神情严肃而凝重，好像我要去赴汤蹈火似的。我向他承诺：你放心，我不会搞砸的。“线人”的眉毛舒展了，他握住我的手说，放心了，你办事的能力我是知道的。
春意稠浓的晌午，我来到了凤山县南堡镇凤凰村小学。校园里很宁静，只有孩子们的读书声在流淌，涌动的读书声给宁静的景致、清爽的氛围增添了几分肃穆。我在校园里走动了一圈，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就出来了。事先，我已作了了解。有三个村的学生到凤凰小学来读书。这是一所完全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师生总共不到二百人。我在副校长办公室门口踌躇了一刻，还是决然地离开了。我已得知，这个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叫黄永峰，三十五六岁。我想象过他的样子：瘦高个子，长型脸，眼睛细细的，狡黠的眼神中透着傲慢，说话的音调反常的绵软，脸上挂着虚情假意的笑容。在十四个教师中，他的口碑最好。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有亲和力，他的和善不只是流露在温和的语调上，更像蜜一样均匀地抹在他的为人处世中，正因为这样，他赢得了教师们的人心——尤其是那八个女教师，一旦说起她们的黄校长黄主任，好像今生没有得到他那样的丈夫是最大的遗憾——我逐个采访了教师之后，站立在我的采访笔记中的、被他的同事描绘的黄永峰，是一个人格道德比较完美的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教师。
当我对黄永峰作了外围采访之后，我对“线人”提供的线索反而有了怀疑——他提供的事实是真的吗？无论怎么说，我不能只相信一面之词。我会把这件事进行到底的。即使公安局不介入，我也有责任弄清真相。我做了三十年记者，尤其是做“特稿部”记者的时候，好几个疑案、难案都被我剖出了真相。不过，那时候我确实年轻，勇猛得不知水深浅，只要水底有东西，就扑下去打捞;那时候，我无视头上的紧箍咒，不那么世俗，更不世故。当有人把子弹壳寄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拿出来当口哨吹;就是被人打倒在黑灯瞎火的省城小巷里，我也没有恐惧过，从医院里出来，又去采访了。每一次，通过我的笔伸张了正义，亮出了真相，我比当上了市长、省长还荣耀。其实，我接手的这个案子和那些杀人案、巨大的腐败案相比，简直是毛毛雨。那时候我毕竟年轻不说，脚底下没有多少羁绊，可是，现在，我已经无法找回当年的心境和勇气了。这就是“线人”把这件事告诉我几个月，我迟迟没有动身的原因。
我沒有去凤凰村村委会。按照“线人”提供的信息，我径直走进了凤凰村马王庄。这个村子里的人大都姓马或姓王，我要找的是一个叫做马世先的老人。
和许多农村一样，马王庄也是空荡荡的，一走进街道，庞大的寂静触手可及。这寂静是由空无一人的水泥街道、整齐划一的大瓦房、家家紧闭的红色大铁门以及无遮无拦的太阳光组成的。舒舒坦坦的寂静十分公平地分布在街道上的角角落落里。春光荡漾的村庄因为寂静而显露出的一副呆滞相，使我觉得压抑。我的脚步声穿过这寂静，从街道上走过去，显得格外粗糙，格外明朗。我一连敲了三家院门，没人应答。是家里没有人，还是不愿意开门？我有点茫然。
我不知道马世先是哪一家，站在街道上盲目地等待有人出现。不知等了多长时间，一个老太婆从一家院门里出来了。我按照她的指点，走到了街道东头，推开了马世先老人的大铁门。
院子里，一个老头子和老太婆正在剥玉米棒。老头子七十多岁了，精廋，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的脸上没有表情——麻木而疲惫。这老头子就是马世先。我说出了“线人”的名字，我说是从他那里知道老人的名字的。老人那青筋毕露的双手握住玉米棒不动了，他停了一瞬，放下玉米棒，进屋去给我倒水。我环视了院子一周。大瓦房是崭新的，院子里很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一看就知道，这一家人的日子并不穷困。我喝了一口老人递来的水，开始和他拉家常。老人告诉我，他的两个女儿已出嫁，儿子和儿媳长年在广州打工，过春节时回来几天，大孙子在县城读高中。孙女儿在淡水村小学读六年级。他一提到孙女儿正好使我有了开口的地方。
“孙女儿是不是叫马婉晴？”
“噢，就是。”老头子眼睛睁了睁，十分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你咋知道娃的名字的？”
我说是线人告诉我的，我说：“你咋不叫娃在凤凰村小学读书，却要舍近求远？”
老人叹息了一声，垂下了头。老人的叹息带着忧伤的斑痕。我的目光中是他秃了的顶和老旧的皮肤，是他搭在腿膝盖上的两条无奈的手臂。这时候，老太婆开了口：“娃呀，你不要问这件事了，你一问，老头子就伤心。”沉默。庞大的沉默如同太阳光一样充塞在农家小院里，老人粗重的喘气声似乎穿不过厚重的沉默，在他的耳旁回旋。凭着做新闻的敏感，我觉得“线人”提供的事实肯定没有一点儿假。老人的一声叹息，一个词语，一个表情，使我内心产生了共鸣，他肯定有难言之隐，有巨大的忧伤，有无法诉说的冤屈。从老人表情上映现出的内心活动和“线人”提供的事实有相通之处。虽然，事实的真相也许依旧在老人心中堆积着，随着他的脑细胞的活跃而翻转，可是，我已经坚定了对“线人”的信赖。不必顾及教师们对黄永峰的赞誉，好的记者要尊重事实。事实将剥去所有的美言或恶语。
“马叔，我能帮你吗？”我亮明了身份。我这么一说，老人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老人摇了摇头。从老人摇动的脑袋上，我能窥视到他悬着的心——既犹豫不决，又渴望真相大白。
