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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跨国企业更像是规则制定者和能力建设者，通过CSR追求长期回报；而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则更像是政府的商业伙伴和资源交易者，利用CSR来交换政府对经营和发展的许可。
从定义上看，企业社会责任(CSR)通常讲的是超出核心商业活动之外的东西，例如社会参与性、响应性和责任感，但事实上，CSR从未脱离政府和政治。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很相似——政府都控制关键性的商业资源，有干涉企业运营的传统，两国的法律环境也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是的，建立、维持并加强同政府的关系十分重要。在这种政治环境下，CSR可以成为企业获取政治资源、降低政治风险的策略。那么，CSR在中俄两国的政商关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有四种类型：政策探索战略、政策开发战略、能力探索战略和能力开发战略。
政策探索战略这个战略旨在变更与社会环境问题有关的现有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服务商业利益。采用该战略的企业可以培养对自身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获取来自政策环境的长期收益。例如，一家公司可以游说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借以获得更有利的市场地位。在这里，CSR实际上扮演着企业战略的角色。企业通过更积极的社会和环境责任行为，改变影响自身价值链活动的政策安排。
政策开发战略 这个战略利用在社会和环境问题领域的现有政策来寻求政府资源。企业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来满足政府在某一公共政策领域的需求。例如，银行可以响应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号召，开发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并争取政策支持。CSR由此成为帮助公司获取与政府有关商业机会的一种策略。
能力探索战略 这个战略通过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为政府创造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新能力，同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企业利益。使用这一战略的企业能够升级政府在公共政策领域(如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决策和执行能力。它们利用自身的业务和技术专长，在特定社会或环境问题领域开展创新的CSR项目。这种战略有利于改善公司运营的公共管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公司在特定政策领域的专门知识和声誉，并且帮助企业与政府建立持久的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这样，CSR就成为一种将企业自身核心业务和技术能力延伸到社会和环境领域，从而获取政治资本的策略。
能力开发战略 这个战略通过提供传统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辅助或强化政府现有的公共管理能力，由此寻求政府资源。这种战略有助于企业加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乃至赢得政策优惠。常用方法包括：向政府捐款、与政府合作开展当地社区活动等。这里的CSR与公司核心业务没有联系或联系很松散。CSR成为通过做慈善或开展短期活动关照社会和环境福利，换取政府信任和支持的一种策略。表1和表2详细描述了以上四种战略的含义。
不同企业的CSR政府战略对比
政策探索战略：中国企业不擅长我们在比较了中、俄本土企业和在中国或俄罗斯有经营活动的OECD跨国企业对四种战略的运用后发现，OECD的跨国企业比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拓展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政策边界。俄罗斯企业在探索政策方面的力度与OECD跨国企业相似。
数十年来，大型跨国企业一直实践着政策探索战略，希望走在政府法规前面，因为这有可能改变特定社会或环境领域的游戏规则。例如，能源巨头壳牌敦促所在国建立或改进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政策框架，目标就是：一旦新政策获得通过，壳牌将成为在这些国家中碳排放最领先的企业。
俄罗斯企业也积极采用政策探索战略。RAO UES、SUEK、Rosatom和其他多家能源公司参与了行业的环境立法，包括Vnesheconombank和Bank VTB在内的多家国有银行也努力影响新政策的制定。这些政策将扩大政府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机会，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及对国家重点经济部门的投资。
不过，OECD跨国企业和俄罗斯企业在政策探索上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使用该战略来解决其商业活动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后者则专注于通过政策改变来促进宏观国家和社会利益，诸如国家能源安全和金融秩序稳定等。对于大多数积极从事CSR的中国企业而言，不论其所有制如何，政策探索都还是一种不甚熟悉的战略。只有少数参与立法过程的中国企业，通过政策努力来服务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进步，促进产业升级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例如腾讯一直呼吁制定保护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法规。
