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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而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僵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则是其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的崩塌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恶劣影响，因此我们需以史为鉴。
关键词：苏联解体；斯大林模式；启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34-02
1991年12月8日，伴随着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独联体，至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布解体。尽管我们感到惋惜，但是历史不会回流，重要的是分析苏联解体这个政治悲剧的原因，及其背后相关联的因素，给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分析
近年来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文章很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诸多因素的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1]。但是在探讨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出现了分歧，分歧最大的便是“斯大林模式说”—一种历史问题和“苏共蜕变说”—一种现实问题。
“斯大林模式说”即苏联僵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模式在战时取得了快速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伟大成绩，但是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就显现出了极度僵化的缺陷，并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体制使得苏联的思想理论滞后，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长期处于教条主义，没有正确的实践活动。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建设上各有一套，没有科学的认识。经济方面，得力于早期斯大林模式的优势，故步自封，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政治方面，体制僵化，以党代政，政府形同虚设，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削弱了政府的政权基础。此外中央高度集权，个人专权现象严重，干部队伍老化，老人政治现象严重。这种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积重难返，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作家斯拉波夫斯基认为，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一直处于变革和转型状态，因为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执政者尽管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历届执政者的政策并不具有继承性，断代甚至否定，这对苏联来说是一大灾难。而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联经济改革的主题就已拟定（安德罗波夫已开了个头，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2]。戈尔巴乔夫也曾多次强调，“由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继承性”“永远都不改变”[3]。从苏联作家和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和发言对比可以清晰发现，关于斯大林模式以及苏联政策的断代及继承性问题，二者在认识上是存在着分歧的。我们从苏联的历史可以发现，苏联的政策还是存在着继承性的，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其他诸如以党代政，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等一直延续着，说明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一直延续着，否定斯大林并没有推翻斯大林模式，所谓的彻底否定斯大林也是对斯大林在任期间施行的大清洗，冤假错案等的否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也并没有否定斯大林模式，因此，斯大林模式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是一直作为政策延续下来的。“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作是极端型的苏联模式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等领导人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则可以看作是改良型的苏联模式。”[4]“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革只是去掉了极端型苏联模式中的一些极端的东西，苏联模式的框架和精神实质基本上保留了下来。”[5]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之后，斯大林模式算是被否定了，虽说戈尔巴乔夫也谈继承性，“由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继承性”“永远都不改变”[3]。但是这是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继承性，并没有关联到斯大林以来的政策继承性，这是“改向”了的继承性。可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难道不是受到斯大林模式的推动吗？“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历史的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社会的需要。”[6]苏联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不进行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历史关头。“改革已成为一种生存需要，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国家摆脱这种魔圈”[7]。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倒逼着苏联进行改革，只是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戈尔巴乔夫的身上。身为苏共领导人的他，已经蜕变成了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新思维”改革核心是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质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成了追求西方普世价值——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成为人类的生存、人权的代言人，成为葬送苏联的罪人。这也是另外一个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说法“苏共蜕变说”，即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颠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从赫鲁晓夫开始彻底否认斯大林，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改革，苏共已经彻底变质，从一个为苏维埃大众的党，逐渐变成维护特权阶级的党，最后干脆“改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丧失了政权的合法性。本人的观点则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后期的改革未解决实际问题，在真正解决问题时，却又出现了严重的偏离，直接导致性质的根本变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社会主义，丧失了政权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受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推动的，苏共的蜕化变质，也是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级，只知道维护自身的利益，放弃了国家利益、党的利益，正是这些蜕化的精英阶层，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苏共蜕化说”也只是其他诸如民族冲突、政治腐败等原因中的一个。
二、苏联解体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牢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苏联解体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修正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转向资本主义，本质就是抛弃原有的意识形态，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堅持意识形态的继承性，牢牢抓住指导思想不动摇。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导致了苏联人民思想的混乱，最终导致苏联的崩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我们还必须在其原要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否定修正主义和“转向”，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模式。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可以知道，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如果引导不畅，导致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传播扭曲或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失灵，这对社会的稳定、国家政权的稳固会有致命的打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正确处理稳定与改革的关系
