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策用

　　长时间以来人们的共识是，苏东坡的诗词文章皆好，他的应试策论和奏议也有大可称道处，只不过后者由于时过境迁、由于它所言及的问题属于遥远的时代，多少有些陌生，使人失去了兴味。但如果我们能够放空成见，静心品嚼，或能看到另一种恢宏的气象与阔大的风景。我们不得不感叹，至少有两种过人的能力同时备于一人，古今来实在少见。就此而言，同处于北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也不能与之相比。苏东坡比他们更机敏、更丰腴也更复杂。
　　在苏东坡这片文字的海洋里有无数深壑与激流，它们纵横交织，无以言表。我们面对一个“策论”的苏东坡和“诗文”的苏东坡，有时不免惶惑：这两种能力哪个更为出色和重要，哪个可以成为或接近生命的主体和本体？回顾苏东坡的少年成长和求学经历，会发现他最初的学习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以求仕为目标，经史子集兼学并蓄，有大量策论和诗文方面的演练追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在诗学方面及早登堂入室的少年，最早表现出来的是过人的诗才。苏轼和苏辙曾师从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此人为当地名士，曾写过《鹭鸶》一诗，其中最为得意的句子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而苏东坡却认为“逐风斜”不如改为“雪片落蒹葭”，让刘微之叹服。
　　苏东坡作为一个诗人所表现出的浪漫与幻想、杳冥与诡异的特质，类似于屈原和李白那样的放纵想象，非常突出。这预示着他会是一个超绝的诗人，有飘逸的文采。但是就苏氏家族追逐的主要目标来看，策论才是基础和门径，没有策论就无法科举进仕。从这个意义上看，策论是实用的，而诗学仅为从仕之余。这也许是一种过于理性的认识。
　　在苏东坡一生的所有文字中，诗及诗性斐然的文章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更自然的生长，而策论始终作为一种从政工具为诗人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是其生命追求的本体或主体部分，策论不过是这种能力的拓展。朝廷将“策对之学”用于科举，既是为了选拔人才，也是为了以后施治之用。经国大事与文章大事都要有起承转合与缜密布局，诗文与策问之学兼备，正是儒学的本分。反过来用仕之心太重，就会压抑诗情，让人变得刻板无趣。入仕不会变通，不能周密和完善，缺乏想象力，也不会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只有创造性地入仕、审美化地入仕，世界才会打上美好而深刻的印记，否则很快沦为体制的死硬工具，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机械盲从，背离入仕的初衷。这种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中的“器”。当年苏东坡就极力反对王安石罢去诗赋、单以经义策论考取进士，认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议学校贡举状》）
　　苏东坡本质上是一位放纵的诗人、想象的天才，他的策论完全派生于诗章的能力，没有浪漫的激情，就没有那些周密的思考和飞扬的神采。东坡的策论不仅具有深刻的施政智慧，而且文采逼人。这对他的仕途而言有得有失，但对于艺术欣赏来说却是一次次大快朵颐。观苏东坡之策论，犹如看气象万千的海洋和深流、起伏的山脉，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题西林壁》）的诗句，用在自己的策论上也不失为一种形象的比喻。

