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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徐訏《鬼恋》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多样的态势。本文则从叙事学研究和比较研究入手，对《鬼恋》的进行研究综述，厘清《鬼恋》研究的脉络。
关键词：新世纪；《鬼恋》；研究综述
徐訏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和鲜明特色的作家，他有着中西哲学、心理学的学养以及游学欧洲的经历，因而其作品渗透着一种浓厚的现代意识和哲理思辨色彩。其成名作《鬼恋》自1937年发表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对《鬼恋》的研究停滞了近半个世纪，新世纪以来，徐訏小说的艺术价值被重新发掘，研究也日益增多，对其研究方向也多种多样，因而本文试从叙事学研究和比较研究两个层面对《鬼恋》研究进行脉络的梳理。
1 叙事学研究
在对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中，对《鬼恋》的论述多集中于“人鬼恋”叙事模式、人物形象、叙事技巧这三个方面，也有其他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凿小说的叙事学价值。聊斋“人鬼恋”叙事模式是小说最为显著的叙事特色，诸多论者都已指出这篇小说融中国传统文学特色与西方现代小说特色于一身，表现出立足本土却又富含现代性的艺术特色。在众多论者的论文中，都写出了“人鬼恋”叙事模式下，《鬼恋》存在着传统“女鬼追求男性”的位置互换以及“革命+恋爱”模式下对战争的思考。论者杨雄林指出支撑小说“人鬼恋”的叙事动力来自于“我的”窥视欲[1]（80），而且还暗合悬疑侦探小说。《徐訏<鬼恋>原型解析》一文则分析小说不但“照搬了古代人鬼恋一个惯常模式—女鬼均对男子有所馈赠，还认为两人爱情故事中隐藏了道魔斗法的结构”[2]（65）。《鬼恋》本质上仍是一幕哀婉的爱情悲剧，因而有论者针对这一悲剧做出不同的解释，如康馨认为小说中高扬的人性欲求取代了“情”与“理”的对立，革命爱情的现代性因素也代替了生死层面的人性调和。还有论者认为“颠倒的人鬼恋叙事模式，肢解了几千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控制，注入了人与人自由平等和现代观念”[3]（56），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谈<魔道>与<鬼恋>的情节》，认为《鬼恋》对传统原型模式进行了新的阐释，颠覆了传统的伦理关系束缚下的爱情观。
在人物形象層面，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小说中出现的女鬼这一人物形象。《“人、鬼、神”的异质同构—论《鬼恋》中“女鬼”的三重形象》一文通过格式塔异质同构理论分析女鬼，并从人、鬼、神对这一女性人物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论文对人物形象的论述缺乏学理的支撑，以阅读经验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使得对女鬼这一人物形象的论述并不深刻。
在叙事技巧层面，多篇论文都指出《鬼恋》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角度能深度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表现人物丰富的感情纠葛和无穷无尽的思绪。《论徐訏<鬼恋>的叙事审美特征》一文认为徐訏“采用内叙事的方式，调适审美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完成了对作品审美距离的成功挖掘”，《飘移在虚实之间的魔术—细读徐訏两篇小说》则认为《鬼恋》最大的成功是“它在小说艺术上的创新，在虚幻与现实把握上，在节奏感的控制上，尤其是细节的编织”，这种成功来源于徐訏的反讽式手法和作者有意的时间陷阱。
以叙事学切入文本是《鬼恋》研究的热门方式，多数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小说所采用的传统的“人鬼恋”叙事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也应注意到在人物研究层面，对女鬼这一人物形象的叙事学研究仍然较弱，研究方式与研究视角也比较单一。而在叙事技巧层面，诸多的论者都存在着论述不够严谨、论据不够充分的现象。如论文中广泛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在叙事学理论中应以视角，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来进行讨论，而非以第一人称叙事这种简单的方式进行简单的表达。
