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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梁武帝。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多黄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
梁武帝（464─549），名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萧衍博学能文，长于音乐诗赋，并擅书法。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曾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在位（502-549）期间，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立集雅馆、士林馆等。梁武帝深通佛学，常大兴寺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并常在那里讲经。大同二年（公元547年）接受东魏大将侯景归降。次年，侯景叛乱，引兵渡江，攻破京都，萧衍被拘禁而卒。死后诸子争立，梁朝瓦解。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有纵情声色犬马的，有一心励精图治的，有驰骋疆场喜好武功的，而“以佛化治国”以至到佛寺里舍身为奴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也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汤用彤先生总结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饭，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嫔妃。平时，他穿的是极朴素的便服，不唱、不听音乐。除非是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萧衍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佛教传入日本、朝鲜，也在这个时期。梁武帝还4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最短的一次是4天，第4次最长，有51天，“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这在史料上有记载。
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诗词歌赋，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著称，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这种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笃信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急功近利，贸然北伐，最终亡国身死。如同后人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叹息之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梁武帝著有《坐右方》十卷，与著名医家陶弘景交往颇密，甚加依赖，故时人称陶为“山中宰相”。
少年英才
在血缘上来看，萧衍和齐关系很密切。他的父亲萧顺之就是齐高帝的族弟，曾经做过侍中、卫尉等高官。萧衍后来之所以能建立功勋，并最终建立梁朝，他的家族背景起了很大作用。萧衍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7个好友被称为“八友”，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朓、范云等。沈约后来写了《宋书》、《齐纪》等书，而谢朓则是这时期有名的诗人。不过，这8个人当中，萧衍的胆识却是其他7个人无法相比的。在隋朝隋炀帝正式创立科举制度之前，中国的官吏基本上是世袭加推荐两种形式，所以，家族的背景尤其重要。而且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注重门第观念，不是名家大族的人，如果想做官是非常难的。萧衍因为有先天的家族背景，所以刚做官时就是在卫将军王俭手下，升官的机会比其他人要多。
果然，王俭见萧衍很有才华，言谈举止也很出众，于是就提拔他做了户曹属官。因为他办事果断机敏，和同事以及上司关系融洽，不久又提升为随王的参军。后来因为父亲去世，他回去守丧3年，然后复官，升任太子庶子和给事黄门侍郎。在封建时期，官吏遇到父亲去世，必须回家奔丧守孝3年，否则要受到法律处罚。当时的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是结合在一起的，叫做“礼律合一”，也就是道德，即“礼教”要求的也就是法律所要求的。其他的要求也有很多，例如自己所做的官职有和父亲名字同字或者同音的不能做官，要报告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做官的当地的地名也不能触犯父亲的名讳。
用错侯景
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和高欢（其子高洋建立了北齐）关系很好，在怀朔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投靠了其他部落，后来又投奔了高欢，高欢很欣赏他，委以重任。
侯景为人首鼠两端，在高欢死后，他和高欢的儿子高澄不和，高澄想夺他的兵权。侯景就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对他有戒心，于是侯景又请求萧衍接受他归顺。萧衍很高兴，封王、封大将军，派军队接应。朝中有的大臣知道侯景为人，一句话成了谶语：“乱事就要来了。”后来，归顺的侯景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发动叛乱，最后，围困都城。本来侯景已经元气大伤，但守城的将领也没了斗志，开城把侯景放了进来。侯景带着500甲士去见萧衍，发生了很有趣的一段对话：萧衍见侯景来，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这时害怕得汗流满面，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部下替他说：“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最后，萧衍安慰他说：“你有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见过萧衍后，侯景对身边的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衍竟然有点害怕他，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其实，侯景一是作乱心虚，二是萧衍本来也是战场勇将，侯景肯定早就有敬畏之心。加上当时迷信思想严重，认为天子都是神灵下凡。还有萧衍信佛后，看清权势，也看轻权势，他的镇静无疑更让侯景心虚。
但是，这个侯景毕竟是作乱打进都城的，他的军队掌握了都城的管理大权，他的卫兵进出皇宫很随便，还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也很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限制他的供应。结果萧衍很快病了，后来不能起床，最后连饿带病加生气，闭眼西去，终年85岁。他的谥号是武帝，庙号是高祖。 谋略出众