诗与文的差异

　　苏东坡之文主要包括大量史论、策问、表状、奏议、代制敕诏和口宣，还有碑铭和书启等，内容深邃丰赡，言辞雄辩犀利，理性严谨，绝少游戏之作，其风貌远不同于诗词和闲文。在作这些文字时，他更专注也更深入、更认真，仿佛这才是他的庄重之页、心灵之页，而其他文字就显得轻薄许多。正因为策论之类文字的实用性强，所以庄严正大者居多;像前后《赤壁赋》这样的才情之文虽不乏正大之气，却是另一番茂长虚幻的气象。诗词由于大多可代日记，属于即兴之作，所以轻快游戏者更多，感叹更多，而且在苏东坡这里占了过大的比重。两种文字用途大为不同。
　　他在酒宴场合写下了许多酬答与唱和的诗词，放松自然，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格调轻盈而闲适。它们浮萍一样飘来荡去，逝去无痕，在诗人这里很难说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心灵印记。它们的社会实用性似乎不大，目标也有些屑小，而策论则不然，无不关乎“经国之大业”。曹丕《典论》中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实际上主要是指辞采华茂的诗文，它们使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于教化和熏陶中得以培植，所以謂之“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苏东坡的策论文字直接议论国事，力量却是相对短促的，因为它们没有更大的笼罩力和熏陶力，实用性也造成了局限。但是在这些深长的关切和忧思中，在这些对于政治的设置和进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非凡的心灵。它们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当是一个重要标记，显出了沉甸甸的份量。
　　那些酬唱对答的诗文中，有一些质地稍稍不同。这里面有一类触目的文字，即唱和陶渊明。这一百多首唱和诗与其他酬答同僚和友人的非常不同，私语更重，慨叹更多。在他这里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文字内容的规范限制越多，就越是显出自发的活力和顽皮。这似乎是他应对挑战而焕发出的一种能力。顽皮更容易获得灵妙，而深沉中反要少一些伶俐。文章常常禁锢他的手脚，而诗句则能让他飞翔起来，这在他是一次次解放。作策论诰制是入世之事，而诗词则是个人的吟唱，这是二者之间大致的界定和区别。

真伪自由书

　　真正的自由书是性情书、自我书，而非体制书，也非“器”之书，不是任何驱使之下的得意风发，不是依赖和仗势所获得的文势。势利会使自己昏昏然，某些人在依仗中放纵自己的文字，误以为获得了自由，其实不过是化身为“器”，是作为一个工具所显示的好用和实用。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一种伪自由书，得意忘形之状显露无疑。而苏东坡之自由，是在尽性之下的自我表达，是拗气之声，是松弛之后的扪心之歌，放逸和尽兴之歌。所以他的意气用于朝廷辩论，就有冲撞，有激辩，能直言。他曾经说：“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这才是诗人所需要的勇气。逞他人之勇不为勇，纵他人之力不为力。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在历史上，最常见到的就是权力庇护下的狂妄无忌，是“给你自由”之后的快意和无畏。这其实是自由的反面，是被囚禁的灵魂的自供状。 　　放眼各种文字，花花色色，那些伪自由书所焕发的别一种“才情”也不容小觑，虽然它们是大打折扣的。这种貌似畅达无碍、为所欲为，正深藏起一种恐惧，其生命无法得到舒展，不能忘我、忘情和忘性，终究与自由无干。
　　有人将《西游记》视为一部“大自由书”，是有道理的。其中百般变化的精灵几乎个个残忍而幽默，它们对人世规则和法度的无畏冲撞，就显示了自由。描述这些精灵如何表现自我，真是天地之大无所不有、无所不为。其中那个最大的精灵即孙悟空，是打一个跟头就能翻出十万八千里、纵横天宇的角色，他为自尊、为放任而大闹天宫，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生命表达。至于他被戴上紧箍咒、伴随师父西天取经的过程，更是一场争取自由、抵御和冲决的尽情演绎。
　　看过这部自由书，不由得想象人类的局限在哪里，反抗的可能在哪里。我们可以从苏东坡的所有文字中寻找这种答案。我们会发现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书写了许多寻索和希望，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生的挣脱、一生的挣扎和抵抗，是奔向自由而不得。他们一次次寻找这条路，希望用生命写出一部世所罕见的“大自由书”。可惜，这一切努力往往废于中途、荒于半道。
　　在后世，有多少人愿意接续他们的书写？这需要一个旷达而超越的境界，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世界。我们在世界内外，既是自己又是他人，就在这种进入其中出乎其外的折返中，为个人建立一个新的坐标。

