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不是为读者介绍干巴巴的历史事件和知识点，而是发掘中国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提供一套崭新的读懂中国历史的认知方法。系列共4辑13册，全景呈现了“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
　　杨照
　　历史学家，1963年生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兼修考古学和人类学，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张光直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类学。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多所大学讲师，后以历史学术普及和历史写作为重心。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
　　我们对中国古史多少有点儿印象。这些印象是怎么来的？
　　让我们回溯到明朝中期，从15世纪的一场争论开始讲起。当时士人圈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个争议，是理学上的“程朱、陆王之争”。理学是宋朝以降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试图建立一整套解释系统，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还有，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行为，不应该有什么行为？理学既要彻底追究源头，又要提供具体而实用的人生行为准则，是一套既大且细的学问。
　　理学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理学探讨的范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它不只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该有的行为准则。第二，理学是“一套”学问，它有严谨的逻辑，将众多内容容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做片段式处理。
　　“程朱”和“陆王”代表的是理学内部源于不同的推论而产生的两种很不一样的整体态度。“程朱”是北宋的程颐（字正叔）、程颢（字伯淳）兄弟，加上南宋的朱熹（字元晦）；“陆王”是南宋的陆九渊（字子静）和明朝的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简单来说，“程朱”认为建立从宇宙到人生的整套学问，关键程序是“格物致知”；而“陆王”却主张，有意义的知识，其核心价值应该是“明心见性”。
　　“程朱”强调人要变成合格的人，有一套程序，有一套功夫，要循序渐进，认识万事万物之理，进而从中认识“天理”，认识“天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划分根植的“性”。为什么朱熹要强调四书，将《大学》《中庸》突显出来，与《论语》《孟子》平起平坐？因为《大学》《中庸》讲的都是程序，都是按部就班、依序进展的功夫。对“程朱”而言，人要一步步由近及远，由内而外，通过格物致知积累学问。对的学问、丰富的学问，让你成长为对的人、好的人、有用的人。
　　“陆王”却不是从这种角度看世界的。依照孟子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在于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在于有良知。良知就是天生的道德心。既然良知——天生的道德心——本来就在我们的心里，怎么要靠后天慢慢去学，靠一套吸收外在知识的功夫才培养起来呢？人的教育程序，一切学问的根本，都在于“致良知”——找到并发挥你的良心。这里不牵涉外在知识。陆象山发挥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认为内在道德本心是“大”，其他外在的知识相对是“小”，是附加的。
　　这是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的两种不同态度，却同属于中国近世社会重要的士人文化。宋朝之后，士人兴起，除了皇室之外，士人拥有最多的资源，更是社会的核心。因科举制长期积累的影响，士人掌控了集体价值的决定权。因此，士人相信什么，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程朱、陆王之争”愈演愈烈，有其难解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两派争端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牵涉科舉考试。科举考试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政治。谁来出题，出什么样的题目？谁来阅卷，用什么标准阅卷？科举考试决定了很多人一辈子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他们一家子乃至整个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程朱”与“陆王”斗得厉害，因为不同派别对于考题和答案有不同看法，就会选择不同的人，淘汰不同的人。如此一来，宇宙论与人生论的信念，就和派别的壮大或消长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当时社会上拥有最庞大资源的人，分别成了两个巨大的思想派别，一个是“程朱派”，另一个是“陆王派”，两派都必须想方设法压倒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