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7日，马凯同志在中华诗词座谈会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了中华诗词的功能，概括成四句话，即“诗言志，诗缘情，诗达理，诗留史”。他说：对于“达理”“留史”也不能忽视。许多诗词格物喻理，充满了哲学的智慧，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优秀诗篇不胜枚举。许多诗词咏人、咏事、咏史，留下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时代印记，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的社情民意、风俗人情、世态炎凉、天文地理，等等，堪称史诗的诗篇比比皆是，有些甚至弥补了史料空白。例如，古代气象和环境资料很少，我国气象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就是根据中华诗词中所描述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特点、生物种类、农作物变化等，研究我国古代的生态和气候变迁的。由此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2020年第1期《中华诗词学会通讯》）。
　　笔者认为，马凯同志关于诗留史的功能提出，是一个重大的诗词理论创新，弥补了长期以来诗词功能的缺陷，对于充分发挥诗词的史鉴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发挥诗词多方面包括政治社會功能作用的重要内容。其实，诗词留史与史鉴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这里，笔者以唐代诗人李商隐为例，作一点评。
　　季羡林在《谈读书治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对读书治学推荐了十种书。其中便有李商隐的诗词。他说自己最喜李诗。义山之诗，词藻华丽，声韵铿锵。虽然有时不知所言何意，但读来仍觉韵味飘逸，意象生动，有似西洋的纯诗。诗不一定都要求懂。诗的词藻美和韵律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汉诗还有一个字形美。
　　著名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我是李商隐诗歌的爱好者，已达十余年了。李商隐的诗，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种弥漫性和惶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李商隐多少有点儿唯美，他能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于颓废，变成非常美的东西。人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就好比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经过唯美处理以后呢？就好像是病毒经过培养、稀释，就不再是毒害而是丰富你精神的东西。它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王蒙演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王蒙特别举了李商隐的一首诗《初食笋呈座中》：“嫩择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当时李商隐才21岁，首次入京应考，被考官所憎而落第。其凌云之志受到摧折，故借食笋为题，写出了他对当政者毁损人才的强烈不满。
　　真正提出李商隐诗词具有史鉴作用的是毛泽东主席。据作者张贻玖在《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一文中介绍，毛主席最喜爱李商隐的诗。李商隐《马嵬》，是一首写安禄山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咏史诗。从故居藏书中看，这首诗，毛主席有三处圈划。李商隐写有很多咏史诗，借古讽今，笔触含蓄，立意精辟，毛主席圈划过很多这类诗。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召见贾谊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向他征询国家大事，却问鬼神之道，足见其昏庸。诗人不明说，却用“可怜”二字，讽喻是很深的。这首诗，毛主席有六处圈划。《北齐二首》写北周大军出征灭齐，齐后主高炜仍在醉生梦死地过着腐朽享乐的生活;《隋官》写隋炀帝淫游无度，不听谏言，等等。这些诗和七言古诗《韩碑》，毛主席都分别圈划三至五遍之多。李商隐写的一些政治诗，鲜明而大胆地针砭时政，抒发己见，有独到之处。他的《有感二首》和《重有感》，是写“甘露之变”的，前者被清朝何焯称誉为：“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毛主席多次圈划过这些诗。唐太和九年，唐文宗与李训、郑注等策划剪除宦官，失败后，李、郑被杀，文宗被宦官胁持，下诏杀死他明知无罪的宰相王涯，史称“甘露之变”。当时宦官气焰露张，朝官人人自危。李商隐的诗中却敢于痛斥宦官为“凶徒”，为事被杀者喊冤：“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王涯曾受命定《云韶乐》，诗中“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就是指文宗杀了无辜的王涯之后，在宴会上仍然演奏王涯定的咸英欢乐曲而无动于衷。这二句诗，把这个无权无能而贪于享受的文宗皇帝，刻画得入木三分。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诗继承了李白、李贺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毛主席是喜爱他的诗的。
　　李商隐许多咏史诗想象丰富，知识博奥。他将白描、比喻、象征等多种手法结合起来，捕捉历史故事、现实生活等各种形象，给予了新意义、新价值。加上构思精巧，语言含蓄委婉，形成深邃的意境、绵邈的情思，令人回味不尽。这是商隐诗歌艺术的又一特色。在他的七律、七绝咏史诗中，表现尤为突出。《马嵬》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构思巧妙，从遥远的海外仙洲落笔，否定了所谓贵妃之神的存在，断言李杨关系彻底完蛋。颈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属对工巧，句法倒装，语气含蓄幽默，而讽刺极深刻，比《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六句表述更优美、内涵更丰富。《隋宫》起句“紫泉宫殿锁烟霞”，自半空落笔，气势高迈。偌大的长安城被隋炀帝玩膩了，而远幸江都，再也不回长安了，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李商隐许多咏史诗，针对时弊，内涵丰富，旨意深沉，如同警世之声，令人震撼，启人深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于我们当今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提倡勤俭节约，加强三公经费管理，反对铺张浪费，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以《咏史》为例：“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这首咏史诗，是为伤悼唐文宗李昂而作，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分析社会变化，将国家的兴亡归因于“人为”。根据兴亡的史实，概括出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个结论成为了至理名言。现在我们提倡餐饮节约，制止餐饮浪费，也受到这首诗的影响。 　　诗人托古讽今，集中揭露了一些亡国之君因沉湎女色、穷奢极欲而导致亡国灭身的历史现象。如周穆王、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讽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起到一定的讽谏作用。李商隐还在诗词中提出了他对历史的一个根本认识是：“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最显著的是一首《咏史》，说明了兴亡有道，不关天命。他又說：“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咸阳》）秦并天下不系于得山河之险。他既然认为理乱兴亡有线索可寻，又存有“乘运应须宅人荒，男儿安在恋池隍”（《题汉祖庙》）的雄心，因此，虽然古来人事代谢，仍觉事有可为。并不悲观。辛辣地讽刺了腐朽昏聩的封建统治者，迷信王气，自恃天险，不图进取，自食亡国之果。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
　　由此可见，古代诗词中的咏史诗词，在诗词中占有一定比例，具有重大价值，对于历史具有重要补充和佐证以及警示作用。特别是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发生过无数的历史事件，许多诗人都是通过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诗词来揭示治政得失和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至理名言，以期对我们治政和现代治理发挥借鉴作用。可以说，诗词也是以史为鉴的重要资料和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我们从事诗词创作，应当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发挥好诗词的留史功能，通过诗词记载我们当代国家和人民，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辉煌史迹，记录许多先进典型人物的光辉事迹和感动故事，记录我们国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总结成功经验。同时，也运用诗词揭露丑恶现象和批评不正之风，推动社会进步。总之，诗留史，诗咏史，诗鉴史，是一个大课题，是值得我们探索发展的新领域。
　　（作者傅光明系湖北省财政厅高级经济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