我给马世先老人说，“线人”已经给我把基本事实说清了，现在，就需要你们出面，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陈述给我。媒体一旦披露了，公安局就要立案侦察。马世先老人说，不了，不了，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不再提了。如果能告，我们当时就告了。把这事又提起来，一家人不得安然。黄连再苦，我们也会咽下去的，这个亏我们吃定了。我说，这不是吃亏与不吃亏的事。我们都不说这事，都不言传，放过坏人，也许，他还会继续害人的。马世先老人抬起头来，仿佛对着天空说，不是我们要放过他，我们不敢，我们害怕。老人将目光挂在远处，剥玉米棒的双手迟钝了，缓慢了;他似乎在按捺着流动的血液与勇气，似乎又想放飞愤怒和忧伤。他收回目光说，我看你是个好人，我就给你实话说，受害的不只是我们，这个村子里，王运来的孙女儿，马兴旺的孙女儿，还有来大才的孙女儿，五六个女娃娃。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一个人敢言传。不信？你去问，没有人承认有这事。马世先老人这么一说，我有点吃惊了。“线人”没有给我提供这么多人数，也许，“线人”只知道马世先家的事，不是故意没有提供其他人。假如说，马世先老人说的全是真的，这就足以证明，他们这几家的家长是相互知道孩子们受害的事情的，只是都不说，都沉默了。这种事，只有受害人说出来，才能得到证据，受害人不说，或者不承认，就无法起诉，无法惩治坏人，更不能报道了。我说，马叔，你们都不说，罪犯就会逃脱;你们都说出来，罪犯就会被送上法庭。老人说，不是我们不说，你随便去问一家，看他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承认了，我马世先也就承认了。既然老人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找老人所说的那几家人。 我在村子的另一条街道上找到了王运来的家。王老人比马世先年轻三两岁，很胖，中等个子。他的一条腿是僵硬的，一看就知道，是脑溢血后遗症。老人精神萎靡，说话慢吞吞的。老人和我交谈，个别字咬不准，但思维很清晰。我说我是记者，到村里来随便看看，了解一下农民生活的状况。老人一听，我是省城里的记者，叫他的老伴给我泡茶递烟。和马世先家的状况差不多，老人也是住的大瓦房，他说儿子和儿媳也是在外地打工。我问他几个孙子，他说，一个孙子，跟着他爸在西水市读初中，孙女儿读小学。我故意问他，孙女儿是不是在凤凰小学读书？老人说，没有，在她的舅家。我说，舅家在什么地方？老人说，在眉邬县齐镇。我说，是不是去年从凤凰小学转到眉邬县的？我是冒猜哩。老人沉默了。院子里沉默了。沉闷的亮度和深度和我在马世先老人家里领略到的，几乎是一样的。我很尴尬地抿了一口水。为了打破这窘迫，我无话找话说，我说王叔，你的身体咋样？老人只吐出了三个字：还可以。我问他：孙女儿常回来看你们吗？老人摇了摇头。我用地道的关中西府话说，听说，你那孙女儿长得很乖（漂亮），圆脸，大眼睛。老人的目光里流露着敌意：你听谁说的？我说，我说错了，得是？老人没有吭声。我大着胆子说，听说，你家孙女儿在学校里出了点事，才转学了。老人一听，把屁股下的凳子向我跟前挪了挪，脸沉下来问我：你听谁说的？我孙女出啥事了？我知道，再说下去，老人会立时翻了脸，或者用手中的拐杖劈头打过来。我急忙改了口：听村子里人说，娃在学校里和同学吵了一次嘴，就不上学去了。我这么一说，老人这才吁了一口：噢，娃和她爸一样，脾气直，眼睛里不揉沙子。我赶紧接上话茬：孩子自尊心强是好事，不是坏事。换个学校也好。又是一阵沉默。巨大的沉默压迫着我和老人。沉默的气氛像淋雨一样白茫茫地挂在眼前。院子里的沉寂好像一张网，网住了房屋、树木、农具，网住了眼睛所能看到的所有事物，我试图从网中突围，试图打破这压抑。当我再次提到老人的孙女儿时，老人即刻岔开了话题，好像我要在他的痛处挖。老人用目光推拒我。谈话无法再进行下去。我知趣地走了。
我不甘心自己采访的失败。吃过中午饭，我到凤凰村的另一个村民小组去找叫来大才的老人。
老人的家在第三村民小组。他也是七十岁上下的年龄，在二十多年前当过凤凰村的村支书，说话很爽快。他的房间里供着佛像，香炉里的一炷香放着香气。他一见我，就双手合十，头点了点，一副信徒的样子。我不再繞圈子，开门见山：你的孙女儿是不是去年从凤凰小学转走的？来大才说，是的，是的。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转学，你恐怕是清楚的。来大才说，是的，是的。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来大才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报应，全是报应。我当村支书那几年，形势和现在不一样，每年要收农民的提留款，果园税，辣椒税，收农民钱的名目多。也怪我，太认真，抬过农民的缝纫机，拉过村里人的牛，上楼去装过人家的粮食。五队一个叫李改霞的女人确实是因为交不起提留款，喝了农药。一条命呀。我现在才知道造孽了，是我造的孽。还有……他确实是在真诚地忏悔。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庞上充盈着粗糙的痛苦，他的言语中，自责和内疚，雨点一样向下淋。我打断了他：那时候的政策和现在不一样，你不要太自责。他说，不，那是报应，那时候，我还不相信有报应，我现在信了。人在做事，天在看。是佛这么说的。我说，老来叔，过去的事你就别想太多了。你能不能把你孙女儿的事给我说一说。来大才苦笑一声：不说了，不说了;那是对我的惩罚，对来家的惩罚。我的罪我领了。还说啥？你是记者，我才给你这么说，上面来的干部，问啥我都不说。拿别人的罪恶来惩罚自己，或者说来抵消自己的过错，这是佛的旨意吗？老头子怎么会这样？可是，我无法改变他，也没有任何可能叫他说出真相。老人走到佛像跟前，上了三炷香，伫立不动了。我又失败而归。
