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21年6月5-6日,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在浙江临安召开.此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机 构】
：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1年6月5-6日,第二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在浙江临安召开.此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参会论文分六场四大主题:1.沦陷区的日伪统治;2.沦陷区的个体与群体研究;3.沦陷区研究中的文本解读;4.沦陷区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救济,内容丰富,讨论热烈,显示出沦陷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其他文献
本文主要依据金门沙美万安堂的乩示文献,考察闽南乩童仪式传统的社会文化功能。万安堂的乩童是社区性仪式组织,通过降神扶乩发布“神谕”,在社区仪式活动与地方公共事务中占主导地位。这种人神交流的特殊形式,反映了闽南乡土社会的文化整合与社区权力体系的仪式化过程。
1853年,太平军战舰遮天蔽日,沿江而下,攻克南京.rn大陆另一端的马克思正流亡伦敦,通过观察这场他称为“惊心动魄的革命”来审视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他在社论《中国革命和
近年来,宁波市江北区充分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以乡村空间功能提升、产业功能优化、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农民增收致富为重点,推进以乡村组团为基本单元的共同富裕,探索乡村片区化组团式改革推进共同富裕,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江北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武装根据对敌政治工作方针,开展了以培训敌工日语人才为目的的日语教育活动,在部队、学校和总部建立短期和长期的日语培训组织,形成了面向部队战士和培养初、高级敌工干部的系统、科学的日语培训机制。这一教育活动培养出一批敌工干部,有力提高了对敌宣传、俘虏处置、反战活动开展、敌情调研等工作的成效,为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军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持和人力支持,成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直接服务对敌斗争的典范。敌工日语教育是中共军队外语教育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共军事教育中开创了日语专业乃至外语专业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一些地方说伦理德性关乎情感,而在另一些地方说伦理德性关乎情感和行动。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让学者们产生了有关伦理德性对象的争论,有人认为有些德性关乎情感,另一些关乎行动;也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首先关乎行动,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然而,从亚里士多德的核心思想来看,亚里士多德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伦理德性关注的首要对象是情感,而行动只是相应情感的产物,伦理德性作为“中道状态”并非首先旨在命中具体的行动,而是将情感调整到恰当的状态。
驻外武官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情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75年在桂太郎的倡议下,日本军方开始推行该项制度,首批派驻国为中国与德国.福原和胜作为首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统率在华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五条第三项,希望中日两国达成和解。十九国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决议草案,规定和解工作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邀请美国和苏联成立委员会,与中日两国一起进行谈判,并明确指出不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愿意接受决议草案,要求和解谈判不损害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并希望国联从速解决争端。日本拒绝接受该草案,排斥第三国尤其是美、苏两国介入和解谈判,且不接受《李顿报告书》,要求修改草案中与维持并承认伪满相违背的内容。国联内部,以英法为首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以绥靖政策安抚日本
我国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老年教育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养教结合是老年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建构老年开放教育的养教结合发展模式,需要借助老
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1)(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
在国际社会交往中,普适的“国际法治”话语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缔造强大的话语平台、提出先进国际法治理念的国家将会占据话语优势、掌握话语权,对全球治理产生深刻影响。历史上,我国曾提出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广受欢迎的中国国际法治理念,过去8年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促进了国际规则的公平适用与互联互通,亚投行等新型国际组织的建立更集中彰显了中国的国际法治贡献。然而,我国的国际法治话语构建仍然面临话语主体单一、国际司法话语阐释不足、东西方人权话语冲突严重等挑战,需要我国采取有力措施,丰富“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