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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以来对于叶灵凤的小说研究几乎和他被文学史重新发掘是同步的。作为类别存在的叶灵凤的小说,在各个思潮流派的研究中艰难走过了从内容—形式—文化分析的过程。叶灵凤小说的风格展现了文学史上转折期的变迁,人们没有能够真正从史的角度观照过这个问题,还停留在对其小说简单的褒贬上的原因是史料工作和文本细读的功夫下得不够,只有将其作为独立的小说真正解放出来,才能够在史的研究中走得更远。
关键词: 新时期 叶灵凤 述评
新时期以来,作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在总结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时谈道,:“以前鲜为人知的林徽因、叶灵凤、高长虹、梅娘、鹿桥、徐訏、无名氏、苏青、沉樱、关露、邵洵美等人,也引起了研究界的注意。”[1]新时期对于叶灵凤的研究,在史料挖掘和创作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史料挖掘方面,香港的研究者们对于叶灵凤在港活动作了细致地考订钩沉,厘清了这方面积存的历史遗留问题,重新恢复了作家的本来面目,为作家创作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可能性,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随着叶灵凤作品的重新出版,对于叶灵凤小说、散文创作的研究也在展开并不断深入。叶灵凤的小说“情节扑朔迷离,结构变化多姿,颇带有新浪漫主义的风味”,更重要的是,叶灵凤的小说创作时期自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上世纪40年代末停止,贯穿了现代文学的三个时期,在创作风格上也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发生了两次转折,作为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深受元老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变化。作为海派前期的重要作家,叶灵凤的小说创作无疑又促进海派小说的成熟。本文选择新时期以来叶灵凤小说研究的成果,一一评述其得失,并在论述过程中尽可能开掘叶灵凤小说研究新的可能性。
一
在新文学运动时期,除了《姊嫁之夜》被选入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之外,叶灵凤的小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在可以看见的对于叶灵凤小说的评论中,只简单提及叶灵凤小说题材集中于描写“肉欲”(赵景深)或者“性的变态的心理”(郑伯奇)。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叶灵凤这类题材的小说的伦理意义。1989年中国文联公司出版的叶灵凤的小说选集《爱的讲座》[2](作为《中国新文艺大系》补充参考丛书之一)书末所附编后记为孟瀚的《叶灵凤性爱小说的意义》,1990年明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孔范今主编)中,在所遴选的叶灵凤的小说后所附李夜平的《论叶灵凤的小说创作》[3](同年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就是这样的研究。
孟文和李文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人的重新发现,以及人道主义思潮的复归,两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叶灵凤这类小说题材所包含的伦理意义,这种性爱题材的意义就在于对封建伦理(主要是宋明理学)的反抗。孟文认为选择这种题材的意义在于展现“人的自然情欲与禁欲主义的传统性意识的对立,以及新的人道主义的性道德和违反传统伦理的两性关系”,李文也提到叶灵凤小说对“‘人’的性和欲的合理性的肯定,对既往“存天理、灭人欲”伦理秩序的虚弱、冷酷的反证,显然具备着某种历史的进步性质。”因为这种对于封建纲常的反抗,叶灵凤对于性的描写则是自然的,甚至是审美的,而不是流于猥亵。这正是一种新型的、进步的性道德。