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博士、经生、官僚、教授，人天师范；
　　无非酒徒、剑客、才子、仙家，南北游方。
　　——龚鹏程自题联
　　
　　
　　20来岁取得博士学位、30岁升为正教授、最年轻的文学院长……他办淡江中文系、研究所；办道教学院；办佛学中心；办华山讲堂；办寻根文化中心；办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欧亚大学……
　　他涉猎广泛，纵横古今，游于儒道释间，来去自如，他办了台湾第一所非盈利事业管理研究所、第一所环境管理研究所、第一所艺术管理研究所、第一所生死学研究所、第一所未来学研究所、第一所出版学研究所……
　　他的足迹遍布两岸四地，多次主办有海峡两岸及港、澳、新、马等地区共同参与的多种大型学术研讨会……
　　20多年来，他的传奇不仅系于他的学术成就，也在于他为增进两岸四地知识界及社会各阶层人士之间的深度沟通、为促进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交流，做出的卓越的贡献。
　　
　　国学，在于推广和继承
　　
　　中华文化是丰富优秀、流传久远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它是人类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文化所不能替代的。这个文化如果灭绝了，或者是衰弱了，是人类文化上的损失，但如今，中华文化在华文圈内的推广和走向世界都需要一个过程。“华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甚么任务呢？推广与传承中华文化，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得到的事情。”虽然龚鹏程教授主要著作不仅于国学，但他诸多关于国学的论述，有如在大陆出版的《中国文人阶层史论》、《汉代思潮》、《晚明思潮》、《唐代思潮》、《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近代思潮与人物》等将近30种，都为国学的推广和继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人说他是“自觉担当起传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明的重任”，他却只是淡然一笑。“我只是因为喜欢它，才去熟悉它，碰到别人不了解，就去介绍。这是非常自然的，传承也不见得是一种重任。”
　　他说，随着大陆的文学发展到寻根热，才发现寻‘根’不知道‘根’，所以才回头去寻找传统文化，后来发展到90年代的国学热，但大学栽培已嫌太晚，国学教育有向下发展之趋势。而台湾对于传统文化探讨，要早一些，也发展得不错。“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台湾兴起文化复兴运动，是相对大陆的文革的。我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我本来考进的是外文专业，后来转学中文，是因为我本身喜欢中文，所以对这方面也比较了解一些。”“后来我到大陆，也是为了给传统文化的传承贡献一点力量。”
　　
　　严肃中带点邪气，酒量和学问一样惊人
　　
　　喜欢龚鹏程教授的各种“奇门秘技”的文章，那是因为从中也可以和他一起冒险、惊叹。这些好玩而有趣的玩意儿本不该是一个资深学者常常乐道的事儿，可他偏偏笑着说：“我喜欢遍访奇人异友。”言谈之中，带着些许“邪气”。
　　其实，龚鹏程教授从小生性顽劣。他自幼家贫，跟从卖面的父亲从大陆到台湾，又在台湾南北游走，颠簸流离。他说，他从小身上就带有一股“邪气”，甚至从小习武，交往三教九流。“我上小学一年级成绩不错，直接跳到了三年级。三年级的一位老师看我很聪明，就到我家里来，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小孩不错，就是太调皮了，我看你这个家庭也很贫困，恐怕你也没时间督促他，就把他交给我管好了。”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靠着生命中的一位位名师，也使得他养成了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从大一自己注解《庄子》开始，到如今奔走于各大高校任教，他每年还坚持写六七十万字。黄锦树教授曾赞他“可说是台湾中文学界的一个传奇”，“40岁以前写下的著述总量，大概超过许多老学者一生之总和”。他研究的领域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正式出版的专著就有80余种。当我们翻开他的《龚鹏程四十自述》，其曲折的求学、问学、治学经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称他“严肃中带点邪气，酒量和学问一样惊人”了。
　　
　　
　　书到玩时方恨少
　　
　　龚鹏程教授的“邪气”，还表现在他的“游胜地，尝美食，品文化”。
