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正式发表的第一篇随感录（《随感录·二十五》）中，由儿童的生存状态而想到儿童的教育生发出来的随感，抨击现实中尽是制造孩子的家伙而没有“人”之父。“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则进而要求人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由孔乙己想到孩子的教育问题，“看见了讲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鲁迅：《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鲁迅全集》第5卷，P272）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向来都是鲁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幼者本位”更是鲁迅终其一生不变的关怀。
　　儿童形象与农民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和妇女形象一起构筑起了鲁迅文学世界里最为耀眼的人物画廊。鲁迅发表的文字中，与孩子直接相关的篇目百余篇。在《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中，有姓名的儿童就有20余人，成伙出现的孩子们共涉及小说10篇，表现儿童的小说共20篇。数字是枯燥的，但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儿童这类人物形象大量地存在于鲁迅的小说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群。
　　1918年4月，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小说的结尾大声疾呼：“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454-455）从此，孩子被分成了两种类型：吃过人的孩子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说乐园里的儿童与被扭曲了的儿童。乐园里的儿童皆淳朴自然，是为理想纯真的人物形象。属于这一类的儿童有《故乡》中出现的少年闰土、水生、宏儿以及《社戏》里的双喜、阿发他们一帮农村孩子，当然也包括《铸剑》里的眉间尺等。扭曲了的儿童形象多是无名无姓且以团伙的面目出现在作品中，如《狂人日记》里“狂人”在路边见到的那一伙小孩，《长明灯》中以赤膊小孩为首的一伙，还有《孤独者》中出现的大良二良三兄弟等，都属于这一类别的儿童形象。从各方面来说，乐园里的儿童与被扭曲的儿童都是互相对立的。
　　鲁迅小说中鲜明地表现了乐园里的儿童的作品有三：《故乡》《社戏》和《铸剑》；鲜明地塑造了被扭曲的儿童的作品则有八：《狂人日记》《孤独者》《长明灯》《示众》《孔乙已》《风波》《药》《肥皂》。其他一些表现儿童的作品，其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儿童，大多介于前两类儿童形象之间，形象较为模糊而难以归类，如《祝福》中的阿毛，《明天》里的宝儿，他们在作品中并没表现出恶相，但亦非快乐的少年儿童；作为夭折的儿童，他们的死实际与社会紧密相连，可以说是被社会吞噬的一类儿童。如果被扭曲的儿童可以包括被吃掉的和被同化成恶相的两种，那么我们就应把这样的儿童也归入被扭曲的儿童一类中去。同样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作品里面出现的儿童，由于小说所营造的温馨氛围以及儿童所显示的天真活泼，故可将之归入乐园里的儿童一类。
　　就鲁迅整个的创作体系而言，两类儿童形象都建基于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幼者的深情关照；就其内在的底蕴来说，两类儿童形象互有对方的因子，既对立又隐现着相互转化的趋向。乐园儿童的身上带了浓浓的忧郁，被扭曲的儿童身上被注入了“哀其不兴、怒其不争”的关切，既感叹着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恶，同时又总是认为那是后天环境的赋予，转而思虑儿童的“本性善”。
　　《故乡》《社戏》两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儿童形象最为完整清晰，亦不过只是粗笔勾勒，有如水墨山水，尚意、重内在的精神而非外在具体的言行。《狂人日记》《孤独者》等作品中出现的儿童则缩减为单纯的一个画面，只用一两行的言语借助别人的旁观道出。而《祝福》与《明天》中的阿毛与宝儿，则纯粹是由母亲的回忆呈现于作品中……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儿童形象皆是以简略的场景画面而非靠连续性的情节展现的人物。鉴于此种情况，我更愿意把那些以单个的画面片段出现的儿童称为人物意象。以儿童之人物形象为意象，意义所在无非是想借此超越人物形象自身的局限，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广阔的社会文化等一切周围的存在；不斤斤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刻画，而重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意蕴的渲染与表达，蕴藉作家对社会人生所作的悲郁深广的观照。我将鲁迅作品中出现的儿童形象的这种独特的表现样态称之为儿童意象。对应于两类儿童，小说作品中也就存在着相关联的两种意象：乐园意象和“戳伊杀”意象。两种意象皆深深根植在鲁迅内心最深处，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正是它们的存在，形成了魯迅作品常常透露出来的虚无与实有、希望与绝望相互交织纠缠的复杂的矛盾形态。正是对乐园里的儿童希望的殷切，扭曲儿童造成的打击才如此的刻骨铭心。就儿童形象的创作来说，所有相关文本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天使身后站着魔鬼，美好的旁边是丑恶；正如浮士德与糜非斯特、上帝与撒旦共在一样，在鲁迅思想的深处，乐园意象与戳伊杀意象纠缠在一起，相互照见了对方；在鲁迅的小说里面，两类儿童形象虽然不同时出现，但却如孪生兄弟，有某种深层次的“根”性将他们紧紧连在一起。
