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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1日，鲁迅收到许广平来信，次日即回复，从此开始书信往来。起初两人都比较拘谨，有些话不好说，只有大谈特谈文学，各种期刊自然进入谈论的视野。
他们通信不久，鲁迅就在答复许广平有关投稿事宜时提到了《语丝》：“《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这里鲁迅所说之“疲劳的颜色”既可指《语丝》的风格也可指其内容，甚至连“语丝”这名字以及刊物单调的封面也都透
出几分“疲劳”。《语丝》自创办至鲁迅写此信不过数月，所刊文章以周氏兄弟所写最多，所以鲁迅的概括其实是对自己这一阶段思想及心情的总结。
许广平果然懂得鲁迅，随即复信中对鲁迅提及《语丝》给予“语丝”式的回应：
这种刻板的日常行动，我以为身心很觉舒适。这就是《语丝》所说的，应当觉悟现时“只有自己可靠”，而我们做事的起点，也在乎每个“只有自己可靠”的人联合起来，成一个无边的“联合战线”。？？
查彼时两人书信，通常是鲁迅先提及某些刊物，许广平随即发表意见或观感，虽然暂时还不能算“夫唱妇随”，但确实是“师呼弟应”，颇为默契。例如鲁迅这样评价《莽原》和《语丝》：
那“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个都由我代表，然而将来从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来，改变文体，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对此许广平先是议论一番《莽原》的排版方式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评述《莽原》的内容，并很自然地和《语丝》等进行比较：
《莽原》之文仍多不满于现状，但是范围较《猛进》《孤军》等偏重政治者为宽，故甚似《语丝》，其的态度，也较其他周刊为特别，这是先生的特色，无可讳言的。
许广平对这些刊物的比较和评价都很到位，且对鲁迅散文及主编刊物之“委曲婉转，饶有弦外之音”特色的概括也极精确。
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信开始，双方信中开始出现一些开玩笑的话，行文方面更加随意、自由，体现了对彼此的信任。对鲁迅而言，意味着之后可以在信中把文坛上一些不良现象以及他所反感者直言不讳的说出来，鲁迅但凡不方便对公众披露之对同事、对友人的抱怨，终于可以毫不隐晦地向许广平倾诉了。在通信半年后，鲁迅开始议论同门师兄朱希祖：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學，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时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实不过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之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
此事起因，在于许广平先在信中说朱希祖曾在上课时指责那些写文章用假名的人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对此鲁迅称之为“假名论”并给予严厉批评，这让许广平很是意外。其实，这是鲁迅对朱希祖之为人处事表示不满的重要评价，因听者为许广平，鲁迅更是直言不讳且最后还意犹未尽：“本来还要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但因为有所顾忌，又哀其胡子之长，就此收束罢。”可见鲁迅对朱希祖不仅很有看法，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对学术研究以及对传统文化持何种态度问题，都反映了彼时鲁迅的深刻思考。如果联想到当时鲁迅提出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有些过激的口号，当可对鲁迅以及钱玄同等人彼时一些过激之言论有更深刻的领会。朱希祖作为卓越的历史学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钱玄同等人鼓吹，也曾撰文赞同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但他的思考深度以及出发点远不及钱玄同和鲁迅等人，其文章不过是就事论事，不能也不会上升到“唤醒国民”的启蒙救亡层次，更不可能做到鲁迅所言“只要目的正确，则任何手段都可使用”，这本来就是思想家和学者的区别。