当然两位研究者也看到了叶灵凤小说中人物的矛盾,孟瀚指出了叶灵凤对于这些小说中那些“大多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清醒的自由意志”,或成为“本能的奴隶”,或对成为“禁欲主义的牺牲品”的弱者抱有很深的同情,然而另外一方面对于放纵本能或者失去理性发生乱伦行为持有否定的态度。李文也看出了叶灵凤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视爱情高于名誉和生命,却并没有把爱情等同于性本能肉欲的满足”,相反则是追求灵的统一,在灵性的基础上达到欲的和谐。这可以看做是叶灵凤小说创作中体现的理想的性道德,即追求愉悦感但不违背禁忌。一旦人们违背禁忌产生的性的愉悦,则是愉悦感与耻辱感并存。
在发掘叶灵凤性爱小说的伦理意义的过程中,两位研究者观察的出发点、角度决定了其方法途径也不完全一样。孟瀚完全关注题材的意义,因此,在方法的选择上,他将叶灵凤的小说放置在古典文学作品(诸如和《金瓶梅》这样一类作品比较“猥亵”的性描写)中考察其“纯洁性”,在与郁达夫、鲁迅小说的同类题材(如同样描写窥淫这类行为,较之郁达夫则更自然;关于“娜拉出走的问题”,叶灵凤的描写更“进步”)比较“进步性”。而李夜平则较孟瀚更为注意创作手法的使用,以及叶灵凤小说中悲剧内涵的发掘。
首先要肯定这类研究在特定时代的意义,没有研究者们不遗余力的发掘,叶灵凤小说的研究是难以展开的。对于叶灵凤性爱小说伦理意义的发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同类题材的理解,同时加深五四新文学中对于男女婚恋家庭题材小说的理解。孟瀚在分析《女娲氏之遗孽》时强调了这部小说涉及了五四文学较少涉及的问题,即性与婚姻幸福的关系。这无疑丰富并且深化了家庭题材小说的主题。不过也正因为时代的局限,研究者在论述叶灵凤小说性道德的问题上,无疑加入了自己主观的情感,这导致他们无法判断叶灵凤小说中的理性是对于感性的一种压抑还是一种引导,叶灵凤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在讲作家的自叙传。而在论述时,研究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作者当成叙述者。这固然由于研究者经历十年浩劫,对于新的思潮出于惯性的抗拒,但在事实上也确实将研究导向狭隘的境地了。
作为文学研究者,更关心的是这种性道德在作家创作中表现的独特性,即其形式创作的内涵。叶灵凤的小说创作中,固然绝大多数以男女恋情为主,人物也或有千篇一律的毛病,然而这却并不代表叶灵凤的小说创作是模式化的,或许对于性爱的发掘贯穿于叶灵凤小说创作的所有时期中,然而叶灵凤所注重的,却是男女性心理的不同类型,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并且叶灵凤的小说,是向深处开掘的,这就有了《摩伽的试探》《昙花庵的春风》《鸠绿媚》《落雁》这类古代或具有异域风情的题材。还有像《国仇》与郁达夫等创造社元老所相联系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叶灵凤笔下的男女虽然形象模糊,但却形式多样,并且富有韵味。可以说是一些“有意味的形式”,郑伯奇所言“叶灵凤所注意的是故事的经过,那些特殊事实的叙述颇有诱惑的效果”[4]正是如此。
李夜平指出的“叶灵凤由上述描写所表达出的性爱意识,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充满着矛盾的思想构体”,而这种复杂多层次的矛盾性,与其表现手法的丰富性是二而一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材料与形式之间,形式是根本的。[5]因为形式上的构筑,才彰显了伦理问题,形式问题与道德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哲学界发生“语言学转向”后更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从形式分析最后上升到道德分析,这在大陆研究界似乎刚起步,由于史料发掘工作、研究者水平问题,形式分析还不被看好。但史料的发掘绝不是没有方向的,这也是叶灵凤这样一类在五四时期被忽略而在新时期被重新发掘出来的作家在未来研究中可被开发的潜力。
