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近来媒体上闹腾的沸沸扬扬的“后母虐童事件”，终于尘埃落定,真相大白:造成6岁女童丁香小慧躺在病床上狂吐鲜血,身上到处是瘀血青紫的罪魁祸首并非是其继母陈彩诗，而是“血友病”。虽然事件背后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但从媒体的广泛参与，网友的群情激愤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对于家庭暴力事件日益上升的关注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暴力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冷暴力”、“精神虐待”、“高知识阶层”等逐渐成为谈论家庭暴力问题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走近家庭暴力，我们会体尝到许多家庭从美满到破碎的辛酸泪……
　　
　　2007年8月，公安部门拟将“110”报警中心受理的家庭暴力案件作为在列案件统一备案查办，这表明面对家庭暴力日益增长的态势，在发挥合力、实施联动、构建反家庭暴力多部门、多方面的社会合作救助网络中，公安机关已着手开始发挥其效能，这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但对于“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一问题，警方能否顺利对“野蛮配偶”实施干预？警方、立法这些公权力离家庭暴力还有多远？
　　
　　家庭暴力：社会的毒瘤
　　
　　家庭暴力这一词汇对今天的世人来讲完全不是陌生的词汇了，从中国的“红丝带”到“粉红丝带”，各种“丝带”运动不断兴起。每年的11月25日，也有另外一种“白丝带”运动，即反对家庭暴力运动。这项从1991年开始于加拿大的运动旨在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强调男性在建设没有家庭暴力的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从定义上来看，联合国在《清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指出，家庭暴力是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虐待、强奸配偶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我国在《婚姻法》中也规定，家庭暴力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目前，这种家庭暴力行为通常发生在私人生活或家庭内部，是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所施的虐待行为，包括多种不同的虐待形式：人身虐待、情感虐待和精神虐待等。较为常见、发生率较高的是夫妻间的暴力，受害者以妇女为多。
　　如果从形式上加以划分，又包括语言暴力、精神暴力、身体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暴力等。其中语言暴力和精神暴力以言语攻击、威胁、控制其行为为主；身体暴力以拳打脚踢、肢体攻击、向对方丢掷物件、以武器相威胁为主；性暴力以婚内强奸为多；而经济暴力以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控制，使得对方被剥夺基本生活用品为主。
　　
　　家庭暴力：历史与现实的多元表征
　　
　　家庭暴力，作为全球性的“传染病”，已经关涉到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问题，也夹杂和纠缠着太多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是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多元表征显现。
　　从文化的视角看，家庭暴力依托的是集体记忆中的性别霸权。在西方，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路人皆知，夏娃吃了禁果后，耶和华对她说：“我必须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必须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须管制你”。《新约》中也说；“女人不容许篡夺男人的权威，只能容忍她们保持沉默”。中国的“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夫为妻纲是三纲之一，从属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但在宗法制度下，十分强调血缘关系，而夫妇关系是血缘关系的基础，所以夫为妻纲被认为是三纲之始。《礼仪》中更是说：“家不可一日无主，夫者，至尊也，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这些性别的不平等与性别霸权不仅在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中建构，也随着集体记忆的方式渗入到每个个体的灵魂深处。这种观念反映在男性身上就使之产生了与生俱来的尊严感，进而相信暴力的合理性，而在女性认同中则恪守着“是也忍，非也忍”的隐忍性，一面暗自泪流的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一面又听从过来人的劝导，相信男人都要经历这段年轻气盛的阶段。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指出的那样，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