一生刑赏

　　苏东坡出仕时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大用，却想不到“一语成谶”，自己的一生都受尽了“刑”与“赏”。作“刑赏忠厚”之论，仿佛早有预感，年纪轻轻就给自己埋下了伏笔。
　　苏东坡此文论述的观点是刑赏要出以仁爱，以忠厚之心量刑施赏：对人的功劳赏赐过分，无非是仁之过，这不但无害反而有益;而刑责过分，即对人的过失和罪责惩罚过分，就会失去天下人心，让人人畏惧而变得无忠无信、无所依傍。苏东坡在这里为社稷前途计，倡导广恩慎刑，引导天下归仁。
　　他几十年为政生涯里有过多少直谏，结果不仅无功，反而作为罪人受到了最大的刑罚和贬谪，不停地南上北下无一日安宁。这对于一生渴望安定的人，就成为最大的惩罚。乌台可谓大刑，海南贬谪也为大刑，黄州和惠州对他来说，更是苟延残喘之期。这一切终于积成人生最大的坎坷，让他于六十多岁抱憾而逝，一代英杰就此别过。
　　说到一生之“赏”，将其喻为朝廷的“娇客”似乎也不为过。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还有几位皇后，都曾经对他宠爱有加;政坛前辈欧阳修、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人，更是对其厚爱提携。其文学造诣受到文坛盟主的青睐，当时的士人举子无不艳羡仰慕。苏东坡确为北宋朝野上下瞩目的一位人物。“是岁登第，始见之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这里的“韩”是宰相韩琦，“富”是名臣富弼。这对于一个来自南国眉山的青年而言，当是莫大的赏识;但其一生更大的奖赏，当是百姓的拥戴、众多弟子友人之爱。当苏东坡离世的消息传出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学生李廌作祭文说：“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衋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朱弁《曲洧旧闻》引）可见当时各色人等都陷入了无尽的悲恸。他们失去了仰慕者、崇拜者，如同失去了一个智慧的源泉、一盏思想的明灯。
　　苏东坡一生所受到的最为永恒的滋养和援助，当为自然山水。他对山川大地深情满溢，将其当成一生最大的依托。苏东坡每到孤寂绝望的时刻，一定会寄情山水。他仰观星辰、俯察新蕊，穿林踏雪、策杖徐行。在徐徐春风里，在葱葱绿色中，小庵高卧，把酒酣歌。正是大自然的抚慰让他得以喘息，积蓄力量，恢复体力，重新唤起前行的希望。他爱山水，山水也爱他;他给予山水多少情感，山水便赋予他多少力量。他与鱼鸟梅竹相亲，与清风明月为伴，与孤鸿幽鹤共眠。自然万物从根本上支持和慰藉了苏东坡，一次又一次地让他从困顿苦绝中挺身前行。