二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中,已经有人模糊地关注到了形式的问题。1986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6],花比较长的篇幅介绍叶灵凤的小说,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都有涉猎,除了介绍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中篇《女娲氏之遗孽》之外,还介绍了《妻的恩惠》《拿勒撒人》《鸠绿媚》《落雁》以及两部“革命文学”《神迹》和《红的天使》等,可以说对于其作品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多是情节的复述,不过在这种复述的过程中研究者展现了叶灵凤创作自然独特的风貌。作为男性作家,叶灵凤具有体察、模仿女性心理的能力,无论是《妻的恩惠》这类全知视角的静观还是《女娲氏之遗孽》中以第一人称模仿女性,不仅可以看得出作家创作的素质。同时也可加深对“女性文学”这一个概念的理解,并不一定女作家所写的文学就一定是女性文学。而为什么在1930年前后的文学创作中就有了这样的作品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研究者对于叶灵凤迎合市民的通俗性质明显的作品如《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这样一类作品虽然抱有否定的态度,但毕竟看到了作品中的通俗性。至于作者批判的态度,则是站在严肃文学的立场上的。对于那些架空想象的“革命文学”的评价杨义是中肯的。在分析完作品之后,杨义还特别谈到了斯蒂芬逊、纪德等现代小说家对于叶灵凤的影响。文章对于《时代姑娘》在情节上作了分析,不过研究者只是为了说明叶氏小说创作技巧的高超,或许是研究者传统文人“载道”的情结在作祟,技巧不过是小道,不足以开掘宏深的主题。因为这个原因,作者似乎将唯美主义“尊美抑善”的倾向等同于叶灵凤对于小说技巧的关注,并因此认为叶灵凤小说创作中的性描写完全是“滑向性欲挑逗、人欲横流的泥淖”。研究者对于叶灵凤评价是“才华不弱,格调卑庸”。这又一次体现了研究者身上具有的传统文人的载道情结。
一样是探讨形式和小说主题之间的关系,朱寿桐注意到了在叶灵凤身上“情绪”和“趣味”的双重体现,朱寿桐指出,一样是“儒俗”,叶灵凤更善于“在趣味的对象中寻绎出具有‘审美真诚’意味的情与理来。”[7]研究者分析了《浴》《昙华庵的春风》《明天》等小说,指出了叶灵凤创作中“趣味向情致”的转换。研究者非常推崇《鸠绿媚》这篇小说,在古怪新奇的材料中体现的是深沉的悲剧力量,作者通过叶灵凤创作的这类小说,分析了在叶灵凤那类“爱至上”主题的小说中一个“永恒的命题”:爱不是幸福。这虽然不能够涵盖叶灵凤小说创作的所有主题,但至少可以从这个概括中看出叶灵凤小说创作的严肃一面,即与启蒙文学斩不断的血缘关系,更可贵的是研究者看出了这种严肃的创作动机决定了其创作手法的多样,以及语言的优美。这决定了叶灵凤的形式的伦理意义,甚至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命意的所在,启蒙文学如果不能够有适合的丰富的形式来表达,那么启蒙又有什么意义呢?叶灵凤文体的贡献应该在此吧?研究者的情感无疑是丰富深沉的,他无疑把自己的“情绪”一点带入了论述中了,站在严肃文学的立场上,可能研究者仅能感觉到同传统关联的那部分“趣味”而感受不到海派摩登的那一面的,不过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偏执呢?
和“情绪”一样,在叶灵凤创作中“趣味”的构成也同样复杂,固然有异域文学或传统文学的影响有关,但也逃脱不了物化的“上海摩登”的引力,完全不考虑叶灵凤小说创作中商业性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将其归结为“消费主义”或“趣味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难免丧失其对创作研究的具体性,而且在这种所谓“思潮”的观照下,总免不了泛泛而谈。分析叶灵凤小说文本的构成和模式,是有难度的,但也是必要的。
台港以及海外学者多少能注重到形式文化分析,大约“性爱”问题在他们那里已为陈迹,不值得或不屑于去谈了。李欧梵就声称读了叶灵凤的作品后,不过“加了一点肉欲”,“实在找不出特别大胆颓废之处”。李欧梵所谓的“颓废”和其现代性的研究不无关系,之所以认为叶灵凤小说不够“大胆”,不如说其文学的结构不够成熟,不具备“现代性”。撇除掉其文章预设的理论框架,李欧梵倒是注意到了文学结构对于文化的批判功能。在《现代性的追求》[8]中通过对叶灵凤未完成的小说《禁地》的分析,李欧梵注意到在描绘中那双性恋的俊美男子衣饰上虚浮的倾向。《现代性的追求》的追求中,尽管在文化上居高临下,李欧梵却对这未完成的作品充满了困惑:“为什么叶灵凤写不完这篇小说?是他没有时间写,还是他的写作技巧无力驾驭这种人物?颓废文学中这种人物的艺术资源又在何处?”