政策开发战略：中俄企业更擅长采用这种战略的企业追求直接政府资源。它们向政府出售产品、服务或参与政府资助项目，以获得商业收入、补贴、拨款或政策扶持等收益。相应地，这一战略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与政府建立业务关系和承担政府项目。
与OECD跨国企业相比，俄罗斯企业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利用社会和环境领域的政策支持开展商业活动。在谈及企业和政府互动的俄罗斯和中国国有企业中，分别有83％和55％承认，它们在社会和环境领域开展过与政府有关的业务活动，或是得到过政府的资助。相比之下，谈到与政府互动的OECD跨国公司中，只有17％披露了此类活动。俄罗斯企业似乎十分青睐政策开发战略。原因之一可能是：积极从事CSR的俄罗斯企业通常是国有企业或前国有企业，占据重要的产业部门，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商业联系。
在三组企业中，政策开发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OECD跨国企业基于自身技术优势为政府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当地的社会和环境需求。例如，杜邦公司为多国政府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以期建造更加环保、更加安全的工作场所。
中国企业在采用政策开发战略时，常常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制药公司争取机会提供国家药品储备服务、银行为国家大型建设项目提供贷款、客运公司承接重要国家活动的业务等等。此外，中国企业还通过承担政府项目，或将自身项目纳入国家政策框架之中来寻求财政扶持。
在俄罗斯企业看来，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等同于企业的社会绩效。例如，俄罗斯外贸银行VTB认为：为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是一种社会项目，因为资金会流入公共服务领域。
能力探索战略：中俄企业还是新手 与中国和俄罗斯企业相比，OECD跨国企业在利用其业务或技术专长开展创新的CSR项目方面明显更加活跃。它们通过技术创新或机制创新为公共政策领域——例如教育或公共卫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IBM的Kidsmart计划为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学校提供从课程开发到家长培训等一系列新 颖教育服务。
尽管大多数发布CSR报告的中国企业尚未明确采用能力探索战略，但最近有一些案例表明，中国公司正在运用技术优势发展促进社会与经济进步的新手段。例如，阿里巴巴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多个项目，协助数十万家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联想与教育部合作，开发针对农村企业特殊需求的计算机产品，培训服务已惠及2000多万农民。
相比之下，俄罗斯企业几乎从未在CSR报告中谈及过这一战略。相对于OECD跨国企业，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在开展与其核心业务活动紧密联系的战略型CSR项目方面还是新手。它们在对全球和地区性社会和环境标准制定，以及在促进社会和环境领域政府能力建设方面落后于OECD跨国企业。
能力开发战略：俄罗斯企业最活跃与能力探索相比，能力开发战略不需要为政府提供用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新办法，也不创造新的公共管理能力。企业只是通过协助政府使用现有方法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寻求政府支持或减少企业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对企业和市场运行有着广泛干预，法律和政策也有着较高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常常需要通过获取有形或无形的政府资源来保障企业生存，降低法律体系的不确定性。于是，企业会有技巧地开展CSR，与政府官员建立基于共同价值和情感的深层次联系。而政府也希望商业部门对社会和环境福利投入更多资金，因为对官员而言，慈善或非营利事业可能有助于他们的政治生涯，也可能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退休归宿。
这些情况为企业实施政府管理战略的提供了可能，即通过传统的、通常是非实质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为政府提供额外的资源来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满足政府对于CSR的期望。较为流行的做法是捐赠、开展短期宣传活动、建立基础设施等。作为回报，企业可能得到更加紧密的政府关系、优先获得政策信息和政策支持、或者免受法律不确定性乃至政府官员骚扰的影响。
由于OECD跨国企业在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受到“外国人劣势”的压力，迫切需要在当地建立政治合法性。我们的研究发现，OECD跨国公司在能力开发战略方面与中国企业一样积极，俄罗斯企业则更为活跃一些。
俄罗斯企业的政府能力开发战略非常独特，它们遵循与政府形成“社会伙伴关系”的合作框架，与地方政府签订正式协议。协议中，企业在当地开展商业活动的同时，需投资于特定的社会项目，例如：公司为员工提供新的社会保险计划，或在当地社区进行环境保护活动。这种社会投资通常是长期的，因为企业希望借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持续的支持。多家俄罗斯公司明确表示，社会投资有助于它们规避政治风险。
中俄企业总体落后
可见，政治环境的确能够影响企业对该战略的选择和投入程度。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在运用政府管理战略上和OECD跨国企业大有不同。OECD跨国企业在游说或参与制定有关社会和环境问题新政策方面比中国公司积极。在通过运用业务或技术专长开展创新的CSR项目方面，也要比中国和俄罗斯企业更加活跃。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域，要比OECD跨国企业更积极地寻求政策支持和与政府有关的商业机会。中国企业和OECD跨国企业同样积极地通过捐赠、发起或参与短期社会和环境活动以加强和政府的联系。俄罗斯企业则表现得更加活跃且行事独特。
