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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离开病房，她冲我微笑着摆了摆手。她是专程从西安赶到北京来看我的。半个月前，吉吉还和我通过电话，她说她要参加西部歌手大赛。她问我跟其中的哪几个评委熟悉。我当时告诉她，至少和其中的四五个评委有些交往。不过，我明确表示，参加比赛，一定不要找关系，有时候找了关系，效果可能比实际更糟糕。
我和吉吉相识在西安的一家陕北饭店。老板娘是延安人，曾在一家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九十年代末去日本工作学习两年，接受了一些养生理念。回到西安后，她便开了一家陕北特色的饭店。饭店的服务员也大都来自延安、榆林。我去这家饭店吃饭，是西安的几个作家朋友特意安排的。饭前，老板娘和我见面，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她问我喜欢吃陕北的什么饭食，我说，只要不太辣，什么都可以。于是，几个作家朋友拿着食谱，向我推荐了洋芋擦擦、水盆羊肉、荞麦饸饹、蜜汁南瓜和碗砣、抿节儿等七八种特色菜品。
约莫七八分钟，饭食陆续摆满了餐桌。我刚要动筷子，忽地从隔壁房间传来了音乐的伴奏声，接着有人唱起了陕北民歌。我喜欢陕北民歌，对其中的《走西口》《赶牲灵》《五哥放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歌曲相当熟悉。我的一些陕西朋友，只要大家聚会，经常会听到他们情不自禁地唱。当然，我们非陕西人也常常跟着哼几句，词虽然对了，但始终找不到地道的陕北味儿。我问老板娘，你们这里还有驻店歌手吗？老板娘说，她从创办这个饭店之初，就一直安排一些陕北的歌手在这里唱歌，有的给开工资，有的是助唱，他们不单纯为了挣钱，更多的是想通过为客人唱歌，锻炼自己的舞台经验。
老板娘当然会让歌手给我们来助兴。乐队共四个人，一个键盘手，一个鼓手，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歌手。女孩自报家门，说她叫吉吉，来自榆林。当老板娘告訴他们，我就是写出《东渡东渡》那篇散文的作者时，吉吉高兴地说，她就是吴堡人，他们家距离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的川口渡口很近。我听罢，问，你们家也在黄河边上吗？吉吉说，他们家在山里，离黄河有十几里呢。
吉吉说话的声音很像王二妮。不过，她比王二妮长得要高一头，皮肤也很白净。吉吉先唱了一首《走西口》，我听得如泣如诉，仿佛真的回到那个艰难的时代。接下来，吉吉问我想听什么歌，我说，唱《赶牲灵》吧。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一个文学笔会上，由萧军先生的女儿萧云和女婿王建中共同演唱的。后来，在我的婚礼上，他们二人又演唱了这首歌。我去吴堡采风时，曾专门到陕北民歌大王张天恩的故居参观。这首歌就是由张天恩编曲演唱的。那次采风，我的朋友朱佩君女士回来，专门写了散文《叫一声赶牲灵的哥哥我来了》。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与陕北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吉吉组合的男歌手叫二娃，是个残疾人。他是吉吉的哥哥，多年前，在上山砍柴时，不慎掉到了悬崖下边，多亏被一棵枣树给拦了一下，即便这样，也弄成了骨折。本来家里就穷，当地的医院治疗了几次也不见好，便造成了腿部残疾。好在兄妹两人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他们每天对着录音机、电视机模仿别人唱陕北民歌，渐渐地，他们在十里八村就有了小名气。镇上的几家饭店纷纷请他们唱歌，唱一中午给50块钱。吉吉想，只要每天可以唱歌，她就能攒下钱为哥哥娶上媳妇。这样的日子，过上能有一年多。一天，西安的陕北饭店老板娘回吴堡老家探亲，无意中在饭店听到吉吉兄妹俩的歌声，她就问吉吉愿不愿意到西安，她可以安排食宿，每个月还发工资，每人3000元。吉吉跟哥哥商量后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他们就高兴地跟女老板来到了日思夜想的西安。
初到西安的日子，吉吉哥兄妹还是有些胆怯。他们唱歌时，没有了往日的自由，也缺乏基本的自信。特别是有一天，几个企业老板聚会，在吉吉为他们演唱时，有个老板仗着酒劲，非要强行搂抱亲吻她，吉吉不干，那老板恼羞成怒，居然拿出一千块钱扔在吉吉的脸上，吉吉当时就气哭了。哥哥见状，上前去质问老板为什么如此无礼，哪想，那个老板非但不道歉，反而和另一个老板上去给二娃暴打一通。老板娘听到动静前来制止，并大声谴责几个老板。打人的老板怕把事情惹大了，赶忙扔下2000块钱溜走了。老板娘把那几千块钱塞给吉吉，让她带哥哥去医院看病。
