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设立,到抗日战争期间,制度性的大学已存在了近40年,但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认为,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就是在这不到40年的时间内,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但这奇迹从建国后照搬苏联教育体制开始至今,就脑向后齐步走,大踏步倒退。此种情形引发的大学去行政化争论气势汹汹。
　　早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就已提出要逐步取消大学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从政府转变职能入手,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依法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建立法治框架下大学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创新校长选拔机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校长任用要求选拔、任用校长。
　　直至6月初,国务院终于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使大学去行政化走出可贵的第一步。《纲要》决定,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不料竞招致多名副部长级大学校长一片反对声。
　　内地现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30所副部级大学,这些享有副部长待遇的校长及党委书记很多曾在行政体制内担任高官,如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北师大校长锺秉林、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都曾官至教育部司长,而北大校长周其凤、浙大校长杨卫、复旦校长杨玉良都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办主任。
　　许多高校校长担心一旦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教育部司局长就少了 60个升任副部长的机会,而现任校长及大学官员也要失去相等的政治待遇。
　　30所副部级大学中,只有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现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济大学校长万钢(现任致公党主席、国家科技部部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无党派,现任广西区政府副主席)三位非中共党员校长,其余清一色中共党员,上海交大校长张杰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如此看来,对校长个人而言,高校去行政化确是损失不小。
　　要办好大学,校长是否一定要手中有权?从我们不停追念的西南联大到如今享誉国际的世界名校来看,答案是:“不”!
　　1636年建校,诞生过有40位诺奖得主和8位总统的哈佛大学,董事会否决了前任总统小布什和副总统戈尔的校长提名,主动和权力保持距离,为其赢得了尊严。
　　该校28位校长中唯一的女校长德鲁·福斯特说,你的权利并不比别人大多少。你不能随便差使人,这不是你发号施令的地方,而需要你去寻求一致。哈佛10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院长,每位院长对于自己学院的发展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思考,校长需要做的就是,充分的交流和探讨,而非命令。
　　这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偏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力,而内地高校则到处充斥着偏重社会冲突的横暴权力,即在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是最简单最省力的方法,但也是最愚蠢的方法。
　　这种横暴权力源自于高校过多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内部管理也高度行政化。大学内部所有资源配置,无论是经费分配、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学术事务,一律由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大学日渐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
　　大学成为官场,教授和校长成为官员,人人都在追逐成本和收益比,先贤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笑谈,功名利禄被奉为圭臬。不仅扼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而且败坏学风败坏人性。君不见,本科生为学分行贿教师,研究生忙于为“大老板”“二老板”的业务代工而无暇学业,一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语道破天机。
　　2009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100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数职。孑然一身的一线教师仅10人。
　　“特别是最近这10多年,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学术精神萎缩得很快。10多年前,给教授一个行政职务,他还会犹豫,怕耽误了学术。现在呢,一个副处长、处长的职位都会有好多教授去竞争。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权力变成学校运转的中心了。”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话表明,由去行政化掀起的大学行政体制改革将涉及到国家行政体制改革。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言,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朱清时作为在这个“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位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确实在现实中步履维艰,但他的勇气、智慧和努力,为他赢得了尊重。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上演叶公好龙现实寓言的诸位言必称大学要独立的校长们。
　　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如今,却是不在于有大师,而在于有大官。
　　哈佛校长福斯特在2007年就职演说中强调,要超越整个社会的眼前利益和着眼点,进而培养对各个社会和文明都广泛关注的事物。她认为,现在的大学应该担负的责任,是“教育每个个体,不只是让他们在毕业时学会了一些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做个好公民,将好品质代代相传。所以我们要教会他们去质疑,去挑战和适应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世界,这也意味着追溯文明的历史与传统”。
　　一所大学的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精神领袖,他指引着学校乃至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潮流。从这个层面上看,没有一位好校长,就难有一所好大学。试想,如果没有蔡元培,北京大学怎么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如果没有梅贻琦,国力清华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声名鹊起?如果前两者没有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精诚合作,国立西南联大怎么能在动荡的中国传续文明的火种,造就了自然、人文和社科等诸多领域卓越的大师?
　　大学校长,应为学校全体同仁研究学问、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创造良好的氛围,制造宽松的环境和秩序,而不是一味迷恋权力,以中国高等教育计为名绑架大学。如果做不到,那就让有德者居之,有才者居之,重新回归“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