我还是硬着头皮，走访了六家。虽然，一无所获，我终究知道了，这些农民，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为谁而沉默。马兴旺老人的话等于道出了这六家人不愿说出真相的原因：黄永峰的表哥是凤山县公安局的现任局长，黄永峰的岳父曾经担任过凤山县的副县长;黄永峰的三舅是现任的县教育局的局长。后来，我还得知，黄永峰身处凤山县乃至西水市的官场网络中，他的近亲或远亲中，在西水市担任处级干部的有两人;在凤山县担任县级领导的有两人，担任局（部）正副科级的有五人。在此之前，我作过一个调查，不要说凤山县，在西水市的九县三区官场中，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亲属网，父亲是县（处）级，儿子、儿媳或女儿、女婿就是正科级或副科级;其七姑八姨，都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父亲从县（处）级退下来，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很快就接上。我明白了，牵出一个黄永峰，等于牵动了整个凤山县的官场。难怪，这些农民都默不作声，都不语了，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的恐惧不只是来自内心，也是来自必须面对的现实。
按照“线人”提供的线索，我去凤山县医院查到了一年前县医院妇科给马婉晴开的诊断证明。我将诊断证明复印了一份，再次去找马世先老人。
这一次，我没有绕圈子，见到了马世先老人，我将复印的诊断证明拿出来了。马世先老人垂下了头，太阳的光束在他的秃顶上。等他抬起头来时已经老泪纵横了。老人不再装作无动于衷，不再装作事不关己，不再装作心如死灰。他的心动了。他将事情的经过给我陈诉了一遍——
马世先和老伴发觉，孙女儿从学校回来后不像往常那样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而是沉默寡言，呆呆地坐在房间里，不看书，也不做作业，而且，在睡梦中偷偷地哭泣。马世先和老伴问孙女儿是咋回事。孙女儿一句话也不说。追问的话语多了，孙女儿就说她要喝农药。几天以后，孙女儿脸色发白，饭量也减少了。马世先的老伴还发觉，孙女儿走起路来，腿一夹一夹，好像什么地方受了伤。当马世先的老伴抹下孙女的内裤看时，发觉内裤上有血斑。老伴以为孙女儿来了例假。又一想，孙女儿才十一岁，不可能这么早来例假。老两口更加疑虑了，可是，孙女儿死活不说是咋回事。几天以后，孙女儿给马世先和他的老伴说，她不想读书了。马世先的老伴再次问孙女儿时，孙女儿扑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了。孙女儿一边哭，一边给爷爷和奶奶说了黄永峰强奸她的经过。黄永峰第一次得手之后，就有了以后的好多次。马婉晴告诉马世先，她们班上，有五六个女孩儿被黄永峰叫到房间里那样过。马世先一听，掂起一把镰刀要和黄永峰去拼命，老伴和马婉晴死死地抱住了马世先。马世先和老伴领着马婉晴去凤山县医院妇科检查，诊断证明上写得很清楚：处女膜破损。会阴处有陈旧撕裂性伤痕。马婉晴的父母从广州回来了。她的爸爸同样提着刀要去杀黄永峰。他比马世先更愤怒，更鲁莽，一心想给女儿讨公道。愤怒的爸爸被妈妈拦住了。他们冷静下来，前思后想，这么一闹，只能伤了自己，黄永峰会毫发无损。他们选择了沉默不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痛哭了一场。马婉晴转学了。激愤、痛恨过后，一家人反常地清醒：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等于出卖了马婉晴的清白。况且，这已经是事情发生的半月以后，仅有这张诊断证明就能说明是黄永峰干的？黄永峰死不承认，有什么办法？证据在哪里？拿什么证据证明是黄永峰强奸了马婉晴？马世先也试图联合被黄永峰糟蹋了的那几个女孩儿的爷爷，共同去告黄永峰，可是，那几家的家长都选择了沉默不语，他能不沉默吗？ 情节和性质都这么恶劣的奸污幼女案不能就如此了断。可是，连受害者的家长都不敢站出来，我怎么披露这件事的经过呢？怎么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呢？回到报社，我把这次采访的经过，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字的相当于“内参”的材料递到了我们的郑社长面前。郑社长当着我面翻了翻说，达诺，你放在这里，我回头细看。
一个月过去了，两月过去了。期间，我几次去问郑社长，这个稿子咋处理？郑社长说他正派其他人去进一步核实。郑社长给我说，这件事，你就不要再过问了。我咋能不过问呢？我不过问，等于我容忍了这个禽兽不如的黄永峰，等于我和他是一丘之貉。做了三十年记者，我还没干过这种有悖职业道德、有悖良心的事。容忍恶行，就是和恶行同行。
那天，我正准备去找郑社长，和他摊开说马婉晴等六个女孩儿被黄永峰奸污之事。郑社长打来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
