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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0年前，日本智囊机构发表“前川报告”，提出国际协调、开放市场和金融自由化的结构改革战略。1986～1991年的“泡沫景气”后，日本实施紧缩，泡沫破灭并陷入长期停滞。如今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常态增长时期，相当于日本1973～1985的安定增长期。比较当年的日本，结构改革将成为一个长期课题。追求增长而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催生资产泡沫，不能过度依赖。在这个期间应加增加民生投入，解决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滞后问=题，避免社会矛盾加剧。
[关键词]前川报告 日本泡沫 失去的20年 量化宽松 安定增长
[作者简介]黄晓京（1957-），北京人，社会学者。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游学日本，获国际关系硕士、经济学博士，曾任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任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顾问，三井全球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日本和亚洲研究。
30年前谈论日本和中国的比较，好像是痴人说梦。日本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二者缺乏共性，似无从比较。而今天人们注意到，日本和中国确实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感：第二大经济体变日本为中国，而中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在许多方面也和30年前的日本相似。
1986年秋天，笔者在国际大学听到的第一节课，是著名官厅学派代表大来佐武郎校长的一个关于日本“结构改革”的演讲，用的资料是英文版的“前川报告”。时至今日，知道或者记得这个报告的大概不多了，而在我则记忆深刻。那是日本经济政策转型的一个重要文件。1986年4月7日，由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智囊机构“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提出，“研究会”首席顾问是日本银行总裁前田春雄，因此冠名为“前川报告”（Maekawa Report），大来先生是“研究会”名列第二的主要成员。
1980年代是日本的盛世，也是盛极而衰的起点。当时，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凌驾美国，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甚至危及两国的同盟关系。贸易收支不平衡，日本是巨额黑字，美国是贸易逆差，加上财政赤字的“双重赤字”。美国不断向日本施压，逼迫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曾在第一线工作过的前外相大来先生在讲课时，将那种压力比喻为“战争气氛”。
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经过复杂的秘密和公开的谈判，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德5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署了那个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实施之后，另外一种压力随之而来，即日本国内的负面的连锁反应。1986年的“前川报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为“协议”背书，提出“国际化”（国际协调）、“金融缓和（以后演变为量化宽松政策）”、“内需增长”为主的结构改革的基本国策。是耶非耶，30年之后或可论定。2010年，美国财长盖特曾旧事重提说，关于人民币汇率，或许需要一个新的多国间协议，故“新广场协议”之说喧嚣一时，中国取代了当年日本的位置。再考30年前的这段历史，或可为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参照。
一、广场协议和“泡沫景气”
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正在全盛期，日本制造风靡世界，美国则失去了竞争力，其社会舆论和议会、白宫皆十分恼怒。所谓“日本威胁”的声音甚嚣尘上，与当今中国威胁与中美关系，包括贸易摩擦乃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情况相似。“广场协议”针对国际收支不平衡，各国共同介人市场，诱导美元对日本、马克等货币贬值，并提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签署协议的是财长贝克尔，日本是大藏大臣竹下登。