乌台的前与后

　　从“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的人与文都有了一次重大的改变。可以说真正深沉落地的文字出现在这之后。从此他是真悲若欢，歌哭相随。这是一道人生的分水岭，精神的分水岭。一个人从死亡的锋刃上滚过，贫困、恐惧、浮华、苟且、机会主义的小智，都不在话下了。“谪居穷陋，如在井底。”（《與司马温公》）“黄州真在井底。”（《与王元直书》）从绝望的“井底”翻上地面，新的光明就降临了，再一次的生长就开始了。
　　回望“乌台诗案”之前的诗作，虽然才华四溢，但质地相对后来就多少显出了松软和嫩稚。如同一架生命之琴，老弦并非时时弹拨，而小弦的脆亮之声时时盈耳。文字间，一路顺遂的仕途颜色还是无法遮掩。死亡的阴影从可怕的乌台掠过，剩下的就是另一种色泽了，这时的欢乐和悟彻、徘徊，都有了沉沉的份量。乌台是可怕的，这一经历让我们想起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他从绞架上放下来的那个时刻。对这些人而言，余下的生存就是另一番景致了。他们从此可以展开另一种步履，当少一些畏惧，或将畏惧深深地埋到心底。比起他人，他们更知道恐惧的颜色，熟悉它的深黑色：任何事物一旦被其笼罩，所有的光亮全都消失。
　　历史记载中，“乌台诗案”有着令人震惊的开端。1079年4月底，苏东坡刚到湖州上任，7月便闯来了一群如狼似虎、满脸杀气的捕吏，他们竟然在州府衙门上将他五花大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堂堂一州太守如鸡犬一样牵走。这对苏东坡来说真是颜面扫地，屈辱无限。就从这一刻开始，他要在狱中度过一百三十多天，这暗无天日的时光里，死神的阴影几度逼近，随时都可以让生命窒息。绞索一次次垂下，又一次次提离，这样的恐怖怎么设想都不过分。如果说这之前所有的人生挫折都没能让苏东坡产生多少记忆，那么这一次才是一道不可平复的深痕。
　　走出阴森可怖的乌台，仿佛走向失去颜色的大地，五彩缤纷变成了一幅黑白底片，“深红浅紫”和“雪白鹅黄”（《次荆公韵》）会慢慢泛出，但要假以时日。噩梦经常袭来，不停地警示。“畏蛇不下榻”（《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他无法写出华章美文，好像诗心已在体内死去，再也不能复活。 　　经历了乌台的漫长冬夜，苏东坡在黄州的潺潺春溪和梅花细雨中慢慢苏醒。他在地狱里经历的所有梦魇再一次回忆起来，最终还是把它们记在纸上，化为诗文。我们可以假设，乌台之前的苏东坡一定是“轻”了许多，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将销蚀他;而乌台之后却有了难以承受之重，最终使他化为文学星空中的一颗恒星。