政治环境影响政府管理战略在中国和俄罗斯，如果不考虑政治环境和公司的政治战略，就无法全面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现实价值。看似与企业价值链活动不相关的慈善行为，可能在调动政府资源促进企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常常把CSR作为建立政治合法性努力的一种延伸。在中国和俄罗斯，来自政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压力交织成一张网络，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的动机、形式和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这张网络的理解和对待。相应地，中国和俄罗斯企业通过CSR管理政府关系的战略紧密地依附于政治环境，局限于对已有政策安排和对现有政府能力的利用，显得更加“隐性”。相比之下，OECD跨国企业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则更加“显性”。因为它们更倾向于把政府关系和政治因素纳入到自身的CSR战略中来，在更有效地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同时获取政治资源。
总体而言，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尚未把和政府的互动作为一个机会，使之为社会和环境的进步探索新的政策框架和政府能力。如果说OECD跨国企业像是规则制定者和能力建设者，通过CSR追求长期回报，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则更像是政府的商业伙伴和资源交易者，利用CSR来交换政府对经营和发展的许可。从全球意义上说，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在促进全球和地区性标准制定及关于促进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政府能力建设方面落后于OECD跨国企业。
中国、俄国和OECD跨国企业样本来源
我们提出“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概念，即一家公司为影响政府决策或从政府获取各种资源，战略性地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我们对从公共数据库和公司官网上收集的绝大多数公开发布的中文和俄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数据库包括了截至2009年年底已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95％中国企业和64％俄罗斯企业。我们也收录了2010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中的外国跨国公司发布的所有中文和俄文报告。本文中的跨国企业来自6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
从定义上看，企业社会责任(CSR)通常讲的是超出核心商业活动之外的东西，例如社会参与性、响应性和责任感，但事实上，CSR从未脱离政府和政治。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很相似——政府都控制关键性的商业资源，有干涉企业运营的传统，两国的法律环境也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是的，建立、维持并加强同政府的关系十分重要。在这种政治环境下，CSR可以成为企业获取政治资源、降低政治风险的策略。那么，CSR在中俄两国的政商关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有四种类型：政策探索战略、政策开发战略、能力探索战略和能力开发战略。
政策探索战略这个战略旨在变更与社会环境问题有关的现有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服务商业利益。采用该战略的企业可以培养对自身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获取来自政策环境的长期收益。例如，一家公司可以游说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借以获得更有利的市场地位。在这里，CSR实际上扮演着企业战略的角色。企业通过更积极的社会和环境责任行为，改变影响自身价值链活动的政策安排。
政策开发战略 这个战略利用在社会和环境问题领域的现有政策来寻求政府资源。企业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来满足政府在某一公共政策领域的需求。例如，银行可以响应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号召，开发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并争取政策支持。CSR由此成为帮助公司获取与政府有关商业机会的一种策略。
能力探索战略 这个战略通过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为政府创造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新能力，同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企业利益。使用这一战略的企业能够升级政府在公共政策领域(如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决策和执行能力。它们利用自身的业务和技术专长，在特定社会或环境问题领域开展创新的CSR项目。这种战略有利于改善公司运营的公共管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公司在特定政策领域的专门知识和声誉，并且帮助企业与政府建立持久的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这样，CSR就成为一种将企业自身核心业务和技术能力延伸到社会和环境领域，从而获取政治资本的策略。