到了郑社长的办公室，我一看，郑社长满面春风，他给我说，有两件喜事等着我，一件事是，我被列为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的候选人;第二件事是，报社只有一个三级正高的名额，社委会研究，准备给我。把你的四级变为三级，郑社长特别强调，是省劳动保障厅职称办的黄主任点名把这个名额给我的。郑主任好像不经意地告诉我，黄主任是凤山县黄家人。其实，我听得出，郑社长的言外之音：这个黄主任和黄永峰有血缘关系，是同一宗族。当时，我未加思索，就说，谢谢郑社长。喝了一口茶，我问起了黄永峰奸污六名幼女的案子，郑社长郑重其事地说，这件事就算了。我从你的材料中看得出来，说黄永峰奸污幼女，证据不足，至关重要的是，人家凤山县公安局至今未立案，咱们作为一名记者，不能过早地干预，更不能错误地干预，等公安机关立案侦察清楚之后再报道也不迟。你把电脑中有关这方面的采访资料全部销毁掉。这怎么行呢？我随口而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郑社长说，是社委会的决定，也是西水市委宣传部、凤山县委宣传部的意见。市、县宣传部的领导分别打过两次电话，而且派专人来和我谈过这件事，凤山县委宣传部还答应，在咱们报上做两个专版，一个版给18万。交换！又是一次金钱和正义的交换。凤山县用钱“灭火”，灭了道义，灭了真相，报社得了好处。这是报社一贯的做法。不！我不能隐瞒真相。我不能助纣为虐。我忘记了我的身份地位，忘记了年龄，面对郑社长，大喊大叫：不！郑社长，咱们不能这样做！咱们不能掩埋真相，不能沉默不语。郑社长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说，达诺，你都是老记者了。这些年来，为《秦风报》没有少出力，可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和地位，这一次，机会来了，你不想要了？我没有想到，郑社长会把这个案件和我个人的利益挂钩。我一时竟然懵了。郑社长说，你去吧，你去冷静地想一想。我还想什么？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我要挟。流氓！我在心里骂道，郑宏谦这个政治流氓！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不要说拿职称，他们会想办法把我踢出报社的;如果，我答应了他们，等于我拿良心、人格做了一次肮脏的交易。我坐在书房里前思后想，一连抽了好几支烟。违背良心，违背意志，是很痛苦的选择。我违心地说服自己：你即使不答应他们，他们照旧不采纳你的稿件，还会给你扣上一顶违犯新闻纪律的帽子。况且，这个案子，不是我一个人能澄清的。话语权在他们手中。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一只虱子，连虱子也不如。假如我背着报社越级上访，结果会如何呢？也许，他们会采取更卑劣的手段，将我抹黑，或者，给我罗列罪名，将我搞臭。更可怕的是，我的生命随时有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十年前，我的同事梁宏雷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西水市黑社会受某公安局长保护的特稿，无缘无故地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民间流传，梁宏雷被暗杀了，可是，至今连尸首也没有找到。我越想越害怕。假如我也选择沉默不语呢？这样做，我连我自己也瞧不起。你是个懦夫，胆小鬼。你为了保全你自己，不敢说实话，不敢说真话。你卑鄙，太卑鄙了！我咒骂自己，我鄙视自己，我把钢笔抛出了窗外……
幾年过去了。我一旦想起凤凰村几个受害的女孩子，我为自己当时的沉默不语而羞耻，而自责，而内疚。你是卑鄙的——我一想起当年的沉默不语，就十分痛苦，自己连自己也瞧不起。在这几年里，我没有去过一次凤山县，那是我的伤心之地，是我人生中的“滑铁卢”。我知道，这个案子，如果我不再去追究，没有人会再去过问的。这几年，我的良心一直在受苦。再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我想，我在退休前，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案子查清楚。我已渐入老境，到了这把年纪，我不说实话不说真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人老了，应当没有什么心里重负，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只想用行动来弥补当年的过失。
几年以后，当我到凤山县后才得知，这六个女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我还听说，马世先老人临去世前拉着马婉晴的手说，报社那个叫达诺的记者是个好人，他要是再来找家里人，你就给他说，我爷爷叫他忘了那件事。我们不能连累达记者。马世先老人的遗愿是：把他的尸体和真相一起埋藏了。我一听，觉得取证更难了。受害的六名孩子都十五六岁了，她们更不愿意揭伤疤，她们宁愿背负着心灵上的十字架“体面”地活着，也不愿叫名字沾上“灰尘”。她们的悲哀在血液中。我真没有想到，时间会将事情的面貌改变成这样。
在县教育局，接待我的是新上任的局长黄高峰，他是黄永峰的远房堂弟。他告诉我，堂兄黄永峰已升为凤山县副县长。我一听，一句话也没有多说，离开了县教育局。
我来到了凤凰村。当年的凤凰村小学已撤销了。校园的大铁门锈迹斑斑。铁门上吊着一把冷漠的大锁。空旷的三层教学楼空旷地对望着广袤的田野。站在校园门外，我注视着空荡荡的校园，沉默不语。
