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会怎样？鲁迅说，要么堕落，要么回家。而如果找到一条“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道路，出走，就是有价值的。
　　沈兹九就是如此。
　　17岁，“不知人间疾苦”的她遵从父母之命成婚。那时，她还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不幸的是，四年后丈夫病逝。寡居的她开始受到夫家的约束，“嘴巴一张，眼睛一转，都有人盯着不放”。夫家还将她禁闭起来，令她守贞节，闭门诵经，静心修禅。
　　对于女性的苦楚，沈兹九有了切身体会，加之邻居女性的悲声常常把她从梦中惊醒，她想到了反抗。在父亲的帮助下，沈兹九逃到日本，进入东京女子师范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国任教，这期间，她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新思想。
　　不平则鸣，曾经的经历让沈兹九想到要为受难中的妇女发声。她的想法得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支持，“很快预备稿件，即日出刊。”就这样，由沈兹九主编的《申报》副刊《妇女园地》应运而生。在发刊词中，她说：“我们开辟了这小小的园地，希望同胞们抒写你们所要的主张，诉说你们的一切苦难……”
　　周刊受到中下层妇女的广泛关注，她“打开了妇女痛苦生活的闷葫芦，使广大姐妹相当于得到了打开牢门的钥匙”。除了宣传妇女解放，沈兹九还以过人的胆识发表宣传中共地下党的文章，在当时国民党舆论专制统治的情况下，这需要冒极大的风险。
　　凶险不可避免地来了。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妇女园地》被通知压缩版面，“莫谈国事”。面对强权，沈兹九无所畏惧，“他们扼死我们的小园地，我们就开拓一块大园地。”于是，沈兹九开始筹办独立刊物，1935年7月1日，《妇女生活》杂志面世，沈兹九发出铿锵有力的呼声：“妇女也是人！”
　　既是主编，又是发行人，沈兹九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杂志上。当蒋介石提出“新贤妻良母主义”，鼓吹“妇女回厨房去”时，沈兹九撰稿与之针锋相对，“国家需要妇女不只是家庭的工作者，時代昭示着妇女不该是而且不会是永远的家庭动物。谁要是违反国家的需要，谁要是背离了时代，谁就是开倒车。”大胆辛辣的回应产生了极大影响，《妇女生活》成为了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
　　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沈兹九利用杂志团结妇女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成为上海妇救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杂志对妇救会的宣传报道，令国民党当局恼怒、胆寒，两度被禁，举步维艰。
　　即使这样，沈兹九也绝不妥协和放弃，在《妇女生活》百期纪念里，她写道：“她的长大，正像我们多难的姐妹大众一样在半封建的桎梏中挣扎出来，迎着帝国主义的拳打脚踢，特别是三年来在日本强盗的炮火炸弹下，东跑西奔。”其中之艰辛，令读者感同身受。
　　在沈兹九的指引下，一大批妇女摆脱旧束缚，走上了改造旧中国、追求光明和进步的道路。不论在上海、武汉、新加坡，还是流亡到印尼，沈兹九都积极利用刊物宣传进步思想。抗战胜利后，她回到祖国任《新中国妇女》杂志总编辑。
　　早在1943年就对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的冰心，曾一度把她想象成一个“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没想到，正是这个“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把“小我”和“大我”结合起来，给黑暗中的中国妇女带来温暖和光明。
　　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人，妇女运动先驱，著名女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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