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6月18日，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从那一天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兄弟恩怨”便在重庆与四川之间发生。然而，持续数年的纷争之后，渝川双方却发现，他们之间其实谁也离不开谁。
　　
　　2007年4月2日至4日，重庆、四川两省市党政主要领导聚首成都，就“共同打造成渝经济区，建成中国西部新增长极”达成共识。
　　有媒体感叹：川渝分治10年后，久盼的合作终于修成正果，进入携手发展的“蜜月期”。
　　
　　直辖之喜
　　
　　1997年3月14日，来自重庆的企业家袁昌玉参加了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重庆直辖的表决，她当时的身份是 “四川籍”人大代表。“3月13日晚上，我和来自黔江的代表赵春梅都睡不着，反复提醒对方到时表决器的按钮不要按错了。如果一激动按错了，就差那么一两票，通不过，将会遗憾一辈子。”袁昌玉回忆说。
　　投票那天，袁昌玉特意穿了一套全红套装，而来自重庆的其他“四川籍”代表也都换上了提前准备的衣服，女代表们全都吹了头发。在前往人民大会堂的路上，重庆代表们都没说话，“大家都努力把兴奋强压在心里。”袁昌玉说，“下午3点53分，投票开始，我再次确定了桌上赞成键的位置，右手用力按了下去。”
　　重庆直辖的议案顺利通过的一刹那，重庆代表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参加当时会议报道的重庆籍记者蒋兆勇仍清晰地记得，他找了个安静处，给重庆的朋友打电话报喜。电话那头，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其实，设立重庆直辖市，中央已考虑很久。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过可以把四川分为两个省。1996年6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中央认为，设立重庆直辖市不仅有利于解决四川面积过大、人口过多、难于管理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加快四川和重庆的经济发展，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开发，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做好移民工作。
　　虽然重庆直辖几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在人大投票表决前，重庆人还是有些担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想“自立门户”了。很久以来，重庆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意识，就是渴望巴渝分家，彻底脱离四川，超越成都。民间分析人士认为，重庆直辖不仅仅是行政体制的变革，更是因为重庆和成都在文化背景、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
　　成都是商业之都，一马平川；重庆是工业重镇，山高路陡。成都人谦谦温和，喜欢喝茶晒太阳，可以为买菜的事争吵半天；重庆人粗犷豪放，连走路都风风火火，三句话不对头就可能动手……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1954年重庆市划归四川省时，重庆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成都，但不久之后，重庆的经济发展出现滞缓现象，即使中央曾先后两次对重庆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但仍然没有消除重庆作为省辖市所受到的限制。很多重庆人认为，是四川拖住了重庆发展的脚步，这也就不难理解10年前重庆直辖获人大表决通过时重庆代表们的激动心情了。
　　
　　分治之痒
　　
　　重庆土生土长的一位自由撰稿人，收到南方某报社的汇款单，汇款单上写着“四川省重庆市”。他很生气：重庆直辖几年了，这样的大报居然还川渝不分，居然还犯这种常识错误。于是他把汇款单退了回去，并且注明了原因。
　　这是重庆直辖后，重庆文人较真儿的一个例子。
　　当时，获得直辖地位的重庆人试图把“巴蜀”之间的界限划得特别清楚。他们努力考证并且证据确凿地证明了几件事情：火锅是发源于重庆的，纯正的火锅，应该叫重庆火锅；重庆菜不应该属于川菜系，而应叫渝菜；某某四川民歌原创于重庆某县，因此应该叫重庆民歌；响彻全国的“雄起”，最初是由重庆人喊出来的。
　　这种“划清界限”的种种举动，被外界称为“重庆意识”。很多四川人认为，重庆本身就缺乏文化沉淀，浮躁而喧嚣。因此，重庆人的这种意识，是一种狭隘的小骄傲与小满足，也是一种虚荣心。他们认为，重庆虽然成了直辖市，但经济水平、科研水平、城市化进程仍然很低，重庆只是“直辖市的牌子、中等省的架子、单列市的底子”。
　　川渝之争很快升级。直辖前的重庆是四川的港口，直辖后四川开始打造自己的泸州港；重庆的汽摩产业“收缩战线”，四川的汽摩零部件配套企业逐渐减少；四川的烟到重庆不好卖，重庆的车在四川也受到限制。
　　四川省重庆商会副会长刘开义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几年前，国家打算新建一座千万吨级大型炼油厂。获悉这一消息后，包括成都和重庆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了激烈争夺，重庆想在白市驿建这个项目，而四川则想把该项目放在南充一带。在向当时的国家计委和石化总公司申请的过程中，川渝之间展开了激烈争夺，各不相让。结果，该项目最终落户安徽。
　　“西部鞋都”之争是川渝之争的另一个缩影。
　　2002年，重庆璧山、铜梁与成都武侯区同时向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皮革协会提出了建设“鞋都”的申请。起初，成都武侯区略占优势，当地直接从事制鞋的企业达到了500多家，年产皮鞋8000万双；而重庆璧山制鞋企业仅130多家，年产约6000万双。但是，随着有“中国鞋王”之称的浙江奥康集团落户璧山，璧山又占了上风。