能力开发战略 这个战略通过提供传统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辅助或强化政府现有的公共管理能力，由此寻求政府资源。这种战略有助于企业加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乃至赢得政策优惠。常用方法包括：向政府捐款、与政府合作开展当地社区活动等。这里的CSR与公司核心业务没有联系或联系很松散。CSR成为通过做慈善或开展短期活动关照社会和环境福利，换取政府信任和支持的一种策略。表1和表2详细描述了以上四种战略的含义。
不同企业的CSR政府战略对比
政策探索战略：中国企业不擅长我们在比较了中、俄本土企业和在中国或俄罗斯有经营活动的OECD跨国企业对四种战略的运用后发现，OECD的跨国企业比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拓展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政策边界。俄罗斯企业在探索政策方面的力度与OECD跨国企业相似。
数十年来，大型跨国企业一直实践着政策探索战略，希望走在政府法规前面，因为这有可能改变特定社会或环境领域的游戏规则。例如，能源巨头壳牌敦促所在国建立或改进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政策框架，目标就是：一旦新政策获得通过，壳牌将成为在这些国家中碳排放最领先的企业。
俄罗斯企业也积极采用政策探索战略。RAO UES、SUEK、Rosatom和其他多家能源公司参与了行业的环境立法，包括Vnesheconombank和Bank VTB在内的多家国有银行也努力影响新政策的制定。这些政策将扩大政府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机会，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及对国家重点经济部门的投资。
不过，OECD跨国企业和俄罗斯企业在政策探索上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使用该战略来解决其商业活动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后者则专注于通过政策改变来促进宏观国家和社会利益，诸如国家能源安全和金融秩序稳定等。对于大多数积极从事CSR的中国企业而言，不论其所有制如何，政策探索都还是一种不甚熟悉的战略。只有少数参与立法过程的中国企业，通过政策努力来服务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进步，促进产业升级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例如腾讯一直呼吁制定保护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法规。
政策开发战略：中俄企业更擅长采用这种战略的企业追求直接政府资源。它们向政府出售产品、服务或参与政府资助项目，以获得商业收入、补贴、拨款或政策扶持等收益。相应地，这一战略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与政府建立业务关系和承担政府项目。
与OECD跨国企业相比，俄罗斯企业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利用社会和环境领域的政策支持开展商业活动。在谈及企业和政府互动的俄罗斯和中国国有企业中，分别有83％和55％承认，它们在社会和环境领域开展过与政府有关的业务活动，或是得到过政府的资助。相比之下，谈到与政府互动的OECD跨国公司中，只有17％披露了此类活动。俄罗斯企业似乎十分青睐政策开发战略。原因之一可能是：积极从事CSR的俄罗斯企业通常是国有企业或前国有企业，占据重要的产业部门，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商业联系。
在三组企业中，政策开发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OECD跨国企业基于自身技术优势为政府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当地的社会和环境需求。例如，杜邦公司为多国政府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以期建造更加环保、更加安全的工作场所。
中国企业在采用政策开发战略时，常常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制药公司争取机会提供国家药品储备服务、银行为国家大型建设项目提供贷款、客运公司承接重要国家活动的业务等等。此外，中国企业还通过承担政府项目，或将自身项目纳入国家政策框架之中来寻求财政扶持。
在俄罗斯企业看来，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等同于企业的社会绩效。例如，俄罗斯外贸银行VTB认为：为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是一种社会项目，因为资金会流入公共服务领域。
能力探索战略：中俄企业还是新手 与中国和俄罗斯企业相比，OECD跨国企业在利用其业务或技术专长开展创新的CSR项目方面明显更加活跃。它们通过技术创新或机制创新为公共政策领域——例如教育或公共卫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IBM的Kidsmart计划为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学校提供从课程开发到家长培训等一系列新 颖教育服务。
尽管大多数发布CSR报告的中国企业尚未明确采用能力探索战略，但最近有一些案例表明，中国公司正在运用技术优势发展促进社会与经济进步的新手段。例如，阿里巴巴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多个项目，协助数十万家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联想与教育部合作，开发针对农村企业特殊需求的计算机产品，培训服务已惠及2000多万农民。
