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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公司，绝大多数是国企。因为国企的存在，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枝独秀。
从1985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候，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的年代。
私有化改革是西方设计的美丽陷阱，其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拉美和前苏东地区私有化改革的教训说明，不问方向的改革，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是灾难。
中国国情复杂，国企改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面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伴随着国企的浴火重生，国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2011年，中国有61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其中绝大多数是国企。正是由于国企的存在，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枝独秀，“中国道路”引起世界的关注，“北京共识”成了世人反对“华盛顿共识”的例证。然而，有关深化国企改革首要任务就是国企完全私有化的论调也甚嚣尘上。明辨是非、把握方向是深化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国企完全私有化是一种危险的论调
2012年2月28日，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认为中国国企从很多方面得到了收益，包括廉价融资、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大量收益留存等，但却建议：中国应该将国企的比重再降低63%，并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说中国需要一个国企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克林顿也提出，美国要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企的衰亡”。耶鲁大学金融管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也多次提出深化国企产权改革，并一再建议私有化。
在国内，有关国企必须私有化的论调也不绝于耳。在本世纪初，有人提出过“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主张。还有人提出将国企的股份如何转让出去，实现全部私有化。
国企“私有化”论调利用国有企业在管理、机制、效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刻意迎合民众对国企改革期盼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视听，模糊了人们的认识。问题的关键是，国企私有化论调提出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对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这是针对残存的单一公有制传统观念，特别是主要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私有化倾向而提出来的，十分重要，应引起重视。
鼓噪国企完全私有化目的是推销新自由主义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新自由主义虽然学派林立、体系庞杂，但其立论基础都以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以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会带来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向。20世纪20—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不仅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随后，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迅速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次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坐了40年冷板凳的新自由主义，伴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登上了英美等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一定绩效之后，这一理论开始迅速向全球各地蔓延，成为英美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出台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公有制是效率低下的根源，国有制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只有那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的国家才能获得美国的援助。“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开始从一般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教条和意识形态。随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的推波助澜下，以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以俄罗斯、波兰、乌克兰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接受了美国推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时之间，私有化改革风靡全球。
拉美、苏东等地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私有化改革，既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胜利”，更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胜利”。英国学者西蒙?克拉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不是制作一个更加适应现实世界的模式，而是让现实世界更加适合它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与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统治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终结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
警惕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在中国出现
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政策主张需要具体分析。其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关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关于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观点，关于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调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其私有化的核心政策主张，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给实施私有化改革的地区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灾难。
拉美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的地区，也是受害较深的地区。在西方国家的利诱和推动下，拉美国家先后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包括私有化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量国有企业被甩卖。然而，事与愿违，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带来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地区经济的严重衰退。20世纪90年代10年间，整个拉美地区贫困人数上升到总人口数的44%。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为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1982—1991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8%，大大低于世界3.3%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低于2.25%的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随后的10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半。 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和推动下，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彻底的经济自由化造成了比拉美地区更为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灾难。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步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渗透。“公有制效率低”、“计划经济缺乏活力”等观点逐渐在苏东国家占据上风，东欧国家开展了私有化运动，苏联推行了500天私有化改革计划，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随之瓦解，共产党先后丢失政权，国家性质改变。在经济方面，以私有化、自由化为政策核心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解决俄罗斯固有的经济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生产下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犯罪日益严重等。1992—1994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有共计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但在1993—1996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侵吞，少数官僚寡头集团和“新俄罗斯贵族”应时而生。对此，普京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政治投机者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私有化改革的糟糕局面使得其在全球范围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波兰发行量最大的《选举报》在2002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87%的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只有7%的民众持肯定态度。当被问及“你用什么词汇描述私有化最合适”时，74%的民众填写的是“盗窃”。饱尝私有化苦果的俄罗斯人民，对私有化产生的暴富阶层极为反感，有88%的民众否定私有化，70%民众认为应改变私有化的现状。
