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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一部纪录片是否适合主流媒体播出和使用，中国的主流纪录片应该如何发展，以及展现什么样的中国当代社会风貌？这样庞大的命题即使被创作者们所考虑，每一位 “自由”的创作者们却有不同的见解。
而当下却是中国纪录片“春暖花开”的年代：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中文台正式上星播出、从国家层面首次正式搭建专业化的纪录片播出平台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新媒体平台对纪录片也呈现与几年前截然不同的热切状态。
从《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中国独家“纪录片综合评估系统”等科研成果到“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中国纪录片界的标准。”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说道。
从“光影纪年”背后说起
时至今日，中国的纪录片人一定会对2011年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光影纪年”的盛会记忆犹新。可以说这场由由国家广电总局支持，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承办的“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是对中国纪录片和一直默默在纪录片事业中奉献的人群的表彰和盘点，但是实际上，这是对中国纪录片人这么多年执著坚守的肯定。
当默默无闻的中国纪录片人像中国电影人一样，同样走在灯光闪烁的红地毯上，很多人都感慨万千。“我们就是要告诉这批人，你们所做的一点一滴，都有人记得。”何苏六说道。上世纪90年代曾一度辉煌的中国纪录片，在忍受着大众娱乐时代的喧嚣浮躁、纪录片自身评价体系的缺失、监管与扶持政策的缺席等诸多问题所造成的低谷中，进入相当长的沉寂期中，而背负着理想的中国纪录片人只能默默地在自己位置上，尽自己可能地进行记录社会的工作，一部分人因此不得不选择了脱离主流纪录片媒体。直至21世纪初这种景况都没有得到改观。
由于收视率等种种原因，纪录片却逐渐不成为电视台的主流，而何苏六策划并担任总导演的“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就是通过回顾中国纪录片百年来的发展轨迹与光辉历程，致敬先辈，勉励当代纪录片工作者，让全社会都知道现在纪录片人的奉献精神，展示纪录片的真实力量。
这样一场盛宴只有对中国纪录片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才能制作的出来。总导演和总策划何苏六嘴上所说的是他对目前中国纪录片现状的种种分析，对目前的国内国际形势的观察，对整个行业发展也起到产业链的指导意见，但是从这些话语的背后，其实是对中国纪录片事业蕴含着深厚情感，没有这份情感的存在，任何一份工作一个项目的最后，出来只能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不是客观的分析。
纪录片的一百年
这场光影纪年的世纪盛典之所以在2011年举办，是因为2011年时值中国纪录片百年华诞。百年来，纪录片在记录中国社会变迁、传承中华文明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史的每一个重大时刻，中国纪录片人恪尽职守，用真实的影像记录历史，为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档案。盛典聚集了全国各地400多位优秀的纪录片人。晚会开始前，从延安电影团的老一辈纪录片人，到当下新生代纪录片人依次走过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红地毯，实现了中国纪录片人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晚会揭晓了首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当场揭幕了三座铜像，这三尊铜像分别是朱连奎、孙明经和伊文思，他们都是为中国纪录片做出贡献的先驱。朱连奎拍摄的《武汉战争》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的开山之作；伊文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延安时期赠送给中国一台埃摩摄影机，开启了新中国的纪录影像事业，后来又多次来到中国，与中国纪录片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孙明经和延安摄影团一样，是中国早期纪录片的实践者，同时他也是最早从事科学教育影像拍摄的人。他们对于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都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三尊铜像的微缩版和伊文思摄像机的奖杯就静静地摆在何苏六办公室的窗台上，没有金子的浮华和水晶的玲珑，只有古朴的粗糙和踏实的厚重。细节中更展示了何苏六对纪录片事业的态度，务实、踏实、诚实、忠实。
中国纪录片发布平台增多
对于似乎远离主流观众群的中国的纪录片人，从没有一天放弃自己的努力。
早在2002年就首先开播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在纪录片生产规模上一直领先，而在广告经营上，也形成独特的中高端人群为主的消费群体。其他几家地面频道，如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三频道、重庆科教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辽宁北方频道、天津科教频道、北京电视台纪实高清频道也正在探索更加合理的制作、播出模式。
2010坚持“国际视野、中国视角”，开局即着眼于国际新闻台网、多媒体全面拓展以及全球覆盖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中文台正式上星播出。作为一个面向全球播出的电视新闻频道，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全面开创了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新空间。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这是从国家层面首次正式搭建专业化的纪录片播出平台。其开播以来，收视率急骤攀升，在高文化层观众中颇受好评。近一年里，纪录频道相继摄制完成了《赛季》、《断刀》、《玄奘之路》等制作精良的纪录片。