哥哥的伤并不重，他所不理解的是，在西安这个大城市里，几个衣冠楚楚的企业家咋能这么野蛮呢！哥哥对吉吉说，咱们不唱了，回陕北老家吧。吉吉说，回陕北老家虽然人熟不受人欺负，可那里毕竟没有西安的收入多。她劝哥哥最好忍了，再干上几年，就可以挣够哥哥娶媳妇的钱了。哥哥抱着吉吉哭着说，好妹妹，哥就是一辈子不娶媳妇，咱也不受有钱人的气！
吉吉没有听哥哥的话。她留在西安，除了能多挣点钱，她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梦想，她希望自己某一天也能像王二妮那样在全国成名。那样，她就可以彻底改变她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吉吉是个有心人。当她听说我在北京，对文艺单位很熟悉，在为我唱了几首歌后，她就让老板娘求我，让我给她当老师。我对女老板说，我虽然在国家文化部门工作，但我并不懂声乐，我只擅长写作。老板娘说，您就别谢绝了，您看娃多可怜呀，您就给她一点希望吧。我见老板娘言辞恳切，再看看吉吉兄妹祈求的目光，我只好答应。但我不能确定，我究竟能帮他们什么忙。
从那以后，吉吉真的把我当成了她的老师。她几乎每天都给我发短信，报告她正在唱什么歌，她想参加什么大赛。到了年节，她还给我快递一些家乡的红枣、小米、挂面。我在北京也多次和艺术界的名家、领导联系，希望他们能具体地帮助一下吉吉兄妹。有个民营文化公司，说可以让吉吉他们到北京试唱，如果确实唱得跟王二妮似的，公司就和他们兄妹签约。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吉吉，吉吉开始很兴奋，很想到北京试一把。可是，几天后她又变卦了。我问她为什么，吉吉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我问饭店老板娘，老板娘告诉我，吉吉在一次唱歌时，被一个老板相中了。他提出要娶吉吉，如果吉吉答应了，他不但要出钱包装吉吉，还可以给他家一大笔钱。这个老板虽然年龄比吉吉大个十几岁，但言谈举止倒也显得真诚。吉吉便半推半就地跟那个老板相处起来。 我本来想提醒吉吉，对那个所谓的老板交往要审慎，千万不要轻信。可我一想，既然吉吉没有跟我说，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一切都顺其自然吧。在吉吉和男友相处的日子，她和我的联络明显少了许多。我希望吉吉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宿。
几个月后，饭店老板娘打电话告诉我，吉吉失恋了。那个所谓的老板男友，实际就是个骗子，他利用代开增值税发票，获得一些手续费，结果被经查部门给抓了。据说至少判五六年。吉吉感到很丢脸，一直不敢跟你联系，现在连在饭店唱歌都成問题了。我打电话给吉吉，她在那边哭得说不出话来。我劝她振作起来，人生就是这样，什么事都会遇到。我建议她可以选择到其他地方发展。吉吉说，她不想当歌手了，她想和哥哥开个小超市什么的。我说，你做什么我都支持，只要你开心就行。
在饭店老板娘的帮助下，吉吉兄妹开了一家超市，规模不大，但也干得红红火火。我到西安，也曾到那个超市去过两回，看到吉吉兄妹一脸幸福的样子，我感到心里释然了许多。
近几年，由于慢性病缠绕，我去西安的次数少了许多。偶尔从吉吉发的朋友圈里看到她的一些信息。去年年底，我明显感到食欲不振，吃什么都不香，整夜地失眠。我开始以为是疲劳引起，连续吃了几天安眠药，也不见起色。在元旦那天晚上，我被迫拨了120。到医院急诊科一化验，说我心脏、胸腔严重积水，已经出现心衰，必须透析治疗。
本来，我生病住院的消息只告诉了几个人，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声张。但几天后，很多朋友还是从各种渠道知道我生病的消息。一时间，我的病房每天都要来好几拨人。人们看到我一下子消瘦了十几斤，面部苍白，都心疼得长吁短叹。我告诉他们，这只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一定能吃能睡，很快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大家见我很是乐观，很是为我高兴。有几个朋友说，听说你透析了，不由想到作家史铁生。我笑道，只是我没坐着轮椅。
吉吉的到来出乎我的意料。我说你那么老远，店里就你们俩人，你还要亲自跑来？吉吉说，坐高铁很快，也就四个多小时。她是听饭店老板娘说我生了大病的。我说，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就行，病情没你想得那么严重。吉吉说，那可不行，您是我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生病我要是不来，那成什么人了？