许广平看到鲁迅这样评价同门师兄有些吃惊，而且鲁迅的未能畅所欲言更引起许广平的兴趣：
“胡子之长”即应该“哀之”么：这与杀人不眨眼的精神相背谬。是敬老、抑怜老呢？我有一点毛病，就是最怕听半截话，怪闷气的。所以仍希望听听“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
不过由于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日趋激烈，鲁迅因许广平被学校开除事自己也已深深介入，“心绪大乱”，也就没有继续详细评价朱希祖，只是在给许广平的回信中概括为：“简捷的说一句罢，就是：他历来所走的都是最稳的路，不做一点小小冒险事，所以他偶然的话倒是不负责任的，待到别人因此而被祸，他不做声了。”毫无疑问，鲁迅对朱希祖的这一评价极为严苛，显示出鲁迅对这位“大师兄”极为失望，这大概和当时鲁迅、许寿裳等因女子师大事件受到很大压力有关。彼时他们一定想得到师友的支持至少是同情，而朱希祖的反应可能让鲁迅失望了。由于朱希祖这一时期日记缺失，很难知道他对这次学潮的看法。
查钱玄同日记，可知这期间他对女子师大风潮较为关注，有关事宜均记入日记。在该年5月9日日记中，钱玄同记下了有关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被开除情况，并有“今日下午三时有赵世兰、孙觉民走访，请问意见”等文字，此二人均为女子师大学生，她们上门拜访当为征求钱玄同的意见，即“学生决心驱杨”。 至5月12日，其日记中记：“八时女师大又有两代表来（一）程毅志，（二）刘亚雄。……一时至女师大，与卲西、逖先及林厉儒四人请了自治会代表来，向她们说我们决不罢课，一定照常上课。此外暴力之来，老实说是无力抵御的。”既然钱玄同和朱希祖等一起如此表态，则他们意见当基本一致，即并不是无条件支持学生。此外，在这之前钱玄同日记中对鲁迅创办《莽原》一事这样评价道：“鲁迅所创办《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鲁。据别人说，他近来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钱玄同此则日记语气，似乎对鲁迅之“愤慨之至”有些不以为然。显然彼时钱玄同还不知道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已非同寻常，那么他对于鲁迅在女子师大风潮中的激烈态度，就不会完全同意而和朱希祖接近。如果就事论事，因许广平被开除鲁迅有愤怒反应可以理解，但钱玄同、朱希祖等人没有无条件支持学生也可以理解，其实与五四之后北大高校中“学潮”不断有关。对于“学潮”中一些不良风气，从五四后胡适、蔡元培等就一直极为警惕。某些学生动不动就以罢课甚至上街游行为要挟，以换取某些利益，或者学生运动被某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等，不仅是胡适、蔡元培等深为担忧的，也引起学生辈傅斯年等人的反思，且为后来几次学潮所证实。此类情况不单北大，清华等校也是如此，陈寅恪、吴宓等也曾为此和学生有过冲突。 不过，鲁迅由对朱希祖之不满所引出的一段对“群众”极为失望的话，则更重要也让许广平更加震撼：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销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册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当年冯省三被开除和众人的无动于衷让鲁迅提出了“散胙”这一重要概念，反映了他对“群众”的极度失望和对中国文化中之“劣根性”的深刻批判。数年之后，女子师大风潮中学生和部分教师的所作所为让鲁迅又联想到“散胙”这一重要的思想命题。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看过自己当年那文章，只能再次提及以引起许广平注意。事实上在之后的岁月中，还有一连串类似事件在不断提醒鲁迅——在中国只要还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等群众运动，也就还会有“散胙”之事发生，所谓鲁迅的绝望，恐怕就体现在这里罢。鲁迅对年轻的许广平作如此善意的提醒，就是怕她成为众人的“牺牲”。可能是鲁迅所言太让许广平震惊，也可能许广平尚未能从被开除一事中警醒，但更有可能是她还不能真正理解鲁迅提出“散胙”一事的深刻意义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故她回信中未对朱希祖事再有任何评价。
然而鲁迅所给她的震惊还不止于此——不久之后，鲁迅竟然对自己的学生孙伏园也开始怀疑了：