公元493年，齐武帝病重时，当时的大臣王融，想在武帝去世后立自己喜欢的皇帝，以便控制掌握政权。后来事情败露，王融被入狱赐死。对于王融的如意算盘和悲惨结局，萧衍原来就已经推算出来了，他的好友范云由此对他异常敬佩。齐武帝去世后，新皇帝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理政务，对大臣的劝谏也不接受。掌权的大臣萧鸾很生气，打算把他废掉，另立皇帝。在和萧衍他们商议时，萧衍表示反对，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不能轻率从事，现在废立难免会遭到众王爷的反对。”萧鸾则说：“现在的众王爷没什么才能，只有随王萧子隆文武兼备，而且占据荆州。如果把他召回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怎么才能让他回来呢？”萧衍说：“这个随王其实徒有虚名，并无什么真才干。他的属下也没有出色的人，只是依赖武陵太守卞白龙和另外一个，这两个也是无能之辈，贪图金钱富贵，到时候只要一封书信许诺高官厚禄，就可以把他们轻易地召回来。没有了左膀右臂，那个随王到时候也会跟着回来的。”萧鸾对萧衍的分析很赞同，于是照他们商议的执行。先是废立了皇帝，自己掌握朝政大权。3个月之后，这个萧鸾又干脆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齐明帝。萧鸾做皇帝之后，没有忘记萧衍的谋划之功，把他提拔为中书侍郎，后来又升为黄门侍郎，萧衍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
猜疑心重
和封建社会很多的皇帝一样，萧衍也是猜疑心很重，害怕开国功臣们要夺他的皇位。在功臣当中，应该是范云和沈约的功劳最大，谋划、辅佐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但萧衍并没有重用他们，建国开始时范云就病逝了，萧衍也没有重用沈约，而是让其他的人主持朝政。反过来，萧衍还经常斥责沈约，后来，沈约也病死了。
萧衍对功臣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另外照顾，照顾得有些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这是他以后当和尚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他的六弟萧宏，一个是他的次子萧综。萧宏在窝藏杀人凶手时，萧衍也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妄加纵容。萧宏也不知恩，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最后，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通奸，两个人还谋划着要篡夺萧衍的皇位，结果派人刺杀萧衍时，事情败露，刺客被抓，最后处死。萧衍的女儿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没脸再见父亲，于是自尽。萧宏也因为极度恐惧，得病而死。
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但是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7个月就生下了萧综，可能是东昏侯的儿子。萧综并没有受歧视，萧衍封他为王，还做将军。但吴淑媛自己失宠之后，由于对萧衍的怨恨，就把7个月生萧综的事告诉了萧综。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萧衍疏远了。后来，梁和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让萧综领兵，督率各军作战。但萧综却投奔了北魏，北魏很高兴，授予高官厚禄。萧综还改名为萧缵（音钻），并表示为东昏侯服丧服（即斩衰，一种生麻布做成的简单衣服）3年。萧衍听说后，非常生气，不但撤消了给他的封号，还把吴淑媛废成庶人。后来，萧衍听说萧综有回来的意思，就让吴淑媛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但萧综却不愿意回来。不久，吴淑媛病逝，萧衍又起了恻隐之心，又下诏恢复萧综的封号，给吴淑媛加了谥号为“敬”。这两次打击对于萧衍来说是很大的。建国开始的时候，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老年后，特别是上边这两个事后，萧衍看破了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
和尚皇帝
在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3天的住持和尚。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总是和青年和壮年时不一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后期的政绩下降。
显著政绩
萧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未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以皇帝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官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文学贡献
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200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1000余卷，8000零19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600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8位，如谢朓、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他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大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梁武帝赏识。当时，梁武帝诸子多出镇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梁武帝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梁武帝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梁武帝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齐朝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名将陈庆之等都是他的棋友。每到兴致高时，便不复君臣之别。一次，梁武帝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终，竟低头睡着了。梁武帝见状大笑，就做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被唤醒，颇为尴尬，及听到梁武帝的诗句，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梁武帝对围棋如醉如痴，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他晚年佞佛，有一个名叫榼头师的和尚，颇为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榼头师入宫研讨佛法，当榼头师入宫的时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以为梁武帝要杀掉榼头师，便不由分说，将榼头师推出斩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见榼头师，左右侍从回答说：“已奉旨将此人杀掉了。”梁武帝听罢，后悔不迭。