春意稠浓的晌午，我来到了凤山县南堡镇凤凰村小学。校园里很宁静，只有孩子们的读书声在流淌，涌动的读书声给宁静的景致、清爽的氛围增添了几分肃穆。我在校园里走动了一圈，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就出来了。事先，我已作了了解。有三个村的学生到凤凰小学来读书。这是一所完全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师生总共不到二百人。我在副校长办公室门口踌躇了一刻，还是决然地离开了。我已得知，这个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叫黄永峰，三十五六岁。我想象过他的样子：瘦高个子，长型脸，眼睛细细的，狡黠的眼神中透着傲慢，说话的音调反常的绵软，脸上挂着虚情假意的笑容。在十四个教师中，他的口碑最好。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有亲和力，他的和善不只是流露在温和的语调上，更像蜜一样均匀地抹在他的为人处世中，正因为这样，他赢得了教师们的人心——尤其是那八个女教师，一旦说起她们的黄校长黄主任，好像今生没有得到他那样的丈夫是最大的遗憾——我逐个采访了教师之后，站立在我的采访笔记中的、被他的同事描绘的黄永峰，是一个人格道德比较完美的人，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教师。
当我对黄永峰作了外围采访之后，我对“线人”提供的线索反而有了怀疑——他提供的事实是真的吗？无论怎么说，我不能只相信一面之词。我会把这件事进行到底的。即使公安局不介入，我也有责任弄清真相。我做了三十年记者，尤其是做“特稿部”记者的时候，好几个疑案、难案都被我剖出了真相。不过，那时候我确实年轻，勇猛得不知水深浅，只要水底有东西，就扑下去打捞;那时候，我无视头上的紧箍咒，不那么世俗，更不世故。当有人把子弹壳寄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拿出来当口哨吹;就是被人打倒在黑灯瞎火的省城小巷里，我也没有恐惧过，从医院里出来，又去采访了。每一次，通过我的笔伸张了正义，亮出了真相，我比当上了市长、省长还荣耀。其实，我接手的这个案子和那些杀人案、巨大的腐败案相比，简直是毛毛雨。那时候我毕竟年轻不说，脚底下没有多少羁绊，可是，现在，我已经无法找回当年的心境和勇气了。这就是“线人”把这件事告诉我几个月，我迟迟没有动身的原因。
我沒有去凤凰村村委会。按照“线人”提供的信息，我径直走进了凤凰村马王庄。这个村子里的人大都姓马或姓王，我要找的是一个叫做马世先的老人。
和许多农村一样，马王庄也是空荡荡的，一走进街道，庞大的寂静触手可及。这寂静是由空无一人的水泥街道、整齐划一的大瓦房、家家紧闭的红色大铁门以及无遮无拦的太阳光组成的。舒舒坦坦的寂静十分公平地分布在街道上的角角落落里。春光荡漾的村庄因为寂静而显露出的一副呆滞相，使我觉得压抑。我的脚步声穿过这寂静，从街道上走过去，显得格外粗糙，格外明朗。我一连敲了三家院门，没人应答。是家里没有人，还是不愿意开门？我有点茫然。
我不知道马世先是哪一家，站在街道上盲目地等待有人出现。不知等了多长时间，一个老太婆从一家院门里出来了。我按照她的指点，走到了街道东头，推开了马世先老人的大铁门。
院子里，一个老头子和老太婆正在剥玉米棒。老头子七十多岁了，精廋，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的脸上没有表情——麻木而疲惫。这老头子就是马世先。我说出了“线人”的名字，我说是从他那里知道老人的名字的。老人那青筋毕露的双手握住玉米棒不动了，他停了一瞬，放下玉米棒，进屋去给我倒水。我环视了院子一周。大瓦房是崭新的，院子里很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一看就知道，这一家人的日子并不穷困。我喝了一口老人递来的水，开始和他拉家常。老人告诉我，他的两个女儿已出嫁，儿子和儿媳长年在广州打工，过春节时回来几天，大孙子在县城读高中。孙女儿在淡水村小学读六年级。他一提到孙女儿正好使我有了开口的地方。
“孙女儿是不是叫马婉晴？”
“噢，就是。”老头子眼睛睁了睁，十分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你咋知道娃的名字的？”
我说是线人告诉我的，我说：“你咋不叫娃在凤凰村小学读书，却要舍近求远？”
老人叹息了一声，垂下了头。老人的叹息带着忧伤的斑痕。我的目光中是他秃了的顶和老旧的皮肤，是他搭在腿膝盖上的两条无奈的手臂。这时候，老太婆开了口：“娃呀，你不要问这件事了，你一问，老头子就伤心。”沉默。庞大的沉默如同太阳光一样充塞在农家小院里，老人粗重的喘气声似乎穿不过厚重的沉默，在他的耳旁回旋。凭着做新闻的敏感，我觉得“线人”提供的事实肯定没有一点儿假。老人的一声叹息，一个词语，一个表情，使我内心产生了共鸣，他肯定有难言之隐，有巨大的忧伤，有无法诉说的冤屈。从老人表情上映现出的内心活动和“线人”提供的事实有相通之处。虽然，事实的真相也许依旧在老人心中堆积着，随着他的脑细胞的活跃而翻转，可是，我已经坚定了对“线人”的信赖。不必顾及教师们对黄永峰的赞誉，好的记者要尊重事实。事实将剥去所有的美言或恶语。
“马叔，我能帮你吗？”我亮明了身份。我这么一说，老人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老人摇了摇头。从老人摇动的脑袋上，我能窥视到他悬着的心——既犹豫不决，又渴望真相大白。