伏园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大概彼时的女子师大学潮风波以及和现代评论派论战正酣等原因，让鲁迅开始“多疑”，他自己也说可能是“妄猜”，但马上他又说《晨报副刊》就不是这样，显然对孙伏园还是有所怀疑。如果说鲁迅对朱希祖的不满许广平多少可以理解，则魯迅对孙伏园的怀疑肯定让许广平大吃一惊，因为她很清楚鲁迅和孙伏园的亲密师生关系。她马上为孙伏园辩护并劝鲁迅不必如此“愤激”：
《京报副刊》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实在可惜。……吾师以为“发见纯粹的利用”，对伏园有点不满（不知是否误猜），但是屡次的碰壁，是不是为激于义愤所利用呢？横竖是一个利用，请付之一笑，再浮一大白可也。
从此点看去，许广平在类似事情上倒比鲁迅更加客观和清醒。
自然，还是要看孙伏园那篇文章究竟有没有为《现代》辩护的嫌疑。孙伏园此文题为《救国谈片》，发表于上海“五卅”惨案之后，从内容看就是为此事而写。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抵制外国货说起，说因外国货已经渗透人们生活各个方面，抵制已无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已够得上亡国灭种而有余了”。鲁迅对这一部分当没有异议。第二部分则一开始就写道：
大学教授同事中有能撕去大学教授的面目而与一般平民接近替他们做事者，有徐旭生、陈通伯、周鲠生诸君。但他们的身体到底薄弱，步行散传单等事一时还不能做到。说这话的一位先生，他自己平素虽甚少予闻国事，这一回我们的传单倒是他亲自派送的数目最多。
孙伏园这样借他人之口为陈源辩护说好话，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强烈不满。而第三部分一开头就是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特意指出的把《语丝》和《现代评论》捆绑在一起的说法：“《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家是兄弟周刊。对于这一回上海事件最卖力气的是小兄弟《猛进》。”而在文章最后孙伏园竟然以这样的说法结束：“语丝同人对于时事竟也破例热心，不落人后。”可想而知，对于“破例热心，不落人后”的说法，鲁迅看后会有多么愤怒——难道说《语丝》平日就根本不问国事，甘居人后么？而且孙伏园还反过来赞美《现代评论》说这个刊物此次倒是有“许多时事短评，社员做实际活动的更不少”。这一褒一贬，平心而论确实有些过分，孙伏园毕竟是鲁迅的学生，自己又是《语丝》的发起者和实际编辑者，怎么会如此褒赞对手？怪不得鲁迅要起疑心。
那么孙伏园为何如此，此中是否尚有隐情？从迄今所发现资料看，没有证据表明孙伏园背叛了鲁迅，他大概只是有意无意想在鲁迅和陈源之间取一骑墙态度，却让鲁迅产生被“纯粹的利用”之感。
1926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虽然一个到厦门一个到广州，但他们知道此后大概率会在一起。对此许广平显然比较乐观，特意用周作人刊登在《语丝》上《女师大的命运》中“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这一句表达心情，而鲁迅的回应也很积极：“（他和许广平）自然要算有福，倘我们还在那里，一定要比现在要气愤得多。”这一时期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到新地方后的情况，而鲁迅更多提及和顾颉刚矛盾如何一步步激化以及最后准备到广州去等，对于《语丝》《莽原》等刊物议论较少，但还是能看出一些刊物内部的分歧以及他对一些弟子的评价。例如他这样评说高长虹和韦素园的矛盾：
长虹又在和韦素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
鲁迅原先对支持青年几乎不会犹豫更很少拒绝，但这次却不愿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争，其原因除却离开北京不知道真相外，也和许广平有关——这一方面因为许广平曾多次劝鲁迅少管那些闲事，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恋爱后，有了新的情感抒发空间，也就不愿再把精力耗在那些无谓的争论中。后来鲁迅就表示如果他们再争论不休，我就干脆停掉《莽原》，让你们吵去吧！换做以前，鲁迅是不会这样说更不会这样做的罢。