同时，近年来拉丁美洲左翼政党的崛起和亲美政权的纷纷下台，则充分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不得人心和日趋衰败的趋势。
国企需要改革，但方向绝不能是私有化
拉美和前苏东地区私有化改革的教训充分说明，不问方向、不计代价的改革，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可能就不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是历史的灾难。深化国企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把握好方向。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探索，中国的国企已经实现了集体性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企是完美无缺的。如何破除阻碍国企效率进一步提升的体制机制，如何防止国企垄断以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如何让国企发展的成果让更多人共享、让更多人受益，都在检验着我们党和政府改革国企的决心和能力。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一再要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现实背景之一。
国企需要改革，但方向绝不能是私有化。就现实而言，国有企业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尤其是人均收入较高的北欧国家，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世界上70%以上的石油资源都是由各国的国企控制的。就历史经验而言，私有化绝非改革的灵丹妙药，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5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候，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中国国情复杂，国企改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它事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巩固，事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事关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国企是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改革开放时期，国企在承担巨大改革成本以释放社会生产力、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又以浴火重生的姿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舞台上，展示出“国家脊梁”风采。
正是由于国企的存在，才使得中国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拥有经济主权。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皮卡尔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仿效别国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里，国有经济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历史也已证明，国企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改革绝不能以私有化为方向，即使是集体经济企业也是如此。盲目地听从国企完全“私有化”论调的误导，不仅会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更会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过：“中国国企改革是涉及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改革必须学会设定底线和目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国企改革必须坚守的底线。面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经济学中，还没有一种迷信像产权迷信那样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一迷信认为，人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分配产权，这样经济效益就有了保证，至于产权怎样分配不重要。这种迷信非常危险，已经误导许多处于过渡中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问题上。”鼓吹国企“私有化”的实质是试图用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演变和颠覆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和抵制。
（执笔：邓海英、颜旭）
(责任编辑：翁淮南)
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公司，绝大多数是国企。因为国企的存在，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枝独秀。
从1985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候，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的年代。
私有化改革是西方设计的美丽陷阱，其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拉美和前苏东地区私有化改革的教训说明，不问方向的改革，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是灾难。
中国国情复杂，国企改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面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伴随着国企的浴火重生，国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2011年，中国有61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其中绝大多数是国企。正是由于国企的存在，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枝独秀，“中国道路”引起世界的关注，“北京共识”成了世人反对“华盛顿共识”的例证。然而，有关深化国企改革首要任务就是国企完全私有化的论调也甚嚣尘上。明辨是非、把握方向是深化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国企完全私有化是一种危险的论调
2012年2月28日，世界银行发布了题为《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认为中国国企从很多方面得到了收益，包括廉价融资、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大量收益留存等，但却建议：中国应该将国企的比重再降低63%，并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说中国需要一个国企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克林顿也提出，美国要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企的衰亡”。耶鲁大学金融管理学院的陈志武教授，也多次提出深化国企产权改革，并一再建议私有化。
在国内，有关国企必须私有化的论调也不绝于耳。在本世纪初，有人提出过“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主张。还有人提出将国企的股份如何转让出去，实现全部私有化。
国企“私有化”论调利用国有企业在管理、机制、效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刻意迎合民众对国企改革期盼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视听，模糊了人们的认识。问题的关键是，国企私有化论调提出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对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这是针对残存的单一公有制传统观念，特别是主要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私有化倾向而提出来的，十分重要，应引起重视。
鼓噪国企完全私有化目的是推销新自由主义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新自由主义虽然学派林立、体系庞杂，但其立论基础都以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以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会带来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向。20世纪20—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不仅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随后，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迅速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次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坐了40年冷板凳的新自由主义，伴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登上了英美等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一定绩效之后，这一理论开始迅速向全球各地蔓延，成为英美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出台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公有制是效率低下的根源，国有制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只有那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的国家才能获得美国的援助。“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开始从一般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教条和意识形态。随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的推波助澜下，以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以俄罗斯、波兰、乌克兰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接受了美国推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时之间，私有化改革风靡全球。
