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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型舞蹈”是以宋型文化为观照，以文化类型来研究宋代舞蹈的新提法。宋型舞蹈的典型代表是队舞，队舞受宋型文化的深刻影响，萌芽于中晚唐时期，形式流传至明清时期。宋型舞蹈的文化质性受宋型文化的浸染表现在雅化之趣味、尚理之意识、内圣之补偿上。
关键词：宋型文化；宋型舞蹈；队舞
1 宋型文化与宋型舞蹈
宋型文化的提出是建立在唐宋之际的重大变革研究之上。台湾学者傅乐成教授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中，从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的建立角度，论证唐宋文化的变迁，“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1]
作为一种文化范型，宋型文化不单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是有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其在时间范围上也并不与宋代王朝相恰同。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提出以唐中期为界的“中唐”说[2]。基于此，宋型文化作为文化的类型不是始于宋代，而是始于中唐。以唐代的“安史之乱”为分界，前者即唐型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上升期，后者即宋型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期，也是由中唐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新兴文化的形成与定型期。[3]
以宋型文化为研究视角来研究舞蹈艺术，以文化类型的异同为界进行分析。宋型舞蹈即指宋型文化生发期与结束期这一时间段存在的舞蹈。最具宋型文化特征的舞蹈则是队舞，队舞的雏形初现与宋型文化的生发期是一致的，大体在中晚唐时期；宋型文化的鼎盛在两宋时期，队舞在北宋成熟定型；队舞势微于明清，宋型文化的余波延绵至明，衰落于清代。
2 宋型舞蹈文化质性分析
以宋型文化为观照，队舞的文化质性主要体现在雅化之趣味、尚理之意识、内圣之补偿上。
2.1 雅化之趣味
队舞的雅化趣味与宋代弥漫的人文旨趣和书卷精神有极大关系。首先体现在“队舞”的念白与唱词中，如《渔父舞》中有唱词：“前村雪屋云深处，一棹清歌归晚浦。”有念诗“未垂芳饵向沧浪，已见白鱼翻翠荇。”[4]《柘枝舞》中“竹竿子”有道白：“腰翻翠柳，步趁金莲。岂无皓齿之歌，可表丹心之祝。”有念词：“花朝日转，观妙舞之初停；莲步云生，学飞仙之难驻。”[5]这些语言在队舞唱词与念白中俯拾皆是。这样的语言颇具文采，更具意境，散發出浓郁的书卷气息，表现出宋时文人阶级的雅化倾向。
宋代是一个充满学术气息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墨客才人都经营着难得的文化氛围。宫廷每逢宴席，皇帝常常和大臣吟诗作对，唱词作曲。在这种氛围的浸染下，作为宫廷宴席舞蹈的队舞自然饱含诗情画意之典雅风格。
《采莲舞》中有唱：“蕊宫阆苑，听钧天帝乐，知他几遍，争似人间，一曲采莲新传。柳腰轻，莺舌转，逍遥烟浪谁羁绊。”[4]表现了文人的一种潇洒脱俗，趋雅尚逸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莲花被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赞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5]的“花之君子”《采莲舞》正是借“君子”之意传递出文人阶层的尚雅风尚。
2.2 尚理之意识
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理学，在宋代被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宋人尚理，其理学思想涉猎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上讲事理，哲学上讲天理，佛教上讲禅理，文学上讲文理。队舞在宋代的成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型文化下的理学发展。
《渔父舞》是一个与佛教意识联系的舞蹈，其禅理思想浓厚。舞蹈通过对渔夫钓鱼的种种动作的刻画以及取鱼之后“银鳞不忍供盘俎，掷向清波方圉圉”[4]，凸显了佛教“不杀生”的思想，也即佛教中“同体慈悲”的禅理思想。
具有雅化趣味的《采莲舞》，同样将文人阶层的尚理观念体现于儒释道的哲理意味之上。儒家以“君子”称有理想人格之士，《礼记》有云：“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6]，文人将自己以莲花自居，褒为清高脱俗的君子。佛教以莲花为座，《华严经探玄记》将佛家的“清净”用莲花比喻从而做出四说——在泥不染、自性开发、为圣所用、备有四德，是谓常乐我净。另外，《采莲舞》中唱词：“东极沧海，飘渺虚无。蓬莱弱水，风生屋浪。鼓楫扬旍，不许凡人得至，甚幽邃。”“玉箫清，瑶瑟美，龙迪脆，杂还飞鸾。花裀上、趁拍红牙，余韵悠扬，竟海变桑田未止”所描绘的均为仙人仙境，正是道家的求超凡脱俗的基调。《采莲舞》传递的莲之寓意显现了宋人对学思哲理的好尚。[8]
2.3 内圣之补偿
宋王朝从外王转向内圣，弥漫士子心理的是一种深深的精神失落，使得宋王朝上层人士藉歌舞享乐弥补内心的失落。《花舞》正是表现了一种远离人世纷争、自寻其乐的旨趣，唱词有：“是非场，名利海，得桑炎凉徒自苦。至乐陶陶，唯有醉乡，谁向此间知趣、花下一杯一杯，且莫把、光阴虚度。”[4]描写的正是宋代文人心向往之的“醉乡”“花下”的内心世界。舞中“侍女持酒果，劝客饮酒”喻意劝宾客能够远离尘嚣俗世，花下酌饮也是其乐无穷的。
