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四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我在未名湖畔成长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一种类似清教的环境中度过的,不光要忍受饥饿和神经衰弱的折磨,还必须时刻准备着忏悔。由于生来就有桀骜不驯的气质,我与学校的纪律不时发生激烈的冲突,于是,做检讨成为一门必修的功课。动辄得咎的日子,把一种类似原罪般的东西注入到我的血液里。梦魇,自我否定,内心极度失衡,必遭天谴的自我暗示,成为我那些年里的精神主线。这一切,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脆弱》里得到过表达,我把它命名为"羞耻素"。
　　如果不是误打误撞进了北京大学,我将永远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人。在北大的头一年里,我经常半夜做梦嚎啕大哭,不是被亲人拒绝和抛弃,就是犯下了致命的过错,我杀人,四处逃窜,我把一列火车撞翻在山沟里,世界永远站在我的对立面。当我大汗淋漓醒来时,经常暗自庆幸,哦,这仅仅是一个梦!从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陡然掉进北大,我一度有过弃儿般的错觉。对于北大这个崭新的世界,我似乎是透明的,不光没有人赞扬我,甚至没有人惩罚我,装孙子。写检讨。低眉顺眼那一套操练得炉火纯青的兵法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简直就不知道怎样与自己的新环境相处。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血液里的羞耻正在不知不觉间溶化,并通过语言流泻在纸上,排放在三角地。东草坪那样一些地方。
　　内心的法官开始跟血液里的罪犯讲和,我慢慢地接纳了自己。不光接纳了别人眼里的才华,也接纳了灵魂深处的躁动不安,那些离经叛道的念头不再深刻地困扰我了,甚至那打破一切规则的冲动,也被宽容的心态调理得更加温驯。在一种懒散的生活方式中,在八十年代特有的凌空高蹈的氛围里,我一方面惶惑地向着陌生的精神领域进发,另一方面彻底地解放了我自己,我摸到了柔软而轻盈的自由,并且意识到自由乃是我最可宝贵的东西。我呼吸,感觉到了呼吸的快乐。
　　我从不后悔在北大养成的那些"恶习",务虚,关注现实,怀疑主义的价值倾向,内心的骄傲和精神的谦卑。当我背着这样的行囊离开北大,命中注定我会有许多蹉跎的日子,命中注定我不可能如鱼得水,但也正是在困顿和迁徙中,我拥有了更深厚。更丰富的生命体验,它们最终会成为果实,就像《脆弱》,像尚未完成的小说《水果》,像这本《王菲为什么不爱我》。从这本书里,能看到我近十年的生命轨迹,对童年的没有节制的回忆和由此引发的怀乡病,对苍白。丑陋。急功近利的文化世界的愤怒,对时代病灶的毫不容情的解剖,也许,这和一个诗人的文化身份并不太相称,也许我太过入世,但我相信,这一切正在更深的层次上融合,为我的精神世界提供营养。我知道我能写出更有分量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北大并不只是一所高等学府,她更是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在并不完整的《王菲为什么不爱我》里有完整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