到了《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9](以下简称《上海摩登》)中,虽然没有决然放弃“现代性的追求”,不过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大约已经从哲学的转向了文化的,研究者似乎要说明的是,叶灵凤试图在创作中寻找出一种和“浮纨”(李欧梵把dandy翻译为“浮纨”)形象对称的叙事模式,在《现代性的追求》中所提到的困惑,李欧梵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认为这未必是作者技巧的原因,而是和文化记忆有关。在叶灵凤创作这个“浮纨”形象的时候,文化记忆里面有传统文学一面在作祟。不过对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李欧梵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他更热衷于寻找这文化记忆中白面书生所蕴含的情色意味。至于为什么古典文学中蕴含的男色,就不能够创造一个“上海摩登”的浪荡子呢?由于叶灵凤没有写完,也没有这方面的创作谈,就无从得知了。而如果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查考,这恐怕要下很大的功夫,中西两种文化史,作家受到的影响都要放进去考察,难度是极大的。
李欧梵写《上海摩登》,也是新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后的形式分析,似乎符号化的倾向更明显,不独文本,连作者叶灵凤都自己都难幸免于dandy之难,也符号化了。徐明瀚的《唯美者方可入目/幕:现代品味/西洋美感之理想她者——以叶灵凤其人及其小说画作〈永久的女性〉为例》[10](把叶灵凤本人都算作上海浪荡子了,文章在运用眈缔理论分析这种美学观如何被建构的时候是很细致的,看得出研究者在意的是现代文明对于美感的要求。这与传统审美观的非功利的要求无疑是不同的。不过在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中,这种方法也只是作为借鉴罢了,不可以过度地使用,以免脱离了文学史。
城市文化的分析在这类上海摩登中也不新鲜,不过在邝可怡的《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香港的情与爱〉》[11](中,将人物的行动放在城市中,来探讨城与人的关系,这也可算是一种不脱离文本的稳健的做法了。“娜拉走后怎么办”与城市记忆联系起来,并且在对于这三部作品人物的比较中拉出一条线,也算是将叶灵凤的小说放置在主题史中研究了,并不曾脱离文学而往社会学方向一去不回。
新时期以来在叶灵凤小说研究中间,无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新时期以来,叶灵凤的小说研究是作为“类”出现的(如在浪漫主义思潮、颓废思潮、趣味思潮或是海派文化),将其摆放在某种思潮流派中,大多是与其人的文学活动或者其创作的题材有关。但对于其创作手法的探讨鲜有问津者,可以说,作为小说创作者的叶灵凤还没有完全在研究史中独立出来。对于作者或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尴尬的。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难以定位,影响人们对新文学本质的认知,同时作为创作者其对于文学史真正的意义恐怕也不会很好得到彰显。真正难以独立的原因,一来史料挖掘的功夫还须加深,作者缺少一本详细的传记,二来对于作品的研读还不是很深入,不能够将其放在一个审美史中考察。做好这几样基础工作之后,无疑是有利于将其放回思潮史中的。作家背后的问题,依旧是思潮流派的问题,只有如此,文学史的研究也才会产生更新更深远的东西。
参考文献:
[1]黄修己,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叶灵凤.爱的讲座.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
[3]李夜平.论叶灵凤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4.