搜狐公司副总裁、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刘春称：“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困局，也将加速改变纪录片的产业形态，影响纪录片市场格局。”随着视频网站的兴起，纪录片在新媒体环境下也迅速发展。多家网站成立了网络纪录片频道，微博、门户、社区也让纪录片的传播更加便利。
民间力量支持
此外，一些省级电视台所开设的纪录片栏目，较好地传播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情况；纪录片制作公司，如东方良友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三多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等，开始有意识地制作有自主版权的作品；上海白玉兰纪录片节、广州纪录片大会、CNEX作品提案、“缤纷中国”等项目的出现，鼓励了一大批民间力量参与纪录片的制作。中国纪录片呈现出了各方蓄势待发的大好开局。“中国纪录片实现了从胶片时代、模拟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的转变，拍摄的手段越来越人性化，纪录片的发展首先需要利用数字化时代的新手段，其次应当多利用民众的影像，使其更深入地记录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而非一味关注名人、大事件。”朱羽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连生发感慨。
孙明经（1911—1992年）南京人。1934年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0年赴美国考察。1941年回国后，任金陵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教授、影音部主任。主编《电影与播音》月刊。建国后，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编著有《抗战前前夕万里猎影记》，译有《使用录像磁带》等。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荷兰电影导演。1927年创办荷兰第一个电影俱乐部。在先锋派电影的影响下，他早期影片带有抒情的唯美主义倾向 ，如《桥》、《雨》等。1930年摄制了表现荷兰人民填海造田的著名纪录片《须德海》。此后拍摄大量纪录片。1989年底 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朱连奎（1854－1923年）擅长中国民间戏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天津组建“朱连奎戏法班”。后赴美、法、英、德等国演出。游历西方时,他看中了电影的表现手法,于是购置了一批电影器材,建立了拍摄班子,将一些杂技艺术精华拍成影片,以供放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正在汉口演出的朱连奎，为了记录这震惊全国的历史事件，决定冒险赴前线进行战地拍摄。朱连奎在征得起义军首领同意后，便和美利公司的一位洋人得以随起义军进入战场实拍。实地拍摄完成后，朱连奎将胶片带到上海，经过冲洗、剪辑，最后编成一部名为《武汉战争》的新闻影片。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新闻记录片），也是中国第一部军事纪录片。
国家政策的肯定
纪录片的蓬勃发展，与国家高层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2010年10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国产纪录片的创作生产和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政策环境，这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2011年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各种力量开始汇聚、涌动，纪录片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国涛认为，国产纪录片要想真正步入春天，至少要完成以下几个具有标志性的动作：首先，国产纪录片能否为国人和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其次，国产纪录片能否完成“为时代中国存像”的重任；再次，国产纪录片能否重返主流频道的主流时段；最后，国产纪录片能否实现产业化的繁荣发展。
国家级纪录片蓝皮书
在何苏六的观点中，政策的扶持特别重要，另外就是真正形成一个行业的标准。此外最主要的是需要给纪录片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其回归到艺术本体，能够进行更有效的传播。何苏六所带领的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整合了政府、学界与业界的资源，在成立的一年时间里，研发了国内首套《纪录片综合评估系统》，编纂了《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
蓝皮书里专业的人士可以看到专业的行业、产业报告，非专业的爱好者可以看到翔实而有趣的案例，更加深入的了解目前中国纪录片的运作模式和发展角度。这些一手的数据分析汇总整理的难度只被何苏六和他的学生们轻描淡写地带过，这背后的艰辛却是能够从字里行间清晰地看见的。
虽为业内学者，何苏六不仅仅能够对目前国际、国内纪录片现状有着透彻的了解，更有着难能可贵清晰的头脑。中国的纪录片产业远远不及电影、电视剧和动漫产业发展的迅速和蓬勃，大多数人将此归类为产业没有形成，资金没有到位，市场不会运作，何苏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也能看到纪录片产业背后的真实现状。他明白电影和纪录片之间的区别，知晓制作过程的不同，也能看到有些纪录片在进入院线之后的成功是基于不同的基础和类型。理智地看到，清晰地分析，始终是他保持的风格。
中国纪录片发展空间巨大
2011年11月9日《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中显示，2010年对外传播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仅155部，播出时长也远远低于Discovery、BBC和History等境外纪实频道。
而民间参与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又因为技术质量等标准与国外标准相差甚远而不能在国外顺畅销售。
