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我们的体制有处理短期问题的能力，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在长期。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挑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变革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社会，真正地用一种社会的进步来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关键是建立利益表达的机制。这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就形不成耐用消费品所需要的市场。同时，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个体会，没有利益均衡机制，利益集团无法受到制约，结构也就调不过来。其实从过去传统方式看，我们不要仅仅看成是两种发展方式之间的转换，两种发展方式的背后实际是两个不同的利益解救，为什么这个东西转不过来?就是因为和它背后的利益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
　　第二，就是要优化社会结构，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合理的社会结构。美国30年代大萧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罗斯福新政解决了中产阶层的培育。中产阶层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中产阶层就是市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只有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合理的社会结构，才能支撑一个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第三，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其实我们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福利制度的问题，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得有一个金融条件，至少人们可以用金融信贷的方式来消费耐用消费品，那么这样就需要消费信贷这样一个金融的条件。但是这个金融的条件不能独立地运行，必须有社会保障作为支撑。因为社会保障是解决预期的问题，没有社会保障的金融条件是没办法运转的。所以当我们要过这个坎儿的时候，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社会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推进的问题，我觉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在中国尤其要解决的就是它的公平的问题。
　　第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形成长治久安的條件，为现在必须进行的改革腾出空间。改革造成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社会矛盾的增加，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在危机当中，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会增加，甚至会激化，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没有超出正常的边界。但是现在看，我们这个社会非常脆弱，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建立这种制度化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