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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在侨乡捐款，如果不是数额巨大已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位老人却是众多捐款富豪中的“另类”。说他“另类”，自有原因。“他是一位说不清自己捐赠数额的捐款者”，“他是一个年近八旬几乎捐出了自己全部家产的人”。
在众多的资料中，记者看到的唯一一份和他捐赠有关的统计表，还是由他家乡人统计出来的。统计显示，郭赞良夫妇为福建省南安市蓬华镇山城村教育事业、道路交通事业、风景区等共捐款500多万元，同时他们还为其它单位捐款近300万元。但据郭赞良身边的人介绍，他的捐款数额远远不止这些。这里统计的只是他们所了解的部分捐赠项目，还有很多无法统计的捐款。
辛苦少年终身事
郭赞良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市，南安“寓保持闽疆南部安定”之意。这里依山傍水，风景清雅。但这一切与郭赞良凄惨的童年却无太多关系。
他3岁来到养母家后，便与亲生父母断绝了联系。为填饱肚子，小小年纪便上山割草砍柴，奔波于五户人家为其放牛。已经15岁的郭赞良为了上学，就利用星期天帮别人挑沙挣工钱交学费。稚嫩的肩膀挑一担沙来回十几里地，一次才挣一元钱，又加上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常常走路腿发软，但也不敢停留。郭赞良后来回忆说：“你一停下来，眼前就会发黑，就想栽倒。”
这种经历，让郭赞良比一般孩子早熟。那些苦难经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让他知道了要“靠自已的双手、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得劳动果实”。
1955年，郭赞良决心出去闯荡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有幸到厦门机场的工地当上临时的运石工人；1957年，他试着与别人合伙承包某部军房工程；1959年，郭赞良在安溪茶厂谋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职业，在最艱苦的制箱车间当锯木工。由于他勤劳实干，很快从先进工作者被提升到车间主任，不久又顺理成章地走上安溪茶厂副厂长的职位。这就是郭赞良44岁以前的生活轨迹。
左手是“信”，右手是“诚”
别人在总结郭赞良成功的秘诀时，说他一手握的是“信”，另一手握的是“诚”。他在事业上的“信”与对他人的“诚”是分不开的。
1975年，44岁的郭赞良带着六七岁的儿子来到香港，他奔赴香港的目的是接受养父的遗产，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笔遗产早被他的养母独占。由于郭赞良办理去港手续后，失去了大陆户口，脱离了与原单位的工作关系，已经无路可退。在熙熙攘攘的香港街头，郭赞良拉着儿子被迫流浪。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每天赚三五元过活，“口袋里没有一张10元的纸币，只有硬币，经常拿在手里数数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随便找个地方就凑乎着睡觉。后来，他找了一份为老板加工首饰的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多次受到老板和同事的好评。
郭赞良从事首饰加工时间不长，加上他本来就着迷于搞技术革新，很快找到了窍门，最终样品很快试制成功。洋行老板对他青睐有加。他设计的一些新款式的产品也在市场上一鸣惊人，大受欢迎。由于他的产品质量有保证，老板对他承诺说：“以后你送的货免检。”郭赞良的信誉赢得了众人的认可。通过这件事，郭赞良也认准了做生意的死理儿：宁愿自己多麻烦点，钱也可以少赚，但就是不能砸我郭赞良的牌子。
在大批量生产过程中，很多老板得知郭赞良生产的胸花样式新颖，质量过硬，纷纷前来订货，甚至许诺以更高的价钱进行订购。但郭赞良如果满足这些洋行老板，就不能再为原来的老板提供充足的货源。两难之间，郭赞良最后决定只为原来老板供货。郭赞良的这番举动也使原来老板的内心大受感动，他没想到，郭赞良如此看重“诚信乃做人之本，亦乃经营之道”。他对郭赞良说：“我在商界打拼这么多年，大多尔虞我诈，但你是可信赖的人，值得我和你进一步合作。以后，你在资金紧张的时候，我可以预付货款，为你扩大生产提供资金。”
就是这样，郭赞良赤手空拳，硬是凭着一股干劲和信誉，滚雪球般地壮大自己的事业，创立出自己的事业王国。从一名不文到坐拥千金，郭赞良悟出了这样一个商业道理：诚信乃生命所系，也是生意场上必须坚持的金科玉律。他的成功，与其说这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不如说这是一次人格上的胜利。
