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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片银杏树叶被风吹落在厨房窗台上，以极优雅的姿态立在纱窗前，让疫情期间使用率骤增的厨房多了一抹风景，也让烘焙的间隙多了一层思考。
如果不是这场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仍然认为死亡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虽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雪夏雨、草木更生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但对于已经到达智能化社会边界的人类来说，出离自然与驾驭自然正成为我们的目标。
然而，疫情让人们亲眼目睹生命在病毒面前的无能为力，几乎让所有人开始直面死亡的话题，也让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问题重新得以思考。或许停下飞奔的脚步，围绕生命做一场更深刻的思考，应该是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最大回馈吧！
把生命交给物质，还是精神？
中国古人中第一个真正敢于面对生命本身的人应该是老子。在老子看来，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比生命更可怕。在《道德经》中，他告诉世人，世间万物、日月星辰都自有其规律，人的富贵贫贱在命中皆有定数，从生到死，财富、名声、事业、地位，所有的一切都不曾真正属于过我们。人终要走向死亡，那么在生与死之间，人们需要直面的，便是自己的心灵，也就是要追寻活着的意义。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喜欢引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作为人生的比喻。西西弗斯得罪了神，神罚他受永恒的责罚。每次他必须把石头推向山顶，而石头又会自动滚下来。但是倔强的西西弗斯每次又把巨石往山上推。加缪认为，当西西弗斯懊丧地坐下休息时，他已经承认了宿命的力量，但是，当西西弗斯再度站起来推巨石时，西西弗斯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
不难看出，这则古希腊神话包含了西方人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尽管巨石从山顶的滚落是必然的，但西西弗斯把巨石推向山顶的过程恰恰是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奠定了西方不断挑战自然并改变自然的价值观，在不断的挑战和改变中凸显生命的意义。
佛家也常用“无常”来描绘生命的不确定性，人们总会遭遇各种无法预测的生离死别，信仰佛教的苏东坡就曾写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诗句。因为“无常”，所以人们常常会心生恐惧，而恐惧的背后，恰恰是对“自我”的眷恋与执著，所以佛家说“无挂碍，则无有恐怖”，说的就是人没有了对自我的执著，恐惧之心自然会消失，最终会在“生固欣然，死亦无惧”的智慧中自在走过。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技术的先进都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当古人需要面对“鱼传尺素”“雁传鸿信”“家书抵万金”的时候，现代人的即时通讯可以远隔重洋、瞬间到达；同样，古人舟车劳顿数月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以今日的飞行技术可以实现当天往返。所有这一切，无异于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所见更多，所闻更广，然而我们对生命的所思所想是否有超越古人呢？
当我们笃信“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时，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应用各种医疗技术，延缓生命提升健康的时候，当我们使用各种法律财税技术增加财富甚至安排传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生命的质量到底体现在怎样的纬度，我们要给子女甚至子孙后代传承的除了财富之外还会包括哪些内容？
有人曾经说过，“财如水，水能利人，亦能祸人”，当子孙没有能力驾驭你留给他的财富的时候，有时往往会害了他。或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财富家族开始注重价值传承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传承、价值传承的重要性要远甚于简单的财富传承。
而精神的价值，在生与死的教育面前，要远比书本深刻得多。只有经历过死亡威胁的人才会明白，在疾病与死亡面前，名利也罢，地位也罢，远没有健康更重要，没有温暖怡人的亲情值得珍惜。原本以为无法放弃的，其实都可以放弃。一次濒死的经历往往会让人脱胎换骨，对生命获得重新的认识。
所以，面对今天的疫情，以及疫情影响下需要面对的全球经济的现状，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生命的质量有多少与物质相关，有多少与我们患得患失的心相关呢？又有多少与我们的精神相关？
打破平衡的“负熵”
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 ）在他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典型是什么？一块物质什么时候可以说是活的呢？回答是当它继续‘做某种事情’、运动、与环境交换物质等等的时候。”薛定谔指出，当整个系统逐渐衰退成一块死寂的、惰性的物质，达到一种持久不变的状态，可观察的事件不再出现，物理学家把这种状态称为热力学平衡或“最大熵”。
所以，有生命的物质与无生命物质的最大区别就是能够避免很快衰退为惰性的“平衡态”，也就是以负熵为生。尽管薛定谔更多在物理世界里探索“活细胞的物理观”，但事实上，他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人们对生命现象的研究。体现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上，那就是不断打破“平衡态”的问题的出现，刺激人类在不断应对挑战的过程绽放出生命的活力。
这就像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后万物开始复苏的森林，也更像这次疫情暴发留下的“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的命题，当疫情对全球经济乃至对全球产业链施加影响时，势必也将打破原有的经济平衡甚至金融平衡。
