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时，肖复兴在美国布鲁明顿住了半年。那是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小镇，印第安纳大学在那里，儿子肖铁在东亚系任教。白天，孩子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家里清静，最适合写作。
　　2017年12月，他带着写好的部分稿子来到这里。异国他乡，距离催化了乡愁的生成。北京的一花一树、庙宇老街，胡同的色声香味，季节的流转变迁，隔着太平洋的海水想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果没有这些历史遗存，一座城市在人们的印象中、想象中、情感中就会化为乌有。一座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肖复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这是城与人的知根知底、肝胆相照。这些年来，老北京的点点滴滴贯穿于肖复兴的写作，从遍访胡同老街的《蓝调城南》，到钩沉花街柳巷的《八大胡同捌章》，到记述人世沧桑的《我们的老院》，再到这本收官之作《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
　　咫尺天涯，意味着近在眼前，又渐行渐远。600岁的北京城静默伫立着，骨架与肌理犹在，却已经是“流年暗换往来路，老眼厌看南北人”。

门联与树

　　下笔之前，肖复兴有些犹豫，也格外慎重。他想钩沉的不是人们熟知、游客追捧的景点，而是另一种难以捉摸的厚重历史，藏匿在古都北京的街巷花木、古旧建筑、民俗百态，甚至泛黄的纸页之间。
　　比如门联。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上，无论是王公贵族讲究的广亮式大门或金柱大门，还是普通百姓居所的蛮子门或道士门，一般都是不能没有门联的。
　　新世纪初，肖复兴在崇文、宣武两区的老街巷里，看到了很多老门联。“当时特别惊讶，我从小在那儿长大，上下学路过这些胡同，好多老门联都很熟悉。几十年过去了，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破四旧’，四合院都破败了，它们居然大难不死。”那一阵子，他有空就往这一带跑，在本子上抄录下那些被岁月剥蚀的沧桑门联，“甚至有一种冲动，要把所有还健在的老门联都搜集起来，编一本《老北京老门联大全》”。
　　他写过一篇《城南门联》，两三千字，收录在2006年的《蓝调城南》中，“有点单薄”。肖复兴说，“但念想一直在心中，后来只要看到没见过的门联，就随手记下来”。在新书中，他再谈老门联，一万字的长文，背后是十几年的走街串巷、水滴石穿。
　　他一路看下去、记下来，前几年曾经亲眼见过的门联，不过几年的工夫，有的已经漫漶不清，有的索性连门带院都被夷为平地。“杨梅竹斜街，十几年前去还保留着一点老门联，前年再去，只剩下一副了。这还是被保护的一条胡同，那些大拆大建的，像南北孝顺胡同，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胡同，现在都没了，上哪儿找门联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许多你认为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当成废土垃圾一起清除。”《咫尺天涯》里，有一首老北京的挽歌。
　　书中，有肖复兴画的36幅插图，这是当年写《蓝调城南》时练就的手艺。画中的景象，从上世纪50年代的崇文门城楼到珠市口的老开明戏院，从儿时的粤东会馆老院到东四八条的朱启钤故居，从东兴楼老饭庄到前门大街五牌楼，有的永远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有的则被时代的雕刀刻画得面目全非。
　　相比这些矗立在地面的建筑，植物的生命，或许远胜于人类和城市。
　　在《北京的树》里，肖复兴写到老院子里的老树：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有一棵老槐树，当年鲁迅写东西写累了，常摇着蒲扇到树下乘凉;上斜街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里，还能看到清末法学大家沈家本住在这里时就有的老皂荚树，两人合抱才抱得过来;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堂里，有文天祥亲手种的枣树;陕西巷的榆树大院里，赛金花盖的怡香院就在一棵老榆树前面;山西街甲13号的荀慧生故居里，当年种了很多花木，现在只剩下一棵枣树、一棵柿子树;西草厂街88号的萧长华故居里也有一棵枣树，院子已经一片凋零，枣树仍在垃圾和乱草丛中，顽强地伸展着枝叶。

　　在北京四合院里，枣树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因此种得最多。小时候，肖复兴住的院子里就有三株老枣树，百岁高龄了，结出的马牙枣依然很多、很甜。每年秋天，打枣的日子都是大院里的节日，半大小子们爬到树上，伸长竹竿子打枣，小不点儿的孩子，在树下接枣。打下的枣，堆成一座小山，谁也不会私自把枣拿回家，而是端着洗脸盆，装满一盆盆的枣，挨家挨户地去送。
　　“这样美好的传统，连同我们爬到树尖，看红红点点的枣和树叶一起晃动，恍若太阳也跟着一起晃动的情形，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肖復兴写道。

