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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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重差序格局的文化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助于把握这一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文化实践。首先,基于"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包括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包括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世界华人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进一步探讨了三重差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三重差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三重差序的文化连接和文化超越。贯通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差序格局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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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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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重差序格局的文化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助于把握这一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文化实践。首先,基于"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包括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包括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世界华人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进一步探讨了三重差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三重差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三重差序的文化连接和文化超越。贯通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差序格局的是中华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和根基。
其他文献
朱炳祥，1949年生，江苏靖江人，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术浮躁的当下，他狠心地要求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他别有新解为“刻苦的读书精神”，“读死书”则释为“读经过时代考验的一流著作”，“读书死”他又将其说成“死而复生”的“涅椠”。
通过民族志（1998-2000）的理解，在贵州东部村寨两性共享的家屋空间与两性分工的脉络里，由布的物性与生命史，描述苗族当家女人与布之间的亲密及经由布的生产、消费及交换所建立与再现的亲属世界。其中，母亲与女儿经由贴身物的传承，展现与父系结群理想的对话性。作为主体民族志的实作与反思，在交织着民族志田野与书写者主体经验的人类学理解过程里，布之于母亲与我，融入布之于苗族村寨当家女人与女儿，成为探索与阐述的中介与焦点。
合作是一种情景,它是21世纪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然而却需要所有的人类学学者的共同参与。通过阐述七种不同合作方式,强调人类学多层次合作的重要性,当然这并非是所有的合作方式,但也是当下人类学者合作形式很好的体现。如今,每一个研究者都认为自己在一个较为传统的学科中进行着独立的研究,但是会发现合作是这些研究中都有的独特性质,只不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研究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学科纪律将其分成了合作的小组。这也正是人类学向科学技术研究转变及自我充实的重要趋势。
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是回应宏大政治经济进程的方法而出现。然而它景况不佳,一直到1995年才正式确立了多点民族志以合作为核心的方法论。此后马库斯致力于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的成熟表述。追踪这一方法论的变化轨迹至少发现有两条道路伴随着多点民族志的发展:其一是多点民族志从方法论向元方法的演进;其二是多点民族志的定位变化,经历了审美贬低、审美否定再到审美回归的变化。多点民族志二十多年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写文化三十年来美国人类学的学科转向与理论动向,这三十多年贯穿始终的是写文化的创始者们孜孜不倦地否定自我、面向
人类学需要走出一种围墙的界限,需要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知识相互间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一种之前文化分离观念的自然养成,由此而要去反思曾经社区的、区域的以及模式的文化研究之缺陷和不足。人的精神是相通的,观念之间不会因为围墙和大门关闭而不发生沟通。人类学未来的希望则在于一种跨出边界的合作人类学的成长。
马库斯关于合作人类学的思考其实是在言说一个常识问题--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展开合作。虽然从人类学发端就已存在,但将合作问题提到如此的高度并把合作的方式归纳为七种方式则确实是有其新颖性,使人类学研究本身是充满合作的这一事实不再晦暗。马库斯强调了研究者之间开展合作及其合作渠道多样化的重要性,然而,从本质上讲这是多样性客位或曰复数客位(etics)的合作。更为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文化持有者的声音如何能够发出,因而,合作人类学还应重视的是在多样性客位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与多样性的主位或曰复数主位(emics)的合作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从“社会脆弱性”视角看.武汉爆发的疫情因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传播,“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切断人际传播、控制疫情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伤及社会本身,呈现“疫情-社会”的存亡悖论。防疫救灾要依赖社会的活力被调动起来,防疫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及社会,构成了两难困境。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培育国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社会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减轻传染病疫情对社会的伤害,培植社会韧性,使社会本身能够以主动方式在维护自身的时候战胜疫情灾害。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