我给马世先老人说，“线人”已经给我把基本事实说清了，现在，就需要你们出面，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陈述给我。媒体一旦披露了，公安局就要立案侦察。马世先老人说，不了，不了，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不再提了。如果能告，我们当时就告了。把这事又提起来，一家人不得安然。黄连再苦，我们也会咽下去的，这个亏我们吃定了。我说，这不是吃亏与不吃亏的事。我们都不说这事，都不言传，放过坏人，也许，他还会继续害人的。马世先老人抬起头来，仿佛对着天空说，不是我们要放过他，我们不敢，我们害怕。老人将目光挂在远处，剥玉米棒的双手迟钝了，缓慢了;他似乎在按捺着流动的血液与勇气，似乎又想放飞愤怒和忧伤。他收回目光说，我看你是个好人，我就给你实话说，受害的不只是我们，这个村子里，王运来的孙女儿，马兴旺的孙女儿，还有来大才的孙女儿，五六个女娃娃。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一个人敢言传。不信？你去问，没有人承认有这事。马世先老人这么一说，我有点吃惊了。“线人”没有给我提供这么多人数，也许，“线人”只知道马世先家的事，不是故意没有提供其他人。假如说，马世先老人说的全是真的，这就足以证明，他们这几家的家长是相互知道孩子们受害的事情的，只是都不说，都沉默了。这种事，只有受害人说出来，才能得到证据，受害人不说，或者不承认，就无法起诉，无法惩治坏人，更不能报道了。我说，马叔，你们都不说，罪犯就会逃脱;你们都说出来，罪犯就会被送上法庭。老人说，不是我们不说，你随便去问一家，看他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承认了，我马世先也就承认了。既然老人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找老人所说的那几家人。 我在村子的另一条街道上找到了王运来的家。王老人比马世先年轻三两岁，很胖，中等个子。他的一条腿是僵硬的，一看就知道，是脑溢血后遗症。老人精神萎靡，说话慢吞吞的。老人和我交谈，个别字咬不准，但思维很清晰。我说我是记者，到村里来随便看看，了解一下农民生活的状况。老人一听，我是省城里的记者，叫他的老伴给我泡茶递烟。和马世先家的状况差不多，老人也是住的大瓦房，他说儿子和儿媳也是在外地打工。我问他几个孙子，他说，一个孙子，跟着他爸在西水市读初中，孙女儿读小学。我故意问他，孙女儿是不是在凤凰小学读书？老人说，没有，在她的舅家。我说，舅家在什么地方？老人说，在眉邬县齐镇。我说，是不是去年从凤凰小学转到眉邬县的？我是冒猜哩。老人沉默了。院子里沉默了。沉闷的亮度和深度和我在马世先老人家里领略到的，几乎是一样的。我很尴尬地抿了一口水。为了打破这窘迫，我无话找话说，我说王叔，你的身体咋样？老人只吐出了三个字：还可以。我问他：孙女儿常回来看你们吗？老人摇了摇头。我用地道的关中西府话说，听说，你那孙女儿长得很乖（漂亮），圆脸，大眼睛。老人的目光里流露着敌意：你听谁说的？我说，我说错了，得是？老人没有吭声。我大着胆子说，听说，你家孙女儿在学校里出了点事，才转学了。老人一听，把屁股下的凳子向我跟前挪了挪，脸沉下来问我：你听谁说的？我孙女出啥事了？我知道，再说下去，老人会立时翻了脸，或者用手中的拐杖劈头打过来。我急忙改了口：听村子里人说，娃在学校里和同学吵了一次嘴，就不上学去了。我这么一说，老人这才吁了一口：噢，娃和她爸一样，脾气直，眼睛里不揉沙子。我赶紧接上话茬：孩子自尊心强是好事，不是坏事。换个学校也好。又是一阵沉默。巨大的沉默压迫着我和老人。沉默的气氛像淋雨一样白茫茫地挂在眼前。院子里的沉寂好像一张网，网住了房屋、树木、农具，网住了眼睛所能看到的所有事物，我试图从网中突围，试图打破这压抑。当我再次提到老人的孙女儿时，老人即刻岔开了话题，好像我要在他的痛处挖。老人用目光推拒我。谈话无法再进行下去。我知趣地走了。
我不甘心自己采访的失败。吃过中午饭，我到凤凰村的另一个村民小组去找叫来大才的老人。
老人的家在第三村民小组。他也是七十岁上下的年龄，在二十多年前当过凤凰村的村支书，说话很爽快。他的房间里供着佛像，香炉里的一炷香放着香气。他一见我，就双手合十，头点了点，一副信徒的样子。我不再繞圈子，开门见山：你的孙女儿是不是去年从凤凰小学转走的？来大才说，是的，是的。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转学，你恐怕是清楚的。来大才说，是的，是的。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来大才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报应，全是报应。我当村支书那几年，形势和现在不一样，每年要收农民的提留款，果园税，辣椒税，收农民钱的名目多。也怪我，太认真，抬过农民的缝纫机，拉过村里人的牛，上楼去装过人家的粮食。五队一个叫李改霞的女人确实是因为交不起提留款，喝了农药。一条命呀。我现在才知道造孽了，是我造的孽。还有……他确实是在真诚地忏悔。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庞上充盈着粗糙的痛苦，他的言语中，自责和内疚，雨点一样向下淋。我打断了他：那时候的政策和现在不一样，你不要太自责。他说，不，那是报应，那时候，我还不相信有报应，我现在信了。人在做事，天在看。是佛这么说的。我说，老来叔，过去的事你就别想太多了。你能不能把你孙女儿的事给我说一说。来大才苦笑一声：不说了，不说了;那是对我的惩罚，对来家的惩罚。我的罪我领了。还说啥？你是记者，我才给你这么说，上面来的干部，问啥我都不说。拿别人的罪恶来惩罚自己，或者说来抵消自己的过错，这是佛的旨意吗？老头子怎么会这样？可是，我无法改变他，也没有任何可能叫他说出真相。老人走到佛像跟前，上了三炷香，伫立不动了。我又失败而归。