[4]郑伯奇.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7]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8]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
[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徐明瀚.唯美者方可入目/幕:现代品味/西洋美感之理想她者——以叶灵凤其人及其小说画作《永久的女性》为例.文化研究月报,2006,57.
[12]邝可怡.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香港的情与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
关键词: 新时期 叶灵凤 述评
新时期以来,作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在总结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时谈道,:“以前鲜为人知的林徽因、叶灵凤、高长虹、梅娘、鹿桥、徐訏、无名氏、苏青、沉樱、关露、邵洵美等人,也引起了研究界的注意。”[1]新时期对于叶灵凤的研究,在史料挖掘和创作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史料挖掘方面,香港的研究者们对于叶灵凤在港活动作了细致地考订钩沉,厘清了这方面积存的历史遗留问题,重新恢复了作家的本来面目,为作家创作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可能性,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随着叶灵凤作品的重新出版,对于叶灵凤小说、散文创作的研究也在展开并不断深入。叶灵凤的小说“情节扑朔迷离,结构变化多姿,颇带有新浪漫主义的风味”,更重要的是,叶灵凤的小说创作时期自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上世纪40年代末停止,贯穿了现代文学的三个时期,在创作风格上也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发生了两次转折,作为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深受元老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变化。作为海派前期的重要作家,叶灵凤的小说创作无疑又促进海派小说的成熟。本文选择新时期以来叶灵凤小说研究的成果,一一评述其得失,并在论述过程中尽可能开掘叶灵凤小说研究新的可能性。
一
在新文学运动时期,除了《姊嫁之夜》被选入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之外,叶灵凤的小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在可以看见的对于叶灵凤小说的评论中,只简单提及叶灵凤小说题材集中于描写“肉欲”(赵景深)或者“性的变态的心理”(郑伯奇)。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叶灵凤这类题材的小说的伦理意义。1989年中国文联公司出版的叶灵凤的小说选集《爱的讲座》[2](作为《中国新文艺大系》补充参考丛书之一)书末所附编后记为孟瀚的《叶灵凤性爱小说的意义》,1990年明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孔范今主编)中,在所遴选的叶灵凤的小说后所附李夜平的《论叶灵凤的小说创作》[3](同年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就是这样的研究。
孟文和李文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人的重新发现,以及人道主义思潮的复归,两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叶灵凤这类小说题材所包含的伦理意义,这种性爱题材的意义就在于对封建伦理(主要是宋明理学)的反抗。孟文认为选择这种题材的意义在于展现“人的自然情欲与禁欲主义的传统性意识的对立,以及新的人道主义的性道德和违反传统伦理的两性关系”,李文也提到叶灵凤小说对“‘人’的性和欲的合理性的肯定,对既往“存天理、灭人欲”伦理秩序的虚弱、冷酷的反证,显然具备着某种历史的进步性质。”