人们常说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故步自封的稳定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激进的改革处理不好则会断送旧有的发展成果，这就必须正确处理稳定与改革的关系。苏联作家斯拉波夫斯基对苏联处于变动不安的转型状态十分不满，他认为“当进行没完没了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我把这叫作‘运动’，即短期且没有前途的活动），这对国家很不好”[9]。这也强调了国家长期处于变动时期的危害，稳定的重要性。但长期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又有不思进取，守旧的嫌疑，如若这种稳定不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又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因此必要的改革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必需的。这种改革应该是一种稳健的改革，且注重历史，注重历来的政策延续性，又有创新，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是稳定基础上不“转向”的改革。
（三）正确看待历史
歷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一定时期的历史是各种环境等综合造就的结果。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令苏联的社会思想混乱，对斯大林的否定也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各种对苏联历史、社会、工农业成就、领袖人物的怀疑不断涌起，对斯大林的否定也否定了苏联那一段的历史，否定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了那段历史的空白，这也是引起苏联青年人处境窘迫的原因，“他们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一部肮脏的历史，没有任何人性、任何英雄和卓越人物。”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年轻人进行西化的一个重要由头，清朝的思想家龚自珍先生就曾论断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史存而国存，史亡而国亡。”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历史，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三、结语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导致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斯大林模式”对俄罗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还未消退，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认清现状，不放松警惕，以史为鉴，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建设有各自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创共产主义事业的新未来。
参考文献：
[1]梁云僮，郭飞.苏联演变与经济改革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1.
[2]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7.
[3]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8-520.
[4]邢广程.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J].东欧中亚研究，2001（2）.
[5]史蒂夫·D·伯拉德.吹口哨的小虾米：俄罗斯——半路杀出的民主[M]//霍华德·威亚达尔.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8.
[6]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J].俄罗斯研究，2009（4）：122.
[7]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M].田永祥，等，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26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9]李新梅.当代俄罗斯作家记忆中的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家访谈录综述[J].俄罗斯研究，2013（3）：49.
关键词：苏联解体；斯大林模式；启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34-02
1991年12月8日，伴随着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独联体，至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布解体。尽管我们感到惋惜，但是历史不会回流，重要的是分析苏联解体这个政治悲剧的原因，及其背后相关联的因素，给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分析
近年来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文章很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诸多因素的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1]。但是在探讨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出现了分歧，分歧最大的便是“斯大林模式说”—一种历史问题和“苏共蜕变说”—一种现实问题。
“斯大林模式说”即苏联僵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模式在战时取得了快速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伟大成绩，但是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就显现出了极度僵化的缺陷，并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体制使得苏联的思想理论滞后，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长期处于教条主义，没有正确的实践活动。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建设上各有一套，没有科学的认识。经济方面，得力于早期斯大林模式的优势，故步自封，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政治方面，体制僵化，以党代政，政府形同虚设，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削弱了政府的政权基础。此外中央高度集权，个人专权现象严重，干部队伍老化，老人政治现象严重。这种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积重难返，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作家斯拉波夫斯基认为，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一直处于变革和转型状态，因为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执政者尽管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历届执政者的政策并不具有继承性，断代甚至否定，这对苏联来说是一大灾难。而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联经济改革的主题就已拟定（安德罗波夫已开了个头，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2]。戈尔巴乔夫也曾多次强调，“由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继承性”“永远都不改变”[3]。从苏联作家和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和发言对比可以清晰发现，关于斯大林模式以及苏联政策的断代及继承性问题，二者在认识上是存在着分歧的。我们从苏联的历史可以发现，苏联的政策还是存在着继承性的，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其他诸如以党代政，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等一直延续着，说明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一直延续着，否定斯大林并没有推翻斯大林模式，所谓的彻底否定斯大林也是对斯大林在任期间施行的大清洗，冤假错案等的否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也并没有否定斯大林模式，因此，斯大林模式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是一直作为政策延续下来的。“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作是极端型的苏联模式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等领导人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则可以看作是改良型的苏联模式。”[4]“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革只是去掉了极端型苏联模式中的一些极端的东西，苏联模式的框架和精神实质基本上保留了下来。”