我还是硬着头皮，走访了六家。虽然，一无所获，我终究知道了，这些农民，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为谁而沉默。马兴旺老人的话等于道出了这六家人不愿说出真相的原因：黄永峰的表哥是凤山县公安局的现任局长，黄永峰的岳父曾经担任过凤山县的副县长;黄永峰的三舅是现任的县教育局的局长。后来，我还得知，黄永峰身处凤山县乃至西水市的官场网络中，他的近亲或远亲中，在西水市担任处级干部的有两人;在凤山县担任县级领导的有两人，担任局（部）正副科级的有五人。在此之前，我作过一个调查，不要说凤山县，在西水市的九县三区官场中，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亲属网，父亲是县（处）级，儿子、儿媳或女儿、女婿就是正科级或副科级;其七姑八姨，都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父亲从县（处）级退下来，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很快就接上。我明白了，牵出一个黄永峰，等于牵动了整个凤山县的官场。难怪，这些农民都默不作声，都不语了，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的恐惧不只是来自内心，也是来自必须面对的现实。
按照“线人”提供的线索，我去凤山县医院查到了一年前县医院妇科给马婉晴开的诊断证明。我将诊断证明复印了一份，再次去找马世先老人。
这一次，我没有绕圈子，见到了马世先老人，我将复印的诊断证明拿出来了。马世先老人垂下了头，太阳的光束在他的秃顶上。等他抬起头来时已经老泪纵横了。老人不再装作无动于衷，不再装作事不关己，不再装作心如死灰。他的心动了。他将事情的经过给我陈诉了一遍——
马世先和老伴发觉，孙女儿从学校回来后不像往常那样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而是沉默寡言，呆呆地坐在房间里，不看书，也不做作业，而且，在睡梦中偷偷地哭泣。马世先和老伴问孙女儿是咋回事。孙女儿一句话也不说。追问的话语多了，孙女儿就说她要喝农药。几天以后，孙女儿脸色发白，饭量也减少了。马世先的老伴还发觉，孙女儿走起路来，腿一夹一夹，好像什么地方受了伤。当马世先的老伴抹下孙女的内裤看时，发觉内裤上有血斑。老伴以为孙女儿来了例假。又一想，孙女儿才十一岁，不可能这么早来例假。老两口更加疑虑了，可是，孙女儿死活不说是咋回事。几天以后，孙女儿给马世先和他的老伴说，她不想读书了。马世先的老伴再次问孙女儿时，孙女儿扑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了。孙女儿一边哭，一边给爷爷和奶奶说了黄永峰强奸她的经过。黄永峰第一次得手之后，就有了以后的好多次。马婉晴告诉马世先，她们班上，有五六个女孩儿被黄永峰叫到房间里那样过。马世先一听，掂起一把镰刀要和黄永峰去拼命，老伴和马婉晴死死地抱住了马世先。马世先和老伴领着马婉晴去凤山县医院妇科检查，诊断证明上写得很清楚：处女膜破损。会阴处有陈旧撕裂性伤痕。马婉晴的父母从广州回来了。她的爸爸同样提着刀要去杀黄永峰。他比马世先更愤怒，更鲁莽，一心想给女儿讨公道。愤怒的爸爸被妈妈拦住了。他们冷静下来，前思后想，这么一闹，只能伤了自己，黄永峰会毫发无损。他们选择了沉默不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痛哭了一场。马婉晴转学了。激愤、痛恨过后，一家人反常地清醒：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等于出卖了马婉晴的清白。况且，这已经是事情发生的半月以后，仅有这张诊断证明就能说明是黄永峰干的？黄永峰死不承认，有什么办法？证据在哪里？拿什么证据证明是黄永峰强奸了马婉晴？马世先也试图联合被黄永峰糟蹋了的那几个女孩儿的爷爷，共同去告黄永峰，可是，那几家的家长都选择了沉默不语，他能不沉默吗？ 情节和性质都这么恶劣的奸污幼女案不能就如此了断。可是，连受害者的家长都不敢站出来，我怎么披露这件事的经过呢？怎么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呢？回到报社，我把这次采访的经过，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字的相当于“内参”的材料递到了我们的郑社长面前。郑社长当着我面翻了翻说，达诺，你放在这里，我回头细看。
一个月过去了，两月过去了。期间，我几次去问郑社长，这个稿子咋处理？郑社长说他正派其他人去进一步核实。郑社长给我说，这件事，你就不要再过问了。我咋能不过问呢？我不过问，等于我容忍了这个禽兽不如的黄永峰，等于我和他是一丘之貉。做了三十年记者，我还没干过这种有悖职业道德、有悖良心的事。容忍恶行，就是和恶行同行。
那天，我正准备去找郑社长，和他摊开说马婉晴等六个女孩儿被黄永峰奸污之事。郑社长打来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