地理与人心

　　肖复兴住的大院叫粤东会馆。那是一座清朝的老会馆，坐落在前门楼子东侧的西打磨厂。从落生到去北大荒插队，他在那里生活了21年。
　　除了三棵枣树，院里还种着不少花木。两株老丁香，一株开紫花，一株开白花。两棵桑树，一棵结白桑椹，一棵结紫桑葚。有人种桂树，一到秋天满园飘香，熬成糖桂花，每家一碗;有人种西番莲、美人蕉和大丽花，闹饥荒的年月又改种丝瓜、苦瓜和倭瓜;有人种蛇豆、丝瓜，后来又改种高雅的爬山虎，从春到冬，从绿油油到红彤彤……
　　“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扑入眼帘，使得夏日的燥热一下子减少了许多，阳光都变成绿色的，像温柔的小精灵一样在上面跳躍着闪烁着迷离的光点。”在肖复兴的名篇《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中，他这样写道。那是1963年的暑假，他走进东四八条的小院，看见了这样一墙爬山虎。那一年，他15岁，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作文得到叶圣陶亲自批改。
　　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肖复兴最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芦草园的少年宫，去那里打乒乓球，有一次，还和名将李富荣对阵打了一回。一个是文化宫，它的前身是太庙，后面大殿摆着许多乒乓球台，他和同学一起去，打一小时5分钱;文化宫还有一个图书馆，特别幽静，放学、周末、寒暑假期，他就去那里看书。
　　那时，街坊们还保持着旧日的“老例儿”，买酱牛肉要到月盛斋，买点心要去正明斋和祥聚公，买酱菜要去天章涌，买秋梨膏要去通三益，买布料去瑞蚨祥，买帽子要到马聚源，就是买一包茶叶末，也得去张一元……前门四条街上老字号林立，一片繁荣。
　　那时，四合院的屋顶铺的都是鱼鳞瓦，联结成一片浩瀚的灰色涌向天边。每年国庆节的傍晚，肖复兴和伙伴们会早早爬上屋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点燃的瞬间，许多白色的小降落伞随东南风飘来。他们大叫着跳起来，伸出竹竿，争先恐后地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
　　但好玩儿的年华，都不禁过。肖复兴高中毕业那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院被掘地三尺，一下子挖出许多“牛鬼蛇神”。过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成了在电影、小说里才能见到的国民党军官、地主老财或舞女妓女，肖复兴的父亲，也在其中。
　　大院被一次次地“破旧立新”，枣树、丁香树、桑树、影壁、石碑、院墙……都消失殆尽。“最大的变化其实不是地理肌理的破坏，而是人心的动荡和隔膜。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每一步都触目惊心，不知道前面的大院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肖复兴先是跟着同学一起去串联，广州、衡阳、株洲、韶山、南京，一路归来后，成了一个“逍遥派”。他和图书馆的高老师关系好，每次写好书单，让高老师帮他找书，用报纸包好，放到传达室，他再去取，“和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一样”。那段时间，他读了很多书，“外面轰轰烈烈闹革命，我是躲在小楼成一统”。
　　直到1968年7月，肖复兴从北京来到北大荒，在大兴岛插队。那一年，他21岁。

北大荒与前门楼

　　北大荒的冬季漫长难熬，没有青菜，只能喝用冻土豆加淀粉熬的一锅黏糊糊的汤，知青们称之为“塑料汤”。“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开始报菜名，说在北京吃过哪些好吃的，来一顿精神会餐，慰藉思乡之情。”
　　每一次回家探亲，都是一趟艰辛之旅，汽车换火车，慢车换快车，起码三天三夜，直到从北京火车站出来，坐20路公交车，下车看到前门楼，“到家的感觉一下子扑面而来”。
　　每一次回家探亲，也是一通扫荡补给。肖复兴要去六必居买八宝酱菜，带回北大荒过春荒，夏天回来，还会去信远斋买酸梅糕，放在碗里用水一冲，就是酸梅汤。
　　1971年冬天，肖复兴在生产队的猪号里喂猪。大雪封门无处可去、无事可干，他就趴在烀猪食的大锅旁，断断续续写了10篇散文。他把文章寄给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先生，很快收到了回信，而且，像他父亲当年一样，叶至善也逐字逐句地修改了每一篇。1972年春天，肖复兴将其中的一篇《照相》寄了出去，很快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这是他的处女作。

　　这一年冬天，肖复兴从北大荒回北京，临走前，特意带父母去肉市胡同里的广和剧场看了一场《红灯记》。看戏前，他们先到前门的全聚德吃了烤鸭。那是唯一一次，他带着父母去全聚德。那天下起大雪，戏散了还没停，父母搀扶着，一身雪花，蹒跚在西打磨厂街上的情景，成了一幅画，总在他眼前晃动。
　　一年后，父亲去世了。又过了一年，肖复兴回到北京，待业了半年后，到郊区一所中学当老师。阔别老院6年，很多街坊不在了，后搬进来的人盖起一间间新房，压缩切割着记忆中的空间。他家被置换了房子，窗户根儿的水龙头从早到晚哗哗地响，吵得他睡不好觉，血压升高。
　　肖复兴下决心搬家，1975年，他离开前后住了20多年的老院。1978年，他31岁，考入了中央戏剧学校。这个大学，晚上了12年。
　　中戏在东城区的棉花胡同，那时候，不是坐13路汽车从西口进，就是坐104路无轨电车从东口出。肖复兴他们戏文系的学生，最愿意和表演系的同学搭伴儿乘车，借着人家漂亮脸蛋的光，逃票蹭车，去小西天看电影，或到王府井看人艺话剧。
　　要不，就是骑着自行车，天天在胡同里窜来窜去。紧挨着棉花胡同的南锣鼓巷，还没有今天被改造一新的热闹，肖复兴常和同学去那里的小饭馆打牙祭，“那时候，人少、清静，人们的生活还保留着过去生活的影子”。 　　“不像现在，南锣鼓巷热热闹闹，单摆浮搁的一个棉花胡同，孤零零的，冷冷清清。”一块完整的历史街区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几处游人如织的人造景点，在林立高楼的俯视下，挥散着稀薄、缥缈的老北京气息。

