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催生了一个因拆暴富的“拆发户”群体，而随之出现的如“吸毒赌博”、“坐吃山空”等现象也引起了一些两会代表的关注。他们建议，政府应及时介入“拆发户”们可持续发展、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能只是给钱了事。
　　豪赌炫富，一夜输赢近百万
　　刘大爷曾是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村拆迁时的千万富豪，如今却欠了一屁股债。“赌的大时一晚输赢近百万”。
　　在记者采访的十余位“拆发户”里，几乎每一位都表示自己所在村有豪赌挥霍、奢侈糜烂、坐吃山空的“主儿”。特别是在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中村改造中，受整体社会风气和教育水平的影响，“拆发户”的炫富和攀比心态更显突出。
　　郑州市中原区包括岗刘村在内的11个城中村拆迁改造，跟踪拍照的退休教师陈光挥告诉记者许多“拆发户”的故事。如一个过去开垃圾车的村民，获得拆迁补偿后花60多万元参加环塔拉力赛，光报名费就10万元；一对夫妻拿了补偿款直奔香港购物；还有的手握七八十万元去赌博，一晚上就输了一大笔。
　　多次参与拆迁的贵阳某区房屋征收局工作人员王娟感叹：“不少地区拆迁之后，街上的豪车如雨后春笋般一下都冒了出来，奥迪、宝马、路虎一字排开。部分‘拆发户’整天围聚在一起赌博，放在桌子上的钱都是一摞一摞的。”
　　2014年3月份，贵阳市公安局在阳关小区内查获一赌博窝点，当场收缴赌资38万余元，抓获23名参赌人员中许多都是“拆发户”。
　　低调藏富，开宝马当环卫工
　　拆迁“暴富”之后，有人肆意挥霍，也有人心态淡然，默默从事不起眼的普通工作。
　　家住贵阳市观山湖区的环卫工人翟永忠，2012年拆迁获得4套房和几十万元补偿款，但是他仍然每天开宝马车到单位，然后再驾驶垃圾车去四处更换清理垃圾箱，每个月工资才900多元。
　　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翟永忠很淡定：“我只有小学文化，也没什么技能，如果不工作，坐吃山空，钱很快就会花完。”
　　不过，低调藏富的“拆发户”中，更多是靠房租和补偿款维持生活。贵阳市观山湖区新寨村拆迁后，仅有25%的村民做司机、保安、装修等工作，70%的村民是做“包租婆”或者干脆“吃老本”。
　　投资致富，35套房办养老院
　　35岁的海归“拆发户”陈卿拿拆迁的35套房在武汉办最大养老院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由于城中村改造，陈卿一家获得35套共计4000平方米房产，另外还获得补偿160万元。陈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投资办养老院。在卖掉9套房产，投入500多万元后，陈卿将一栋楼中的第三层所有房子全部腾出来，建成了武汉最大的民办社区养老院。
　　陈卿坦言，这35套房子如果出租，一年租金可达到百万元以上。但自己放弃了做个“土豪”坐吃房租的生活，选择投资干了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批80后、90后‘拆发户’，会用知识与财富结合，为‘拆发户’正名，给社会带来正能量。”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说。
　　专家分析：“一拆暴富”不全是幸福
　　动辄数套安置房、几百万补偿金，在大城市的拆迁中，这几乎成了“拆发户”的“标配”。但一夜暴富，带来的不全是幸福。
　　鄭州市中原区罗庄村拆迁，一户人家分了30套房，老两口将28套都给了子女，可就这样，子女们还为老人名下2套房产的继承权“打”了起来。突然有钱，不仅是纠纷多了，败家、甚至犯罪的也多了。
　　66岁的郭大爷，2011年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改造时分得3套房和220万元现金，据他介绍，“最多的一家拿了1000多万元补偿。可不是每家都能按部就班过日子。不到三年的功夫，好几家都‘败了’，有养小三离婚的，有去澳门赌博的，有的甚至把安置房都卖掉了。”
　　而从各地禁毒机关发布的信息来看，近年来新增吸毒人群中“拆发户”占了不小比例。
　　全国人大代表刘宗利表示，城市化本应是人自然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但是现在整个倒过来了——先拆房子把地空出来，人为地让村民变成市民，可是光发钱不足以让他们实现这一转变。如果仅仅是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拆富”就有可能会成为灾难。
　　一些人大代表委员指出，钱来得太多太容易、自身素质偏低、理财意识淡是诱发少数“拆发户”豪赌、挥霍乃至坐吃山空乱象的三个主要原因。
　　（摘自《北京晨报》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