吉吉坐在我的旁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给我剥香蕉、揉背，那感觉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我问了吉吉一些店里的情况，吉吉说，小店虽然不大，但效益挺好，估计再干一年，就能为哥哥张罗个媳妇了。我又问吉吉，你参加西部歌手大赛准备得怎么样了？吉吉说，她想通了，参加比赛如果能取得好的名次固然好，实在取不上也没关系，反正现在有个超市兜底，生活有保障。我见吉吉现在心态如此放松，就说，这世界的事就这样，属于你的终究是你的，不属于你的，强求也没有用。
不知不觉，吉吉在病房待了一个多小时。这时，护士来通知我，马上要做检查。我知道，这是护士在用这种方法有意撵人，人家肯定嫌看我的人太多，怕影响我休息。吉吉问我，要不要陪我去检查，我告诉她，让护工陪着就可以，不知要多长时间。吉吉见状，只好告辞，她说她明天还来。我说不行，你在北京待个两三天，赶紧回家，要不你哥哥该不放心了。
吉吉和我拥抱了一下，摆摆手走了。我拉过被子，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吉吉给我发来微信：红老师，我来的时候想象你肯定身心疲惫，甚至对人生很悲观的样子。原想一进门就抱着您哭一通。但一看您对生活如此乐观，我怎么也哭不出来。从医院走到地铁口，想着您生病的样子，我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音。您这么善良的好人，怎么会生这个病呢？假如有可能，我都想替您生病。我祈求苍天，保佑红老师，赶快好起来吧！
吉吉的话让我眼含热泪。我没给她回任何一个字，只给她发了一个表情包：加油！
责任编辑：杨 希
作者简介
红孩，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散文集《东渡东渡》《运河的桨声》，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铁凝散文赏析》等十余部。现担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主编。文艺评论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散文获得第五届全国报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
我和吉吉相识在西安的一家陕北饭店。老板娘是延安人，曾在一家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九十年代末去日本工作学习两年，接受了一些养生理念。回到西安后，她便开了一家陕北特色的饭店。饭店的服务员也大都来自延安、榆林。我去这家饭店吃饭，是西安的几个作家朋友特意安排的。饭前，老板娘和我见面，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她问我喜欢吃陕北的什么饭食，我说，只要不太辣，什么都可以。于是，几个作家朋友拿着食谱，向我推荐了洋芋擦擦、水盆羊肉、荞麦饸饹、蜜汁南瓜和碗砣、抿节儿等七八种特色菜品。
约莫七八分钟，饭食陆续摆满了餐桌。我刚要动筷子，忽地从隔壁房间传来了音乐的伴奏声，接着有人唱起了陕北民歌。我喜欢陕北民歌，对其中的《走西口》《赶牲灵》《五哥放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歌曲相当熟悉。我的一些陕西朋友，只要大家聚会，经常会听到他们情不自禁地唱。当然，我们非陕西人也常常跟着哼几句，词虽然对了，但始终找不到地道的陕北味儿。我问老板娘，你们这里还有驻店歌手吗？老板娘说，她从创办这个饭店之初，就一直安排一些陕北的歌手在这里唱歌，有的给开工资，有的是助唱，他们不单纯为了挣钱，更多的是想通过为客人唱歌，锻炼自己的舞台经验。
老板娘当然会让歌手给我们来助兴。乐队共四个人，一个键盘手，一个鼓手，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歌手。女孩自报家门，说她叫吉吉，来自榆林。当老板娘告訴他们，我就是写出《东渡东渡》那篇散文的作者时，吉吉高兴地说，她就是吴堡人，他们家距离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的川口渡口很近。我听罢，问，你们家也在黄河边上吗？吉吉说，他们家在山里，离黄河有十几里呢。