当下还有一些纪录片工作者选择与国外机构预售版权等方式进行纪录片的“融资”，却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
纪录片评估体系的建立
谈起《迁徙的鸟》、《海洋》、《帝企鹅日记》等纪录片在票房方面取得的成绩，何苏六并不认为对中国纪录片而言，这是一条可以宣传的路线，但是他在分析目前纪录片人生存现状时也表示，如果仅仅对生存而言，也不算是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坚守，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很多，现在电视台、地方台包括越来越火的视频网站，都对纪录片感兴趣，发行和扩大影响的渠道是有的，但是纪录片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每一个制作人都是带有自己的审美情趣，作品定位等的因素掺杂其中，但是无论如何，最终的关键还是要用好片子说话。所以，纪录片的学院奖就应运而生。这个奖项是对一年中在纪录片事业中付出了辛苦的杰出人物的一个奖励。
何苏六认为，学院奖算是用专业学术观点为行业同仁做出的激励，虽然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有着不同的审美。而何苏六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另一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情，就是开发出纪录片评估体系。
目前，国内对纪录片的评估仍是非常感性的状态，无论是后期的评奖还是处于前期的立项投资，都缺乏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因此在选择影片的时候，很多专业机构都苦于找不到合适作品或合适的导演。“纪录片评估体系”并非要选择出“好”，因为有“好”就有“坏”，而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评选标准，就会变成单凭个人感受的评判。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依据中国纪录片产业现状和生产实际，对国内外各位业界和学界专家进行大量的调研访问，通过自主科研攻关，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录片综合评估体系，包括纪录片作品综合评估体系、纪录片生产制作机构评估体系。通过实际测评和调整，使纪录片评估体系具有了科学性、实用性、易操作性、针对性强等特点，填补了国内纪录片科学评估的空白。
“‘纪录片评估体系’”建立后，已经有不少机构找到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合作者和好项目。”何苏六说道。这项工作不仅仅对纪录片的评估做到了“有法可依”，还为电影、电视剧、动漫等产业做了一个榜样，从这个角度讲，是中国文化产业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结
文化产业是我国目前大力发展和扶植的产业，纪录片作为这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作用和意义已经不用多说。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个事业中来。何苏六主编的这本蓝皮书能给过来人一个盘点和参考，也能给新人和在校的学生画一个未来。2011年的这本蓝皮书仅仅是一个开端，他说，2012年的蓝皮书会更加完善。
这也能看出他对这本书始终持有严谨的态度和乐观的期望，能为中国纪录片产业做一点点事情，是何苏六和他的团队的希望。
而当下却是中国纪录片“春暖花开”的年代：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中文台正式上星播出、从国家层面首次正式搭建专业化的纪录片播出平台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新媒体平台对纪录片也呈现与几年前截然不同的热切状态。
从《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中国独家“纪录片综合评估系统”等科研成果到“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中国纪录片界的标准。”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说道。
从“光影纪年”背后说起
时至今日，中国的纪录片人一定会对2011年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光影纪年”的盛会记忆犹新。可以说这场由由国家广电总局支持，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承办的“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是对中国纪录片和一直默默在纪录片事业中奉献的人群的表彰和盘点，但是实际上，这是对中国纪录片人这么多年执著坚守的肯定。
当默默无闻的中国纪录片人像中国电影人一样，同样走在灯光闪烁的红地毯上，很多人都感慨万千。“我们就是要告诉这批人，你们所做的一点一滴，都有人记得。”何苏六说道。上世纪90年代曾一度辉煌的中国纪录片，在忍受着大众娱乐时代的喧嚣浮躁、纪录片自身评价体系的缺失、监管与扶持政策的缺席等诸多问题所造成的低谷中，进入相当长的沉寂期中，而背负着理想的中国纪录片人只能默默地在自己位置上，尽自己可能地进行记录社会的工作，一部分人因此不得不选择了脱离主流纪录片媒体。直至21世纪初这种景况都没有得到改观。
由于收视率等种种原因，纪录片却逐渐不成为电视台的主流，而何苏六策划并担任总导演的“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就是通过回顾中国纪录片百年来的发展轨迹与光辉历程，致敬先辈，勉励当代纪录片工作者，让全社会都知道现在纪录片人的奉献精神，展示纪录片的真实力量。
这样一场盛宴只有对中国纪录片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才能制作的出来。总导演和总策划何苏六嘴上所说的是他对目前中国纪录片现状的种种分析，对目前的国内国际形势的观察，对整个行业发展也起到产业链的指导意见，但是从这些话语的背后，其实是对中国纪录片事业蕴含着深厚情感，没有这份情感的存在，任何一份工作一个项目的最后，出来只能是冰冷的数字堆砌，而不是客观的分析。
纪录片的一百年