　　他热爱于各种旅行途中，喜尝各地的珍馐美味。“各地的饮食，当符合每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必有其可取之处，临斯地而不尝斯味，有违‘旅行者的美德’”。“奇山、怪石、流水，中华大地处处碰到的东西，都是有文化的，所以游山玩水，就必须处处留心，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何谓“旅行者的美德”？就是别忘在四处游逛时，神思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品美味时也要思索一番来历，追溯一下根源。不过，龚鹏程教授对大陆近年来为了发展旅游，大肆破坏生态或美景的行为倍感忧虑，也许是这种破坏，也破坏了他“旅行者的美德”，破坏了他心中的“文化”了。旅行，可是与文化有关，可是跟他读书有关！
　　也难怪他一边写《北溟行记》，一边感叹《书到玩时方恨少》啊。
　　
　　荒谬的不是我
　　
　　龚鹏程教授虽然才高八斗，他的“邪气”和“偏激”，也不免惹来一些争议。早在2003年由于“烤全羊”事件，他辞去台湾佛光大学校长一职。其实，沸沸扬扬的更多是他文字所带来的争论。黄锦树教授也曾批评他这几年来办学有如“学术商业之拓展，开店或建庙似的，但每每虎头蛇尾，始乱终弃，类乎到处留情”。但对这些，他还是重复他的老话：“荒谬的不是我，而是社会某些团体或某些人的想法和偏执。” “我一点都不怪，怪的是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扭曲、荒谬及很多大家习焉不察的错误观念。”
　　“也许我的文字是有些偏激，但语言本身就不周密，语言不是透明的，就如同玻璃一樣。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世界，但是看到的世界有可能是变形。语言是线性的逻辑，发言必须有特殊的场地和时期，所以语言本身就有限制。我的语言，又多是‘当机’‘应境’而发。故不应拘泥地看。”
　　“每次下笔，我也没有太多的顾虑。但是说白了，到底要顾虑什么呢？我看不起现代的有些知识分子，顾虑只是懦弱的借口。对我来讲，我没有失败，因为我揭露了、说明了真正的道理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我也暴露了、批判了这个社会的不正义、不道德，或者是说，它根本是荒诞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全世界没有一个学者写得比我更多，没有一个学者比我更勤奋。”这是龚鹏程教授讲得最自负的一句话了。
　　“我的人格状态，接近于游者。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大学时给自己注解庄子，从这种注解中，也体味到什么叫做‘逍遥’。‘逍遥’并不是只有庄子才有的，它贯穿在儒家的所有理论。孔子临终的时候曳着拐杖晃，也是一种‘逍遥’。”
　　他常常不经意间以孔子为典范，孔子年轻开始教书、出仕、游历，一直都不曾放弃教学。而他自20余岁开始教书，至今不断，尽管间中或许从事其他活动，但从未停止教育工作。“我办学校、报纸、杂志、出版社，我觉得都是在从事教育的工作。所以，实际上，我和孔子一样，没有脱离主轴。”
　　人的成功，要靠天分，也要靠机遇，但还是离不开学习。“我从小学孔子，我以他为师表。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要不断地学习。释迦牟尼是要渡人的，我渡不了人，所以要不断地学习，充当一个学习者，从学习中得到乐趣。”
　　如今，当“当今天下第一才子”的光环罩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也只是淡然一笑：“呼我为牛则为牛，呼我为马则为马。称呼都是别人称的，帽子也越来越大。但杜甫曾经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别人怎么称呼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要清楚，不应该被这些东西搞昏头。”
　　后记：初识龚鹏程教授，是缘于我们杂志邀请他做一个专栏。只见照片，未见本人，从他淡淡的笑容里，我就猜测这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先生。2009年元旦，应我们杂志之约，我们在鼓浪屿对他本人做了一次专访，才得见尊容。见他肤色黑黝，气质有异于一般学者。当天下午，也应邀参加了他在宏宝斋举办的“文人书法展”更惊讶于他笔墨中舒展的豪气。其实，每一个传奇的人生，背后都有许多曲折的故事。而他的眼神，也让我读到一种从容和凝重，让我感受到一次全新的文化的熏陶。
　　
　　龚鹏程谈读书
　　在我生命的幼期，如果手边没有书，我会去借、去租、甚或去偷来看。
　　为了偷书，曾被逮着罚跪在街上受尽羞辱。可是我仍四处找书来看，如野狗四处流浪觅食。读书不是谁叫我要去读的，也不是冀望书中会有白玉姑娘黄金塔。我不知道读书有什么好处，有何用处，只知不读书我就会饿、会渴、会晕眩空虚。
　　我别无所长，就会读书。此语我常讲，自谦，亦自负，此为我之风格。
　　我无权无势、无任何依凭去作出影响社会的事，故我只能设想我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就是读书。我所有的生命内涵与价值就在于此。中国文化即我的骨血，我若存在，文化也就存在了。
　　
　　龚鹏程
　　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奖项。迄今为止，编著图书百余种，已在大陆出版的个人著作二十八种。2004年起，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各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