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整个俄国侨民状况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结出了硕果，思想言论到这时呈现出整个苏联时期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对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失望让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在“境外俄罗斯”的同胞。
　　 于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俄国侨民研究成为显学，那个被称为“境外俄罗斯”的庞大侨民群体得到深入而广泛的发掘，那些肉体已经永远留在了他乡的侨民思想家们，其思想却堂皇地于世纪末回归祖国，他们早年被迫流亡的遭遇被一一追问，到现在基本水落石出。
　　 “哲学船事件”便是这一链条上相当重要的一环，“哲学船”乘客们的命运也随之浮出水面。与绝大多数侨民的被迫但主动流亡不同，哲学船乘客是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的。
　　 对旧知识分子的镇压，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施政逻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仓促间可以利用机会激发民众的自发势力来发动一场革命，但把政权夺到手中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在思想战线上针对异见者的斗争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到1922年，时机成熟，它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索罗金的遭遇
　　 那年的驱逐事件中，许多旧俄知识分子乘坐“哲学船”离开故土，他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搭载旧知识分子出境的，除了“哲学船”，还有“哲学列车”。
　　 1922年9月23日，莫斯科的晚秋照例是阴沉天。同样阴沉的是离别者的心情——莫斯科第一批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包括前临时政府食品部部长、政治活动家阿列克谢·彼舍霍诺夫、合作社活动家、马克思商学院教师伊万·马特维耶夫、农艺师西基尔斯基等人及其家眷。
　　 莫斯科火车站，开往里加的列车月台上人声鼎沸。乘客们“携带着全副身家”——“穿着捷克学者寄来的鞋和美国援助机构捐的西服，口袋里有50卢布”。一般人为了生存已经变卖了能换粮食的所有家当，几乎都没有更多可带走的值钱物品。
　　 尽管作为官方定性的反革命作家和教授，他们被强制离开俄国，仍有很多朋友和熟人来送行。即将离开的人们，望着送行人的脸庞，看着逐渐后退的莫斯科街道，只能竭力记住祖国最后的形象，或沮丧，或庆幸，渐行渐远。直到第二天，列车跨过国境线，乘客们几年来第一次不必顾虑“今晚会不会来抓我们”，这才罕见地轻松睡去。
　　 这趟“哲学列车”上有一位特殊乘客，他就是日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被称为“美国社会学之父”的皮季里姆·索罗金。索罗金本来常住彼得格勒，1922年8月出差到莫斯科，住在老朋友康德拉季耶夫教授家里，侥幸逃脱彼得格勒格别乌的搜捕。不过，担惊受怕中，他听到消息说将不会处决被捕的学者教授，只是将他们驱逐出境。该传闻被8月30日《真理报》刊登的托洛茨基访谈和8月31日的通告《第一次警告》所证实。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意识到驱逐不失为所有结果中最好的一个，所以决定去彼得格勒契卡自首，但被亲人朋友劝阻，因为那些年他发表过许多与官方相左的言论，早就引起当局警觉，当时的官方报刊正展开对他的言论的抨击和威胁。
　　 就这样，为了防止意外，他又回到莫斯科去主动投案，和其他莫斯科人一样签署了两份文件就等着被驱逐。为了顺利成行，索罗金寻求大学时代的朋友、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的帮助，又加急办理出境护照，然后顺利取得途经国和目的国的签证，成为莫斯科被驱逐出境第一批人中唯一的彼得格勒人。而索罗金的老朋友康德拉季耶夫因有人说情而逃脱被驱逐的命运，但却在1937年遭遇大清洗。
　　 数日后，一个潮湿的阴沉天，莫斯科火车站再现离别之情和不舍的拥抱、亲吻、握手。这趟列车将直接开往柏林。
　　
　　严重失败
　　 发生在1922年的流放事件，其背景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遭遇的“严重失败”以及由此衍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
　　 这里所说的“严重失败”包含了很多内容，不仅有经济上的困窘，也有政治上的危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工人和农民的不满与日俱增，掀起了规模不大但遍及各地的抗议甚至公开倒戈。
　　 面对艰难局势，当局没有反省自己的政策，反而认为这些反抗是受了别有用心者唆使，藏在背后的是那些政敌。1921年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情况，一致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遏制政治反对派。出于这样的考虑，肃反人员逮捕了一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新政权并未想到，肃反非但没有起到积极效果，反抗浪潮还很快蔓延到军队，爆发了著名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水兵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17年4月，列宁从芬兰流亡回国时，喀琅施塔得水兵组成的仪仗队到火车站迎接；“十月革命”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尤其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倚重也最可靠的后援，被托洛茨基称为“‘十月革命’的光荣和骄傲”。