这场光影纪年的世纪盛典之所以在2011年举办，是因为2011年时值中国纪录片百年华诞。百年来，纪录片在记录中国社会变迁、传承中华文明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史的每一个重大时刻，中国纪录片人恪尽职守，用真实的影像记录历史，为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档案。盛典聚集了全国各地400多位优秀的纪录片人。晚会开始前，从延安电影团的老一辈纪录片人，到当下新生代纪录片人依次走过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红地毯，实现了中国纪录片人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晚会揭晓了首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当场揭幕了三座铜像，这三尊铜像分别是朱连奎、孙明经和伊文思，他们都是为中国纪录片做出贡献的先驱。朱连奎拍摄的《武汉战争》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的开山之作；伊文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延安时期赠送给中国一台埃摩摄影机，开启了新中国的纪录影像事业，后来又多次来到中国，与中国纪录片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孙明经和延安摄影团一样，是中国早期纪录片的实践者，同时他也是最早从事科学教育影像拍摄的人。他们对于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都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三尊铜像的微缩版和伊文思摄像机的奖杯就静静地摆在何苏六办公室的窗台上，没有金子的浮华和水晶的玲珑，只有古朴的粗糙和踏实的厚重。细节中更展示了何苏六对纪录片事业的态度，务实、踏实、诚实、忠实。
中国纪录片发布平台增多
对于似乎远离主流观众群的中国的纪录片人，从没有一天放弃自己的努力。
早在2002年就首先开播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在纪录片生产规模上一直领先，而在广告经营上，也形成独特的中高端人群为主的消费群体。其他几家地面频道，如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三频道、重庆科教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辽宁北方频道、天津科教频道、北京电视台纪实高清频道也正在探索更加合理的制作、播出模式。
2010坚持“国际视野、中国视角”，开局即着眼于国际新闻台网、多媒体全面拓展以及全球覆盖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中文台正式上星播出。作为一个面向全球播出的电视新闻频道，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全面开创了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新空间。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这是从国家层面首次正式搭建专业化的纪录片播出平台。其开播以来，收视率急骤攀升，在高文化层观众中颇受好评。近一年里，纪录频道相继摄制完成了《赛季》、《断刀》、《玄奘之路》等制作精良的纪录片。
搜狐公司副总裁、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刘春称：“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困局，也将加速改变纪录片的产业形态，影响纪录片市场格局。”随着视频网站的兴起，纪录片在新媒体环境下也迅速发展。多家网站成立了网络纪录片频道，微博、门户、社区也让纪录片的传播更加便利。
民间力量支持
此外，一些省级电视台所开设的纪录片栏目，较好地传播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情况；纪录片制作公司，如东方良友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三多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等，开始有意识地制作有自主版权的作品；上海白玉兰纪录片节、广州纪录片大会、CNEX作品提案、“缤纷中国”等项目的出现，鼓励了一大批民间力量参与纪录片的制作。中国纪录片呈现出了各方蓄势待发的大好开局。“中国纪录片实现了从胶片时代、模拟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的转变，拍摄的手段越来越人性化，纪录片的发展首先需要利用数字化时代的新手段，其次应当多利用民众的影像，使其更深入地记录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而非一味关注名人、大事件。”朱羽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连生发感慨。
孙明经（1911—1992年）南京人。1934年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0年赴美国考察。1941年回国后，任金陵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教授、影音部主任。主编《电影与播音》月刊。建国后，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编著有《抗战前前夕万里猎影记》，译有《使用录像磁带》等。
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荷兰电影导演。1927年创办荷兰第一个电影俱乐部。在先锋派电影的影响下，他早期影片带有抒情的唯美主义倾向 ，如《桥》、《雨》等。1930年摄制了表现荷兰人民填海造田的著名纪录片《须德海》。此后拍摄大量纪录片。1989年底 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朱连奎（1854－1923年）擅长中国民间戏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天津组建“朱连奎戏法班”。后赴美、法、英、德等国演出。游历西方时,他看中了电影的表现手法,于是购置了一批电影器材,建立了拍摄班子,将一些杂技艺术精华拍成影片,以供放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正在汉口演出的朱连奎，为了记录这震惊全国的历史事件，决定冒险赴前线进行战地拍摄。朱连奎在征得起义军首领同意后，便和美利公司的一位洋人得以随起义军进入战场实拍。实地拍摄完成后，朱连奎将胶片带到上海，经过冲洗、剪辑，最后编成一部名为《武汉战争》的新闻影片。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新闻记录片），也是中国第一部军事纪录片。
国家政策的肯定
