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烟文化、吃文化被各式文章讨论了之后，每一个认字的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文化之久远、宏大，不说把西方人吓了一个惊怔，把中国人也给吓得半晌说不出了话。
　　一切都在文化之中，包括笤帚和扫把。
　　其实，你真正到农村走走，到八亿农民中了解了解，你会发现农村并没有我们说的那种宏大的文化，而只有久远的风俗。文化在风俗之中，风俗不是文化的一部分组成，而文化是风俗的一个部分，是风俗表现出来的那些被人们捕捉到的晶体。电影是一种文化，这样说不会产生异议，但把《红高粱》中的颠轿一场戏也说成文化，未免把事情弄得过分的高深和复杂。说颠轿是风俗人人都懂了，说颠轿是文化许多人就要瞪着眼珠去琢磨。
　　人死了，埋葬时要有一班或几班响器，亲生儿女披麻戴孝，穿全白孝服；比儿女稍远一辈，穿半白孝服；再远一辈，男穿白鞋，女裹白头；更远者，鞋包半白，或者三分之一。女嫁了，旧时坐轿骑马；解放后马车、拖拉机接送；今天是轿车或者汽车，但无论如何，穿红衣、系红绳是少不了的。白是丧之核心，红是喜之核心，就连生儿孕女，也要吃红的鸡蛋。
　　最能体现风俗的是乡村节令。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有地方称为“鞭春”，有地方亦称“打春”。这一天，为了提醒百姓不误农作耕耘和警旱防涝，从周代以后，就有了人扮春官、鞭打春牛的乡俗仪式。
　　农历二月，为惊蛰节气。惊蛰之后，昆虫复苏，龙为四灵之首，自然以为它是时令的先觉了。于是有了“二月二，龙抬头”之说。于是，二月二这天晨时，农民要取灶中草木之灰，撒成一条灰线，“领龙”出来，保佑丰收平安。甚至还要唱些民谣。
　　清明节为扫墓添土之时，男戴条帽，女插嫩柳枝，为的是“清明不戴柳，死了变成狗”——得有一个好的“托生”。
　　五月初五端阳节，门楣插艾，以避瘟疫；喝雄黄酒，以避五毒；戴香袋，以避蛇蝎。还有五月十三的雨节，七月初七的七夕，八月十五的中秋，十月初一的鬼节，十一月的冬至，以至腊月的腊八，这么多的节日，都是风俗在一个时期的一次集中体现。可以说，农民生活在风俗之中。只有不在风俗中的城市，没有不在风俗中的农村。
　　然而，倘你真的进入风俗之中，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这些风俗，都是对农民的一种桎梏，或是一种桎梏中的叹息和无奈的微笑。白色孝布的飘扬，提醒晚辈的是“子从父命”之类的品德操行；而婚嫁所围绕的多是“成妻从夫”、“多子早子”。节日中的立春和惊蛰，是要把农民更紧地拴在土地上面；清明、端阳、七夕、腊八、鬼节等，节日中虽有欢乐，但都不难体察风俗对人们的警告。最好的节日要算八月十五和正月初一了。然中秋节又让人感受到一种不能团圆的分离之苦。春节是农村风俗的最集中的喜悦体现，插柏枝，贴门联，拜大年，走亲戚。可是，插柏枝是为了避邪，贴门联是为求吉，拜大年是为了把吉祥送给别人，走亲戚是为了乡村的“裙带”之网更加亲密牢固。从所有的节日中，从所有普遍流传下来的风俗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农民的“躲避”、“乞求”和“保佑的苦苦哀求”，丝毫感受不到教育农民对命运和天地的抗争。所以，农民就特别能“忍”，特别之“愚”，特别“庸俗”。
　　中国农民，至今仍生存在风俗之中，而不是文化之中。风俗中的文化，除了小说家能感到一种美外，农民是很难感受到的。我们到湘西走一趟，站在沈从文的故居前，从农民身上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沈从文这个作家的骄傲，而不是对沈从文笔下的风俗骄傲。贾平凹的商州亦如此。
　　风俗都是文化，文化大都不是风俗。农村母亲要求子女走有走姿，坐有坐相。按照母亲的要求走路或坐下的女子，我们仔细读她的走姿坐姿，更多地看到了风俗，而不是文化。文化的优劣，会随着时代发展很快地增删；而风俗，则远远地随在时代之后，拖不垮，甩不去。发展了的都市，更集中、更高速地靠近着现代的文化，脱落着从农村带来的习俗。今天去都市细心探寻，除了六十岁甚或八十岁的老人和刚刚从土地上出来的农村的人们，你几乎已经找不到农村的风俗了。可今天的农村，尽管许多地方都已富如巨贾，生活也有了几分都市化，但他们仍然浸泡在乡俗、习俗、风俗之中。农村，将在很长很长且永远一样的历史长河中，更集中、更神秘地浸泡在风俗的染缸里发酵，久而久之地被一种不知不觉的桎梏所捆束。
　　因此，也才有人怀念一个时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移风易俗。
　　（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高寿的乡村》作者：阎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