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玺（1912-1959年），原名王常珍，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人。1931年加入共青团，始任邢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后任邢台三校团总支书记，从事和领导学生运动。1932年秋，因叛徒出卖，在邢台被捕。不久，被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坐牢4年多。其间，他于1934年在狱中转党，并任狱中团支部书记。
　　1936年，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国内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急需大批党的干部贯彻执行，以便掀起全国的抗日高潮。然而，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却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领导骨干大都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审时度势，提议并得到党中央批准，采取特殊措施，于1936年秋将簿一波、刘澜涛等 50多位党的干部从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其中包括张玺同志。

一

　　张玺出狱后，北方局派他到直鲁豫特委先后任宣传部长、书记，从事地下工作。当时，这一地区仍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基本停止。为打开局面，张玺不顾环境险恶，不分昼夜地四处奔询，设法与特委的同志接上头，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部署了工作。爾后，又到安阳找到了刚刚越狱返乡的当地党的骨干王维刚，商量了豫北党组织的恢复问题；到大名、清丰找到直南党的负责人晁哲甫等同志，传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他还找到隐蔽起来的大部分党员干部，给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考察被捕的党员干部，恢复了没有问题同志的党籍，使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大都得到恢复，为抗日战争从组织上、干部上做了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为直鲁豫特委书记的张玺面对骤然变化的形势，决定先从磁县着手，率先树立抗日表率。于是，他把磁县中共党组织主要人物纪德贵、张学孔、王维纲、李相虞、李巨川、田裕民等召集到彭城富田村老共产党员张锡珩家的泰兴缸窑，主持召开了“抗日工作会”。会议研究、制定了四条工作方案，即：尽快分片成立“抗敌后援会”，大力发动群众抗日，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与国民党方面搞好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开展抗日工作；筹建抗日民主政府，以利于领导磁县民众抗日斗争；相机组建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以备开展游击战争。会后，张锡珩、李相虞以彭城为中心，成立了磁县西区“抗敌后援会”；张学孔以峰峰为中心，成立了磁县北区“抗敌后援会”；田裕民、王维纲在马头、光录一带，成立了磁县东区“抗敌后援会”；纪德贵在磁县西南部，领导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抗日、搞募捐、搞演讲、游行鼓动等。党组织在引领他们开展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发现、培养他们中的骨干分子，为组建武装队伍做准备。
　　8月中旬，河北重镇保定失守。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兼民训处处长的张荫梧，带领一干人马顺着平汉线来到磁县。张玺出于国共合作诚意，主动前去拜访。随后，又经多方努力，从张荫梧那里争取到部队番号，于10月13日成立了以彭城镇磁厂工人为主的直南第一支国共合作的地方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第13支队”。不久，张玺又亲自组建了以六河沟煤矿工人为主的抗日第4支队等抗日武装。
　　此外，张玺还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利用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地方政权瓦解，日军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并亲手建立了磁县抗日民主政府等抗日政权。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他组织开办训练班，先后培训了四五百名抗日骨干，一部分返乡作了当地县、区、村的干部，发动和领导各阶层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一部分输送到东进冀鲁豫的八路军129师工作，为这一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各县党、政、群团等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后，张玺奉命调任太南区党委书记。

二

　　1940年4月18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在清丰县南王什宣告成立。当月，张玺从太南调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由于书记王从吾时在延安，未到职，张玺改任书记。所以，他成了事实上的中共冀鲁豫区首任书记。
　　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直南、豫北、鲁西南3个地委、18个县委。该地南到陇海路，西、北接连晋冀豫根据地，东与鲁西根据地相邻，是华北、华中与延安大后方联系的“纽带”“走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也正因此，日军也志在必得，这就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时刻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
　　1940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五），日寇调集日伪军2万余人，分12路向清丰、濮阳、内黄合击，妄图歼灭我主力部队机关。部队首长杨得志、崔田民等率机关及时跳出敌人包围圈后，张玺马上和他们指挥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外线分散活动，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迫使日寇提前结束“扫荡”。
　　反“扫荡”结束后，张玺召开区党委、军区、行署、群团等直属机关干部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部署了各项工作。会后，和党委其他同志协助“二纵”兼军区抓了正规军的扩大，分头抓了区、县武装的恢复整顿及民兵的发展，使全区保持了一支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调整配备干部，恢复了部分被打散的县、区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善后工作，稳定了群众情绪……
　　1941年4月12日，日、伪军裹胁反动会道门武装共2万余人，配有130余辆汽车、坦克，20余门重炮，数百辆大车，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分5路对冀鲁豫中心区沙区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妄图彻底毁灭中心区，歼灭我主力部队。张玺和杨得志坚持在沙区的枣林和沙丘之中，指挥主力部队伸入敌后“掏老窝”，其余部队和沙区游击队、民兵，则运用“麻雀战”“地道战”、破袭战、伏击战等，到处打据点，端炮楼，炸碉堡，夺物资，完全搞乱了敌人的部署，打破了敌人的“合围”。 　　那次反“扫荡”打了9天。血与火的9天过后，内黄、高陵等4县，日寇烧毁村庄141个，其中全部变为一片焦土的80个！杀我同胞4000人，其中有53户人家无一幸免！至于群众赖以生产和生活的农具、车辆、牲口、粮食，更是荡然无存！
　　敌退出沙区后，张玺和杨得志等立即率党政军民进行善后工作。他们抽调干部，组成5个善后工作队，到受害区进行慰问、救济，并配合当地党政群团机关恢复、健全各种组织。张玺还同杨得志、崔田民等同志提出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救济难民就是抗日爱国”的口号，向一些开明的地方士绅进行募捐；通过打汉奸和亲日派，强迫他们拿出粮食和钞票；组织运输生产合作社，用贷款办法，鼓励农民去外区买粮，运回来解决生活问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很快筹集了“边币”9.2万元，粮食8万余斤，衣服千余件，以及柴草和大量的锅、碗、瓢、盆、农具、家具等，全部救济了难民。同时，对乘机骚扰的敌伪、土匪、会门等进行了打击和镇压，从而使遭受劫难的沙区人民度过了“生死关”，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三