　　2005年底，中国西部鞋都考核验收检查团赴川渝两地检查，璧山获得胜利，见势不妙的成都武侯区只得向中国皮革协会改报了“中国西部女鞋之都”的称号。2006年初，“西部鞋都”之争揭晓，川渝各自拿走了“女鞋之都”和“西部鞋都”的招牌。外界议论，这是国家有关部委的平衡之举。
　　


　　与此同时，成都与重庆之间围绕谁是西部第一城的争论也一直持续着，双方各不相让甚至相互揭短，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有媒体还将其形容为“川渝情仇”。
　　著名经济学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林凌认为，1997年川渝分治后，两地的市场形态曾经出现过一些本不应该出现的壁垒，阻碍两地商贸流通；一些本该得到互补的产业，反而竞争升级。林凌跟踪研究发现，成渝经济区以前的经济总量与京津冀相差无几，但现在，后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1%左右，成渝却只占5%。与此同时，辽西经济走廊、中原经济区、关中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全国十几个经济区正迅速崛起，虽然总量不大，但发展势头迅猛。因此，林凌大声疾呼：“川渝不能再错失一个10年！”
　　
　　合力之举
　　
　　其实，在川渝纷争相持不下的同时，就有专家对此提出了批评，而国家也试图通过一些措施，力促双方冰释前嫌，实现合作。
　　2004年，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国家发改委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改革思路——过去是按行政区划来做规划，现在要做跨省市的经济区规划，并在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地区进行试点，面向全国进行招标。
　　2004年2月，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率领党政代表团抵达成都，与四川签订了“6＋1”合作协议；同月，《四川、重庆两省市道路运输发展框架协议》又在重庆正式签订，川渝开始携手共建道路运输快速大通道。2005年，四川省党政代表团回访重庆。
　　而在学术层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院联合投标国家发改委的规划招标，并最终中标。
　　渝川双方通过接触发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实谁也离不开谁，双方在许多方面有的可以联合，有的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很大。
　　“打口水仗，扳嘴巴劲，只会伤了和气，惹外地人笑话，使川渝都失去不少发展机会。”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这样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川渝更应像兄弟那样携手上山。”
　　2004年以后，川渝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内容涉及交通、旅游、文化、农业、治安、能源等方面。近三年来，两地各方成员共实施合作项目3650个，相互引资260多亿元，商贸流通额达200多亿元。但专家评价说，“即便如此，双方的合作面窄、合作规模小、合作层次低等问题，依然不可回避。”
　　今年4月2日至4日，由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和市长王鸿举率领的重庆党政代表团西行成都，被各方认为是川渝合作真正进入“蜜月期”。在成都，重庆、四川两地政府签订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就“共同打造成渝经济区，建成中国西部新增长极”达成共识。
　　据西南交通大学川渝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骆玲透露，就在川渝签署合作协议前两个星期，四川省委书记杜青林曾率地、市、州主要负责人，走访东中西部的浙江、山东、河南、内蒙古、广西、江西六省区，深感差距。
　　而重庆直辖10年来，虽有显著发展，但其经济总量显然仍不足以担当“西部新增长极”重任。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经济总量在西部排位不升反降，由直辖初的第五位滑到第六位。
　　川渝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成渝经济区这种两个核心城市的结构“无论其经济基础、人口密度、产业聚集、物流条件，均有着特殊的优势”。因此，共同打造成渝经济区，应成为双方最佳的战略选择。
　　经历了两败俱伤的纷争之后，一场“兄弟恩怨”终于化解。正如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成都发表讲话时所说，川渝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了这样的认识，双方实质性的合作行动就该开始了。
　　就在本文即将发稿时，一个重大消息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位置：重庆成都获准设立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消息指出，国务院已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在沿海地区建立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三大经济改革试验区之后，在中西部地区设立的第一个试验区。有关人士认为，成渝两市设立试验区，是国家推动中西部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正处于“蜜月期”的川渝经济合作来说，意义同样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