“广场协议”的结果，众所周知，是各国央行介入外汇市场，总额大约为102亿美元，美国32亿美元，日本30亿美元，德法英合计20亿，其他20亿美元。当时并没有设定日元升值的幅度，大体在10%～12%，结果在9个月之内，日元升了50%左右。为此，日本的钢铁、汽车、家用电器、电子和半导体，实体经济均受打击，随之而来的金融缓和，又催生日本地产和股市为主的非实体经济空前繁荣。
1960年代后期，美国就向日本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课题。1968年，日本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模式”特点之一是间接金融，官民协调的“投融资体制”，按照日本产业政策布局，特殊政策众多，在外人看来是封闭体制。1971年，“尼克松冲击”来临，美元与黄金脱钩，“史密森协定”代替布雷顿森林条约，固定汇率转型浮动汇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360：1，上升到308：1。以后日本又发生过几次汇率危机，到1970年代中后期，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约在240：1上下。
经济和政治不可分离。1970～1980年代，虽然有这样的汇率变动，以及石油危机等因素，日本经济实现高度成长之后，进入4%～6%的安定增长期。不过其制造业日益强势，导致一系列日美贸易摩擦，双方不断谈判，包括金融和汇率问题。对此，日本采取的对策是拖延、消极应付和抵抗。在政治上，1972年之后田中角荣和中国的接近，引起美国的警惕，他本人因牵涉“洛克希德事件”而下台，后来有证据表明个中背景深刻。他的前车之鉴，使日本政治家不敢再得罪美国。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在政治上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在经济则强调“国际协调”。和谁“协调”呢，当然是美国。推动金融方面的改革，无疑是中曾根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美国总统里根的最佳礼物。1983年，美国对日本提出金融改革的建议，包括金融市场开放、利率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三个课题。1984年，中曾根指示大藏省制定“改革日程表”，并由自己的政治盟友竹下操盘实施。如此这般，是日本最后接受和签订“广场协议”的政治和历史背景。
“广场协议”是日本从“安定成长期”到“泡沫景气”的分界点。“协议”签订之后1年时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1，升值到150：1，对制造业出口打击巨大，被称为“（日）元高不况”。战后日本制造业、贸易立国，日元大幅升值，出口导向的材料和零部件厂家或者倒闭或者开始“走出去”。所谓“海外的日本”加速形成，同时是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 对决策层来说，这样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日本政府的对应之策是“国际化”、“扩大内需”和“金融缓和”，并以“前川报告”的权威形式对外公布，以得施政的正当性。为此，日本的财政政策从紧缩变为积极财政，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贴现率（政策利率），放松银根，刺激投资和消费，开日后量化宽松之先河。据日本官方统计，1985～1990年的5年时间，日本的融资量扩大了90%。当时，日本企业开始股本融资，即直接金融，降低了对银行的依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重点，转向非实体经济。在一种类似“货币幻觉”的形势下，股市和房地产投资或投机盛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在1986年12月至1991年2月的4年零3个月，形成一个后来被称为“泡沫景气”的时代。
当时还没有互联网，炒股要通过证券公司。四大券商的野村、山一、大和、日兴各公司，当年非常活跃，举办各种投资讲座，吸引民众炒股，家庭主妇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1980年代中后期，东京都内的土地价格，高涨到相当于美国全土的价格，成为一大新闻，电视台通过猜谜节目宣传，得意至极。1987年10月的所谓“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大跌，日本受到波及但很快恢复。1988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987～2006年连任）访日，这位“金融魔术师”评论说，日本股价并不过高，使日本股民信心大增。“魔术师”一直主张低利率和高流动性，后来发生的次贷危机与其魔术有关。1989年12月，日经平均股价达到历史最高点的38957日元，是1985年9月12598日元的3倍。历来重视制造业和“工匠精神”（日文是“职人精神”）的社会，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奇诡的变化，资产运作似成主要生财之道。暴富之后，各种海外资产、名车、名画以及高档消费品，皆为投资对象。梵高的“向日葵”，1987年57亿日元被日本人买去；还有1989年，三菱地所以2200亿日元的高价收购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一时间，银座的繁华街头灯红酒绿，电视节目歌舞升平，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浮躁气氛。