2 比较研究
对《鬼恋》的研究中，比较研究是另一个视角。在有关与此的论文中，同时代的作品、艺术趣味相似的作家都是被拿来比较的对象，包括许地山的《人非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色戒》、曹禺的《原野》、李碧华的《鬼大夫》、琼瑶的《胭脂扣》甚至包括鲁迅的《过客》。此外，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交叉是《鬼恋》研究的一大特色，因而对女性与革命关系的关注，以女性主义关照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命运，以及从人性的角度开凿小说的内在价值，都是一部分从事比较研究的论文所具有的。整理过后，《人鬼恋母题下的大陆、台湾、香港通俗小说之比较——以<鬼恋><鬼丈夫><胭脂扣>为例》以不同作品对“人鬼恋”这一叙事结构的不同开凿为切入点，作者胡蓉通过选择两岸三地不同的作家作品，在“人鬼恋”这一叙事结构下，探寻了三篇小说各自对这一结构的改写与超越，同时又发现了三位作者在各自书写中隐含了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不同的区域特色文化内涵。此外有论者认为作品抓住鬼文学这个传统意象，以故事新编的方式，在时代洪流中，“严酷而冷静地审视人性的欲望和困顿，表现出传统文学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质疑，这种转变使得中国传统鬼怪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神秘主义文学的完成艺术衔接”[4]（56）。
3 结语
重新关照新世纪以来徐訏《鬼恋》研究，可以发现，随着小说不断被重视，研究者们也将注意力于文本本身。对小说进行叙事学研究是《鬼恋》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也有论者从比较研究等方面入手，开掘新的研究点。但是，这些论文的质量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有一部分论文仍然停留在经验阅读的层面之上，以感官体验代替严谨的学术研究，这一点值得所有研究者警惕。
参考文献：
[1] 杨雄林.“都市”与“漫游者”——徐訏《鬼恋》的症候式阅读[J].安康学院学报，2017，19（6）.
[2] 宗先鸿.徐訏《鬼恋》原型解析[J].长春大学学报，2005，15（5）.
[3] [4]胡蓉.人鬼恋母题下的大陆、台湾、香港通俗小说之比较——以《鬼恋》《鬼丈夫》《胭脂扣》为例[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38（3）.
关键词：新世纪；《鬼恋》；研究综述
徐訏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和鲜明特色的作家，他有着中西哲学、心理学的学养以及游学欧洲的经历，因而其作品渗透着一种浓厚的现代意识和哲理思辨色彩。其成名作《鬼恋》自1937年发表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对《鬼恋》的研究停滞了近半个世纪，新世纪以来，徐訏小说的艺术价值被重新发掘，研究也日益增多，对其研究方向也多种多样，因而本文试从叙事学研究和比较研究两个层面对《鬼恋》研究进行脉络的梳理。
1 叙事学研究
在对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中，对《鬼恋》的论述多集中于“人鬼恋”叙事模式、人物形象、叙事技巧这三个方面，也有其他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凿小说的叙事学价值。聊斋“人鬼恋”叙事模式是小说最为显著的叙事特色，诸多论者都已指出这篇小说融中国传统文学特色与西方现代小说特色于一身，表现出立足本土却又富含现代性的艺术特色。在众多论者的论文中，都写出了“人鬼恋”叙事模式下，《鬼恋》存在着传统“女鬼追求男性”的位置互换以及“革命+恋爱”模式下对战争的思考。论者杨雄林指出支撑小说“人鬼恋”的叙事动力来自于“我的”窥视欲[1]（80），而且还暗合悬疑侦探小说。《徐訏<鬼恋>原型解析》一文则分析小说不但“照搬了古代人鬼恋一个惯常模式—女鬼均对男子有所馈赠，还认为两人爱情故事中隐藏了道魔斗法的结构”[2]（65）。《鬼恋》本质上仍是一幕哀婉的爱情悲剧，因而有论者针对这一悲剧做出不同的解释，如康馨认为小说中高扬的人性欲求取代了“情”与“理”的对立，革命爱情的现代性因素也代替了生死层面的人性调和。还有论者认为“颠倒的人鬼恋叙事模式，肢解了几千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控制，注入了人与人自由平等和现代观念”[3]（56），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谈<魔道>与<鬼恋>的情节》，认为《鬼恋》对传统原型模式进行了新的阐释，颠覆了传统的伦理关系束缚下的爱情观。