由于梁武帝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趁酒兴再三固请。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萧衍的诗《赠逸民十一》：“如垄生木，木有异心。如林鸣鸟，鸟有殊音。如江游鱼，鱼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见，理相难寻。”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梁武帝（464─549），名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萧衍博学能文，长于音乐诗赋，并擅书法。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曾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在位（502-549）期间，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立集雅馆、士林馆等。梁武帝深通佛学，常大兴寺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并常在那里讲经。大同二年（公元547年）接受东魏大将侯景归降。次年，侯景叛乱，引兵渡江，攻破京都，萧衍被拘禁而卒。死后诸子争立，梁朝瓦解。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有纵情声色犬马的，有一心励精图治的，有驰骋疆场喜好武功的，而“以佛化治国”以至到佛寺里舍身为奴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也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汤用彤先生总结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饭，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嫔妃。平时，他穿的是极朴素的便服，不唱、不听音乐。除非是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萧衍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佛教传入日本、朝鲜，也在这个时期。梁武帝还4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最短的一次是4天，第4次最长，有51天，“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这在史料上有记载。
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诗词歌赋，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著称，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这种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笃信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急功近利，贸然北伐，最终亡国身死。如同后人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叹息之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梁武帝著有《坐右方》十卷，与著名医家陶弘景交往颇密，甚加依赖，故时人称陶为“山中宰相”。
少年英才
在血缘上来看，萧衍和齐关系很密切。他的父亲萧顺之就是齐高帝的族弟，曾经做过侍中、卫尉等高官。萧衍后来之所以能建立功勋，并最终建立梁朝，他的家族背景起了很大作用。萧衍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7个好友被称为“八友”，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朓、范云等。沈约后来写了《宋书》、《齐纪》等书，而谢朓则是这时期有名的诗人。不过，这8个人当中，萧衍的胆识却是其他7个人无法相比的。在隋朝隋炀帝正式创立科举制度之前，中国的官吏基本上是世袭加推荐两种形式，所以，家族的背景尤其重要。而且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注重门第观念，不是名家大族的人，如果想做官是非常难的。萧衍因为有先天的家族背景，所以刚做官时就是在卫将军王俭手下，升官的机会比其他人要多。
果然，王俭见萧衍很有才华，言谈举止也很出众，于是就提拔他做了户曹属官。因为他办事果断机敏，和同事以及上司关系融洽，不久又提升为随王的参军。后来因为父亲去世，他回去守丧3年，然后复官，升任太子庶子和给事黄门侍郎。在封建时期，官吏遇到父亲去世，必须回家奔丧守孝3年，否则要受到法律处罚。当时的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是结合在一起的，叫做“礼律合一”，也就是道德，即“礼教”要求的也就是法律所要求的。其他的要求也有很多，例如自己所做的官职有和父亲名字同字或者同音的不能做官，要报告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做官的当地的地名也不能触犯父亲的名讳。
用错侯景
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和高欢（其子高洋建立了北齐）关系很好，在怀朔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投靠了其他部落，后来又投奔了高欢，高欢很欣赏他，委以重任。
侯景为人首鼠两端，在高欢死后，他和高欢的儿子高澄不和，高澄想夺他的兵权。侯景就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对他有戒心，于是侯景又请求萧衍接受他归顺。萧衍很高兴，封王、封大将军，派军队接应。朝中有的大臣知道侯景为人，一句话成了谶语：“乱事就要来了。”后来，归顺的侯景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发动叛乱，最后，围困都城。本来侯景已经元气大伤，但守城的将领也没了斗志，开城把侯景放了进来。侯景带着500甲士去见萧衍，发生了很有趣的一段对话：萧衍见侯景来，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这时害怕得汗流满面，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部下替他说：“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最后，萧衍安慰他说：“你有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见过萧衍后，侯景对身边的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衍竟然有点害怕他，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其实，侯景一是作乱心虚，二是萧衍本来也是战场勇将，侯景肯定早就有敬畏之心。加上当时迷信思想严重，认为天子都是神灵下凡。还有萧衍信佛后，看清权势，也看轻权势，他的镇静无疑更让侯景心虚。
但是，这个侯景毕竟是作乱打进都城的，他的军队掌握了都城的管理大权，他的卫兵进出皇宫很随便，还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也很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限制他的供应。结果萧衍很快病了，后来不能起床，最后连饿带病加生气，闭眼西去，终年85岁。他的谥号是武帝，庙号是高祖。 谋略出众
