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希特勒！”从1933年开始，柏林、慕尼黑、纽伦堡的广场上，无数次，成千上万人群伸出右臂，朝同一方向声嘶力竭地呼号，喊声汇成海啸，响彻天地。众目聚焦的高台上，目光炯炯、踌躇满志的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伸直右臂，用他自己发明的纳粹军礼，向欢呼着的蚁群似的狂热拥趸们回礼，摆出一副全球主宰者的架势，不可一世。
　　曾几何时，这个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的奥地利人，把世界拖入空前深重灾难之后，在全球人民奋起浴血抗击下一败涂地，从穷途末路出身，重又回到穷途末路，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五十六岁生日后的第十天，自尽于柏林总理府隐蔽地堡。他创立的第三帝国，一个星期后也随之覆灭。
　　但是，希特勒真的自尽了吗？抑或仅仅是“消失”了？
　　容格夫人的现场目击
　　对希特勒之死，斯大林分外关注。他一直怀疑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亡并隐藏于某个角落。“自杀”可能是预先精密设计的骗局。斯大林将这一怀疑说给了盟国领袖，也曾引起英美的注意。鉴于各方证人证言多有出入甚至相互矛盾，因而疑团重重，一时各种推断、猜测、似是而非的“事实”源源而出，莫衷一是。直至今日没有绝对的确定，成了一个不解的世纪之谜。
　　在阅读和观看了好些书籍、资料、电影之后，我原本确信希特勒毙命于地堡掩体的看法也有了动摇。
　　特劳德尔·胡姆普斯（婚后改姓容格）是希特勒女秘书中最年轻美丽的，她跟随希特勒两年半直到主子的地堡末日。容格夫人1947年写的《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日子》详尽而生动。2002年1月，八十二岁的容格在该回忆录前言中说，此书“绝非迟暮的自辨，亦不作自首陈词”；“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
　　容格是真诚的。她的文字和这位如今已成老妪的美丽夫人在荧屏上的侃侃而谈，都给我这样的印象。在转述容格夫人对希特勒末日的叙述之前，还得先向读者介绍两个人：一是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又译京斯策，希特勒党卫军旗队长、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一是海因茨·林格（Heiz Linge，侍从、管家、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他俩是所有证人中最为关键的，后面将不止一次提到。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说一下容格的记述——
　　4月30日这一天，京舍向我走过来，说：“过来吧，元首要跟大家告别。”希特勒慢慢走出自己的房间，比往常显得佝偻，站在门口，跟每个人握手。他望着我，却视而不见。他似乎已心不在焉了。我整个人僵在那儿，直至爱娃走到身边。她穿着元首最喜欢的那套衣裙，黑裙子，领子缀着玫瑰，头发新洗过，侍弄得很好。她跟随元首走入他的房间——走入她的死亡。沉重的铁门闭合。
　　我正在为戈培尔的孩子们找点吃的，陪他们聊聊天，好分散他们的注意。忽然，一声枪响爆出来，那么响，那么近，我们一下子都说不出话来。回声响彻每个房间，元首死了。后来，奥托·京舍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楼梯间，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他年轻俊朗的脸上一片憔悴，手不住颤抖着：“我执行了元首最后的命令，烧毁了他的尸体。”希特勒的房间门仍然敞开着，就在走廊末端。爱娃的小左轮手枪搁在桌子上，绕着粉红色花巾。那个黄铜药囊空壳扔在椅子脚边。希特勒的蓝色椅子上有血迹，希特勒的血。我忽然觉得恶心。苦杏仁味好重，让人作呕。
　　我把京舍领到幽静的一角，我想知道元首是怎么死的。京舍也愿意谈这个话题。他说：“我们再度向元首敬礼。”然后，他就带着爱娃走进房间，关上门。戈培尔（纳粹帝国宣传部长、博士）、肯普卡（希特勒的司机）和我，站在走廊上等待。大概十分钟吧，对我们而言，简直漫长得不可忍耐，直到枪声划破死寂。几秒钟后，戈培尔推开门，我们走进去。元首是向自己的嘴开枪的，同时咬碎了那个毒药玻璃囊。他的头骨都粉碎了，死状极其可怕。爱娃没有用到她的小手枪，她只是服了毒。我们用一床毯子裹住元首的头部，戈培尔、阿克曼和肯普卡把尸体经楼梯抬到花园里。他那么瘦，尸体却重得出乎我意料。在花园里，我们并排摆下两具尸体，离掩体入口就几步之遥。然后肯普卡和我往尸体上浇汽油，我点燃一块破布扔过去。两具尸体当即被火焰吞没了。
　　说到这里，容格又加重语气做了自己的判断：“元首他现在又能到哪儿去呢？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掩体内也没有任何秘密通道能通往自由之乡。希特勒也不可能走路了，他的身体早已不听使唤……”
　　希特勒逃亡传说
　　当然，关于希特勒之死还有各种版本的“真相”。比如：当年在焚尸处发现的颅骨与颌骨，被确认为希特勒的，根据是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医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从修过的牙齿做出的判断；可二十七年后他们又否认了自己的说法。希特勒留在沙发上的血迹，检验不是血，只是色泽相似的液体，烧焦尸体的大脑里也未见弹痕等等。