拉美、苏东等地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私有化改革，既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胜利”，更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胜利”。英国学者西蒙?克拉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不是制作一个更加适应现实世界的模式，而是让现实世界更加适合它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与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统治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终结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
警惕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在中国出现
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政策主张需要具体分析。其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关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关于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观点，关于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调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其私有化的核心政策主张，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给实施私有化改革的地区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灾难。
拉美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的地区，也是受害较深的地区。在西方国家的利诱和推动下，拉美国家先后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包括私有化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量国有企业被甩卖。然而，事与愿违，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带来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地区经济的严重衰退。20世纪90年代10年间，整个拉美地区贫困人数上升到总人口数的44%。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1970年为8%，1980年降为5%，1990年只有3%。1982—1991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8%，大大低于世界3.3%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低于2.25%的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随后的10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半。 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和推动下，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彻底的经济自由化造成了比拉美地区更为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灾难。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步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渗透。“公有制效率低”、“计划经济缺乏活力”等观点逐渐在苏东国家占据上风，东欧国家开展了私有化运动，苏联推行了500天私有化改革计划，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随之瓦解，共产党先后丢失政权，国家性质改变。在经济方面，以私有化、自由化为政策核心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解决俄罗斯固有的经济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生产下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犯罪日益严重等。1992—1994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有共计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但在1993—1996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侵吞，少数官僚寡头集团和“新俄罗斯贵族”应时而生。对此，普京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政治投机者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导致我们负债累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私有化改革的糟糕局面使得其在全球范围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波兰发行量最大的《选举报》在2002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87%的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只有7%的民众持肯定态度。当被问及“你用什么词汇描述私有化最合适”时，74%的民众填写的是“盗窃”。饱尝私有化苦果的俄罗斯人民，对私有化产生的暴富阶层极为反感，有88%的民众否定私有化，70%民众认为应改变私有化的现状。
同时，近年来拉丁美洲左翼政党的崛起和亲美政权的纷纷下台，则充分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不得人心和日趋衰败的趋势。
国企需要改革，但方向绝不能是私有化
拉美和前苏东地区私有化改革的教训充分说明，不问方向、不计代价的改革，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可能就不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是历史的灾难。深化国企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把握好方向。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探索，中国的国企已经实现了集体性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企是完美无缺的。如何破除阻碍国企效率进一步提升的体制机制，如何防止国企垄断以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如何让国企发展的成果让更多人共享、让更多人受益，都在检验着我们党和政府改革国企的决心和能力。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一再要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现实背景之一。
国企需要改革，但方向绝不能是私有化。就现实而言，国有企业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尤其是人均收入较高的北欧国家，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世界上70%以上的石油资源都是由各国的国企控制的。就历史经验而言，私有化绝非改革的灵丹妙药，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5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候，10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中国国情复杂，国企改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它事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巩固，事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事关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国企是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改革开放时期，国企在承担巨大改革成本以释放社会生产力、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又以浴火重生的姿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舞台上，展示出“国家脊梁”风采。
正是由于国企的存在，才使得中国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拥有经济主权。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皮卡尔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仿效别国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里，国有经济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历史也已证明，国企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改革绝不能以私有化为方向，即使是集体经济企业也是如此。盲目地听从国企完全“私有化”论调的误导，不仅会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更会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过：“中国国企改革是涉及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改革必须学会设定底线和目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国企改革必须坚守的底线。面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经济学中，还没有一种迷信像产权迷信那样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一迷信认为，人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分配产权，这样经济效益就有了保证，至于产权怎样分配不重要。这种迷信非常危险，已经误导许多处于过渡中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问题上。”鼓吹国企“私有化”的实质是试图用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演变和颠覆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和抵制。
（执笔：邓海英、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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