慈善的境界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郭赞良刚到香港不久，家乡修建小型水电站需要钱，村里就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帮助。当时他分析家乡的人并不知道他的困难处境，既然家乡的人提出来了，就是再困难也不能让家乡的人失望，于是东拼西筹借来500元寄回了家乡。这是他第一次借钱为家乡捐款，这一数额在当时的华侨为家乡捐助中是最多的。
他从小读书少，几十年的拼搏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要帮助家乡改变面貌，必须从教育抓起，要让家乡的孩子有书可读，是他最大寄托。
1992年，郭赞良回到家乡。“虽然我知道家乡与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没想到差距会是那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郭赞良说，“尤其是看到家乡孩子们学习条件十分落后，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不上学，这样下去，他们可能会在大山里苦一辈子。我有条件帮他们，为什么不尽自己的一份力呢？”
在家乡华美中学，郭赞良看到母校校舍破败不堪，亟待重建。他找到校长：“孩子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把书读好啊？学校要搞建设，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但校长考虑到郭赞良虽然现在有点钱了，但那也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又听说老人退休没有退休金，“让老人家捐钱合不合适？”带着这样的疑问他试探着向郭赞良介绍情况：“这栋楼全部资金大约需要100万元，但您郭老只要拿出30万元就可以了。”“剩下的资金怎么办呢？”郭赞良问。“我们先建着，再想其它办法吧。”郭赞良看到校长确实有困难，拍着校长的肩膀说：“咱们俩现在分个工，为孩子们捐钱建学校，这钱花得值，我全包了；工地的事情、工程质量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把好关。”就这样，投资100余万元的华美中学宿舍楼和教学楼建了起来。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似乎天经地义，在筹建华美中学之时，就有人建议将其命名为赞良楼。这在一些华侨捐建的公益性建筑物中，以捐赠人命名是司空见惯的，作为一种纪念，一种激励，一种推动华侨爱国爱乡的文明方式。然而，郭赞良捐助过的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从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他认为：“如果你建栋楼，处处都以你的名字命名，我自己好像是感到有不妥的地方。有的人希望最好自己的名字更大一点，更醒目一点。但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我认为我做的只要对乡亲们有利就行了，有没有我的名字的确不重要。”走进华美中学，有两点会给所有来访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整个校园里，你几乎找不到郭赞良名字的痕迹；但校工说：“郭赞良先生如果来到华美中学，学生会把他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对他的爱戴程度，任何一个人看了都会感动。”
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
郭赞良并不以为自己帮助家乡孩子上学有什么了不起，正相反，他经常为家乡落后的面貌发愁。“如何从根本上帮助家乡彻底改变面貌？如何帮助父老乡亲解困脱贫？”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问题。“我自己捐助，扶贫济困，实在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察，他意识到家乡的风景不错，有山有水，如果开发成旅游景点，发展旅游经济是明智之举。“家乡之所以穷，是因为地处偏远山区，闭塞落后，道路不通，外边的人进不来，山里人出不去。风景再好，不把它开发出来，就好比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凭着自己的见识和旅游业发展的启迪，结合当地资源优势，郭赞良又捐了300多万元完成了华鼎岩及旅游配套工程。这一旅游胜地的开发，吸引了更多的外界游客，扩大了家乡人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家乡的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他又出资为村里配套修建了幼儿园、水泥路、卫生院……
“做公益事业，不能等到富了才做，而应根据需要随时做；如果要等到自己认为富了才做，那是一辈子也做不成的。”