这也引发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命的长短与生命的价值及二者间的关系。事实上，对生命长度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的重要使命，我们耻于“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追求日月同光，长生不老，即便如古代的帝王都未能幸免，而今天医疗科技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的话，医学界可能会更多地在讨论如何将人类的寿命延长到120～150岁。但另外，对生命价值的讨论却更多地向“物质财富”靠拢，对生命精神的探讨也日渐式微。
不过，危机以“负熵”的方式打破了这种平衡。纵观人类历史，危机意识越强的族群其生命力也越强，因为危机意识起到了“负熵”的效果，让族群全体调动了全身的潜力和抵抗力，避险趋生。这也恰恰是人类不断进化的原动力。
所以，对于个体来说，提升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对危机和问题的正确认识，它将唤醒我们生命中最底层的力量，进而打开一扇新的生命之窗。
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到近现代的“人定胜天”，尤其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可以上天入地进海，这也让人类越来越出离于自然之外，而当人类以自我为核心构建整个自然观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態链上的物种灭绝和雾霾天气，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引发的冰川融化、洋面上升、洋流改道，当然还有更可怕的南极冻土层中的致命病菌。
据此，有人说“21世纪是属于微生物的世纪”，在短短的前20年间，人类经历了SARS、H1N1禽流感、新冠病毒，甚至可能出现如石正丽教授所说的不断变异的“蚊冠病毒”。当地球上人类看得见的“对手”都纷纷退缩之时，“看不见”的对手开始悄然而起。由此，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找回人在宇宙万物之间的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保或者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往往忘记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以及自然中的其他生命，比如疫情期间被抛弃的猫狗，过度使用消毒液对环境和生态多样性造成的影响。
国内流行病学专家、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检验与检疫中心主任陆家海教授就一直倡导人、动物和环境共同健康的“One Health”理念。在他看来，“从SARS引发的疫情到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中间隔了17年，如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话，未来传染病这样大范围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短。”
数据显示：全球70%的新发传染病或者再发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灭绝所有的动物，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找到与环境、与动物更为和谐的相处之道。
这次新冠疫情已经给了我们惨重的教训，在彰显个体的生命价值之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不是这场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仍然认为死亡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虽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雪夏雨、草木更生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但对于已经到达智能化社会边界的人类来说，出离自然与驾驭自然正成为我们的目标。
然而，疫情让人们亲眼目睹生命在病毒面前的无能为力，几乎让所有人开始直面死亡的话题，也让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问题重新得以思考。或许停下飞奔的脚步，围绕生命做一场更深刻的思考，应该是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最大回馈吧！
把生命交给物质，还是精神？
中国古人中第一个真正敢于面对生命本身的人应该是老子。在老子看来，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比生命更可怕。在《道德经》中，他告诉世人，世间万物、日月星辰都自有其规律，人的富贵贫贱在命中皆有定数，从生到死，财富、名声、事业、地位，所有的一切都不曾真正属于过我们。人终要走向死亡，那么在生与死之间，人们需要直面的，便是自己的心灵，也就是要追寻活着的意义。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喜欢引用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作为人生的比喻。西西弗斯得罪了神，神罚他受永恒的责罚。每次他必须把石头推向山顶，而石头又会自动滚下来。但是倔强的西西弗斯每次又把巨石往山上推。加缪认为，当西西弗斯懊丧地坐下休息时，他已经承认了宿命的力量，但是，当西西弗斯再度站起来推巨石时，西西弗斯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
不难看出，这则古希腊神话包含了西方人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尽管巨石从山顶的滚落是必然的，但西西弗斯把巨石推向山顶的过程恰恰是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奠定了西方不断挑战自然并改变自然的价值观，在不断的挑战和改变中凸显生命的意义。
佛家也常用“无常”来描绘生命的不确定性，人们总会遭遇各种无法预测的生离死别，信仰佛教的苏东坡就曾写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诗句。因为“无常”，所以人们常常会心生恐惧，而恐惧的背后，恰恰是对“自我”的眷恋与执著，所以佛家说“无挂碍，则无有恐怖”，说的就是人没有了对自我的执著，恐惧之心自然会消失，最终会在“生固欣然，死亦无惧”的智慧中自在走过。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技术的先进都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当古人需要面对“鱼传尺素”“雁传鸿信”“家书抵万金”的时候，现代人的即时通讯可以远隔重洋、瞬间到达；同样，古人舟车劳顿数月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以今日的飞行技术可以实现当天往返。所有这一切，无异于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所见更多，所闻更广，然而我们对生命的所思所想是否有超越古人呢？
