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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抗日战争中，徐向前曾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等职，率部转战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华北敌后战场，在频繁转战中，他写下了多本抗战日志，留下了我军在敌后战场的宝贵资料。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首次披露徐向前部分抗战日志，从中可以使我们真切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敌后战场的战争实景（文中楷体部分为援引的徐向前抗战日志原文）。
真诚合作抗日，主动密切友军关系
七七事变后，徐向前随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率部开赴山西抗日战场，并尽速与国民党军将领交换沟通对战争形势的看法，查看战场地形，制定配合友军作战的应对之策。1937年“9月7日，随周（恩来）去岭口行营会见阎（锡山）”。“此次与阎（锡山）会晤中，一切问题表面上都接受”。“9月9日，上午经雁门关时看工事。夜九时到大同与傅（作义）会谈”。“10月7日，下午与李师商定游击部队的部署办法”。“10月10日，朱（德）住到台怀，召集各友军军官谈话会”。“10月14日，下午五时在杨林乡对101师一部讲话，一般情绪甚好，也都表示很高兴听，也很注意听”。“下午四时到台怀之霖拳寺。晚饭后即到101师师部与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讨论抗日作战形势与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及对居民工作。他们在表面上都极表赞同”。
坚持以攻为守，积极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我军发挥自身特长和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决贯彻敌后游击战略，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在此过程中，以积极的攻势行动，限制敌人的活动空间，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抗日根据地。一是打击汉奸势力。例如，“赖际发率领地方游击队夜袭正在坑西镇开会之汉奸，捉获其重要首领赵鹤年（晋华纱厂董事长）、某当铺掌柜、铁路银行经理等，给榆次地区的汉奸以极大打击”。“刘志坚报告：漳南兵团结束近期战斗。战绩如下：第一步，消灭苏明启、郭青伪军2000余人，缴枪600余支，苏被活捉。第二步，消灭安、临、内自卫总团团长王自全伪军800余人，缴枪500余支，王自全被活捉在押。第三步，消灭安阳伪军第二军李台部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第四步，攻占滑县，解决伪军总司令扈全禄5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这些战例表明，敌后战场的汉奸势力不可小觑。正如徐向前在日志中所说，“内奸不除确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一大障碍。……抗日政策不确立，汉奸亲日派不惩治与肃清，那么这些败类的死灰复燃是深为可虑的。况且还不是死灰呢！” 二是主动出击、反击日寇“扫荡”，彰显我军是敌后抗战的领导力量。我军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巩固根据地，发展抗日力量，就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打击敌人，以主动牺牲精神，尽量减小抗战军民的损失。徐向前在日志中就明确指出，“连日作战的经验是，必须予出城活动之敌以打击，缩小敌人活动区域甚为必要”。为此，华北、华中主要抗日根据地仅在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对日作战1600余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我军的反“扫荡”战果迫使日军承认：虽经反复“围剿”，但占领区的治安呈现出恶化和复杂化倾向。以下仅从日志中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战记述：
“叶成焕带2团一个营并指挥769团的一个连与地方游击队，向榆次及其以东铁路线活动。徐深吉带一个营向太谷以南以东地区及沿交通线活动，主要采用侧击、截击、袭击等积极作战方式，以影响友军并鼓舞其勇气。2团3营教导员罗明海带一个连经双峰去分水岭、子洪镇间破坏公路，并指挥祁县、太谷之游击队与工兵连之一组，发动群众，配合行动”。
“据闻，目前妥协投降气氛甚浓：一因日寇之困难剧增，无法克服，故暂作某些让步以诱惑；一因我国抗战中亦有不少困难和畏难心理。此与中国半殖民地之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有关。自抗战开始后，我党即经常提出反对投降妥协的号召，这是非常正确与必要的。尤其在妥协投降进一步具体化的今天，其任务尤为重大了。”
“四支队报告：秦启荣部在侧后袭击我军。窥其行动似有暗中配合日寇打击我之企图。不论如何，其动作是做了日寇的应声虫，呼应日寇的行动。做了对于抗战不利，而使日寇欢迎的举动。” “日寇行进时，多由汉奸在前探路，因汉奸告密，该敌未敢进入我伏击地域。该连见此情况，迅速前进攻击该敌，但只毙敌20余人，我无伤亡。敌狼狈退回郭庄不出。”
“在清野空室、帮助我军作战的支前工作等方面，辽县以南地区确实是大成问题。武乡境内许多村子的民众甚至在日寇到来时还不逃跑。因此被敌人大肆屠杀。马庄一个村子即被杀60余人，妇女被敌强奸致死者不乏其人。有一名幼女只有八岁，被敌人强奸致死，血迹模糊。胡家垴八个妇女被敌人强奸后有用刺刀挑破阴户与小腹致死，残忍之状，笔难尽书。在禁止挑水的地区，日寇将村民杀死在水桶边；某人送米汤给日寇喝，也被杀死在盆边；某人给日寇牵马过河，被杀死在马蹄之下。武乡过去托派活动最烈，人民受其欺骗不少，又兼县长之官僚主义以人命为儿戏，而农民又守旧心重，加之政治黑暗，故遭此惨剧究是谁人之虞。不抗日活不成，不把日寇打出去大家不得安宁。同胞们，大家一起觉醒起来抗战啊！以自己的血肉抗争是可以获得伟大的光荣的自由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特点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辉煌成果，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最终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不屈不挠、顽强抵抗、视死如归、拼死抗争等是全民抗战的共同特点。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还体现出自身政治性质所决定的独有特点。