相比之下，俄罗斯企业几乎从未在CSR报告中谈及过这一战略。相对于OECD跨国企业，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在开展与其核心业务活动紧密联系的战略型CSR项目方面还是新手。它们在对全球和地区性社会和环境标准制定，以及在促进社会和环境领域政府能力建设方面落后于OECD跨国企业。
能力开发战略：俄罗斯企业最活跃与能力探索相比，能力开发战略不需要为政府提供用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新办法，也不创造新的公共管理能力。企业只是通过协助政府使用现有方法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寻求政府支持或减少企业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对企业和市场运行有着广泛干预，法律和政策也有着较高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常常需要通过获取有形或无形的政府资源来保障企业生存，降低法律体系的不确定性。于是，企业会有技巧地开展CSR，与政府官员建立基于共同价值和情感的深层次联系。而政府也希望商业部门对社会和环境福利投入更多资金，因为对官员而言，慈善或非营利事业可能有助于他们的政治生涯，也可能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退休归宿。
这些情况为企业实施政府管理战略的提供了可能，即通过传统的、通常是非实质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为政府提供额外的资源来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满足政府对于CSR的期望。较为流行的做法是捐赠、开展短期宣传活动、建立基础设施等。作为回报，企业可能得到更加紧密的政府关系、优先获得政策信息和政策支持、或者免受法律不确定性乃至政府官员骚扰的影响。
由于OECD跨国企业在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受到“外国人劣势”的压力，迫切需要在当地建立政治合法性。我们的研究发现，OECD跨国公司在能力开发战略方面与中国企业一样积极，俄罗斯企业则更为活跃一些。
俄罗斯企业的政府能力开发战略非常独特，它们遵循与政府形成“社会伙伴关系”的合作框架，与地方政府签订正式协议。协议中，企业在当地开展商业活动的同时，需投资于特定的社会项目，例如：公司为员工提供新的社会保险计划，或在当地社区进行环境保护活动。这种社会投资通常是长期的，因为企业希望借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持续的支持。多家俄罗斯公司明确表示，社会投资有助于它们规避政治风险。
中俄企业总体落后
可见，政治环境的确能够影响企业对该战略的选择和投入程度。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在运用政府管理战略上和OECD跨国企业大有不同。OECD跨国企业在游说或参与制定有关社会和环境问题新政策方面比中国公司积极。在通过运用业务或技术专长开展创新的CSR项目方面，也要比中国和俄罗斯企业更加活跃。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域，要比OECD跨国企业更积极地寻求政策支持和与政府有关的商业机会。中国企业和OECD跨国企业同样积极地通过捐赠、发起或参与短期社会和环境活动以加强和政府的联系。俄罗斯企业则表现得更加活跃且行事独特。
政治环境影响政府管理战略在中国和俄罗斯，如果不考虑政治环境和公司的政治战略，就无法全面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现实价值。看似与企业价值链活动不相关的慈善行为，可能在调动政府资源促进企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常常把CSR作为建立政治合法性努力的一种延伸。在中国和俄罗斯，来自政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压力交织成一张网络，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的动机、形式和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这张网络的理解和对待。相应地，中国和俄罗斯企业通过CSR管理政府关系的战略紧密地依附于政治环境，局限于对已有政策安排和对现有政府能力的利用，显得更加“隐性”。相比之下，OECD跨国企业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则更加“显性”。因为它们更倾向于把政府关系和政治因素纳入到自身的CSR战略中来，在更有效地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同时获取政治资源。
总体而言，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尚未把和政府的互动作为一个机会，使之为社会和环境的进步探索新的政策框架和政府能力。如果说OECD跨国企业像是规则制定者和能力建设者，通过CSR追求长期回报，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则更像是政府的商业伙伴和资源交易者，利用CSR来交换政府对经营和发展的许可。从全球意义上说，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在促进全球和地区性标准制定及关于促进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政府能力建设方面落后于OECD跨国企业。
中国、俄国和OECD跨国企业样本来源
我们提出“基于CSR的政府管理战略”概念，即一家公司为影响政府决策或从政府获取各种资源，战略性地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我们对从公共数据库和公司官网上收集的绝大多数公开发布的中文和俄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数据库包括了截至2009年年底已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95％中国企业和64％俄罗斯企业。我们也收录了2010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中的外国跨国公司发布的所有中文和俄文报告。本文中的跨国企业来自6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