纪录片的蓬勃发展，与国家高层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2010年10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国产纪录片的创作生产和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政策环境，这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2011年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各种力量开始汇聚、涌动，纪录片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国涛认为，国产纪录片要想真正步入春天，至少要完成以下几个具有标志性的动作：首先，国产纪录片能否为国人和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其次，国产纪录片能否完成“为时代中国存像”的重任；再次，国产纪录片能否重返主流频道的主流时段；最后，国产纪录片能否实现产业化的繁荣发展。
国家级纪录片蓝皮书
在何苏六的观点中，政策的扶持特别重要，另外就是真正形成一个行业的标准。此外最主要的是需要给纪录片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其回归到艺术本体，能够进行更有效的传播。何苏六所带领的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整合了政府、学界与业界的资源，在成立的一年时间里，研发了国内首套《纪录片综合评估系统》，编纂了《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
蓝皮书里专业的人士可以看到专业的行业、产业报告，非专业的爱好者可以看到翔实而有趣的案例，更加深入的了解目前中国纪录片的运作模式和发展角度。这些一手的数据分析汇总整理的难度只被何苏六和他的学生们轻描淡写地带过，这背后的艰辛却是能够从字里行间清晰地看见的。
虽为业内学者，何苏六不仅仅能够对目前国际、国内纪录片现状有着透彻的了解，更有着难能可贵清晰的头脑。中国的纪录片产业远远不及电影、电视剧和动漫产业发展的迅速和蓬勃，大多数人将此归类为产业没有形成，资金没有到位，市场不会运作，何苏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也能看到纪录片产业背后的真实现状。他明白电影和纪录片之间的区别，知晓制作过程的不同，也能看到有些纪录片在进入院线之后的成功是基于不同的基础和类型。理智地看到，清晰地分析，始终是他保持的风格。
中国纪录片发展空间巨大
2011年11月9日《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中显示，2010年对外传播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仅155部，播出时长也远远低于Discovery、BBC和History等境外纪实频道。
而民间参与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又因为技术质量等标准与国外标准相差甚远而不能在国外顺畅销售。
当下还有一些纪录片工作者选择与国外机构预售版权等方式进行纪录片的“融资”，却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
纪录片评估体系的建立
谈起《迁徙的鸟》、《海洋》、《帝企鹅日记》等纪录片在票房方面取得的成绩，何苏六并不认为对中国纪录片而言，这是一条可以宣传的路线，但是他在分析目前纪录片人生存现状时也表示，如果仅仅对生存而言，也不算是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坚守，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很多，现在电视台、地方台包括越来越火的视频网站，都对纪录片感兴趣，发行和扩大影响的渠道是有的，但是纪录片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每一个制作人都是带有自己的审美情趣，作品定位等的因素掺杂其中，但是无论如何，最终的关键还是要用好片子说话。所以，纪录片的学院奖就应运而生。这个奖项是对一年中在纪录片事业中付出了辛苦的杰出人物的一个奖励。
何苏六认为，学院奖算是用专业学术观点为行业同仁做出的激励，虽然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有着不同的审美。而何苏六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另一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情，就是开发出纪录片评估体系。
目前，国内对纪录片的评估仍是非常感性的状态，无论是后期的评奖还是处于前期的立项投资，都缺乏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因此在选择影片的时候，很多专业机构都苦于找不到合适作品或合适的导演。“纪录片评估体系”并非要选择出“好”，因为有“好”就有“坏”，而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评选标准，就会变成单凭个人感受的评判。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依据中国纪录片产业现状和生产实际，对国内外各位业界和学界专家进行大量的调研访问，通过自主科研攻关，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录片综合评估体系，包括纪录片作品综合评估体系、纪录片生产制作机构评估体系。通过实际测评和调整，使纪录片评估体系具有了科学性、实用性、易操作性、针对性强等特点，填补了国内纪录片科学评估的空白。
“‘纪录片评估体系’”建立后，已经有不少机构找到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合作者和好项目。”何苏六说道。这项工作不仅仅对纪录片的评估做到了“有法可依”，还为电影、电视剧、动漫等产业做了一个榜样，从这个角度讲，是中国文化产业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结
文化产业是我国目前大力发展和扶植的产业，纪录片作为这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作用和意义已经不用多说。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个事业中来。何苏六主编的这本蓝皮书能给过来人一个盘点和参考，也能给新人和在校的学生画一个未来。2011年的这本蓝皮书仅仅是一个开端，他说，2012年的蓝皮书会更加完善。
这也能看出他对这本书始终持有严谨的态度和乐观的期望，能为中国纪录片产业做一点点事情，是何苏六和他的团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