在人物形象層面，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小说中出现的女鬼这一人物形象。《“人、鬼、神”的异质同构—论《鬼恋》中“女鬼”的三重形象》一文通过格式塔异质同构理论分析女鬼，并从人、鬼、神对这一女性人物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论文对人物形象的论述缺乏学理的支撑，以阅读经验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使得对女鬼这一人物形象的论述并不深刻。
在叙事技巧层面，多篇论文都指出《鬼恋》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角度能深度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表现人物丰富的感情纠葛和无穷无尽的思绪。《论徐訏<鬼恋>的叙事审美特征》一文认为徐訏“采用内叙事的方式，调适审美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完成了对作品审美距离的成功挖掘”，《飘移在虚实之间的魔术—细读徐訏两篇小说》则认为《鬼恋》最大的成功是“它在小说艺术上的创新，在虚幻与现实把握上，在节奏感的控制上，尤其是细节的编织”，这种成功来源于徐訏的反讽式手法和作者有意的时间陷阱。
以叙事学切入文本是《鬼恋》研究的热门方式，多数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小说所采用的传统的“人鬼恋”叙事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也应注意到在人物研究层面，对女鬼这一人物形象的叙事学研究仍然较弱，研究方式与研究视角也比较单一。而在叙事技巧层面，诸多的论者都存在着论述不够严谨、论据不够充分的现象。如论文中广泛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在叙事学理论中应以视角，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来进行讨论，而非以第一人称叙事这种简单的方式进行简单的表达。
2 比较研究
对《鬼恋》的研究中，比较研究是另一个视角。在有关与此的论文中，同时代的作品、艺术趣味相似的作家都是被拿来比较的对象，包括许地山的《人非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色戒》、曹禺的《原野》、李碧华的《鬼大夫》、琼瑶的《胭脂扣》甚至包括鲁迅的《过客》。此外，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交叉是《鬼恋》研究的一大特色，因而对女性与革命关系的关注，以女性主义关照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命运，以及从人性的角度开凿小说的内在价值，都是一部分从事比较研究的论文所具有的。整理过后，《人鬼恋母题下的大陆、台湾、香港通俗小说之比较——以<鬼恋><鬼丈夫><胭脂扣>为例》以不同作品对“人鬼恋”这一叙事结构的不同开凿为切入点，作者胡蓉通过选择两岸三地不同的作家作品，在“人鬼恋”这一叙事结构下，探寻了三篇小说各自对这一结构的改写与超越，同时又发现了三位作者在各自书写中隐含了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不同的区域特色文化内涵。此外有论者认为作品抓住鬼文学这个传统意象，以故事新编的方式，在时代洪流中，“严酷而冷静地审视人性的欲望和困顿，表现出传统文学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质疑，这种转变使得中国传统鬼怪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神秘主义文学的完成艺术衔接”[4]（56）。
3 结语
重新关照新世纪以来徐訏《鬼恋》研究，可以发现，随着小说不断被重视，研究者们也将注意力于文本本身。对小说进行叙事学研究是《鬼恋》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也有论者从比较研究等方面入手，开掘新的研究点。但是，这些论文的质量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有一部分论文仍然停留在经验阅读的层面之上，以感官体验代替严谨的学术研究，这一点值得所有研究者警惕。
参考文献：
[1] 杨雄林.“都市”与“漫游者”——徐訏《鬼恋》的症候式阅读[J].安康学院学报，2017，19（6）.
[2] 宗先鸿.徐訏《鬼恋》原型解析[J].长春大学学报，2005，15（5）.
[3] [4]胡蓉.人鬼恋母题下的大陆、台湾、香港通俗小说之比较——以《鬼恋》《鬼丈夫》《胭脂扣》为例[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