　　乐园里的儿童为爱所笼罩，扭曲的儿童则处在憎恨之中。“当我失掉了我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鲁迅：《狗·猫·鼠》，《鲁迅全集》第2卷，P232）想有所爱而不得最终转而为憎，其间不可避免地夹杂了绥惠略夫式的气质，本是“要救大众，反而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P20）乐园里的儿童与扭曲的儿童交替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看作是作家的现实取向和内心机制之间的相互补偿；就这两类儿童的存在来说，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互为补偿，构成均势平衡的关系。专注启蒙且思想活跃昂扬时，鲁迅笔下出现的多是扭曲的儿童；在思想低沉苦闷彷徨时，则多表现乐园里的儿童。两种儿童形象书写的反差自然与鲁迅特有的冷静且犀利的个性有关，但我们也要看到其性格又冷又热，好走极端的特点。当他沿着扭曲的儿童悲伤地为现存社会呻吟而近乎绝望时，绥惠略夫就成了走向精神崩溃边缘的警戒线。现实黑暗使得这种消沉的趋向日深，当受伤的心灵无法在别处寻求慰安时，就转向乐园的儿童，以此化解胸中戾气，获得暂时的解脱。 　　表现乐园里的儿童作品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成年“我”的归乡离乡，再就是少年之“ 我”视野里的儿童的乐园以及乐园里的儿童。在时空交错的展开中，既有成年人的视角，又有儿童视角，两重视角展现出来的是两组世界，每组世界又各自蕴涵了显隐对立的小天地：童年阶段有理想和现实的融合与剥离，成年人的世界则有自身与外部的对立与和谐；种种因素构成了成年与儿童、现在与过去、外界与家乡相互对照互为阐发的关系网络。成年人是长大了的儿童，儿童是幼时的成年人，两视角主体本是内在统一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小说的两个部分也因此而有了内在本质的联系，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儿童视角主体不可能进行文学创作活动，非但如此，儿童视角中出现的旧有事物及其体验亦非儿童当初自己的关注所在，所有这些都经历了成年视角主体的重新选择和再安排，其本质是作为成年人的回忆而出现在作品中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取消了儿童视角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文学表现方面来说，乐园儿童的出现，就是在儿童主体所有的视角将生活陌生化的结果。儿童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超越了历史主体的存在看到个中意义，其实这些对儿童来说本也无意义，不能为他们所了解；但在成年主体精神的观照中，儿童视角中的一切连儿童本身，都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这是一种“去蔽”式的发现过程，天道早已存在，只是未被言说。双重视角一旦给予“他者”以“异”的定位，进入视野中的事物即便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东西，在再创造重新释义中也被感知为整个的生命存在，是足可以洞烛一切价值与意义的火炬。儿童视角中出现乐园，源于其自身所具的天性；在成人视野里，儿童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是新鲜的、陌生的。对于乐园意象来说，两种视角皆是必备因素，缺一不可。当然，两种视角的精神价值取向不一：乐园里的儿童视角是无意识的完全内在的，而成年人的视角则是外在的指向社会的。儿童视角将农村少年化为乐园里的儿童，成为理想之他性的自足体，成年人的视角则将其打开成为开放性的文学意象，将现在的成年人的社会置于儿童乐园之前，通过两者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变化及 “异化”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如人意的迹象与结果，嘆息美丽的被扭曲和被扼杀，借以批判“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
　　人性深处，有沉静安宁的安尼玛，亦有暴躁的安尼姆斯，有着人性安稳的一面，亦有人性飞扬的一面。鲁迅的性情中有着他所说的难以披露给外人看的黑暗毒素，他自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常在儿童无意的言行中见出世道人心险恶，从不起眼的小事中见出社会的黑暗，这使得鲁迅“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1925年5月30日鲁迅致徐懋庸信，《鲁迅全集》第13卷，P51）儿童形象蕴含的种种相生相克因素源于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复杂性，是为己与为人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吧。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鲁迅：《两地书·二十四》，《鲁迅全集》第11卷，P79）儿童形象所寄寓的是对社会人生，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体验和思索。我想要说的是，在鲁迅那里，儿童意象有着双重的意义和作用，对他自己来说，那是内心的需要。人性的冲动，潜意识本能，集体无意识的沉淀，都使鲁迅身不由己地进入儿童世界。鲁迅向来喜欢孩子，热情帮助青年，除了理性的导引外，恐怕更多地还与个人情感的需要有关。对社会而言，恶相儿童是直接的批判，乐园儿童则是间接的批判。在每一个具体的儿童意象中，都包含了为己与为人，内在需要与外在事功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完全纠合在一起，形成了多样化的审美价值取向，体现了鲁迅文学创作独有的深刻性。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