到了郑社长的办公室，我一看，郑社长满面春风，他给我说，有两件喜事等着我，一件事是，我被列为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的候选人;第二件事是，报社只有一个三级正高的名额，社委会研究，准备给我。把你的四级变为三级，郑社长特别强调，是省劳动保障厅职称办的黄主任点名把这个名额给我的。郑主任好像不经意地告诉我，黄主任是凤山县黄家人。其实，我听得出，郑社长的言外之音：这个黄主任和黄永峰有血缘关系，是同一宗族。当时，我未加思索，就说，谢谢郑社长。喝了一口茶，我问起了黄永峰奸污六名幼女的案子，郑社长郑重其事地说，这件事就算了。我从你的材料中看得出来，说黄永峰奸污幼女，证据不足，至关重要的是，人家凤山县公安局至今未立案，咱们作为一名记者，不能过早地干预，更不能错误地干预，等公安机关立案侦察清楚之后再报道也不迟。你把电脑中有关这方面的采访资料全部销毁掉。这怎么行呢？我随口而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郑社长说，是社委会的决定，也是西水市委宣传部、凤山县委宣传部的意见。市、县宣传部的领导分别打过两次电话，而且派专人来和我谈过这件事，凤山县委宣传部还答应，在咱们报上做两个专版，一个版给18万。交换！又是一次金钱和正义的交换。凤山县用钱“灭火”，灭了道义，灭了真相，报社得了好处。这是报社一贯的做法。不！我不能隐瞒真相。我不能助纣为虐。我忘记了我的身份地位，忘记了年龄，面对郑社长，大喊大叫：不！郑社长，咱们不能这样做！咱们不能掩埋真相，不能沉默不语。郑社长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说，达诺，你都是老记者了。这些年来，为《秦风报》没有少出力，可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和地位，这一次，机会来了，你不想要了？我没有想到，郑社长会把这个案件和我个人的利益挂钩。我一时竟然懵了。郑社长说，你去吧，你去冷静地想一想。我还想什么？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我要挟。流氓！我在心里骂道，郑宏谦这个政治流氓！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不要说拿职称，他们会想办法把我踢出报社的;如果，我答应了他们，等于我拿良心、人格做了一次肮脏的交易。我坐在书房里前思后想，一连抽了好几支烟。违背良心，违背意志，是很痛苦的选择。我违心地说服自己：你即使不答应他们，他们照旧不采纳你的稿件，还会给你扣上一顶违犯新闻纪律的帽子。况且，这个案子，不是我一个人能澄清的。话语权在他们手中。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一只虱子，连虱子也不如。假如我背着报社越级上访，结果会如何呢？也许，他们会采取更卑劣的手段，将我抹黑，或者，给我罗列罪名，将我搞臭。更可怕的是，我的生命随时有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十年前，我的同事梁宏雷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西水市黑社会受某公安局长保护的特稿，无缘无故地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民间流传，梁宏雷被暗杀了，可是，至今连尸首也没有找到。我越想越害怕。假如我也选择沉默不语呢？这样做，我连我自己也瞧不起。你是个懦夫，胆小鬼。你为了保全你自己，不敢说实话，不敢说真话。你卑鄙，太卑鄙了！我咒骂自己，我鄙视自己，我把钢笔抛出了窗外……
幾年过去了。我一旦想起凤凰村几个受害的女孩子，我为自己当时的沉默不语而羞耻，而自责，而内疚。你是卑鄙的——我一想起当年的沉默不语，就十分痛苦，自己连自己也瞧不起。在这几年里，我没有去过一次凤山县，那是我的伤心之地，是我人生中的“滑铁卢”。我知道，这个案子，如果我不再去追究，没有人会再去过问的。这几年，我的良心一直在受苦。再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我想，我在退休前，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案子查清楚。我已渐入老境，到了这把年纪，我不说实话不说真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人老了，应当没有什么心里重负，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只想用行动来弥补当年的过失。
几年以后，当我到凤山县后才得知，这六个女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我还听说，马世先老人临去世前拉着马婉晴的手说，报社那个叫达诺的记者是个好人，他要是再来找家里人，你就给他说，我爷爷叫他忘了那件事。我们不能连累达记者。马世先老人的遗愿是：把他的尸体和真相一起埋藏了。我一听，觉得取证更难了。受害的六名孩子都十五六岁了，她们更不愿意揭伤疤，她们宁愿背负着心灵上的十字架“体面”地活着，也不愿叫名字沾上“灰尘”。她们的悲哀在血液中。我真没有想到，时间会将事情的面貌改变成这样。
在县教育局，接待我的是新上任的局长黄高峰，他是黄永峰的远房堂弟。他告诉我，堂兄黄永峰已升为凤山县副县长。我一听，一句话也没有多说，离开了县教育局。
我来到了凤凰村。当年的凤凰村小学已撤销了。校园的大铁门锈迹斑斑。铁门上吊着一把冷漠的大锁。空旷的三层教学楼空旷地对望着广袤的田野。站在校园门外，我注视着空荡荡的校园，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