和那些大富豪相比，郭赞良不是中国或者香港甚至是家乡最有钱的人，也不是捐献钱财最多的慈善家，但绝对是捐出财产比例很高的人之一。
吝啬？慷慨？
郭赞良有一个习惯，淘米时，他会把淘米水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作洗碗。“淘米水洗碗干净，还节约。” 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老先生这一习惯已有几十年了，他还要求子女这样做。
他常说：香港有700万人，如果每个人每天节约一碗水，该有多好啊。“我看到浪费一碗水，就好像看到有10个、20个人生产这碗水劳动的身影。”
“这可能和我以前那些苦难经历有关。我常常觉得每件东西都是通过劳动换来的。比如说，一张纸，要用山上的树木来做材料，用化学材料浸、溶化，还要用水冲洗……要经过很多程序，才能出一张纸。”
虽然对自己“锱铢必较”，用香港话来说甚至有点“孤寒”（吝啬），但郭赞良对家乡父老却是慷慨不过。
他对家乡的长者有一份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对记者说：“逢年过节，我会给村里的几十位老人派红包，多则三百，少则一百。特地为他们过年，请他们吃年饭。我知道，有些老人家是靠我这些钱过年的。所以，十多年来，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坚持每年给老人派红包，看到老人家开心，自己更开心。”
家乡的朋友有的要出书，着急钱不够，他听说了，就拿出五万；有的家人得了急病，没有钱治，他就慷慨解囊拿出二万；家乡临时举办个活动，经费不够，只要找到他，他出手就是几万；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请求帮助，他更是无条件地想法支持。像这些小钱如果粗粗统计也有几百万。救急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认为在别人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更重要。
“做慈善要有钱来支持才好，但做慈善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我经常和朋友讲，你没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100元钱，什么时候遇见别人发生困难了，你能把100块拿出来，帮他度过难关，你这100块要比我的100万还要多，还要慷慨。做慈善要用‘心’来衡量，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
（责编：张国栋）
在众多的资料中，记者看到的唯一一份和他捐赠有关的统计表，还是由他家乡人统计出来的。统计显示，郭赞良夫妇为福建省南安市蓬华镇山城村教育事业、道路交通事业、风景区等共捐款500多万元，同时他们还为其它单位捐款近300万元。但据郭赞良身边的人介绍，他的捐款数额远远不止这些。这里统计的只是他们所了解的部分捐赠项目，还有很多无法统计的捐款。
辛苦少年终身事
郭赞良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市，南安“寓保持闽疆南部安定”之意。这里依山傍水，风景清雅。但这一切与郭赞良凄惨的童年却无太多关系。
他3岁来到养母家后，便与亲生父母断绝了联系。为填饱肚子，小小年纪便上山割草砍柴，奔波于五户人家为其放牛。已经15岁的郭赞良为了上学，就利用星期天帮别人挑沙挣工钱交学费。稚嫩的肩膀挑一担沙来回十几里地，一次才挣一元钱，又加上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常常走路腿发软，但也不敢停留。郭赞良后来回忆说：“你一停下来，眼前就会发黑，就想栽倒。”
这种经历，让郭赞良比一般孩子早熟。那些苦难经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让他知道了要“靠自已的双手、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得劳动果实”。
1955年，郭赞良决心出去闯荡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有幸到厦门机场的工地当上临时的运石工人；1957年，他试着与别人合伙承包某部军房工程；1959年，郭赞良在安溪茶厂谋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职业，在最艱苦的制箱车间当锯木工。由于他勤劳实干，很快从先进工作者被提升到车间主任，不久又顺理成章地走上安溪茶厂副厂长的职位。这就是郭赞良44岁以前的生活轨迹。
左手是“信”，右手是“诚”
别人在总结郭赞良成功的秘诀时，说他一手握的是“信”，另一手握的是“诚”。他在事业上的“信”与对他人的“诚”是分不开的。
