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穷人，只需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这正是扶贫社成立的初衷和一直不曾改变的定位。”
　　河北省易县南百泉村的郑庆霞是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女人，因为丈夫跛脚，还有3个孩子，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苦辣辣的。原本以为要过一辈子的穷日子，却由一块地毯开始转变。
　　1998年，郑庆霞看到县城有人卖手工编织的真丝地毯，销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学了这门手艺。可即使织一块最小规格的毯子，也需要1千多元成本，她拿不出这笔钱。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时，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扶贫社”成为她唯一的希望。她找到贷款员，试探着问：“我家就两间房子。全押给你，给我贷点钱行不？”
　　“就你那两间破房，卖了也值不了几百块。”贷款员开玩笑说。
　　郑庆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星期后，没有抵押担保，也没有请客送礼，“卖了也不值几百元的破房”居然贷了2000元。用这笔钱，她买了各色丝线和织毯工具。 3个月后，一块花草图案的手工真丝毯完成了。她拿到县城的地毯市场上，卖了1800块钱。此后，一块块地毯相继织成，赚的钱也早已超过了当初的2000元。
　　如今郑庆霞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户，经手资金动辄百万。但对于她来说，多少钱也没有她当初从扶贫社贷到的2000元起动资金金贵。
　　“面向穷人，只需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这正是扶贫社成立的初衷和一直不曾改变的定位。”易县扶贫社负责人周学仁说。
　　截止到2010年12月底，扶贫社在易县境内20个乡镇累计发展中心227个，累计发展小组3733个。先后累计扶持农户20424家，直接受益人口达到78370人，累计发放贷款10855万元，其中妇女受扶持率占80%。像郑庆霞家一样的6500户贫困农户得到了稳定性脱贫，走上了致富路。
　　
　　复制来的“银行”
　　1997年，易县石井村杨翠兰的丈夫突发重病，手术费需要两万多元。她找遍所有的亲戚“摊钱”，仍然不够。情急之下，她托熟人帮忙，到信用社贷了4000元，才算凑够了手术费。
　　因为很少有人能从信用社贷到款，这事儿成了当时村里的大新闻，人人羡慕杨翠兰能耐大。“他们不知道，我给办事的人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几条好烟呢。”她撇撇嘴。
　　“如果不是‘走后门’，像杨翠兰这样的贫困农户，绝对属于被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人群。”在易县扶贫社当了13年主任的周学仁，一语道破基层信用社的潜规则。
　　为什么越是需要钱的穷人越是贷不到款？在金融世界里，“义”与“利”果真就没有调和的空间？很久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领域专家杜晓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研究中杜晓山发现，国家的贴息扶贫贷款从始到终伴随着权力寻租：或者被政府官员层层截留、挪作他用，或者优先贷给了富裕户。而真正的穷人如果想获得贷款，往往不得不付出额外的“灰色支出”。
　　一次“邂逅”，让杜晓山豁然开朗。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杜晓山第一次接触到了孟加拉人尤努斯。他吃惊地发现，尤努斯一手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坚持只给穷人中的穷人贷款，完全借贷给无抵押担保能力的穷人，而还款率却高达98%以上。数年下来，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已经帮助240万个赤贫的孟加拉家庭得到贷款，其中3/5的家庭因此走出贫困线。
　　一直困惑于此的杜晓山，隐隐感到，或许孟加拉模式是解决中国扶贫贷款的一个“好招儿”。
　　在经过数年的酝酿与筹备之后，杜晓山决定在中国也成立一个像孟加拉乡村银行那样的帮助穷人的银行。
　　河北易县成为第一块试验田。因为它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便于管理和节省资金。从地形上讲，易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形有山地、平原、丘陵，和中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地形地貌相近。而且，杜晓山一位同事的大学同学恰巧是易县的副县长，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当时县里正在引资上项目，大家并不太理解小额信贷是什么，只是作为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吸收的。”当年与杜晓山一起筹办易县扶贫社的周学仁笑着回忆说。
　　
　　穷人的信用
　　扶贫社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贝过来：以妇女为主体，5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款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小额信贷推行得格外顺利。“开始我们还怕农户不响应。结果，村里在喇叭上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那个村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搞种养业，也有摆小摊的，很多人急需钱，又借贷无门。”易县扶贫社主任周学仁回忆说。
　　1994年5月，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从扶贫社得到一笔1000元的贷款。同时收到钱的，还有另外20个农户。这是扶贫社成立后发放的第一批贷款。
　　“初期几乎顺利得匪夷所思，”杜晓山说，“老百姓不仅没有抵制这套做法，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规则。尤其是头3年，还贷率达到100%。”
　　在周学仁的印象中，故意赖账不还的农户微乎其微。“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大家信用就越好。”他说。
　　对于村民的纯朴和信用度，易县扶贫社信贷员刘惠深有感触。这个短发，圆脸的姑娘，从1998年开始做信贷员，每天骑摩托车穿行在乡下，在贷款户中特别有“人缘”。
　　“有一次我负责的贷款户手里真的没钱还，”她架起双臂比划着，“那老太太给我几十斤玉米，让我替她卖了还钱。”
　　2001年夏天，城关头道河村的一条小河因为下大雨变宽了，河水淹没了小桥。到还款的日子，信贷员过不去，在河对岸着急上火。借贷的农户们便想出个办法，把钱绑在石头上，从河对岸扔了过来。
　　
　　中国式的创新
　　不同于一开始完全照搬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制度，现在的扶贫社已经在原有的孟加拉模式上有所突破。比如连续放贷，如果你经营项目收益好，需要扩张规模，他们都会放贷。而且，放款额度也进行适度放宽，升到了5000元。即便是对一些联保小组采取大家申请、一家使用的做法，他们也在保证贷款安全的前提下，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现在扶贫社已经走出易县，在多地建立扶贫社的试点。“每个试点必须要与当地情况充分结合，在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一定要进行适合当地的创新。”周学仁表示。
　　据了解，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现有工作人员29名，员工们的福利保障比较充分，除了养老、医疗保险外，还有合作社为他们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周学仁算过一笔账，如果还贷率低于95%，合作社的运行就会成问题。
　　扶贫社只有一辆普通桑塔纳车，平时很少有人用，连周学仁下村走访调查，也骑自行车。汽车大部分时间被合作社放出去搞创收了。周学仁说，扶贫社还需要过精细的日子，况且，他们还资助着上百名贫困生上学呢。
　　周学仁在工作之余便四处化缘，他希望能有更多的钱充实到扶贫社来，给更多穷人致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