　　“四一二”大扫荡之后，日寇不断向华北敌后增兵，“扫荡”更加频繁，加之连年严重的旱灾和虫灾，致使冀鲁豫边区人民生活、部队供给和边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与此同时，鲁西区也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
　　为统一和加强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力量，鲁西、冀鲁豫两区党委遵照北方局决议，于1941年7月1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区党委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玺与张霖之配合默契，他們同杨得志等军区首长一起，领导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和日伪军上百次“围剿”，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抓了善后工作，组织生产自救，帮助群众重建家园……硬是在敌人图谋毁灭的这块土地上坚持下来。
　　1942年10月20日，北方局调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当年，中央决定将湖西区及豫皖苏水东区划归冀鲁豫边区。
　　张玺一直认为，自己出狱后就担负了一个地区的领导工作，未从最基层、社会的最深处开始工作与斗争，实际工作经验不足。为此，曾多次向组织要求到下面去锻炼。1943年初，在第三次精兵简政时，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担任了冀鲁豫边区四地委书记。他在地委工作近1年，深入基层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不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总结了不少典型经验，适时地指导了各县、区工作的开展，有的经验还推广到全边区；而且结合实际，有选择地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彭德怀（时任北方局书记）报告和北方局指示等，先后写下7万多字的日记、8篇调查报告和20多篇读书札记，系统地总结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和工作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43年11月，冀鲁豫中央分局成立，张玺调任秘书长。1944年5月，张玺兼任分局党校秘书长，具体负责整风。同年6月，分局抽调冀鲁豫、冀南两个区党委所属地方县以上、部队连以上干部1000余人，集中在太行山林县进行了近一年的整风学习。张玺带头从自己整起，为大家树立榜样。同时，坚决贯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使大家自觉分清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随后，心情舒畅地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最大努力。
　　1945年春，冀鲁豫军民开始对日、伪军展开反攻作战，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冀鲁豫根据地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