[5]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之后，斯大林模式算是被否定了，虽说戈尔巴乔夫也谈继承性，“由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继承性”“永远都不改变”[3]。但是这是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继承性，并没有关联到斯大林以来的政策继承性，这是“改向”了的继承性。可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难道不是受到斯大林模式的推动吗？“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历史的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社会的需要。”[6]苏联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不进行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历史关头。“改革已成为一种生存需要，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国家摆脱这种魔圈”[7]。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倒逼着苏联进行改革，只是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戈尔巴乔夫的身上。身为苏共领导人的他，已经蜕变成了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新思维”改革核心是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质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成了追求西方普世价值——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成为人类的生存、人权的代言人，成为葬送苏联的罪人。这也是另外一个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说法“苏共蜕变说”，即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颠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从赫鲁晓夫开始彻底否认斯大林，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改革，苏共已经彻底变质，从一个为苏维埃大众的党，逐渐变成维护特权阶级的党，最后干脆“改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丧失了政权的合法性。本人的观点则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后期的改革未解决实际问题，在真正解决问题时，却又出现了严重的偏离，直接导致性质的根本变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社会主义，丧失了政权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受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推动的，苏共的蜕化变质，也是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级，只知道维护自身的利益，放弃了国家利益、党的利益，正是这些蜕化的精英阶层，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苏共蜕化说”也只是其他诸如民族冲突、政治腐败等原因中的一个。
二、苏联解体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牢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苏联解体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修正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转向资本主义，本质就是抛弃原有的意识形态，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堅持意识形态的继承性，牢牢抓住指导思想不动摇。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导致了苏联人民思想的混乱，最终导致苏联的崩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我们还必须在其原要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否定修正主义和“转向”，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模式。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可以知道，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如果引导不畅，导致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传播扭曲或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失灵，这对社会的稳定、国家政权的稳固会有致命的打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正确处理稳定与改革的关系
人们常说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故步自封的稳定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激进的改革处理不好则会断送旧有的发展成果，这就必须正确处理稳定与改革的关系。苏联作家斯拉波夫斯基对苏联处于变动不安的转型状态十分不满，他认为“当进行没完没了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我把这叫作‘运动’，即短期且没有前途的活动），这对国家很不好”[9]。这也强调了国家长期处于变动时期的危害，稳定的重要性。但长期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又有不思进取，守旧的嫌疑，如若这种稳定不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又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因此必要的改革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必需的。这种改革应该是一种稳健的改革，且注重历史，注重历来的政策延续性，又有创新，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是稳定基础上不“转向”的改革。
（三）正确看待历史
歷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一定时期的历史是各种环境等综合造就的结果。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令苏联的社会思想混乱，对斯大林的否定也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各种对苏联历史、社会、工农业成就、领袖人物的怀疑不断涌起，对斯大林的否定也否定了苏联那一段的历史，否定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了那段历史的空白，这也是引起苏联青年人处境窘迫的原因，“他们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一部肮脏的历史，没有任何人性、任何英雄和卓越人物。”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年轻人进行西化的一个重要由头，清朝的思想家龚自珍先生就曾论断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史存而国存，史亡而国亡。”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历史，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三、结语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导致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斯大林模式”对俄罗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还未消退，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认清现状，不放松警惕，以史为鉴，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建设有各自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创共产主义事业的新未来。
参考文献：
[1]梁云僮，郭飞.苏联演变与经济改革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1.
[2]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7.
[3]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8-520.
[4]邢广程.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J].东欧中亚研究，2001（2）.
[5]史蒂夫·D·伯拉德.吹口哨的小虾米：俄罗斯——半路杀出的民主[M]//霍华德·威亚达尔.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8.
[6]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J].俄罗斯研究，2009（4）：122.
[7]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M].田永祥，等，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26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9]李新梅.当代俄罗斯作家记忆中的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家访谈录综述[J].俄罗斯研究，2013（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