不过从这一时期和韦素园等人通信看，鲁迅还是站在韦素园一边并逐步疏远高长虹直至最后两人决裂，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样解释自己为何要开始和高长虹进行战斗： 从昨天起，我又很冷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大抵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我一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这是理解鲁迅彼时心理的一段很重要文字，之前鲁迅本决定对高长虹等置之不理，但如今决定开始战斗——其原因和他要去广州和许广平会合有关。此外就是高长虹之言行已经让鲁迅忍无可忍，之前只是考虑到许广平才不想反击。但既然高长虹一再挑衅，按鲁迅性格就绝不会沉默。而且一旦决定反击，鲁迅的心情竟然“很舒服了”——虽然有些开玩笑，却很好反映了鲁迅的心理，一直待在死气沉沉的厦门，鲁迅早就想有所行动了罢。鲁迅告诉许广平，欲了解他到厦门后的心情，可以看一下他为《坟》所写的后记，那种灰暗绝望心情之产生，除却厦门的氛围让鲁迅压抑外，和许广平关系的结果会怎样也是一方面。为此他称赞许广平比他“有决断的多”，可见许广平这期间一直持续的鼓励和安慰，其实就是支撑鲁迅决意前行——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方面的动力。所以要真正理解《写在〈坟〉后面》的深刻而复杂情感，必须懂得鲁迅此文既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许广平及那些关心自己者，同时也是写给敌人或对手的：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 ……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
對于该文学界已有很多阐释，这里只是再次强调这“坟”的象征意义，鲁迅已经决定要埋葬过去，从此之后开始新的生活，而这新的生活中会和“新人”许广平一起生活。鲁迅一再和许广平通信中提及此文，就是要告诉她自己已经决心开始新生活，至于和那些“高长虹”们的战斗，不会影响他们新生活的进程。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鲁迅在确定和许广平关系后，大有一种“有了爱人，其他都不必论”的心情。也正因如此，鲁迅对于《语丝》及《莽原》内部的纷争，已经看得很淡，即便是招致好友甚至弟子的误解，鲁迅也已经有点无所谓的态度。当然，该反击的还是要反击，但心态已经不同，这期间刘半农和江绍原对鲁迅的误解以及鲁迅的反驳就是例证。
在爱情上有所收获和依靠之后的鲁迅，彼时已经可以无所畏惧又有所不为，这大概就是许广平带给他的最重要礼物。至于尚在远方的目标他知道不必过多关心，只要切实的一步一步走上前去，毕竟这路他和许广平已经走出了最初的模样。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他们通信不久，鲁迅就在答复许广平有关投稿事宜时提到了《语丝》：“《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这里鲁迅所说之“疲劳的颜色”既可指《语丝》的风格也可指其内容，甚至连“语丝”这名字以及刊物单调的封面也都透
出几分“疲劳”。《语丝》自创办至鲁迅写此信不过数月，所刊文章以周氏兄弟所写最多，所以鲁迅的概括其实是对自己这一阶段思想及心情的总结。
许广平果然懂得鲁迅，随即复信中对鲁迅提及《语丝》给予“语丝”式的回应：
这种刻板的日常行动，我以为身心很觉舒适。这就是《语丝》所说的，应当觉悟现时“只有自己可靠”，而我们做事的起点，也在乎每个“只有自己可靠”的人联合起来，成一个无边的“联合战线”。？？
查彼时两人书信，通常是鲁迅先提及某些刊物，许广平随即发表意见或观感，虽然暂时还不能算“夫唱妇随”，但确实是“师呼弟应”，颇为默契。例如鲁迅这样评价《莽原》和《语丝》：
那“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个都由我代表，然而将来从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来，改变文体，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对此许广平先是议论一番《莽原》的排版方式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评述《莽原》的内容，并很自然地和《语丝》等进行比较：
《莽原》之文仍多不满于现状，但是范围较《猛进》《孤军》等偏重政治者为宽，故甚似《语丝》，其的态度，也较其他周刊为特别，这是先生的特色，无可讳言的。
许广平对这些刊物的比较和评价都很到位，且对鲁迅散文及主编刊物之“委曲婉转，饶有弦外之音”特色的概括也极精确。