吉吉说话的声音很像王二妮。不过，她比王二妮长得要高一头，皮肤也很白净。吉吉先唱了一首《走西口》，我听得如泣如诉，仿佛真的回到那个艰难的时代。接下来，吉吉问我想听什么歌，我说，唱《赶牲灵》吧。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一个文学笔会上，由萧军先生的女儿萧云和女婿王建中共同演唱的。后来，在我的婚礼上，他们二人又演唱了这首歌。我去吴堡采风时，曾专门到陕北民歌大王张天恩的故居参观。这首歌就是由张天恩编曲演唱的。那次采风，我的朋友朱佩君女士回来，专门写了散文《叫一声赶牲灵的哥哥我来了》。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与陕北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吉吉组合的男歌手叫二娃，是个残疾人。他是吉吉的哥哥，多年前，在上山砍柴时，不慎掉到了悬崖下边，多亏被一棵枣树给拦了一下，即便这样，也弄成了骨折。本来家里就穷，当地的医院治疗了几次也不见好，便造成了腿部残疾。好在兄妹两人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他们每天对着录音机、电视机模仿别人唱陕北民歌，渐渐地，他们在十里八村就有了小名气。镇上的几家饭店纷纷请他们唱歌，唱一中午给50块钱。吉吉想，只要每天可以唱歌，她就能攒下钱为哥哥娶上媳妇。这样的日子，过上能有一年多。一天，西安的陕北饭店老板娘回吴堡老家探亲，无意中在饭店听到吉吉兄妹俩的歌声，她就问吉吉愿不愿意到西安，她可以安排食宿，每个月还发工资，每人3000元。吉吉跟哥哥商量后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他们就高兴地跟女老板来到了日思夜想的西安。
初到西安的日子，吉吉哥兄妹还是有些胆怯。他们唱歌时，没有了往日的自由，也缺乏基本的自信。特别是有一天，几个企业老板聚会，在吉吉为他们演唱时，有个老板仗着酒劲，非要强行搂抱亲吻她，吉吉不干，那老板恼羞成怒，居然拿出一千块钱扔在吉吉的脸上，吉吉当时就气哭了。哥哥见状，上前去质问老板为什么如此无礼，哪想，那个老板非但不道歉，反而和另一个老板上去给二娃暴打一通。老板娘听到动静前来制止，并大声谴责几个老板。打人的老板怕把事情惹大了，赶忙扔下2000块钱溜走了。老板娘把那几千块钱塞给吉吉，让她带哥哥去医院看病。
哥哥的伤并不重，他所不理解的是，在西安这个大城市里，几个衣冠楚楚的企业家咋能这么野蛮呢！哥哥对吉吉说，咱们不唱了，回陕北老家吧。吉吉说，回陕北老家虽然人熟不受人欺负，可那里毕竟没有西安的收入多。她劝哥哥最好忍了，再干上几年，就可以挣够哥哥娶媳妇的钱了。哥哥抱着吉吉哭着说，好妹妹，哥就是一辈子不娶媳妇，咱也不受有钱人的气！
吉吉没有听哥哥的话。她留在西安，除了能多挣点钱，她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梦想，她希望自己某一天也能像王二妮那样在全国成名。那样，她就可以彻底改变她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吉吉是个有心人。当她听说我在北京，对文艺单位很熟悉，在为我唱了几首歌后，她就让老板娘求我，让我给她当老师。我对女老板说，我虽然在国家文化部门工作，但我并不懂声乐，我只擅长写作。老板娘说，您就别谢绝了，您看娃多可怜呀，您就给她一点希望吧。我见老板娘言辞恳切，再看看吉吉兄妹祈求的目光，我只好答应。但我不能确定，我究竟能帮他们什么忙。
从那以后，吉吉真的把我当成了她的老师。她几乎每天都给我发短信，报告她正在唱什么歌，她想参加什么大赛。到了年节，她还给我快递一些家乡的红枣、小米、挂面。我在北京也多次和艺术界的名家、领导联系，希望他们能具体地帮助一下吉吉兄妹。有个民营文化公司，说可以让吉吉他们到北京试唱，如果确实唱得跟王二妮似的，公司就和他们兄妹签约。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吉吉，吉吉开始很兴奋，很想到北京试一把。可是，几天后她又变卦了。我问她为什么，吉吉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我问饭店老板娘，老板娘告诉我，吉吉在一次唱歌时，被一个老板相中了。他提出要娶吉吉，如果吉吉答应了，他不但要出钱包装吉吉，还可以给他家一大笔钱。这个老板虽然年龄比吉吉大个十几岁，但言谈举止倒也显得真诚。吉吉便半推半就地跟那个老板相处起来。 我本来想提醒吉吉，对那个所谓的老板交往要审慎，千万不要轻信。可我一想，既然吉吉没有跟我说，我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一切都顺其自然吧。在吉吉和男友相处的日子，她和我的联络明显少了许多。我希望吉吉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宿。