二、为何“泡沫”无法抑制？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日银的“金融缓和”之策，是形成“泡沫景气”的主因；尔后日银的金融紧缩，又是泡沫破灭的主因。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此，少数学者当时就意识到问题，并提出严厉批评。比如1987年，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发表“泡沫膨胀的地价”一文，他是最早意识到房市泡沫的人士之一。不过，这种声音很微弱。主流看法是扩大内需，股票和地产的资产价格飙升不是泡沫。按“虚拟经济”的逻辑，大众参与的资产投机风潮一旦形成，便难以抑制，特别是有“魔术师”的鼓励和稀缺的土地不会跌价的所谓“土地神话”。
日本金融机构的融资担保可以说就是土地担保。在“金融缓和”的基调之下，1985～1993年的贷款总额从251万亿日元，增加到482万亿日元，主要流向房地产。1986年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而日本人一直住在鸽子笼式的老旧住宅，存在着改善住房条件的实际需求。不过，房地产的畸形繁荣远远超越了实际需求和购买力。在价格暴涨之后，一般白领的自家住房成了梦幻。1980年代初，日本政府曾提出“年收5倍购房”的目标，到80年代后期的“泡沫景气”，东京圈的住宅上升到一般白领年薪（450万日元左右）的9～10倍以上，购买自己住房成了梦幻，为此甚至出现了“两代人按揭”现象。
根据日本内阁调查，1990年日本的土地资产价格达到顶点，总价为2456万亿日元，是1985年的2.4倍。1987年和1988年，东京圈内的住宅价格，分别上升了22%和63%，商业用地上升了33%和56%。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情况类似。东京都政府制定实施“临海副都心”的大规模建设项目，更刺激了房地产热。少数冷静的学者提出，日本人口20年之后将逐渐减少，房地产开发过热，应加以抑制。主流舆论和决策层则否定过热，强调说东京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城市，今后对商业办公楼的需要还会增加。
除了东京、大阪那样的大都会，土地开发，特别是休闲度假村的建设，还扩张到北海道和冲绳那样的边缘地区。开发商以取得的土地作为担保，大量融资。融资额度原来只是土地资产评估价值的70%左右，而上涨预期常常导致超额融资。后来破产倒闭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就是这样，土地评估价值的120%融资。一个地块的多重担保也不少见，地价暴跌之后这样的贷款很多成为“不良债权”。
日本土地和不动产的租赁制度，比较重视租借方权利的保护，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不仅要面对土地所有者，还要面对复杂的租赁关系，征地不易。开发商利用一些中介，参与征地，其中发生不少强征纠纷，项目风险较高。故银行一般不愿意直接参与其间，常常转由自己系列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其中不少项目中途烂尾。开发商离开中心区，向东京周边，地铁沿线开发住宅。当年，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发商、建筑公司，这三个行业风头最劲，泡沫破灭之后损失也最大。
资产泡沫的发生，来自央行的低利率和过度流动性，并非完全不可预防和抑制，问题在是否有适时决策。1991年，著名政经记者和电视主持人石原总一郎曾问当时的首相宫泽喜一，为何过热的时候你们不早一点踩刹车啊？宫泽回答说，有一个讨厌泡沫的国民吗，没法踩刹车啊。当然也有人说，发生泡沫的社会是对未来的成长充满期待的社会，也就是健康的社会，甚至主张再来一次。在某种意义上，“安倍经济学”就是如此。资产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如果和实体经济的相互连接，而且可以实现软着陆，不一定就是泡沫；但一旦资产投机成风，则必须警惕。记得格林斯潘评论说，泡沫者，其破灭之后方知泡沫也。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虚拟经济发达之下，泡沫在全世界到处可能发生，事前识别和抑制确是非常困难，但负责任的经济决策层当有超越世俗风潮的智慧、判断力和勇气。
三、泡沫破灭和“失去的25年”
日本“泡沫景气”何时破灭的，看似简单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综合数据和权威认定。一般来说，日本的“泡沫景气”走向破灭，当在1991年3月至1993年10月那段时间。泡沫好像是一点点地在缩小，最初感觉哪儿有点不对头，至普遍感觉到恐慌时，已经是股市和地产暴跌的时候了。事后来看，上述的泡沫破灭时期，是日本自1973年开始的大约GDP4%～6%“安定成长期”结束，进入低增长或负增长，即所谓的“失去的20年”。 1990年，大藏省银行局出台“关于土地关联融资的抑制”，即总量控制，敲打了一下“泡沫景气”，而关键的打击来自日本银行的金融紧缩。说来难以置信，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这两个权威机构，并不总是协调一致，存在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同步。降低利率常意味着大藏省的胜利，日本银行的失败，反之则是日本银行的胜利。1980～1987年，日本银行曾配合大藏省的“积极财政”，连续降低利率，对日银官僚来说是“连败”。1990年，日银独自判断“房地产过热”而逐步转向金融紧缩，连续5次上调贴现率，从1989的2.5%一直上调1990年8月的6%，似乎意味着日银的“连胜”了。