因为这种对于封建纲常的反抗,叶灵凤对于性的描写则是自然的,甚至是审美的,而不是流于猥亵。这正是一种新型的、进步的性道德。当然两位研究者也看到了叶灵凤小说中人物的矛盾,孟瀚指出了叶灵凤对于这些小说中那些“大多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清醒的自由意志”,或成为“本能的奴隶”,或对成为“禁欲主义的牺牲品”的弱者抱有很深的同情,然而另外一方面对于放纵本能或者失去理性发生乱伦行为持有否定的态度。李文也看出了叶灵凤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视爱情高于名誉和生命,却并没有把爱情等同于性本能肉欲的满足”,相反则是追求灵的统一,在灵性的基础上达到欲的和谐。这可以看做是叶灵凤小说创作中体现的理想的性道德,即追求愉悦感但不违背禁忌。一旦人们违背禁忌产生的性的愉悦,则是愉悦感与耻辱感并存。
在发掘叶灵凤性爱小说的伦理意义的过程中,两位研究者观察的出发点、角度决定了其方法途径也不完全一样。孟瀚完全关注题材的意义,因此,在方法的选择上,他将叶灵凤的小说放置在古典文学作品(诸如和《金瓶梅》这样一类作品比较“猥亵”的性描写)中考察其“纯洁性”,在与郁达夫、鲁迅小说的同类题材(如同样描写窥淫这类行为,较之郁达夫则更自然;关于“娜拉出走的问题”,叶灵凤的描写更“进步”)比较“进步性”。而李夜平则较孟瀚更为注意创作手法的使用,以及叶灵凤小说中悲剧内涵的发掘。
首先要肯定这类研究在特定时代的意义,没有研究者们不遗余力的发掘,叶灵凤小说的研究是难以展开的。对于叶灵凤性爱小说伦理意义的发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同类题材的理解,同时加深五四新文学中对于男女婚恋家庭题材小说的理解。孟瀚在分析《女娲氏之遗孽》时强调了这部小说涉及了五四文学较少涉及的问题,即性与婚姻幸福的关系。这无疑丰富并且深化了家庭题材小说的主题。不过也正因为时代的局限,研究者在论述叶灵凤小说性道德的问题上,无疑加入了自己主观的情感,这导致他们无法判断叶灵凤小说中的理性是对于感性的一种压抑还是一种引导,叶灵凤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在讲作家的自叙传。而在论述时,研究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作者当成叙述者。这固然由于研究者经历十年浩劫,对于新的思潮出于惯性的抗拒,但在事实上也确实将研究导向狭隘的境地了。
作为文学研究者,更关心的是这种性道德在作家创作中表现的独特性,即其形式创作的内涵。叶灵凤的小说创作中,固然绝大多数以男女恋情为主,人物也或有千篇一律的毛病,然而这却并不代表叶灵凤的小说创作是模式化的,或许对于性爱的发掘贯穿于叶灵凤小说创作的所有时期中,然而叶灵凤所注重的,却是男女性心理的不同类型,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并且叶灵凤的小说,是向深处开掘的,这就有了《摩伽的试探》《昙花庵的春风》《鸠绿媚》《落雁》这类古代或具有异域风情的题材。还有像《国仇》与郁达夫等创造社元老所相联系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叶灵凤笔下的男女虽然形象模糊,但却形式多样,并且富有韵味。可以说是一些“有意味的形式”,郑伯奇所言“叶灵凤所注意的是故事的经过,那些特殊事实的叙述颇有诱惑的效果”[4]正是如此。
李夜平指出的“叶灵凤由上述描写所表达出的性爱意识,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充满着矛盾的思想构体”,而这种复杂多层次的矛盾性,与其表现手法的丰富性是二而一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材料与形式之间,形式是根本的。[5]因为形式上的构筑,才彰显了伦理问题,形式问题与道德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哲学界发生“语言学转向”后更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从形式分析最后上升到道德分析,这在大陆研究界似乎刚起步,由于史料发掘工作、研究者水平问题,形式分析还不被看好。但史料的发掘绝不是没有方向的,这也是叶灵凤这样一类在五四时期被忽略而在新时期被重新发掘出来的作家在未来研究中可被开发的潜力。