　　另外，家庭暴力的长期存在和难于控制还在于中国固有的“家”观念的倾斜。中国人重视家庭，这本是传统美德，但是将人之于家庭相比，人是次要的，而家是主要的。家文化强调家庭的整体性、磨合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漠视家庭成员的个人权力，比如“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家和万事兴”、“为家庭牺牲是最伟大的牺牲”等。家文化以血缘为基础，家庭问题被认为是内部问题，应由内部来解决，所以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况且旁人也认为自己无权干涉其他家庭内政，反而认为“夫妻无隔宿之仇”、“不打不闹不成夫妻”。中国文化核心中的家文化既强调外人无权干涉家庭内部事务，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人们重视家庭或家族名誉，所以有“家丑不可外扬”、“光宗耀祖”、“法不入家门”之说。正是由于这些固有观念的存在，施暴者气焰高涨，而投诉者仅如“冰山一角”，而这“一角冰山”大多是忍辱负重多少年的无奈之举。
　　从现实原因看，家庭暴力虽然历史很久，但目前日益成为热点问题，除了人们更加注重生存质量和媒介手段不断曝光之外，也与现实性问题有关。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加大，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新的改变，而自我必须要不断适应。男性更是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家庭作为社会系统的最小细胞，时时刻刻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波及。个体出现的任何适应不良都可能在情感或行为上作用于家庭。社会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早就发表过“挫折—攻击”的言论，认为人们遇到挫折后必定要找寻一个出气筒来加以宣泄，这样与当事人关系最为紧密的则是家人，而且宣泄对象常常以弱势群体为多，比如妇女、儿童或老人。另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宽容的社会态度使人产生了最大化的自由和解放，但也为某些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罅隙，比如包二奶现象、情人现象、一夜情现象等，这些情况都在一点一滴威胁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谐，也在为各种家庭暴力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公权力单边解决的实践困境与全方位干预体系构建
　　
　　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法律和公权力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却并非万能。诚然，公权力是一种存在并作用于公共领域的权力，相对存在并作用于私人领域的私权力，公权力它代表和反映的是在一定公共领域范围内、以人类一定的共同体组织的名义行使的一种决定、控制、规范、制约某种行为的能力或力量。它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可以采取法定的调解、制止、处罚、刑事侦查等权力，但是家庭暴力又是一项极为特殊的问题，实施起来压力重重又困难重重。
　　第一，家庭暴力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并非极端对立的群体，他们本身是家庭的成员，除了仇恨之外，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子女、曾经的爱的回忆等。甚至“居住问题”就成为一项重大屏障。这些特殊因素夹杂其中，使得家庭暴力的案件很难如其他案件一样“快刀斩乱麻”。
　　第二，家庭暴力投诉者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意让私生活公布于众，除非被迫到了最后一步只能撕破脸的时候才会邀请警方介入。即使社区出面干预，有的受害人还在不断维护家庭的面子和自己配偶的颜面，这无疑将公权力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第三，举证极难，大多数受害人缺乏收集或保留证据的意识，更多的受害人遭受虐待的行为是长期的，很难取得有效证据。况且，有些受害人顾及到个人、家庭、子女或亲属颜面，不愿意出面举证也是一大障碍。
　　第四，随着精神暴力的不断浮出水面，这些与以往“硬”暴力相反的“软”暴力具有隐蔽性和反复性，而且常常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虽然这种以精神折磨为方式的暴力危害毫不逊色于那些硬暴力，但是却无从举证。
　　这种种的难关不断考验公权力的作用，要想将公权力有效地介入到家庭暴力的干预中去，除了制定和下发文件之外，还要有很远的路要走。而这条路必须要通过全方位的干预体系的构建，比如社区干预系统、家庭干预系统、受暴力人群救助系统和传统不良观念系统的革新等。
　　在这一全方位的干预体系中，其基点是被害群体的自主意识和自救意识，单纯的忍让和无极限的退缩往往会加速家庭暴力的更大化升级。例如，有些施暴者本身具有反常的人格障碍，甚至可能本身就是精神疾病的患者，而很多被害群体应对的方式常常是无知的忍耐或以暴制暴，但很少人想到会去寻求医生的治疗。另外，有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心抱着“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的念头不愿意让孩子成为单亲孩子，所以她们以“一切为了孩子”为强大的支撑和忍耐的力量。殊不知，此种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在其心智、观念或人格上会受到更多的不良影响，反而一个懂得维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合法权力、能自立、自主、自救和自信的榜样才会对孩子影响甚重。（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