日银高层有些是大藏省出身，有些则一直任职央行，形成“本土”和“外来”两派。1989年12月，就任日银总裁的三重野康，中国东北出生，东大毕业，1947年以后一直任职日银，属于“本土”派；他的前任澄田智则是大藏省次官出身，属于“外来”派。日本有后任否定前任的惯例，他一上任就否定前任的宽松政策，“新官上任三把火”，实施金融紧缩，抑制经济过热。这位总裁2012年88岁去世，其功罪是非时至今日依旧评论不绝褒贬不一。有认为他魄力非凡，一举捅破泡沫，改变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正在扩大贫富差别，让一般庶民可以买得起房子；有认为他的政策严重失败，当时日本的CPI不过2.3%，不需要如此激进的货币紧缩；折衷的评论说调整是必要的，他是过度打击，受伤的不止是泡沫，而是整个日本经济。
金融紧缩之后首先出现的是股市暴跌。日经指数从1989年2月29日的38915日元，跌到1990年10月1日的20000日元，9个月时间跌近一半。除了紧缩政策，当时还有“海湾危机”和石油涨价的因素影响。1989年，日本股市总值为611万亿日元，到1992年剩下269万亿日元，缩水一半。1990年10月之后，土地价格开始下跌。据日本内阁府调查，1990年末2456万亿日元的土地资产连续下跌，到2006年只剩下1228万亿，也是缩水一半。当年的高价购房者陷人困境，一面要还贷，一面还要缴纳固定资产税。房市暴跌之后，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非常多，因为是“自己责任”的资产购入，法律也无可奈何，最终大多不了了之。
另一个当然的后果，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急增。有研究指出，泡沫之后日本的“不良债权”，总额大约200万亿日元。1990年代中后期，券商的违规补偿，利益输送，银行的隐蔽坏账等被不断揭发出来，政府政策从保护金融机构过关，转变为“该退出市场的退场”，导致一批金融机构破产。1995年，兵库银行第一个破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北海道拓殖银行、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山一证券、三洋证券等金融机构接连破产，一部分被国有化。山一证券有着悠久历史，当时的总裁面对媒体痛哭流涕说，都是我们经营者的责任，员工是好的，令人印象极深。
泡沫破灭前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1987年中曾根在执政近5年之后退任，他在竹下登、安倍晋太郎（现安倍首相之父）、宫泽喜一三人当中“裁定”后任，由竹下接任自民党总裁、首相，也是前所未有。1989年6月，因涉及金钱丑闻，竹下内阁总辞职。以后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走马灯式地更换首相，短的2个月，长的半年或1年。1993年，战后自民党的一党执政结束，非自民党的新党联合政权细川内阁诞生。那之后，政治动荡依旧，政府几乎无力实施有连续性的经济政策，因袭旧俗而已。
宫泽是一位经济通，当过竹下登内阁的藏相，后来他出任首相，并再次出任藏相，一直处理泡沫前后的经济问题。对“广场协议”他事后多次提及说，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60年的“安保骚动”是战后日本的两个转折点。1960年签的“新美日安保协议”，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延续了战败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军事中的地位，虽然激起了国内抗议，但也使日本此后可以安心发展经济。“广场协议”所涉内容看起来不如“新美日安保协议”那样大，不过是G5各国的诱导汇率调整，但是这一涉及汇率调整的协议，对日本国运的影响却不下于针对军事和政治的安排。
宫泽的总结是对的。回头来看，那个协议确实使日本经济由盛而衰。日元升值，出口减少，失业增加，企业出走海外，他被批评也最多。1998年，小渊内阁上台，他以前总理的身份破例地再次出任藏相，主持积极财政，解决债务危机。不过，国运衰败，非一二经济专家可以拯救的。以后，桥本内阁实行“金融大爆炸”改革，2001年小泉内阁推行“无圣域的结构改革”，2001～2006年日银第一次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皆以摆脱停滞为目的。2002～2008年曾有过一个“景气恢复期”，但GDP增长率年均不超过1%，工薪冻结，人称“没感觉的景气恢复”。总体来看，从1991到2011的20年，日本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1993年日本的CPI为100.54，2012年99.76，20年不变，由此而来所谓“失去的20年”之说。2012年以来“安倍经济学”的效果也只有1～2年而已，到当下的2016年，日本已有“失去的25年”的说法。