当我们笃信“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时，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应用各种医疗技术，延缓生命提升健康的时候，当我们使用各种法律财税技术增加财富甚至安排传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生命的质量到底体现在怎样的纬度，我们要给子女甚至子孙后代传承的除了财富之外还会包括哪些内容？
有人曾经说过，“财如水，水能利人，亦能祸人”，当子孙没有能力驾驭你留给他的财富的时候，有时往往会害了他。或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财富家族开始注重价值传承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传承、价值传承的重要性要远甚于简单的财富传承。
而精神的价值，在生与死的教育面前，要远比书本深刻得多。只有经历过死亡威胁的人才会明白，在疾病与死亡面前，名利也罢，地位也罢，远没有健康更重要，没有温暖怡人的亲情值得珍惜。原本以为无法放弃的，其实都可以放弃。一次濒死的经历往往会让人脱胎换骨，对生命获得重新的认识。
所以，面对今天的疫情，以及疫情影响下需要面对的全球经济的现状，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生命的质量有多少与物质相关，有多少与我们患得患失的心相关呢？又有多少与我们的精神相关？
打破平衡的“负熵”
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 ）在他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这样写道，“生命的典型是什么？一块物质什么时候可以说是活的呢？回答是当它继续‘做某种事情’、运动、与环境交换物质等等的时候。”薛定谔指出，当整个系统逐渐衰退成一块死寂的、惰性的物质，达到一种持久不变的状态，可观察的事件不再出现，物理学家把这种状态称为热力学平衡或“最大熵”。
所以，有生命的物质与无生命物质的最大区别就是能够避免很快衰退为惰性的“平衡态”，也就是以负熵为生。尽管薛定谔更多在物理世界里探索“活细胞的物理观”，但事实上，他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人们对生命现象的研究。体现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上，那就是不断打破“平衡态”的问题的出现，刺激人类在不断应对挑战的过程绽放出生命的活力。
这就像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后万物开始复苏的森林，也更像这次疫情暴发留下的“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的命题，当疫情对全球经济乃至对全球产业链施加影响时，势必也将打破原有的经济平衡甚至金融平衡。
这也引发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命的长短与生命的价值及二者间的关系。事实上，对生命长度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的重要使命，我们耻于“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追求日月同光，长生不老，即便如古代的帝王都未能幸免，而今天医疗科技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的话，医学界可能会更多地在讨论如何将人类的寿命延长到120～150岁。但另外，对生命价值的讨论却更多地向“物质财富”靠拢，对生命精神的探讨也日渐式微。
不过，危机以“负熵”的方式打破了这种平衡。纵观人类历史，危机意识越强的族群其生命力也越强，因为危机意识起到了“负熵”的效果，让族群全体调动了全身的潜力和抵抗力，避险趋生。这也恰恰是人类不断进化的原动力。
所以，对于个体来说，提升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对危机和问题的正确认识，它将唤醒我们生命中最底层的力量，进而打开一扇新的生命之窗。
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到近现代的“人定胜天”，尤其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可以上天入地进海，这也让人类越来越出离于自然之外，而当人类以自我为核心构建整个自然观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態链上的物种灭绝和雾霾天气，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引发的冰川融化、洋面上升、洋流改道，当然还有更可怕的南极冻土层中的致命病菌。
据此，有人说“21世纪是属于微生物的世纪”，在短短的前20年间，人类经历了SARS、H1N1禽流感、新冠病毒，甚至可能出现如石正丽教授所说的不断变异的“蚊冠病毒”。当地球上人类看得见的“对手”都纷纷退缩之时，“看不见”的对手开始悄然而起。由此，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找回人在宇宙万物之间的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保或者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往往忘记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以及自然中的其他生命，比如疫情期间被抛弃的猫狗，过度使用消毒液对环境和生态多样性造成的影响。
国内流行病学专家、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检验与检疫中心主任陆家海教授就一直倡导人、动物和环境共同健康的“One Health”理念。在他看来，“从SARS引发的疫情到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中间隔了17年，如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话，未来传染病这样大范围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短。”
数据显示：全球70%的新发传染病或者再发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灭绝所有的动物，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找到与环境、与动物更为和谐的相处之道。
这次新冠疫情已经给了我们惨重的教训，在彰显个体的生命价值之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