1975年，44岁的郭赞良带着六七岁的儿子来到香港，他奔赴香港的目的是接受养父的遗产，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笔遗产早被他的养母独占。由于郭赞良办理去港手续后，失去了大陆户口，脱离了与原单位的工作关系，已经无路可退。在熙熙攘攘的香港街头，郭赞良拉着儿子被迫流浪。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每天赚三五元过活，“口袋里没有一张10元的纸币，只有硬币，经常拿在手里数数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随便找个地方就凑乎着睡觉。后来，他找了一份为老板加工首饰的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多次受到老板和同事的好评。
郭赞良从事首饰加工时间不长，加上他本来就着迷于搞技术革新，很快找到了窍门，最终样品很快试制成功。洋行老板对他青睐有加。他设计的一些新款式的产品也在市场上一鸣惊人，大受欢迎。由于他的产品质量有保证，老板对他承诺说：“以后你送的货免检。”郭赞良的信誉赢得了众人的认可。通过这件事，郭赞良也认准了做生意的死理儿：宁愿自己多麻烦点，钱也可以少赚，但就是不能砸我郭赞良的牌子。
在大批量生产过程中，很多老板得知郭赞良生产的胸花样式新颖，质量过硬，纷纷前来订货，甚至许诺以更高的价钱进行订购。但郭赞良如果满足这些洋行老板，就不能再为原来的老板提供充足的货源。两难之间，郭赞良最后决定只为原来老板供货。郭赞良的这番举动也使原来老板的内心大受感动，他没想到，郭赞良如此看重“诚信乃做人之本，亦乃经营之道”。他对郭赞良说：“我在商界打拼这么多年，大多尔虞我诈，但你是可信赖的人，值得我和你进一步合作。以后，你在资金紧张的时候，我可以预付货款，为你扩大生产提供资金。”
就是这样，郭赞良赤手空拳，硬是凭着一股干劲和信誉，滚雪球般地壮大自己的事业，创立出自己的事业王国。从一名不文到坐拥千金，郭赞良悟出了这样一个商业道理：诚信乃生命所系，也是生意场上必须坚持的金科玉律。他的成功，与其说这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不如说这是一次人格上的胜利。
慈善的境界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郭赞良刚到香港不久，家乡修建小型水电站需要钱，村里就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帮助。当时他分析家乡的人并不知道他的困难处境，既然家乡的人提出来了，就是再困难也不能让家乡的人失望，于是东拼西筹借来500元寄回了家乡。这是他第一次借钱为家乡捐款，这一数额在当时的华侨为家乡捐助中是最多的。
他从小读书少，几十年的拼搏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要帮助家乡改变面貌，必须从教育抓起，要让家乡的孩子有书可读，是他最大寄托。
1992年，郭赞良回到家乡。“虽然我知道家乡与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没想到差距会是那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郭赞良说，“尤其是看到家乡孩子们学习条件十分落后，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不上学，这样下去，他们可能会在大山里苦一辈子。我有条件帮他们，为什么不尽自己的一份力呢？”
在家乡华美中学，郭赞良看到母校校舍破败不堪，亟待重建。他找到校长：“孩子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把书读好啊？学校要搞建设，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但校长考虑到郭赞良虽然现在有点钱了，但那也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又听说老人退休没有退休金，“让老人家捐钱合不合适？”带着这样的疑问他试探着向郭赞良介绍情况：“这栋楼全部资金大约需要100万元，但您郭老只要拿出30万元就可以了。”“剩下的资金怎么办呢？”郭赞良问。“我们先建着，再想其它办法吧。”郭赞良看到校长确实有困难，拍着校长的肩膀说：“咱们俩现在分个工，为孩子们捐钱建学校，这钱花得值，我全包了；工地的事情、工程质量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把好关。”就这样，投资100余万元的华美中学宿舍楼和教学楼建了起来。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似乎天经地义，在筹建华美中学之时，就有人建议将其命名为赞良楼。这在一些华侨捐建的公益性建筑物中，以捐赠人命名是司空见惯的，作为一种纪念，一种激励，一种推动华侨爱国爱乡的文明方式。然而，郭赞良捐助过的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从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他认为：“如果你建栋楼，处处都以你的名字命名，我自己好像是感到有不妥的地方。