一是在政治上坚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红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支军队的名称番号变了，作战对象变了，但是它的性质宗旨没有改变，仍然将人民的力量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徐向前日志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接周（恩来）昨日电：……华北局势已到最后之危局，统治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而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其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政党的观点同样反映在政党领导的军队身上。山西抗战正面战场作战失利后，“沿途散兵甚多抢掠，各村民多逃山里躲藏。人民对友军与老阎反感太甚”。而在山东，“沈鸿烈、秦启荣（国民党山东省军政长官）之部队在敌扫荡时，……真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作鸟兽散而矣，甚而在乡村中到处抢掠骚扰，民众寝食不安，恨之等于日寇”，甚至“汤恩伯觉得他的部队纪律不好，精神萎靡，欲效法我八路军的工作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群众对我军印象极好，因我军到后地方安定，土匪遁迹，并常予日寇以打击”。而当一些坏分子诬蔑八路军时，立即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如“某局长公开在群众中说八路军太坏，但实际上我军的模范行为给了该地群众很好的印象，群众将该局长包围质问。……此亦证明群众是如何欢迎与拥护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呀！”我军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与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是分不开的，如“召集9团小组长以上党的积极分子会，主持会议并报告目前形势；邓小平讲战时政治工作”。“宋任穷报告冀南工作经验：……改善民生：减租减息组织了工作队，一村一家地做工作，结果地主、债主、农民都认为满意。优待抗属，提高生产热忱。借粮斗争：借了粮要归还。如穷者借了的粮已吃完了，由政府设法偿还。雇工斗争：增加工资，按物价上涨适当增加两成。救灾工作，挖河、筑堤共用20余万元。支差条例：抬伤兵、当向导、运公粮，只此三种可以支差，其余支差项目在地方须由县政府批准，在军队须由团以上政治部门批准。除奸：（略）财政经济政策：1.自给自足；2.改善民生，发扬民力；3.统一收支；4.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贷款除贷给工农、小商人、贫苦人民外，平时对较大商人、富农亦贷款，以刺激提高农村生产”。可见，共产党在抗战中实行的人民战争，从根本宗旨出发，加强政权建设，积极改善民生，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战争伟力，因而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是战斗队，更是工作队、宣传队，我军的政治优势便体现在这里，使军事工作有了深厚的政治根基。
二是在军事上继续贯彻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策略，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敌强势锋芒，发挥我之优长，“重点放在以己之强攻敌之弱，以求局部的消灭战”。依靠此种战法，我军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打击日军有生力量，消灭瓦解汉奸武装，积极发展壮大抗战力量。仅在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间，我军就累计毙伤日军6万余人，相当于同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歼敌25万人的1/4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从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壮大到18万余人。更为重要的是，我军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在广大敌占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类抗日群众组织，最广泛地发掘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抗战伟力，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境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取得了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
三是在抗战武装力量建设上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三结合。为了适应敌后战场斗争的需要，更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秉承一贯的优良传统，积极建立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实践证明，这种接“地气”的做法，便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把握战争；便于主力部队的扩充与升级；便于建立强大的后勤支援保障体系。有关资料显示，至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我军正规部队发展到120万余人，民兵280万余人；全国抗战八年期间毙伤俘敌50万余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军队建设重要一环的军事院校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总校及其分布在各个解放区的12所分校，在八年全国抗战期间，共为我军培养了10万余名各级军政干部，改善了自红军创立以来长期困扰军队建设的干部奇缺状况。日志内容表明，徐向前1943年代理抗大校长后，还将抗日敌后战场取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引入抗大军政教学实践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非经过不知难”。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弱小的力量、坚定的信仰，领导人民谱写了壮丽的抗战诗篇。今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这场战争的人，只有细读前辈们那些流淌着热血的记录，才能真切地感知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编辑 潘 鹏）