四、“全球化陷阱”和“流动性陷阱”
如此长期的日本衰退，波及深远，追究其原委，陷阱的说法不少。“日元先生”种原英资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全球化陷阱”的假说来解释日本的通缩和衰退，并指出这将是一个普遍性的常态（欧美的日本化）。他认为，日本经济的增长期已经结束，成为一个“成熟国家”，出路在仿效欧洲福利国家，大政府和增加公共事业和服务支出。
所谓“全球化陷阱”假说，是指在一个自由的跨国市场，物价和工资的一体化。他引用“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定理”（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认为日本式的通缩，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均等化定理”是萨缪尔森从赫克歇尔一奥林定理（HOT）推导出来的，也称“赫-俄-萨定理”，它指出国际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无限地趋于均等，甚至必然“均等化”。隐含的一个推测是，国际贸易可能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日本以制造业和贸易立国，在上世纪末既面对美国的压力，也面对制造业向中国、亚洲新兴国家转移的挑战。“要素均等化”之说，或验证于亚洲的“雁型发展”，从日本到四小龙到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投资连锁，也可部分地解释日本的长期停滞。 另外一个解释是日本国内的需求不足。在所谓“老龄少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的国情之下，国内需求持续减少，企业投资主要布局海外，使日本似乎正在变为“东方的瑞士”（大前研一语）。20余年来，日本经济的各项指标，皆陷入停滞或负值，人均GDP曾是世界第5位，2015年退后到27位；贸易收支慢性赤字“出口大国”已成过去；日元的国际地位也落到了人民币之后；2015年，日本国债高达1053万亿日元，且被国际评级公司降级。日本国债90%来自日本人的储蓄，日元很少流出海外，这样的行为方式当不会改变，政府唯一想做的是提高消费税率，一点点地平衡财政。日本每年新增国债大约40万亿，人均700万日元，政府预算收入也大约40万亿，支出90万亿，提高消费税虽是方法之一，但以此来平衡财政很困难。
1990年代的后半期，美国高官和学者们纷纷为日本“看病开方”。1998年，克鲁格曼指出日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在接近零利率的情况下，短期的量化宽松，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造成政策失效。唯一的方法是设立长期通胀预期，大量印钞票（Print lots ofmoney）。2012年安倍提出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即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设立2%的通胀目标，实施无限制的量化宽松，并抑制日元升值，在某种意义上采纳了克鲁格曼的意见。日银首次使用“量化宽松”，不同于过去的利率调节，通过扩大经常账户，放水注入流动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美联储也连续采用同样的货币政策。结果如何呢？安倍开局之后的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期间，日本股市连续上升，日元贬值20%，出口增加，不少企业的2013年的效益超过了预期，似乎效果立见。克鲁格曼非常兴奋，赞扬说发达国家普遍停滞，日本之策打破了惯例。不过，量宽政策只取得一些短期效果，“第三支箭”即大幅增加民间投资却很难实现。为此，2013年安倍内阁制定了以减税为手段的“集中投资促进”计划，以3年为期增加民间投资10%，回复到2008年之前年均70万亿日元，每年增3.8%左右。结果，时至今日，民间投资原地踏步甚至负增长，“第三支箭”已经脱靶。相反，日本企业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却在增加，2014年日本政府和民间海外纯资产约为367万亿，比2013年增加12.6%，连续20余年世界第一，大部分是企业资产（中国的海外纯资产为214万亿日元，世界第二，主要是政府资产）。
2014年6月，安倍发表文章，题目是“打倒日本停滞的恶魔”，方法是进一步“构造改革”，包括降低法人税，取消外资对能源、农业、医疗领域的投资限制，雇佣外国保姆和工人。同年8月，又提出增加女性就业，鼓励人口出生的政策。2015年，日经指数时隔15年回到20000日元的水平，并实现了贸易收支顺差，其他领域的成效则有待观察。至于量化宽松是否持续，早在2012年竹中平藏就主张持续，批评日银不作为。最近的2016年1月29日，日银宣布实施负利率，继续量化宽松，以刺激内需。不过，日银总裁黑田东彦承认，短期内很难实现通胀2%的目标，投资还是难以唤起。加上工资指数连续4年下降，家庭消费连续两年减少。换言之，量化宽松政策恐怕已经失效，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填补部分日本需求不足的是外来力量，比如随着日本开放入国签证，东京街头越来越多中国旅行者，填补了人口减少的那部分消费需求，“东方的瑞士”日本成为一个旅游大国。