几个月后，饭店老板娘打电话告诉我，吉吉失恋了。那个所谓的老板男友，实际就是个骗子，他利用代开增值税发票，获得一些手续费，结果被经查部门给抓了。据说至少判五六年。吉吉感到很丢脸，一直不敢跟你联系，现在连在饭店唱歌都成問题了。我打电话给吉吉，她在那边哭得说不出话来。我劝她振作起来，人生就是这样，什么事都会遇到。我建议她可以选择到其他地方发展。吉吉说，她不想当歌手了，她想和哥哥开个小超市什么的。我说，你做什么我都支持，只要你开心就行。
在饭店老板娘的帮助下，吉吉兄妹开了一家超市，规模不大，但也干得红红火火。我到西安，也曾到那个超市去过两回，看到吉吉兄妹一脸幸福的样子，我感到心里释然了许多。
近几年，由于慢性病缠绕，我去西安的次数少了许多。偶尔从吉吉发的朋友圈里看到她的一些信息。去年年底，我明显感到食欲不振，吃什么都不香，整夜地失眠。我开始以为是疲劳引起，连续吃了几天安眠药，也不见起色。在元旦那天晚上，我被迫拨了120。到医院急诊科一化验，说我心脏、胸腔严重积水，已经出现心衰，必须透析治疗。
本来，我生病住院的消息只告诉了几个人，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声张。但几天后，很多朋友还是从各种渠道知道我生病的消息。一时间，我的病房每天都要来好几拨人。人们看到我一下子消瘦了十几斤，面部苍白，都心疼得长吁短叹。我告诉他们，这只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一定能吃能睡，很快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大家见我很是乐观，很是为我高兴。有几个朋友说，听说你透析了，不由想到作家史铁生。我笑道，只是我没坐着轮椅。
吉吉的到来出乎我的意料。我说你那么老远，店里就你们俩人，你还要亲自跑来？吉吉说，坐高铁很快，也就四个多小时。她是听饭店老板娘说我生了大病的。我说，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就行，病情没你想得那么严重。吉吉说，那可不行，您是我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生病我要是不来，那成什么人了？
吉吉坐在我的旁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给我剥香蕉、揉背，那感觉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我问了吉吉一些店里的情况，吉吉说，小店虽然不大，但效益挺好，估计再干一年，就能为哥哥张罗个媳妇了。我又问吉吉，你参加西部歌手大赛准备得怎么样了？吉吉说，她想通了，参加比赛如果能取得好的名次固然好，实在取不上也没关系，反正现在有个超市兜底，生活有保障。我见吉吉现在心态如此放松，就说，这世界的事就这样，属于你的终究是你的，不属于你的，强求也没有用。
不知不觉，吉吉在病房待了一个多小时。这时，护士来通知我，马上要做检查。我知道，这是护士在用这种方法有意撵人，人家肯定嫌看我的人太多，怕影响我休息。吉吉问我，要不要陪我去检查，我告诉她，让护工陪着就可以，不知要多长时间。吉吉见状，只好告辞，她说她明天还来。我说不行，你在北京待个两三天，赶紧回家，要不你哥哥该不放心了。
吉吉和我拥抱了一下，摆摆手走了。我拉过被子，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吉吉给我发来微信：红老师，我来的时候想象你肯定身心疲惫，甚至对人生很悲观的样子。原想一进门就抱着您哭一通。但一看您对生活如此乐观，我怎么也哭不出来。从医院走到地铁口，想着您生病的样子，我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音。您这么善良的好人，怎么会生这个病呢？假如有可能，我都想替您生病。我祈求苍天，保佑红老师，赶快好起来吧！
吉吉的话让我眼含热泪。我没给她回任何一个字，只给她发了一个表情包：加油！
责任编辑：杨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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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孩，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散文集《东渡东渡》《运河的桨声》，散文理论集《红孩谈散文》《铁凝散文赏析》等十余部。现担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主编。文艺评论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散文获得第五届全国报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