四

　　1945年8月，冀鲁豫区党委划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同年11月，张玺改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大举围攻我中原等解放区。为配合中原和苏中解放区的作战，8月1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了陇海战役。时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张玺同行署主任段君毅等领导组织了10万农民随部队开往陇海线，昼夜突击破路，致使陇海线瘫痪。还组织十几万民工给部队送弹药、运粮食、抬担架，深入前线和敌占区，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
　　陇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蒋介石又调集30余万兵力压向冀鲁豫所属黄河南岸地区，妄图消灭我军主力。张玺立即召集区党委紧急会议，建议并经讨论决定，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组成两套班子，一套插入黄河以南敌占区，领导对敌斗争；一套留在黄河以北地区，抓土改和支前等工作。会上，张玺果断地提出：“在紧要关头，干部的行动就是方向，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插入敌后。”会后，他与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赵健民、区党委组织部长徐运北等率军区独立旅，同各分区组成的游击集团，县、区组成的武工队，分批插回黄河南岸地区，坚持农村阵地，不断袭扰、打击敌人。
　　1946年9月3日，刘邓大军胜利结束定陶战役之后，黄河南岸地区出现了敌我双方反复大“拉锯”的局面。张玺几次返回区党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和敌我斗争态势，总结经验，部署游击战争，并亲临第一线，及时总结典型经验，进行分片指导。经过9个月的艰苦奋斗，黄河南岸地区39个县有30个县坚持下来，牵制了敌人4个师以上的兵力，控制了70%以上的农村阵地，直接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战场，创造了条件。为此，刘伯承同志表扬说：“你们工作得很好，冀鲁豫人民对敌斗争很得力！”
　　1947年6月，中央军委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出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指示。张玺和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全力配合刘邓大军，做好各个方面的安排和渡河的准备工作。待6月30日刘邓大军发起渡河战役时，张玺亲自随同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动员全区军民全力配合鲁西南战役的胜利进行。同时，输送了大批冀鲁豫的干部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辟江淮河汉新解放区。为此，邓小平赞誉冀鲁豫是个好战场，到处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走到哪里都有饭吃。还说：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1948年初，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由张玺带领冀鲁豫解放区一批干部进入豫陕鄂新区工作。6月1日，豫西区党委在河南省鲁山县成立，张玺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新区工作的指示，在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很快摸到新区工作的门径，只一个冬春，就领导当地党政军民摧毁了国民党的基层统治，铲除了土匪恶霸，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群眾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全力支援大军作战，积极完成了各项工作。当我军解放了中南地区之后，中南局把豫西的经验推广到所属各省。
　　1949年3月1日，河南省委成立，李雪峰任省委书记，张玺任副书记。5月，张玺接任省委书记兼河南省军区政委。他紧紧团结省委一班人，充分发挥来自各地的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依靠全省人民，又着手搞好农村土改，迅速恢复经济。仅用3年时间，就较好地解决了从战争到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各项任务，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因此，河南人民和广大干部都把这几年誉为解放后河南最好的时期之一。

五

　　1952年底，张玺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任专职委员、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协助李富春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抓国家计委全面工作。
　　张玺在调国家计委工作时，深知自己对全国经济情况生疏，业务知识缺乏。所以，一到计委，便恳切地请组织上给一段熟悉业务的时间。从此，他把读书定为任务，每天业余都坚持自学，完不成计划就不休息，硬是学完了《政治经济学》、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著作及经济理论；他让秘书朱镕基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逐一默记，熟悉到了有问即答的程度；每次开会研究工作，他总是认真听，仔细记，下班回到家还要核对笔记，将听到的东西加以消化；他请几位高级工程师给他上技术业务课，即使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他也不肯罢休。他还赴沈阳、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和天津、塘沽、开滦等地，对一些工矿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他坚持白天看，晚上谈，看一个单位，谈一个单位。这又增加了他工业管理的感性知识。只用一年多时间，他就肩负起协助李富春同志抓国家计委全面工作的重担。
　　从此，张玺开始具体组织计委各专业局，会同国务院各部、委，研究编制了1954年到1957年的4个年度计划。在周恩来、陈云亲自主持下，组织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在此期间，张玺每天工作不下十三四个小时，往往一天参加或主持几个会议，还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而他却忘掉了劳累和困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使计委机关形成了一种气氛民主，上下团结，关系协调，工作积极的良好风气，令李富春非常满意。
　　张玺重于工作，淡于生活，就连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他应当得到的待遇，有时也不肯接受。如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通知国家计委，给张玺同志配一部吉姆牌轿车，他谢绝了。国家计委有关领导考虑到张玺同志常失眠，人口多，让行政处给他买了一栋院落较大的房子，多次劝他搬家，他硬是不搬……在他的影响下，国家计委机关保持发扬了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长年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张玺积劳成疾。但他照常从事繁重的工作，还带病参加了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直到这年11月底，他才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周总理获悉，立即送他赴苏联治疗。在苏联，他忍受着放疗的剧烈反应，坚持锻炼身体，读书报，学俄语，思考工作中的问题。他的坚强意志和忍耐力，深深感动了苏联医护人员，都称他为“英雄”。
　　张玺回国后，立即投身工作。实际上，癌细胞正向全身扩散，医院又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从此，他同病魔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顽强抗争。其间，他忍着剧痛，从未间断过工作和学习，医院和家里都成了他的“办公室”……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周总理还经常询问他的病情。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更增强了战胜病魔的信心，一次次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令人痛心的是，1959年1月8日，他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47岁！
　　多年过后，张玺之女张林南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和家人参加了11日在国家计委礼堂为父亲举行的2000人参加的追悼会，看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各机关、单位和个人送的花圈，聆听了李富春伯伯致的悼词。我们跟随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和计委的同志把父亲的骨灰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安放。那几天，到家里看望妈妈和我们的老同志很多，他们无不为父亲的英年早逝而痛感惋惜，他们讲了许多父亲的感人事迹，都说他是‘累死的’。邓颖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还亲切地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他不在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做像你爸爸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