另一个舞蹈《太清舞》流行于宋代宫廷，描绘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境界，是一个具有道教性质的队舞。舞中有唱词：“武陵自古神仙府，有渔人迷路。洞户迸寒泉，泛桃花容与。寻花迤逦见灵光，……有人家无数。”[9]这段唱词所唱正是东晋陶渊明著《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美好景象。通过描写桃花源的安宁祥和，追问现实和理想境界的差距，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宋代士人阶层追求的生活已不再是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而是如词中所唱“干戈偃息岁丰穣，三万里农桑”的桃源境界。
3 结语
队舞与宋型文化萌发于同一时期，并深受宋型文化的浸染，因此宋型文化对队舞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队舞形式的终结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宋型文化的衰落导致。队舞所体现出的雅化审美的标准、理性思想的表露以及士人阶层内圣意识的心理补偿作为宋型舞蹈的三个质性方面的体现使得队舞成为中国古代宫廷舞蹈艺术中不可忽视的组成因子。
参考文献：
[1] 傅乐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380.
[2] 陈寅恪.论韩愈[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85.
[3] 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1821.
[4] 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 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186.
[6] 周敦颐（宋）.周元公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 戴圣（西汉）.礼记[M].李慧玲，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8] 袁禾.中国宫廷舞蹈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9] 蔡镇楚.中国音乐诗话[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48.〖ZK）〗
作者简介：〖HT6SS〗王钦（1989—），男，山东菏泽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2级舞蹈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舞蹈教育训练学与舞蹈史。〖JP〗〖HJ〗〖FL）〗〖XD〗
关键词：宋型文化；宋型舞蹈；队舞
1 宋型文化与宋型舞蹈
宋型文化的提出是建立在唐宋之际的重大变革研究之上。台湾学者傅乐成教授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中，从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的建立角度，论证唐宋文化的变迁，“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1]
作为一种文化范型，宋型文化不单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是有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其在时间范围上也并不与宋代王朝相恰同。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提出以唐中期为界的“中唐”说[2]。基于此，宋型文化作为文化的类型不是始于宋代，而是始于中唐。以唐代的“安史之乱”为分界，前者即唐型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上升期，后者即宋型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期，也是由中唐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新兴文化的形成与定型期。[3]
以宋型文化为研究视角来研究舞蹈艺术，以文化类型的异同为界进行分析。宋型舞蹈即指宋型文化生发期与结束期这一时间段存在的舞蹈。最具宋型文化特征的舞蹈则是队舞，队舞的雏形初现与宋型文化的生发期是一致的，大体在中晚唐时期；宋型文化的鼎盛在两宋时期，队舞在北宋成熟定型；队舞势微于明清，宋型文化的余波延绵至明，衰落于清代。
2 宋型舞蹈文化质性分析
以宋型文化为观照，队舞的文化质性主要体现在雅化之趣味、尚理之意识、内圣之补偿上。
2.1 雅化之趣味
队舞的雅化趣味与宋代弥漫的人文旨趣和书卷精神有极大关系。首先体现在“队舞”的念白与唱词中，如《渔父舞》中有唱词：“前村雪屋云深处，一棹清歌归晚浦。”有念诗“未垂芳饵向沧浪，已见白鱼翻翠荇。”[4]《柘枝舞》中“竹竿子”有道白：“腰翻翠柳，步趁金莲。岂无皓齿之歌，可表丹心之祝。”有念词：“花朝日转，观妙舞之初停；莲步云生，学飞仙之难驻。”[5]这些语言在队舞唱词与念白中俯拾皆是。这样的语言颇具文采，更具意境，散發出浓郁的书卷气息，表现出宋时文人阶级的雅化倾向。
宋代是一个充满学术气息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墨客才人都经营着难得的文化氛围。宫廷每逢宴席，皇帝常常和大臣吟诗作对，唱词作曲。在这种氛围的浸染下，作为宫廷宴席舞蹈的队舞自然饱含诗情画意之典雅风格。