（作者分别是：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部部长；国防大学原研究员；国防大学研究员）
真诚合作抗日，主动密切友军关系
七七事变后，徐向前随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率部开赴山西抗日战场，并尽速与国民党军将领交换沟通对战争形势的看法，查看战场地形，制定配合友军作战的应对之策。1937年“9月7日，随周（恩来）去岭口行营会见阎（锡山）”。“此次与阎（锡山）会晤中，一切问题表面上都接受”。“9月9日，上午经雁门关时看工事。夜九时到大同与傅（作义）会谈”。“10月7日，下午与李师商定游击部队的部署办法”。“10月10日，朱（德）住到台怀，召集各友军军官谈话会”。“10月14日，下午五时在杨林乡对101师一部讲话，一般情绪甚好，也都表示很高兴听，也很注意听”。“下午四时到台怀之霖拳寺。晚饭后即到101师师部与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讨论抗日作战形势与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及对居民工作。他们在表面上都极表赞同”。
坚持以攻为守，积极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我军发挥自身特长和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决贯彻敌后游击战略，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在此过程中，以积极的攻势行动，限制敌人的活动空间，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抗日根据地。一是打击汉奸势力。例如，“赖际发率领地方游击队夜袭正在坑西镇开会之汉奸，捉获其重要首领赵鹤年（晋华纱厂董事长）、某当铺掌柜、铁路银行经理等，给榆次地区的汉奸以极大打击”。“刘志坚报告：漳南兵团结束近期战斗。战绩如下：第一步，消灭苏明启、郭青伪军2000余人，缴枪600余支，苏被活捉。第二步，消灭安、临、内自卫总团团长王自全伪军800余人，缴枪500余支，王自全被活捉在押。第三步，消灭安阳伪军第二军李台部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第四步，攻占滑县，解决伪军总司令扈全禄5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这些战例表明，敌后战场的汉奸势力不可小觑。正如徐向前在日志中所说，“内奸不除确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一大障碍。……抗日政策不确立，汉奸亲日派不惩治与肃清，那么这些败类的死灰复燃是深为可虑的。况且还不是死灰呢！” 二是主动出击、反击日寇“扫荡”，彰显我军是敌后抗战的领导力量。我军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巩固根据地，发展抗日力量，就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打击敌人，以主动牺牲精神，尽量减小抗战军民的损失。徐向前在日志中就明确指出，“连日作战的经验是，必须予出城活动之敌以打击，缩小敌人活动区域甚为必要”。为此，华北、华中主要抗日根据地仅在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对日作战1600余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我军的反“扫荡”战果迫使日军承认：虽经反复“围剿”，但占领区的治安呈现出恶化和复杂化倾向。以下仅从日志中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战记述：
“叶成焕带2团一个营并指挥769团的一个连与地方游击队，向榆次及其以东铁路线活动。徐深吉带一个营向太谷以南以东地区及沿交通线活动，主要采用侧击、截击、袭击等积极作战方式，以影响友军并鼓舞其勇气。2团3营教导员罗明海带一个连经双峰去分水岭、子洪镇间破坏公路，并指挥祁县、太谷之游击队与工兵连之一组，发动群众，配合行动”。
“据闻，目前妥协投降气氛甚浓：一因日寇之困难剧增，无法克服，故暂作某些让步以诱惑；一因我国抗战中亦有不少困难和畏难心理。此与中国半殖民地之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有关。自抗战开始后，我党即经常提出反对投降妥协的号召，这是非常正确与必要的。尤其在妥协投降进一步具体化的今天，其任务尤为重大了。”
“四支队报告：秦启荣部在侧后袭击我军。窥其行动似有暗中配合日寇打击我之企图。不论如何，其动作是做了日寇的应声虫，呼应日寇的行动。做了对于抗战不利，而使日寇欢迎的举动。” “日寇行进时，多由汉奸在前探路，因汉奸告密，该敌未敢进入我伏击地域。该连见此情况，迅速前进攻击该敌，但只毙敌20余人，我无伤亡。敌狼狈退回郭庄不出。”
“在清野空室、帮助我军作战的支前工作等方面，辽县以南地区确实是大成问题。武乡境内许多村子的民众甚至在日寇到来时还不逃跑。因此被敌人大肆屠杀。马庄一个村子即被杀60余人，妇女被敌强奸致死者不乏其人。有一名幼女只有八岁，被敌人强奸致死，血迹模糊。胡家垴八个妇女被敌人强奸后有用刺刀挑破阴户与小腹致死，残忍之状，笔难尽书。在禁止挑水的地区，日寇将村民杀死在水桶边；某人送米汤给日寇喝，也被杀死在盆边；某人给日寇牵马过河，被杀死在马蹄之下。武乡过去托派活动最烈，人民受其欺骗不少，又兼县长之官僚主义以人命为儿戏，而农民又守旧心重，加之政治黑暗，故遭此惨剧究是谁人之虞。不抗日活不成，不把日寇打出去大家不得安宁。同胞们，大家一起觉醒起来抗战啊！以自己的血肉抗争是可以获得伟大的光荣的自由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特点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辉煌成果，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最终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不屈不挠、顽强抵抗、视死如归、拼死抗争等是全民抗战的共同特点。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还体现出自身政治性质所决定的独有特点。