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信开始，双方信中开始出现一些开玩笑的话，行文方面更加随意、自由，体现了对彼此的信任。对鲁迅而言，意味着之后可以在信中把文坛上一些不良现象以及他所反感者直言不讳的说出来，鲁迅但凡不方便对公众披露之对同事、对友人的抱怨，终于可以毫不隐晦地向许广平倾诉了。在通信半年后，鲁迅开始议论同门师兄朱希祖：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學，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时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实不过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之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
此事起因，在于许广平先在信中说朱希祖曾在上课时指责那些写文章用假名的人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对此鲁迅称之为“假名论”并给予严厉批评，这让许广平很是意外。其实，这是鲁迅对朱希祖之为人处事表示不满的重要评价，因听者为许广平，鲁迅更是直言不讳且最后还意犹未尽：“本来还要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但因为有所顾忌，又哀其胡子之长，就此收束罢。”可见鲁迅对朱希祖不仅很有看法，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对学术研究以及对传统文化持何种态度问题，都反映了彼时鲁迅的深刻思考。如果联想到当时鲁迅提出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有些过激的口号，当可对鲁迅以及钱玄同等人彼时一些过激之言论有更深刻的领会。朱希祖作为卓越的历史学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钱玄同等人鼓吹，也曾撰文赞同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但他的思考深度以及出发点远不及钱玄同和鲁迅等人，其文章不过是就事论事，不能也不会上升到“唤醒国民”的启蒙救亡层次，更不可能做到鲁迅所言“只要目的正确，则任何手段都可使用”，这本来就是思想家和学者的区别。
许广平看到鲁迅这样评价同门师兄有些吃惊，而且鲁迅的未能畅所欲言更引起许广平的兴趣：
“胡子之长”即应该“哀之”么：这与杀人不眨眼的精神相背谬。是敬老、抑怜老呢？我有一点毛病，就是最怕听半截话，怪闷气的。所以仍希望听听“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
不过由于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日趋激烈，鲁迅因许广平被学校开除事自己也已深深介入，“心绪大乱”，也就没有继续详细评价朱希祖，只是在给许广平的回信中概括为：“简捷的说一句罢，就是：他历来所走的都是最稳的路，不做一点小小冒险事，所以他偶然的话倒是不负责任的，待到别人因此而被祸，他不做声了。”毫无疑问，鲁迅对朱希祖的这一评价极为严苛，显示出鲁迅对这位“大师兄”极为失望，这大概和当时鲁迅、许寿裳等因女子师大事件受到很大压力有关。彼时他们一定想得到师友的支持至少是同情，而朱希祖的反应可能让鲁迅失望了。由于朱希祖这一时期日记缺失，很难知道他对这次学潮的看法。
查钱玄同日记，可知这期间他对女子师大风潮较为关注，有关事宜均记入日记。在该年5月9日日记中，钱玄同记下了有关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被开除情况，并有“今日下午三时有赵世兰、孙觉民走访，请问意见”等文字，此二人均为女子师大学生，她们上门拜访当为征求钱玄同的意见，即“学生决心驱杨”。 至5月12日，其日记中记：“八时女师大又有两代表来（一）程毅志，（二）刘亚雄。……一时至女师大，与卲西、逖先及林厉儒四人请了自治会代表来，向她们说我们决不罢课，一定照常上课。此外暴力之来，老实说是无力抵御的。”既然钱玄同和朱希祖等一起如此表态，则他们意见当基本一致，即并不是无条件支持学生。此外，在这之前钱玄同日记中对鲁迅创办《莽原》一事这样评价道：“鲁迅所创办《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鲁。据别人说，他近来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钱玄同此则日记语气，似乎对鲁迅之“愤慨之至”有些不以为然。显然彼时钱玄同还不知道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已非同寻常，那么他对于鲁迅在女子师大风潮中的激烈态度，就不会完全同意而和朱希祖接近。如果就事论事，因许广平被开除鲁迅有愤怒反应可以理解，但钱玄同、朱希祖等人没有无条件支持学生也可以理解，其实与五四之后北大高校中“学潮”不断有关。