　　比这种种疑点更为惊人的传言是：一个叫凯尔瑙的警卫员说1945年“五一”节曾见过希特勒；丹麦海滨发现一只漂流瓶中一封纳粹士兵的信，说潜艇失事沉没，元首在密封舱内无法脱身。更为言之凿凿的则是：希特勒在阿根廷，爱娃跟他在一起！
　　这说法来源于2006年阿根廷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纪实报告《希特勒在阿根廷》。这是他2004年出版的《巴里洛切的纳粹分子》的后续部分。两部书引起轰动。这里，把作者跟俄罗斯《事实与论述》周刊记者的详细对话做个简要概括——
　　1945年4月30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希特勒“自杀”一小时后，悄悄乘私人飞机JU-52飞往西班牙（有人见他在飞机旁等候）。尽管盟军逼近柏林，但尚未造成对飞行的威胁。4月的最后七八天里，有一架飞机每每飞停在温德尔登大街。4月25日，柏林总理府掩体里，开会密谋如何撤离。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希特勒私人飞机驾驶员甘斯·鲍尔等参加了讨論。两天后，每架可载十人的五架飞机连同JU-52，飞抵柏林（这已得到盟军情报部门证实）。二十四小时后，纳粹空军仅存的一百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奉命升空执行任务，掩护汉娜·赖奇穿越苏军防空网逃出柏林，以此作为正式护送希特勒逃命的演习（历史学家一致确认了这一事实）。翌日，希特勒就遵循汉娜·赖奇试探过的路线逃出柏林飞往西班牙；1945年夏末，又从西班牙乘潜艇去了阿根廷。 　　但耿法先生转述奥地利著名历史学者安娜·玛丽亚·西格蒙特在其专著《纳粹女人》中的叙说，却全不相同：1945年4月26日，纳粹著名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冒着猛烈炮火驾机护送一名德军将领飞柏林，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面见希特勒时，曾向希特勒建议驾机突围，但遭到希特勒拒绝。汉娜于是决心为元首殉葬。4月28日晚，希特勒为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准备私自率德军向盟军无条件投降而暴跳如雷，命令汉娜·赖奇驾机送一名陆军元帅立即离开柏林去查明希姆莱下落并将他逮捕，汉娜才得以有机会死里逃生。而没有提及希特勒在最后时刻离开地下室的任何行动（见耿法：《视野之外的纳粹女性》。西格蒙特是位严谨的学者，不至于有大的疏漏吧） 。
　　可是，随后不是发现了希特勒的颅骨吗，那么，没有颅骨的希特勒怎么外逃呢？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解释是：那块骨头不会是希特勒的。当时X光技术差，难以分辨，误导了。而俄罗斯至今拒绝把这块颅骨做DNA鉴定。还有，1972年在柏林挖基坑时掘出了一具人骨骼，经DNA鉴定是卡尔·鲍曼的。这又怎么解释呢？巴斯迪认为，鲍曼确实在阿根廷和巴拉圭生活过。这是有许多证据的，特别是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照片。因此，完全有可能鲍曼死后又被运回柏林埋葬。
　　希特勒一行乘三艘潜艇到阿根廷后，为防泄露秘密，将潜艇都沉入海底。现在发现海面下确有巨物沉入沙中。
　　疑点重重的证据
　　同样引人瞩目的：有一编号为65-53615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谈到阿根廷一对德国移民艾克霍恩夫夫妇家的园丁，是美国间谍。他在一份递送的报告中说，住在拉·法尔德村的这对夫妇，从1945年6月起，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庄园，准备迎接希特勒的到来。可以证明希特勒逃走的文件远不止这一份。可惜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俄国都没有把涉及这一问题的档案全部解密。
　　巴斯迪十五年间采访了上百位见证了希特勒在阿根廷的证人。可由于害怕尚活着的潜藏此间的纳粹分子，大部分证人现在才开始张口说话（笔者按：不由得想起意大利电影《夜间守门人》中，战后潜伏下来的纳粹分子消灭证人的恐怖活动）。
　　巴斯迪表示，他已正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允许他对希特勒的残骨进行鉴定——准备取其DNA样本，与1960年去世安葬于贝尔格弗里德霍夫公墓的希特勒姐姐的DNA样本做比较，获得最终的证据，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事实（笔者按：巴斯迪谈话时尚未知晓，对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那块被认为是希特勒的留有弹痕的颅骨，后来美国科学家经DNA检测发现，竟是一个二十到四十岁女性的骨头）。对于沉海的三艘潜艇，他也已向阿根廷有关部门要求，把它们打捞上来作仔细研究，探求真相。
　　后来还有一种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说法：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死于空難，事后出现的只是一个替身……总之，六十八年来，希特勒留给我们猜的谜太多，除了死亡之谜外，还有诸如性格之谜、生涯之谜、性别性爱之谜，等等，只有谜面，没有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