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通常以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被人们所熟知。但是，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却鲜被大众谈及。鲁迅在55年的生命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用于古典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并不局限于整理文献资料，而是在碑刻、宗教、画像等方面都做过细致研究。同时，他还积极地把在古典文献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鲁迅“旧学问的根底很深，他所涉猎的部门很广”，他本人曾说过“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作为研究，看看也不要紧，不过深入之后，就容易受其浸润，和现代离开”。他的文献学成就涉及地方文献、辑佚、校勘、目录学和对文献资料的保护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突出成就之一的是他通过对古代小说的辨伪、辑佚及书目的整理，先后辑校完成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及《唐宋传奇集》，并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逝世时，蔡元培沉痛悼念道“著述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
　　《中国小说史略》从远古神话传说讲到清末谴责小说，从庞杂的作品中整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小说发展线索，它不仅包含对作品的整理，更讲解了中国小说的起源和演变，评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小说家和作品，并分析了不同时代小说间的内在联系。作为第一部书写中国小说史的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小说梳理和时代开创意义
　　在中国，小说长期以来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研究小说的学者也不多，那么小说要成体系地发展起来自然是很难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在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十家中，“可观者”并不包括小说家，可见班固认为小说家是不人流的。宋元时期所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以及其他诸多目录学著作如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中的小说，多承亦子亦史的观念，成为一个包容子部、史部杂著的文类，凡是无法归人子部、史部其他子目的著作均被纳入小说之目中，如陆羽《茶经》、李恕《戒子拾遗》等。就连鲁迅本人也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
　　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受到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深入影响，小说开始受到了一些重视。为了弥补我国小说史的空白，突破中国小说无史的状态，鲁迅决定亲自撰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小说史专著。
　　小说史的撰写需要按历史的发展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但如上文所说，小说在我国历来不受重视，此类工作并没有多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因此，在《中国小说史略》诞生之前，对千年来庞杂小说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都需要鲁迅来完成。从1909年起，鲁迅就花费大量心血，从《太平御览》等古书中钩稽校定出《青史子》等36种白汉至隋古小说佚文，编为《古小说钩沉》；辑录宋至清末41种关于古代和近代小说资料汇编成了《小说旧闻钞》；辑录校对唐宋传奇小说为《唐宋传奇集》。
　　于是，鲁迅在对我国各个时代的小说文献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勾画出了我国小说发展的清晰脉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是前七篇的资料准备，《唐宋传奇集》是中四篇的参考文献，而《小说旧闻钞》则为后十七篇的取资对象。《中国小说史略》打破了我国小说长期被忽视且无史的局面，初步搭建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框架。它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同被郭沫若看作中国文艺史上开拓性的经典著作。
　　二、小说导读和普及意义
　　如上文所述，小说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就是不入流的。小说的边缘地位给小说及小说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宋末元初以前，大部分小说作者或批评家并不太有作品推销意识，在作品序跋部分通常只简单介绍成书过程或缘由，也不太在意如何唤起读者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小说的关注和理解，影响了小说的传播速度与范围，这也是小说地位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则打破了这一局面。鲁迅不仅在书中呈现出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构建起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框架，还在对中国小说史上重要作品的品评中体现了他的文学观念。《中国小说史略》对各小说简洁精辟的评价，对读者无疑起到了导读的作用。例如，在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中，鲁迅认为《三国志演义》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中点评《封神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白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此外，鲁迅更是在结合各部小说所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品评，例如在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中讲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股白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这些评论虽为鲁迅的个人感受，却也极具启发意义，既为面对成堆的小说不知从何下手的读者提供了阅读线索，更为小说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参考。
　　在《中国小说史略》正式成书出版之前，鲁迅白1920年起便已开始编写、使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篇章作为讲义，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的课程。把小说以“史”的形式呈现在课堂，这不仅让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开始认识到小说的价值，更加快了小说及小说史普及的历史进程。
　　三、较早体现了比较文学思想
　　比较文学最初的理念，其实就是打破文学研究的国别限制，研究人类文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鲁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代表之一，不仅著有比较文学专论《摩罗诗力说》，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多次使用相关研究方法，包括平行研究法、影响研究法，同时书中还对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思想有所体现。例如，鲁迅在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将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进行了平行比较：“然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融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而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中则使用到了影响研究法，点评梁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羡鹅笼之记时称“然此类思想，概非中国所固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苟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人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这表明随着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一些佛经故事也一同传人并逐渐被中国化了，这不仅是对此类故事文学渊源的追溯，也恰好体现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中的文学“他国化”思想。
　　虽然此书中比较文学理论未成体系，却也体现出了鲁迅做出的相关尝试。中国的比较文学滥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开始出现有关比较文学的课程及讲座，1924年吴宓率先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的课程，而《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成书于1924年，并且在此之前其章节就已经作为教材投入使用，可以说鲁迅是中国最早具有比较文学意识的学者之一了。鲁迅在书中体现的比较文学思想，还为后人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和例证，更顺应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时代潮流。
　　受时代、主观思想意识、客观物质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我们并不能说《中国小说史略》是完美无瑕的，连鲁迅本人也在书中《后记》部分谦虚道“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虽后续多次修改，却也仍有“不备”之处。但是，尽管写作条件并不完备，《中国小说史略》仍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小说导读和普及价值的专著，并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颇有助益的珍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