　　 但这支部队在1921年3月1日起义了，这次他们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呼吁改选苏维埃，喊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同时要求实行“让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全权处理自己的土地以及拥有牲畜”，“允许自由的个人劳动的家庭手工生产”等政策。
　　 苏维埃政府将喀琅施塔得通过的决议称为“极其反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理所应当地宣布戒严。接着当局发出最后通牒：不投降即派兵镇压。进攻日期定为3月8日。也正是在这一天，延期数次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尽管最初被派去镇压起义的部队拒绝服从进攻命令，让列宁政府速战速决的希望破灭。但指挥部采取高压政策扭转了红军战士的情绪，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镇压机制（战地巡回革命军事法庭、非常革命三人组、每个部队里的情报收集员）。不可靠士兵被解除武装派往后方，而那些被认为是主谋的，则就地枪决。18日早上，要塞被红军占领。整个事件被定性为“叛乱”，没能撤离的军官和士兵及其家人被清算。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提前准备好的相应文件，在粮食税和贸易方面做了调整，这与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是重合的。令人不解的是，当局在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宣布经济政策转向的同时，却对喀琅施塔得予以残酷的打击。有当代俄国研究者认为，喀琅施塔得对列宁来说只是一个工具，用以证明其领导地位不可动摇。正是从这一刻起，新政权开始走上通过大规模镇压来达到专政目的的道路，并探索出“行政流放”的新方式来对付不愿同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
　　
　　新路径
　　 其实列宁对流放和驱逐的手段并不陌生，这甚至是他常倚重的斗争手段之一。取得政权之前，他曾鼓动布尔什维克们，要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净化俄罗斯，将那些毒害革命事业的臭虫、虱子统统赶走。喀琅施塔得兵变给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探索和预演针对知识分子的驱逐行动。
　　 早在1921年初，就有大约2000名孟什维克成员被逮捕，他们后来又被指控煽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可这些孟什维克党人早在兵变前就已被投入监狱，所以列宁没有同意直接处决他们的建议，需另找途径。
　　 但到来年2月，这些人已被关押一年之久，对他们的处置问题变得日益棘手。孟什维克方面，他们坚持以合法途径进行斗争，同时成功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流亡德国柏林的孟什维克党人更借助这一机会，大肆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这令列宁如坐针毡。经过再三权衡，他安排将这些孟什维克党人“行政流放”到德国。而魏玛共和国向这些被流放者张开了怀抱。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列宁似乎找到了一条行政流放的路径，并迫不及待地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或政治派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执行驱逐过程中，当局下手的对象除了政治反对派和拒绝合作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许多并未危害政权安全，甚至还为稳定局势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就没能幸免。
　　 1921年夏天，俄罗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饥荒，社会各界和以前遇到同样情况时一样行动起来，颇费周折成立了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为首的赈济饥民委员会（委员会里专设了由12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党支部），小心翼翼地不问政治，尽可能多做实事。
　　 但委员会成员、前临时政府粮食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普罗柯波维奇在一次集会上说了实话：“不仅太阳，而且当局的手也是饥荒的原因”。列宁接到密报，认为这是反政府言论，立刻致函斯大林和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建议立即解散委员会，抓捕普罗柯波维奇，将其他委员流放到偏远县城。
　　 委员会解散了，许多委员也被流放国外，其中包括作家奥索尔金。他是委员会报纸的编辑，就在被捕前，还在忙着第三期报纸的出版事务，但很快他就被关到了卢比扬卡。奥索尔金在接受审讯时颇为苦恼，因为他实在没有犯罪，想编造罪状都非常困难，因为委员会一直竭力回避政治，所有活动也都是公开的。
　　 当局还是想办法给他们定了罪。一名委员日记中写了一句“我们，还有饥饿都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这被肃反委员会当做赈济饥民委员会玩弄政治的口实。
　　其实，日记中的这句是以反讽语气写成的，作者的本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代表把政治因素引入赈济饥民委员会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真正利用饥荒的是苏维埃政府，它以应对饥荒的名义没收教会和富农财产，但没收来的财物却并未完全用于赈灾。
　　作者为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