静止与流逝

　　真正的飞速变化，开始于上世纪末。
　　高楼大厦、环城高速、地铁、小区、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涌动的人群，重新切分了北京的城市空间，曾经的胡同、大宅门、四合院纷纷隐没，负载于这些建筑空间的文化记忆，也因此成为漂浮的、无所附着的剩余物。
　　2003年底，肖复兴偶然路过前门，往东拐弯儿进了西打磨厂。老院正面临拆迁，汽车的挎斗里，装满了从房顶上卸下来的鱼鳞瓦，像案板上待宰的一条条鱼。
　　此后两年半，他几乎每天都往城南这一带的大小胡同跑，看着满墙贴着的拆迁文告，听着满耳推土机轰隆隆的响声，用一支笔，和拆迁速度赛跑。《蓝调城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他记得在南孝顺胡同看到一户人家，门口种了一架蔷薇。“那时正是4、5月，满架的黄花鲜艳夺目。我看着愣神，发现花架对面站着一个老外，也拿着相机拍。那会儿，这里马上就要拆迁了，这一家人还有兴致，让一架蔷薇开得这么热烈。”
　　如今，那里的花、院子、胡同，消失得干净利落。对肖复兴来说，城南，越发变得不认识。从小走得烂熟的前门四街，如今，西打磨厂完全沦落，福寿堂、刻刀张、三山斋等风光一时的老店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鲜鱼口被打造为老字号美食街，除了便宜坊、天兴居和金糕张是老店，其余都是张冠李戴;新建成的“北京坊”取代了西河沿的名字，一片西式洋楼包裹着劝业场等几个硕果仅存的老建筑;大栅栏最著名，老字号最多，于是成了外地人“到此一游”的民俗商业街……
　　城市建设的大潮中，还有哪个角落能岿然不动吗？
　　肖复兴想了想，有，正义路上的街心花园。
　　那是一条带状的街心花园。“我们大院离这里很近，穿过北深沟胡同，过护城河上的一座浮桥，再翻过明城墙的豁口，就到了正义路。”上学时，肖复兴总去那里看书，一坐就是一下午，直到晚霞飘散。
　　“这么多年过去，除了树长高了，路平整了，正義路没有任何变化。路两旁是高大的槐树，夏天的时候浓荫匝地，槐花落的时候又一日如雪。”肖复兴说，“在繁华拥挤、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有这么一个地方，算是奇迹了。”那里是一个被定格的时空，“依然保留着上世纪50年代的感觉，美好、清新、昂扬向上”。
　　肖复兴并不奢望时空静止。“时代在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关键是怎么变？如何在变化中保存历史和文化的肌理？高楼大厦就是GDP吗？大拆大建、破旧立新就是城市建设的唯一伦理吗？”
　　去年7月，两个孙子从美国回来，肖复兴带着他们回了一趟老院。三进三出的格局还保留着，旧房子却都拆干净了，盖起了灰瓦红柱的新房。他家原来那三间东房，成了一家公司的办公室。
　　每次重回南城，他都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胡同有历史、有文化，是北京的瑰宝;但胡同这么破败，把它们拆了盖楼，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好？”肖复兴说，“所以，北京城为什么一直在这两种思维的纠缠之下？我们对历史缺乏真正的认知，对现实也缺乏真正的投入。”
　　作家的一支笔当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一个北京土著的记忆，或许能成为让老北京显影的最后一副筹码。
　　《咫尺天涯》，是肖复兴写作北京的最后一本书，“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又有一点依依不舍”。他想起布罗茨基的那句话：“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
　　但这个追求，肖复兴说，我不知道能否做到。
　　那个“硕果仅存”的正义路街心花园，在或近或远的将来也会“荡然无存”吗？但因为一个人、一代人的记忆，它，连同那个在飞速变化中渐行渐远的老北京，终不至于完全流逝。
　　肖复兴
　　1947年出生，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在北大荒插队6年，在大中小学任教10年，先后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自2006年起，聚焦老北京书写，先后出版《蓝调城南》《八大胡同捌章》《我们的老院》。2020年，新作《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由三联生活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