有的人希望最好自己的名字更大一点，更醒目一点。但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我认为我做的只要对乡亲们有利就行了，有没有我的名字的确不重要。”走进华美中学，有两点会给所有来访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整个校园里，你几乎找不到郭赞良名字的痕迹；但校工说：“郭赞良先生如果来到华美中学，学生会把他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对他的爱戴程度，任何一个人看了都会感动。”
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
郭赞良并不以为自己帮助家乡孩子上学有什么了不起，正相反，他经常为家乡落后的面貌发愁。“如何从根本上帮助家乡彻底改变面貌？如何帮助父老乡亲解困脱贫？”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问题。“我自己捐助，扶贫济困，实在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察，他意识到家乡的风景不错，有山有水，如果开发成旅游景点，发展旅游经济是明智之举。“家乡之所以穷，是因为地处偏远山区，闭塞落后，道路不通，外边的人进不来，山里人出不去。风景再好，不把它开发出来，就好比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凭着自己的见识和旅游业发展的启迪，结合当地资源优势，郭赞良又捐了300多万元完成了华鼎岩及旅游配套工程。这一旅游胜地的开发，吸引了更多的外界游客，扩大了家乡人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家乡的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他又出资为村里配套修建了幼儿园、水泥路、卫生院……
“做公益事业，不能等到富了才做，而应根据需要随时做；如果要等到自己认为富了才做，那是一辈子也做不成的。”
和那些大富豪相比，郭赞良不是中国或者香港甚至是家乡最有钱的人，也不是捐献钱财最多的慈善家，但绝对是捐出财产比例很高的人之一。
吝啬？慷慨？
郭赞良有一个习惯，淘米时，他会把淘米水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作洗碗。“淘米水洗碗干净，还节约。” 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老先生这一习惯已有几十年了，他还要求子女这样做。
他常说：香港有700万人，如果每个人每天节约一碗水，该有多好啊。“我看到浪费一碗水，就好像看到有10个、20个人生产这碗水劳动的身影。”
“这可能和我以前那些苦难经历有关。我常常觉得每件东西都是通过劳动换来的。比如说，一张纸，要用山上的树木来做材料，用化学材料浸、溶化，还要用水冲洗……要经过很多程序，才能出一张纸。”
虽然对自己“锱铢必较”，用香港话来说甚至有点“孤寒”（吝啬），但郭赞良对家乡父老却是慷慨不过。
他对家乡的长者有一份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对记者说：“逢年过节，我会给村里的几十位老人派红包，多则三百，少则一百。特地为他们过年，请他们吃年饭。我知道，有些老人家是靠我这些钱过年的。所以，十多年来，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坚持每年给老人派红包，看到老人家开心，自己更开心。”
家乡的朋友有的要出书，着急钱不够，他听说了，就拿出五万；有的家人得了急病，没有钱治，他就慷慨解囊拿出二万；家乡临时举办个活动，经费不够，只要找到他，他出手就是几万；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请求帮助，他更是无条件地想法支持。像这些小钱如果粗粗统计也有几百万。救急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认为在别人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更重要。
“做慈善要有钱来支持才好，但做慈善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我经常和朋友讲，你没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100元钱，什么时候遇见别人发生困难了，你能把100块拿出来，帮他度过难关，你这100块要比我的100万还要多，还要慷慨。做慈善要用‘心’来衡量，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
（责编：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