细腻耐烦

　　苏东坡度过了急遽起伏的一生，虽蜿蜒曲折，却总是给人匆匆感，他的行迹从南到北，舟车劳顿，席不暇暖，其匆忙急促每每让人惊讶。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如此频繁的辗转中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我们还惊讶地发现，在这样的奔波和劳碌中，他留下来的那些文字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同样有一种急就的特征。翻阅他的文字，必会获得一种总体印象，即它们是由一位诗文快手和神手完成的。仿佛可以随时草就、送走、了结。它们到底流失了多少，我们无法想象，不得而知。记载中，“乌台诗案”刚发，家人为避祸端即毁掉了诗人的大量文字。还有党争之祸、佞臣迫害的其他日月，那些与之酬答往还的朋友出于恐惧，也要毁掉一些文字。这多么让人痛惜。
　　诗文如此神速，就连父亲苏洵谆谆叮嘱、苏东坡晚年才完成的三大著作，即关于《论语》《书经》《易经》的解读之书，也仅仅使用了七年时间。他接续了父亲的劳作，在谪居黄州时，用一年时间完成《论语说》，接着又开始续撰《易传》，然后不断地修改，最后完成于海南。《书传》也是在海南写就的。三部著作长达十七卷，比较起来，它们的完成期是苏东坡一生最为专注和用功的时段了。他极其看重这些著述，就像父亲苏洵一样，甚至认为它们可以了结平生最大的心愿。这里还不仅是对父亲的告慰，还有个人思想学术的实现。的确，这三大著作融入了丰厚的人生经验、为政心得与教训，治学的严谨、饱览与融汇，一切尽在其中了。与那些挥手而就的即兴文章和诗词大有不同者，它们耗去了苏东坡更多的心血。
　　今天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呕心沥血、诗人自己极其倚重的文字，竟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响寂寥，对它们的深入研究一直未得彰显，这也许是后来人的失误。实际上不仅是这三大著作，连同他那些策制、诏告，都是被疏离的难得文字。它们埋下了一个高阔的灵魂，细密的施治之心，一份良苦用心的大儒交给时代的答卷。这是他关于未来的叮嘱，社会的遗书。
　　纵观诗人的生活细节，会发现他是一个相当细腻耐烦的人。苏东坡对人对事，一旦沉入局部，总是极为用心。在具体的环节里，他从不给人恃才傲物、大而化之的感觉，更不是一目十行、不求甚解之人。比如他揣摸画作、琢磨造酒，甚至研究炼丹、研制精墨，专于烹饪和医药，都各有所得。他在诸多领域都足够精心专注，对事物辨证细微，总是花费极大的探究实践工夫。如为了考证“石钟山”称谓之来由，竟专门驾船于风高浪疾的江中实勘。如此聪颖过人者却能够亲力亲为，实在难得。
　　他对玄道的探究从少年时期开始，入山探玄，习服“气”，对“气”的玄妙体味甚至影响到一生。如果没有这些探究和实践，这一生就少了许多趣味，也少了一些依托。他的佛界朋友极多，常与之一起推究佛理。一般人看来凡有大才者皆不耐烦，这在苏东坡处却得到了纠正，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才能必来自工细和用心，还有常人畏惧的那些辛劳、那些巨量的劳动，这一切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一个拥有非凡创造力的人往往也是动手能力极强的人。苏东坡一生喜欢设计和制造，凡事都要弄通细节，志趣广博，可以称为医药专家、建筑专家、水利专家、园艺专家、茶道专家和烹饪专家。
　　说到烹饪，人们自然会想到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羹等。“常亲自煮猪头，灌血腈，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与子安兄》）这是苏东坡写给家乡亲友的书信所言，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在医药方面，他留下了一部药方，让后人一直受惠。
　　人们有时候会觉得苏东坡的兴趣过于广泛，对吃喝小事有太多兴味，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品咂生活对他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与他文章的细密、思维的周备如出一辙。他常把一些生活心得转告文朋诗友，既兴味盎然又别有洞悉。在文字记录上，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就没有这么斑驳陆离，他们虽然也受到了他的感染，但总不能像他一样多方尝试。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人不仅兴趣广大，而且精力超人：为政之余、奔波途中，竟细咂滋味并形诸笔墨，记下了如此之多。一抹微云、一犁春雨、一地落英、一篓鱼蟹，一盘蒿笋、一瓯新茗，都能让他忘情地吟唱和记叙。也就是這些文字，更为具体地展现了当年的心思和行迹，使一个人活脱脱地站立起来，音容笑貌毕肖鲜活。的确，仅就细部的专注心和洞察力而言，他实在是远超常人。

沉浸于人生的细节

　　如果一个人不能沉浸于人生的细节，缺乏这种能力，则一定没有出色的创造力，也难以抵御人生的艰辛和危难。我们观察苏东坡，发现他的忘我和乐天只是局部，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自足世界。他总是极认真地面对眼前物事，不但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而且可以由此进入无忧之境。他在拆解这些细节的时候产生了兴味，达到了物我统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实际生活中，生命细节无所不在，并由此而形成其纹理和质地。人文山水，更有友人和同僚之间、异性之间、常与玄之间，佛理与道理、美食与素淡、大腻与清苦等等，无不透露出生命内部的深层消息。
　　所有的奥妙都在细部，须得耐心才好。这作为一个道理，一般人往往易于理解，但进入实践时却不尽如此。人们更容易得过且过，失于小聪明，失于粗疏。在苏东坡这里一切恰好相反，他总是缘细部做起。由于他文字中记下的细节太多，这和我们所熟知的大多数人，也包括心思工细的某些文人，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编出一部苏东坡形状图，会由诸多细节镶嵌起来，也正因如此，才显出了人生的别样丰实和可信。用它们来充实和衬托苏东坡的大事年表，可以成为最有趣的部分。
　　“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车毂鸣枕中，客梦安得长。”这是苏东坡五十六岁时写给弟弟子由的《感旧诗》。一个人像他一样匆促转换人生的风景，一辈子搏于激流，还能留下那么多精细的记录，真是一个奇迹，也真是难得。他是一个善记善描、勤于动笔的人，所以才再现了那么多丰茂的日子。正像托尔斯泰所言：墨写的文字，斧头都砍不去。这些生命与岁月的图像永远不再消失。 　　我们常常感叹于时间之快、日月穿梭，不知不觉十年二十年即过，仿佛岁月了无痕迹。在苏东坡这里，化匆促为绵长，叠叠相加，细细记录。他一生所度过的生活，不再消散的日子，多于我们常人的十倍百倍，将区区六十余年的生命，用生动精确的再现，一次又一次地扩大和繁衍。他展现的是一个大生命、一条大河流。