《采莲舞》中有唱：“蕊宫阆苑，听钧天帝乐，知他几遍，争似人间，一曲采莲新传。柳腰轻，莺舌转，逍遥烟浪谁羁绊。”[4]表现了文人的一种潇洒脱俗，趋雅尚逸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莲花被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赞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5]的“花之君子”《采莲舞》正是借“君子”之意传递出文人阶层的尚雅风尚。
2.2 尚理之意识
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理学，在宋代被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宋人尚理，其理学思想涉猎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上讲事理，哲学上讲天理，佛教上讲禅理，文学上讲文理。队舞在宋代的成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型文化下的理学发展。
《渔父舞》是一个与佛教意识联系的舞蹈，其禅理思想浓厚。舞蹈通过对渔夫钓鱼的种种动作的刻画以及取鱼之后“银鳞不忍供盘俎，掷向清波方圉圉”[4]，凸显了佛教“不杀生”的思想，也即佛教中“同体慈悲”的禅理思想。
具有雅化趣味的《采莲舞》，同样将文人阶层的尚理观念体现于儒释道的哲理意味之上。儒家以“君子”称有理想人格之士，《礼记》有云：“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6]，文人将自己以莲花自居，褒为清高脱俗的君子。佛教以莲花为座，《华严经探玄记》将佛家的“清净”用莲花比喻从而做出四说——在泥不染、自性开发、为圣所用、备有四德，是谓常乐我净。另外，《采莲舞》中唱词：“东极沧海，飘渺虚无。蓬莱弱水，风生屋浪。鼓楫扬旍，不许凡人得至，甚幽邃。”“玉箫清，瑶瑟美，龙迪脆，杂还飞鸾。花裀上、趁拍红牙，余韵悠扬，竟海变桑田未止”所描绘的均为仙人仙境，正是道家的求超凡脱俗的基调。《采莲舞》传递的莲之寓意显现了宋人对学思哲理的好尚。[8]
2.3 内圣之补偿
宋王朝从外王转向内圣，弥漫士子心理的是一种深深的精神失落，使得宋王朝上层人士藉歌舞享乐弥补内心的失落。《花舞》正是表现了一种远离人世纷争、自寻其乐的旨趣，唱词有：“是非场，名利海，得桑炎凉徒自苦。至乐陶陶，唯有醉乡，谁向此间知趣、花下一杯一杯，且莫把、光阴虚度。”[4]描写的正是宋代文人心向往之的“醉乡”“花下”的内心世界。舞中“侍女持酒果，劝客饮酒”喻意劝宾客能够远离尘嚣俗世，花下酌饮也是其乐无穷的。
另一个舞蹈《太清舞》流行于宋代宫廷，描绘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境界，是一个具有道教性质的队舞。舞中有唱词：“武陵自古神仙府，有渔人迷路。洞户迸寒泉，泛桃花容与。寻花迤逦见灵光，……有人家无数。”[9]这段唱词所唱正是东晋陶渊明著《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美好景象。通过描写桃花源的安宁祥和，追问现实和理想境界的差距，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宋代士人阶层追求的生活已不再是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而是如词中所唱“干戈偃息岁丰穣，三万里农桑”的桃源境界。
3 结语
队舞与宋型文化萌发于同一时期，并深受宋型文化的浸染，因此宋型文化对队舞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队舞形式的终结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宋型文化的衰落导致。队舞所体现出的雅化审美的标准、理性思想的表露以及士人阶层内圣意识的心理补偿作为宋型舞蹈的三个质性方面的体现使得队舞成为中国古代宫廷舞蹈艺术中不可忽视的组成因子。
参考文献：
[1] 傅乐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380.
[2] 陈寅恪.论韩愈[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85.
[3] 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1821.
[4] 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 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186.
[6] 周敦颐（宋）.周元公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 戴圣（西汉）.礼记[M].李慧玲，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8] 袁禾.中国宫廷舞蹈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9] 蔡镇楚.中国音乐诗话[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48.〖ZK）〗
作者简介：〖HT6SS〗王钦（1989—），男，山东菏泽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2级舞蹈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舞蹈教育训练学与舞蹈史。〖JP〗〖HJ〗〖FL）〗〖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