对于“学潮”中一些不良风气，从五四后胡适、蔡元培等就一直极为警惕。某些学生动不动就以罢课甚至上街游行为要挟，以换取某些利益，或者学生运动被某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等，不仅是胡适、蔡元培等深为担忧的，也引起学生辈傅斯年等人的反思，且为后来几次学潮所证实。此类情况不单北大，清华等校也是如此，陈寅恪、吴宓等也曾为此和学生有过冲突。 不过，鲁迅由对朱希祖之不满所引出的一段对“群众”极为失望的话，则更重要也让许广平更加震撼：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销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册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当年冯省三被开除和众人的无动于衷让鲁迅提出了“散胙”这一重要概念，反映了他对“群众”的极度失望和对中国文化中之“劣根性”的深刻批判。数年之后，女子师大风潮中学生和部分教师的所作所为让鲁迅又联想到“散胙”这一重要的思想命题。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看过自己当年那文章，只能再次提及以引起许广平注意。事实上在之后的岁月中，还有一连串类似事件在不断提醒鲁迅——在中国只要还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等群众运动，也就还会有“散胙”之事发生，所谓鲁迅的绝望，恐怕就体现在这里罢。鲁迅对年轻的许广平作如此善意的提醒，就是怕她成为众人的“牺牲”。可能是鲁迅所言太让许广平震惊，也可能许广平尚未能从被开除一事中警醒，但更有可能是她还不能真正理解鲁迅提出“散胙”一事的深刻意义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故她回信中未对朱希祖事再有任何评价。
然而鲁迅所给她的震惊还不止于此——不久之后，鲁迅竟然对自己的学生孙伏园也开始怀疑了：
伏园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大概彼时的女子师大学潮风波以及和现代评论派论战正酣等原因，让鲁迅开始“多疑”，他自己也说可能是“妄猜”，但马上他又说《晨报副刊》就不是这样，显然对孙伏园还是有所怀疑。如果说鲁迅对朱希祖的不满许广平多少可以理解，则魯迅对孙伏园的怀疑肯定让许广平大吃一惊，因为她很清楚鲁迅和孙伏园的亲密师生关系。她马上为孙伏园辩护并劝鲁迅不必如此“愤激”：
《京报副刊》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实在可惜。……吾师以为“发见纯粹的利用”，对伏园有点不满（不知是否误猜），但是屡次的碰壁，是不是为激于义愤所利用呢？横竖是一个利用，请付之一笑，再浮一大白可也。
从此点看去，许广平在类似事情上倒比鲁迅更加客观和清醒。
自然，还是要看孙伏园那篇文章究竟有没有为《现代》辩护的嫌疑。孙伏园此文题为《救国谈片》，发表于上海“五卅”惨案之后，从内容看就是为此事而写。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抵制外国货说起，说因外国货已经渗透人们生活各个方面，抵制已无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已够得上亡国灭种而有余了”。鲁迅对这一部分当没有异议。第二部分则一开始就写道：
大学教授同事中有能撕去大学教授的面目而与一般平民接近替他们做事者，有徐旭生、陈通伯、周鲠生诸君。但他们的身体到底薄弱，步行散传单等事一时还不能做到。说这话的一位先生，他自己平素虽甚少予闻国事，这一回我们的传单倒是他亲自派送的数目最多。
孙伏园这样借他人之口为陈源辩护说好话，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强烈不满。而第三部分一开头就是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特意指出的把《语丝》和《现代评论》捆绑在一起的说法：“《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家是兄弟周刊。对于这一回上海事件最卖力气的是小兄弟《猛进》。”而在文章最后孙伏园竟然以这样的说法结束：“语丝同人对于时事竟也破例热心，不落人后。”可想而知，对于“破例热心，不落人后”的说法，鲁迅看后会有多么愤怒——难道说《语丝》平日就根本不问国事，甘居人后么？而且孙伏园还反过来赞美《现代评论》说这个刊物此次倒是有“许多时事短评，社员做实际活动的更不少”。这一褒一贬，平心而论确实有些过分，孙伏园毕竟是鲁迅的学生，自己又是《语丝》的发起者和实际编辑者，怎么会如此褒赞对手？怪不得鲁迅要起疑心。