二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中,已经有人模糊地关注到了形式的问题。1986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6],花比较长的篇幅介绍叶灵凤的小说,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都有涉猎,除了介绍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中篇《女娲氏之遗孽》之外,还介绍了《妻的恩惠》《拿勒撒人》《鸠绿媚》《落雁》以及两部“革命文学”《神迹》和《红的天使》等,可以说对于其作品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多是情节的复述,不过在这种复述的过程中研究者展现了叶灵凤创作自然独特的风貌。作为男性作家,叶灵凤具有体察、模仿女性心理的能力,无论是《妻的恩惠》这类全知视角的静观还是《女娲氏之遗孽》中以第一人称模仿女性,不仅可以看得出作家创作的素质。同时也可加深对“女性文学”这一个概念的理解,并不一定女作家所写的文学就一定是女性文学。而为什么在1930年前后的文学创作中就有了这样的作品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研究者对于叶灵凤迎合市民的通俗性质明显的作品如《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这样一类作品虽然抱有否定的态度,但毕竟看到了作品中的通俗性。至于作者批判的态度,则是站在严肃文学的立场上的。对于那些架空想象的“革命文学”的评价杨义是中肯的。在分析完作品之后,杨义还特别谈到了斯蒂芬逊、纪德等现代小说家对于叶灵凤的影响。文章对于《时代姑娘》在情节上作了分析,不过研究者只是为了说明叶氏小说创作技巧的高超,或许是研究者传统文人“载道”的情结在作祟,技巧不过是小道,不足以开掘宏深的主题。因为这个原因,作者似乎将唯美主义“尊美抑善”的倾向等同于叶灵凤对于小说技巧的关注,并因此认为叶灵凤小说创作中的性描写完全是“滑向性欲挑逗、人欲横流的泥淖”。研究者对于叶灵凤评价是“才华不弱,格调卑庸”。这又一次体现了研究者身上具有的传统文人的载道情结。
一样是探讨形式和小说主题之间的关系,朱寿桐注意到了在叶灵凤身上“情绪”和“趣味”的双重体现,朱寿桐指出,一样是“儒俗”,叶灵凤更善于“在趣味的对象中寻绎出具有‘审美真诚’意味的情与理来。”[7]研究者分析了《浴》《昙华庵的春风》《明天》等小说,指出了叶灵凤创作中“趣味向情致”的转换。研究者非常推崇《鸠绿媚》这篇小说,在古怪新奇的材料中体现的是深沉的悲剧力量,作者通过叶灵凤创作的这类小说,分析了在叶灵凤那类“爱至上”主题的小说中一个“永恒的命题”:爱不是幸福。这虽然不能够涵盖叶灵凤小说创作的所有主题,但至少可以从这个概括中看出叶灵凤小说创作的严肃一面,即与启蒙文学斩不断的血缘关系,更可贵的是研究者看出了这种严肃的创作动机决定了其创作手法的多样,以及语言的优美。这决定了叶灵凤的形式的伦理意义,甚至也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命意的所在,启蒙文学如果不能够有适合的丰富的形式来表达,那么启蒙又有什么意义呢?叶灵凤文体的贡献应该在此吧?研究者的情感无疑是丰富深沉的,他无疑把自己的“情绪”一点带入了论述中了,站在严肃文学的立场上,可能研究者仅能感觉到同传统关联的那部分“趣味”而感受不到海派摩登的那一面的,不过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偏执呢?
和“情绪”一样,在叶灵凤创作中“趣味”的构成也同样复杂,固然有异域文学或传统文学的影响有关,但也逃脱不了物化的“上海摩登”的引力,完全不考虑叶灵凤小说创作中商业性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将其归结为“消费主义”或“趣味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难免丧失其对创作研究的具体性,而且在这种所谓“思潮”的观照下,总免不了泛泛而谈。分析叶灵凤小说文本的构成和模式,是有难度的,但也是必要的。
台港以及海外学者多少能注重到形式文化分析,大约“性爱”问题在他们那里已为陈迹,不值得或不屑于去谈了。李欧梵就声称读了叶灵凤的作品后,不过“加了一点肉欲”,“实在找不出特别大胆颓废之处”。李欧梵所谓的“颓废”和其现代性的研究不无关系,之所以认为叶灵凤小说不够“大胆”,不如说其文学的结构不够成熟,不具备“现代性”。撇除掉其文章预设的理论框架,李欧梵倒是注意到了文学结构对于文化的批判功能。在《现代性的追求》[8]中通过对叶灵凤未完成的小说《禁地》的分析,李欧梵注意到在描绘中那双性恋的俊美男子衣饰上虚浮的倾向。《现代性的追求》的追求中,尽管在文化上居高临下,李欧梵却对这未完成的作品充满了困惑:“为什么叶灵凤写不完这篇小说?是他没有时间写,还是他的写作技巧无力驾驭这种人物?颓废文学中这种人物的艺术资源又在何处?”
