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开岭的文章使我想到两个人：一是当代散文家刘烨园，一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前者是王开岭的良师益友，后者索尔仁尼琴与王开岭素昧平生，但是他赠予了王开岭成长所必需的诸多元素。我们不能说王开岭在叙述风格上与上述两人存在着某种相似，我们要进行深入地判断：这是他们的人格与灵魂在最深处的一致。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殿堂建构在古拉格群岛之上，刘烨园的才思迸发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经过古拉格与“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幸的，但是时代付出了一个高昂的代价让他们获得了一个观察人生的特殊的角度和机会，从而使他们对人性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知。王开岭没有这样的幸运，看来他也不需要这样的幸运，他出生在1969年。他的写作缘自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良知，他把这些灾难经历作为人类生存的大环境进行了考察和关照。他敏锐的双眼洞察了事实的真相：即使那些灾难的岁月已成为过去，但形成古拉格、奥斯威辛等等悲剧的精神因素仍然潜伏在普遍的人性之中。王开岭自愿承担了一个排雷士兵的危险角色，他要深入细致地抚摸大地上每一个受伤的角落。因为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却歌舞升平的世界，文艺家必须像只兔子一样竖起自己多疑的耳朵，然后把获得的危险的信息以尖利的声音向四面八方传达。这是他们的良心，也是他们的职责。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认为：王开岭来自刘烨园和索尔仁尼琴，他继承了他们，总结了他们，并最终背叛即升华了他们。这是冬天白桦树上新抽的一枝嫩芽，它也许尚不如母体壮硕，但它的存在已足以安慰我们在冬天中日益干枯的眼睛。
　　——据说毕加索60岁生日的时候，法国总统送给他一箱子礼物，那是一箱子炸弹。王开岭的文章我读的很少，但印象深刻。最近，当朋友把他的一本书《激动的舌头》送到我面前的时候，它无疑是在我的单人囚室里送来了一箱子炸弹。它让我看到了精神世界旷日持久的遮蔽与覆盖，看到了灌木丛下横陈一条铁石般的冰河，它的流淌不紧不慢，不清不白。生活像一只松花蛋，惰性和奴性像泥巴和蛋壳紧紧包围着事物的内核，使其变质，使其适合于发展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舌苔和味蕾。王开岭的文章使我苏醒，也使我感到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令我喜欢，因为这是一种能力。王开岭说：“你必须痛苦”“痛苦是因为灵魂的难度与真实。”一个病人能够感觉到伤口的疼痛，这证明了健全的神经和救治的希望，如果鲜血四溢却没有痛感，这将会预示着危机。痛苦应该是当代人最正常最普遍的表情。一味地傻笑使我感到恐惧与绝望，而痛苦，却使我看到了曙光。
　　寻找痛苦，剖析痛苦，医治痛苦，这无疑是王开岭的写作要义之所在。甚至他语句中的节奏、意象，那些带着冬天的气味和色彩的文字，无不来自作者激情的高涨，痛苦的程度，以及灵魂进入的高度和深度，而这一切，不能看作是一种文本的技巧，而是一种精神的全部投入。在我们的作家协会里，存在着无数用肚子进行写作的技术能手和文学泥瓦匠，而王开岭是稀有的用大脑和身体进行创作的知识分子。他在一个浮华的时代抚摸到了时代的脉搏和自己的心跳，他的痛苦就是时代的痛苦，时代的肿瘤就是他的肿瘤，他必须介入它，关怀它，安慰它，他不能外在于时代而生存，这正是他的全部痛苦之所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理想的自由者，而不是现实的自由者。必须是那种痛楚感不自由之后——为自由而呐喊呼号而奔波拼争的知识分子。这不是一个天然的利益享受者之身份，而是一个对权利不公发难者的角色。”（《自由与公共》）王开岭就是这样一个燃烧型、损耗型的作家，这个时代奠定了他，丰富了他，同时也伤害了他。在朋友之间的聚会中，常常看见他清瘦的面孔。刘烨园先生曾经说：“在一个痛苦的时代，一切胖子都是可疑的。”唐朝是丰腴的，宋朝是憔悴的，一个作家必须具有时代的形貌，发出时代的声音。而在朋友眼中，王开岭的这种清瘦甚至也被看作是一种人格的保证，因为这是他承担了时代责任的证明。他在一个措辞不清的黄昏里具有“罕见的说是与不是的坚决与彻底的能力”，他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以峭拔的姿态和锋利的目光守护着美与良心。“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杜甫的这句诗可以看作对王开岭其人其文的简单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