五、“前川报告”30年之际
“前川报告”发表30年了。30年为一世，世界格局已经恍如隔世。1985～1986年的那个时代，丰田汽车不肯在中国设厂，中国改革还在初期阶段。3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出路在亚洲再兴，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见识到这一点的只有民主党的鸠山内阁，可惜曲高和寡。比较日本的经验，中国的高速增长期也已经结束，进入“安定增长期”的“新常态”，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课题。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衰退状态，中国的贸易增长减缓，国内产能过剩，股市动荡，房地产投资过热，与日本当年相比确有“似曾相识”之感，有人甚至提出来个“新广场协议”，类似于“前川报告”的建言也不少见。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均收入，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全民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不足以与当年的日本相比。“广场协议”和“前川报告”及其后果，对于思考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有何参考意义呢？
“前川报告”的基调是国际协调、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的结构改革。1989年以后，日美两国启动了“结构改革协议会”，演变为“2+2的战略对话（外相和财长）”。2002年的小泉内阁“无圣域的结构改革”，2012年的“安倍经济学”，基本上沿袭了“前川报告”的思路，加上一个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美日同盟的政治背景下，日本依赖美国，战后在这个背景下实现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对美协调“甘当老二”是其基本国策。1980年代中“日本威胁论”出现之后，日本政治家不得不对美让步妥协，在国际贡献的美好词句之下签署“广场协议”，提出“前川报告”的背景如此。这与中美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经济上看，G5的政府介入并没有解决当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元贬值之后，美国制品进入日本市场。记得中曾根首相曾陪着美国客人，在百货店购买美国领带，展示象征意义。不过，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是各国的经济主体行为所致，并不因政府介入而改变。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汇率变化无法一下子提高其竞争力。当时，连宫泽喜一这样的经济阁僚也不同意竹下签“广场协议”，学界对“前川报告”批评更多，比如小宫隆太郎就批评说，前川这样对宏观经济无知的人，如何当了央行总裁。汇率变化之后有所谓的“J曲线效应”，本币贬值后，经常收支状况反而恶化，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从结果来看，美元贬值之后，确实依旧是长期逆差。2012年，安倍政府试图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结果和当年美国的情形也类似。 关于金融改革，日本更是步步败退。“制造业资本主义”的日本，向“金融资本主义”的美国“转型”可以说水土不服。日本具有匠人精神，擅长精细的制造，并不擅长金融。作为非欧美的唯一发达国家，日本的政治制度，金融体制和商业惯行，乃至文化和价值观，皆容易被视为异类。“广场协议”没有涉及金融，“前川报告”提案的金融缓和，成为日后日美“结构改革协议”的主题。作为结果之一，外国或者国际资本在日本股市的投资不断增加。1993～1994年，伦敦市场的外资持有比率约为16%，美国不到6%，日本已经在30%左右，2014年也是大约31%。与长期持有的日本人和法人不同，国际资本的股票买卖频繁，追涨杀跌，“安倍经济学”之后股市大涨，国际资本大赚，而与一般市民无关。许多日本企业，其股票的30%～40%已经在国际资本之手，发生不少纠纷。日本股市已成“外资殖民地”，这样的金融自由化对于中国不适用。
说到量化宽松之策，在日本实施之后，为对付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采取QE1-3的量宽政策，中国央行也照例实施。从始作俑者的日本来看，量宽并未带动投资和实体经济，更没有摆脱停滞局面，其副作用却逐渐显现，资产有无的差别扩大。在1973～1985年的“安定增长期”，日本政府通过“收入倍增计划”和其他社会政策，实现了“一亿人总中产”，甚至有“日本社会主义”之说。泡沫之后，中产阶层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特别是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加上福利和保障领域的缺陷，以及教育负担，导致人口出生率的连续降低。安倍内阁正在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似乎为时已晚。反过来说，日本追求增长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而安倍还在继续增长思维。实际上，世界增长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及其周边，“东方的瑞士”说不定是日本的宿命。