到了《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9](以下简称《上海摩登》)中,虽然没有决然放弃“现代性的追求”,不过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大约已经从哲学的转向了文化的,研究者似乎要说明的是,叶灵凤试图在创作中寻找出一种和“浮纨”(李欧梵把dandy翻译为“浮纨”)形象对称的叙事模式,在《现代性的追求》中所提到的困惑,李欧梵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认为这未必是作者技巧的原因,而是和文化记忆有关。在叶灵凤创作这个“浮纨”形象的时候,文化记忆里面有传统文学一面在作祟。不过对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李欧梵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他更热衷于寻找这文化记忆中白面书生所蕴含的情色意味。至于为什么古典文学中蕴含的男色,就不能够创造一个“上海摩登”的浪荡子呢?由于叶灵凤没有写完,也没有这方面的创作谈,就无从得知了。而如果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查考,这恐怕要下很大的功夫,中西两种文化史,作家受到的影响都要放进去考察,难度是极大的。
李欧梵写《上海摩登》,也是新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后的形式分析,似乎符号化的倾向更明显,不独文本,连作者叶灵凤都自己都难幸免于dandy之难,也符号化了。徐明瀚的《唯美者方可入目/幕:现代品味/西洋美感之理想她者——以叶灵凤其人及其小说画作〈永久的女性〉为例》[10](把叶灵凤本人都算作上海浪荡子了,文章在运用眈缔理论分析这种美学观如何被建构的时候是很细致的,看得出研究者在意的是现代文明对于美感的要求。这与传统审美观的非功利的要求无疑是不同的。不过在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中,这种方法也只是作为借鉴罢了,不可以过度地使用,以免脱离了文学史。
城市文化的分析在这类上海摩登中也不新鲜,不过在邝可怡的《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香港的情与爱〉》[11](中,将人物的行动放在城市中,来探讨城与人的关系,这也可算是一种不脱离文本的稳健的做法了。“娜拉走后怎么办”与城市记忆联系起来,并且在对于这三部作品人物的比较中拉出一条线,也算是将叶灵凤的小说放置在主题史中研究了,并不曾脱离文学而往社会学方向一去不回。
新时期以来在叶灵凤小说研究中间,无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新时期以来,叶灵凤的小说研究是作为“类”出现的(如在浪漫主义思潮、颓废思潮、趣味思潮或是海派文化),将其摆放在某种思潮流派中,大多是与其人的文学活动或者其创作的题材有关。但对于其创作手法的探讨鲜有问津者,可以说,作为小说创作者的叶灵凤还没有完全在研究史中独立出来。对于作者或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尴尬的。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难以定位,影响人们对新文学本质的认知,同时作为创作者其对于文学史真正的意义恐怕也不会很好得到彰显。真正难以独立的原因,一来史料挖掘的功夫还须加深,作者缺少一本详细的传记,二来对于作品的研读还不是很深入,不能够将其放在一个审美史中考察。做好这几样基础工作之后,无疑是有利于将其放回思潮史中的。作家背后的问题,依旧是思潮流派的问题,只有如此,文学史的研究也才会产生更新更深远的东西。
参考文献:
[1]黄修己,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叶灵凤.爱的讲座.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
[3]李夜平.论叶灵凤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4.
[4]郑伯奇.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7]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8]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
[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徐明瀚.唯美者方可入目/幕:现代品味/西洋美感之理想她者——以叶灵凤其人及其小说画作《永久的女性》为例.文化研究月报,2006,57.
[12]邝可怡.上海跟香港的对立——读《时代姑娘》、《倾城之恋》、《香港的情与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