惜别之诗

　　我们发现，一个人的一生总有许多相逢和别离，在这样的环节中重复行进。不同的只是对这些环节的处理。在苏东坡这里，无论是分手或重逢，都常有诗章往还。这里的“重逢”和“分手”是一个泛指，无论是山水、故人、路友、亲人、爱人，都在这个范畴里。每到了这样的时刻，他都会将一首诗交还对方。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可能是过于风雅或呆气的举动。如果现在的人重复这种动作，每每交出一首诗，我们会觉得他可笑、滑稽，或许不觉得有多么雅致。
　　在古代，不仅中国如此，域外也是如此。手边有一部日本的《源氏物语》，打开即可见到类似场景：两个人分手，一个会交给另一个人一首诗;男女相处常以诗往还。历史上那些诗人，比如李白和杜甫，都像苏东坡一样，是写别离诗的能手。中国唐代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像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高适的《别董大》、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贈汪伦》、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难以历数。有时我们甚至会将其当成一种惯性动作。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惜别之诗，可见在古人那里已成常态。
　　对比之下，我们作为现代人会觉得自愧不如，会觉得古人的情怀与生活真是别有天地，他们雅致极了浪漫极了。不过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真的不会觉得他多么有趣，一定会暗自发笑。是的，那曾经是中国文化人、仕人的一种惯性与天性，是他们的一种标准动作。我们静心思忖，甚至觉得一个地区如果交到这样的一群人手里，倒也放心一些，起码会少一些令人惊愕的粗野和蛮横。有那样的情怀和雅致，大概不会粗暴地对待黎民。柔细的心肠，婉转周密的思绪，会容纳得更多，安置得更多，关怀得更多。他们关切自然环境，也关切世道人心，所以我们更可以放心地将物事托付给他们。
　　不知从何时起，人和人之间的诗文相赠变得迂腐可笑起来，这值得好好研究一番。也许这就是野蛮通行泛滥的开始。我们假设社会管理者有诗之情怀，也必有一份缜密和悠远，会多少让人松一口气。
　　古人说的“文人多良吏”，其实大致在说“诗人多良吏”。因为当年他们最主要的书写形式是诗，仕人大致也是诗人。时过境迁，几百年几千年过去，生活急剧变化，让人既耳目一新又瞠目结舌。生活变得如此粗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诗性。在官本位的社会传统里，治理者总是起到大榜样的作用，他们往哪个方向移动，往往是一种引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指标。胸无点墨的人相逢只会豪饮，只会留下宿醉与呕吐，哪里还可以指望他们作诗。
　　人的一生会有多少重逢，这在万水千山相阻隔的时代，相会与分别都变得格外珍惜。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主要原因当然还是古人更重情分。因为人与人的空间比现在大，他们相距遥远，“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们远远没有陷入今天的信息疲惫，所以关于彼此的一点消息都格外看重。不能依依惜别，怎么会珍重生命，怎么会珍惜大地上的一切。相比来说，现代人更显得无情无义。
　　“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留别雩泉》）“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今天展读苏东坡的这些惜别之诗、酬答之章，会感到多么遗憾和惆怅。我们在心底呼唤那个时代和那片自然？不，我们是在想象中品味和描绘那份美好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