一是在政治上坚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红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支军队的名称番号变了，作战对象变了，但是它的性质宗旨没有改变，仍然将人民的力量和利益置于第一位。徐向前日志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接周（恩来）昨日电：……华北局势已到最后之危局，统治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而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其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政党的观点同样反映在政党领导的军队身上。山西抗战正面战场作战失利后，“沿途散兵甚多抢掠，各村民多逃山里躲藏。人民对友军与老阎反感太甚”。而在山东，“沈鸿烈、秦启荣（国民党山东省军政长官）之部队在敌扫荡时，……真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作鸟兽散而矣，甚而在乡村中到处抢掠骚扰，民众寝食不安，恨之等于日寇”，甚至“汤恩伯觉得他的部队纪律不好，精神萎靡，欲效法我八路军的工作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群众对我军印象极好，因我军到后地方安定，土匪遁迹，并常予日寇以打击”。而当一些坏分子诬蔑八路军时，立即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如“某局长公开在群众中说八路军太坏，但实际上我军的模范行为给了该地群众很好的印象，群众将该局长包围质问。……此亦证明群众是如何欢迎与拥护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呀！”我军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与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是分不开的，如“召集9团小组长以上党的积极分子会，主持会议并报告目前形势；邓小平讲战时政治工作”。“宋任穷报告冀南工作经验：……改善民生：减租减息组织了工作队，一村一家地做工作，结果地主、债主、农民都认为满意。优待抗属，提高生产热忱。借粮斗争：借了粮要归还。如穷者借了的粮已吃完了，由政府设法偿还。雇工斗争：增加工资，按物价上涨适当增加两成。救灾工作，挖河、筑堤共用20余万元。支差条例：抬伤兵、当向导、运公粮，只此三种可以支差，其余支差项目在地方须由县政府批准，在军队须由团以上政治部门批准。除奸：（略）财政经济政策：1.自给自足；2.改善民生，发扬民力；3.统一收支；4.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贷款除贷给工农、小商人、贫苦人民外，平时对较大商人、富农亦贷款，以刺激提高农村生产”。可见，共产党在抗战中实行的人民战争，从根本宗旨出发，加强政权建设，积极改善民生，调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战争伟力，因而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是战斗队，更是工作队、宣传队，我军的政治优势便体现在这里，使军事工作有了深厚的政治根基。
二是在军事上继续贯彻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策略，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敌强势锋芒，发挥我之优长，“重点放在以己之强攻敌之弱，以求局部的消灭战”。依靠此种战法，我军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打击日军有生力量，消灭瓦解汉奸武装，积极发展壮大抗战力量。仅在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间，我军就累计毙伤日军6万余人，相当于同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歼敌25万人的1/4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从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壮大到18万余人。更为重要的是，我军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在广大敌占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类抗日群众组织，最广泛地发掘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抗战伟力，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境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取得了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
三是在抗战武装力量建设上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三结合。为了适应敌后战场斗争的需要，更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秉承一贯的优良传统，积极建立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实践证明，这种接“地气”的做法，便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把握战争；便于主力部队的扩充与升级；便于建立强大的后勤支援保障体系。有关资料显示，至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我军正规部队发展到120万余人，民兵280万余人；全国抗战八年期间毙伤俘敌50万余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军队建设重要一环的军事院校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总校及其分布在各个解放区的12所分校，在八年全国抗战期间，共为我军培养了10万余名各级军政干部，改善了自红军创立以来长期困扰军队建设的干部奇缺状况。日志内容表明，徐向前1943年代理抗大校长后，还将抗日敌后战场取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引入抗大军政教学实践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非经过不知难”。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弱小的力量、坚定的信仰，领导人民谱写了壮丽的抗战诗篇。今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这场战争的人，只有细读前辈们那些流淌着热血的记录，才能真切地感知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编辑 潘 鹏）
（作者分别是：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部部长；国防大学原研究员；国防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