那么孙伏园为何如此，此中是否尚有隐情？从迄今所发现资料看，没有证据表明孙伏园背叛了鲁迅，他大概只是有意无意想在鲁迅和陈源之间取一骑墙态度，却让鲁迅产生被“纯粹的利用”之感。
1926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虽然一个到厦门一个到广州，但他们知道此后大概率会在一起。对此许广平显然比较乐观，特意用周作人刊登在《语丝》上《女师大的命运》中“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这一句表达心情，而鲁迅的回应也很积极：“（他和许广平）自然要算有福，倘我们还在那里，一定要比现在要气愤得多。”这一时期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到新地方后的情况，而鲁迅更多提及和顾颉刚矛盾如何一步步激化以及最后准备到广州去等，对于《语丝》《莽原》等刊物议论较少，但还是能看出一些刊物内部的分歧以及他对一些弟子的评价。例如他这样评说高长虹和韦素园的矛盾：
长虹又在和韦素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
鲁迅原先对支持青年几乎不会犹豫更很少拒绝，但这次却不愿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争，其原因除却离开北京不知道真相外，也和许广平有关——这一方面因为许广平曾多次劝鲁迅少管那些闲事，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恋爱后，有了新的情感抒发空间，也就不愿再把精力耗在那些无谓的争论中。后来鲁迅就表示如果他们再争论不休，我就干脆停掉《莽原》，让你们吵去吧！换做以前，鲁迅是不会这样说更不会这样做的罢。
不过从这一时期和韦素园等人通信看，鲁迅还是站在韦素园一边并逐步疏远高长虹直至最后两人决裂，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样解释自己为何要开始和高长虹进行战斗： 从昨天起，我又很冷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大抵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我一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这是理解鲁迅彼时心理的一段很重要文字，之前鲁迅本决定对高长虹等置之不理，但如今决定开始战斗——其原因和他要去广州和许广平会合有关。此外就是高长虹之言行已经让鲁迅忍无可忍，之前只是考虑到许广平才不想反击。但既然高长虹一再挑衅，按鲁迅性格就绝不会沉默。而且一旦决定反击，鲁迅的心情竟然“很舒服了”——虽然有些开玩笑，却很好反映了鲁迅的心理，一直待在死气沉沉的厦门，鲁迅早就想有所行动了罢。鲁迅告诉许广平，欲了解他到厦门后的心情，可以看一下他为《坟》所写的后记，那种灰暗绝望心情之产生，除却厦门的氛围让鲁迅压抑外，和许广平关系的结果会怎样也是一方面。为此他称赞许广平比他“有决断的多”，可见许广平这期间一直持续的鼓励和安慰，其实就是支撑鲁迅决意前行——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方面的动力。所以要真正理解《写在〈坟〉后面》的深刻而复杂情感，必须懂得鲁迅此文既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许广平及那些关心自己者，同时也是写给敌人或对手的：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 ……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
對于该文学界已有很多阐释，这里只是再次强调这“坟”的象征意义，鲁迅已经决定要埋葬过去，从此之后开始新的生活，而这新的生活中会和“新人”许广平一起生活。鲁迅一再和许广平通信中提及此文，就是要告诉她自己已经决心开始新生活，至于和那些“高长虹”们的战斗，不会影响他们新生活的进程。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鲁迅在确定和许广平关系后，大有一种“有了爱人，其他都不必论”的心情。也正因如此，鲁迅对于《语丝》及《莽原》内部的纷争，已经看得很淡，即便是招致好友甚至弟子的误解，鲁迅也已经有点无所谓的态度。当然，该反击的还是要反击，但心态已经不同，这期间刘半农和江绍原对鲁迅的误解以及鲁迅的反驳就是例证。
在爱情上有所收获和依靠之后的鲁迅，彼时已经可以无所畏惧又有所不为，这大概就是许广平带给他的最重要礼物。至于尚在远方的目标他知道不必过多关心，只要切实的一步一步走上前去，毕竟这路他和许广平已经走出了最初的模样。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