公元493年，齐武帝病重时，当时的大臣王融，想在武帝去世后立自己喜欢的皇帝，以便控制掌握政权。后来事情败露，王融被入狱赐死。对于王融的如意算盘和悲惨结局，萧衍原来就已经推算出来了，他的好友范云由此对他异常敬佩。齐武帝去世后，新皇帝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理政务，对大臣的劝谏也不接受。掌权的大臣萧鸾很生气，打算把他废掉，另立皇帝。在和萧衍他们商议时，萧衍表示反对，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不能轻率从事，现在废立难免会遭到众王爷的反对。”萧鸾则说：“现在的众王爷没什么才能，只有随王萧子隆文武兼备，而且占据荆州。如果把他召回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怎么才能让他回来呢？”萧衍说：“这个随王其实徒有虚名，并无什么真才干。他的属下也没有出色的人，只是依赖武陵太守卞白龙和另外一个，这两个也是无能之辈，贪图金钱富贵，到时候只要一封书信许诺高官厚禄，就可以把他们轻易地召回来。没有了左膀右臂，那个随王到时候也会跟着回来的。”萧鸾对萧衍的分析很赞同，于是照他们商议的执行。先是废立了皇帝，自己掌握朝政大权。3个月之后，这个萧鸾又干脆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齐明帝。萧鸾做皇帝之后，没有忘记萧衍的谋划之功，把他提拔为中书侍郎，后来又升为黄门侍郎，萧衍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
猜疑心重
和封建社会很多的皇帝一样，萧衍也是猜疑心很重，害怕开国功臣们要夺他的皇位。在功臣当中，应该是范云和沈约的功劳最大，谋划、辅佐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但萧衍并没有重用他们，建国开始时范云就病逝了，萧衍也没有重用沈约，而是让其他的人主持朝政。反过来，萧衍还经常斥责沈约，后来，沈约也病死了。
萧衍对功臣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另外照顾，照顾得有些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这是他以后当和尚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他的六弟萧宏，一个是他的次子萧综。萧宏在窝藏杀人凶手时，萧衍也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妄加纵容。萧宏也不知恩，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最后，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通奸，两个人还谋划着要篡夺萧衍的皇位，结果派人刺杀萧衍时，事情败露，刺客被抓，最后处死。萧衍的女儿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没脸再见父亲，于是自尽。萧宏也因为极度恐惧，得病而死。
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但是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7个月就生下了萧综，可能是东昏侯的儿子。萧综并没有受歧视，萧衍封他为王，还做将军。但吴淑媛自己失宠之后，由于对萧衍的怨恨，就把7个月生萧综的事告诉了萧综。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萧衍疏远了。后来，梁和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让萧综领兵，督率各军作战。但萧综却投奔了北魏，北魏很高兴，授予高官厚禄。萧综还改名为萧缵（音钻），并表示为东昏侯服丧服（即斩衰，一种生麻布做成的简单衣服）3年。萧衍听说后，非常生气，不但撤消了给他的封号，还把吴淑媛废成庶人。后来，萧衍听说萧综有回来的意思，就让吴淑媛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但萧综却不愿意回来。不久，吴淑媛病逝，萧衍又起了恻隐之心，又下诏恢复萧综的封号，给吴淑媛加了谥号为“敬”。这两次打击对于萧衍来说是很大的。建国开始的时候，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老年后，特别是上边这两个事后，萧衍看破了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
和尚皇帝
在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3天的住持和尚。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总是和青年和壮年时不一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后期的政绩下降。
显著政绩
萧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未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以皇帝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官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文学贡献
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200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1000余卷，8000零19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600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8位，如谢朓、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他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大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梁武帝赏识。当时，梁武帝诸子多出镇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梁武帝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梁武帝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梁武帝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齐朝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名将陈庆之等都是他的棋友。每到兴致高时，便不复君臣之别。一次，梁武帝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终，竟低头睡着了。梁武帝见状大笑，就做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被唤醒，颇为尴尬，及听到梁武帝的诗句，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梁武帝对围棋如醉如痴，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他晚年佞佛，有一个名叫榼头师的和尚，颇为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榼头师入宫研讨佛法，当榼头师入宫的时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以为梁武帝要杀掉榼头师，便不由分说，将榼头师推出斩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见榼头师，左右侍从回答说：“已奉旨将此人杀掉了。”梁武帝听罢，后悔不迭。
由于梁武帝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梁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趁酒兴再三固请。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萧衍的诗《赠逸民十一》：“如垄生木，木有异心。如林鸣鸟，鸟有殊音。如江游鱼，鱼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见，理相难寻。”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