经过高速增长之后，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的经济体，可谓“日本奇迹”之后的“中国奇迹”，现在的“新常态”相当于1973～1985年日本“安定增长期”。按当年的汇率计算，1986年日本人均GDP约为16800美元（1995年约为42500美元），步入发达国家前列，也是10余年安定增长的结果。中国现在人均大约7000美元，在中国的“安定增长期”，如果能实现中国的“收入倍增”，才接近日本1986年的水平。日本的“过来人”槲原英资和竹中平藏认为，中国过去10余年相当于5～6个高速增长时代的日本，长期来看是乐观的；如今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课题，是韩国还是墨西哥尚未可知；股市房市泡沫十分危险，增长率减速到5%以下或泡沫破灭，可能再现美国1929～1930年的那种危机。一次和竹中先生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新常态”的安定增长和结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恐怕比日本要长得多。
确实，当下全球量化宽松，泡沫或许正在形成之中。日本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赴后继，日美的量化宽松皆效力有限，而且流动性外溢，催生全球资产泡沫。钱生钱的投机逻辑，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却难以抑制。近年来，各国政策当局大多认识到要降低对货币政策的依赖，转向产业发展政策，比如美国在推动“再工业化”，2016年夏季达沃斯会议主要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驱动，增长率一旦下滑，为了稳增长似乎还是增发货币，刺激投资。或者是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等行业的短期反弹，可能是对量宽一个反应，也可能使产能过剩的领域无法“去库存”，因此而拖延结构改革。从日本经验来看，“金融缓和”制造了“泡沫景气”，进入停滞之后，长期采用量宽政策，民间投资并未增加，泡沫也没有再来的势头。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量化宽松可能催生资产泡沫的危险，一旦破灭，中国社会尚未有当年日本的承受力。
中国进入“新常态”，和30年前的日本相对照，面临一些相似的国内外结构性矛盾，也有一些中国所独有的问题，社会服务体系发展滞后，贫富差别比较突出。长期来看，与其以货币和财政手段追求GDP增长率，不如扩大民生投入，解决滞后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旧账，提高“新常态”之下的社会承受力。日本和中国皆倾向平等的价值观，日本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工资差别远不及美国，中国社会也存在均贫富的强烈呼声。改革早期，可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今当有实力改善大多数人的后富。“新常态”之后加大民生投入，重点当在让大多数人享受改革成果，提供生活质量，逐渐缩小贫富差别。日本“安定成长期”的社会政策和实施方法值得借鉴。“失去的20年”却没有发生“占领华尔街”那样的问题，也归功于在那个时期的社会政策。
从企业层面来看，在日本泡沫发生之时，日本制造和品牌力已比较成熟。不论美国如何施压，国际环境如何变化（能源价格、汇率），日本制造和品牌至今不衰，关键在节能技术和创新力。中国制造和品牌方兴未艾，面临“三去一补”（产能、库存、杠杆）的改革课题。过剩问题的发生机制是另外一个课题，值得探讨，过度竞争无疑是原因之一。日本各个产业领域，皆有自己的“业界组织”，往往通过“业界组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避免过度竞争。至于“走出去”，则以“综合商社”为先锋，全球布局探路，而不是单兵作战。其产业组织和行为方式，也值得中国“供给侧”改革参考。
关于政策思想，日本长期存在着凯恩斯（政府）还是哈耶克（自由市场）的争论，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前川报告”的起草人大多属于“官厅学派”，更多凯恩斯色彩，继续着通过政府协调创造有效需求的战后政策路线。以后的当事者，比如槲原英资被认为是凯恩斯派，竹中平藏被认为是哈耶克派，前者主张大政府和公共投资，后者主张小政府，市场原理。不过，他们二人皆不认可这种社会评论。竹中担任小泉内阁的改革大臣，为解决短期需求不足，采取了凯恩斯式的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应该说，在政策领域，理论的派别之争意义不大，问题在于各种政策工具的平衡协调。
总之，本文写在“前川报告”发表30周年之际，所涉文件和人物皆与30年来日本的政策制定和实际运作相关，意在反思其政策得失和提供一个借鉴。日本这30年来的施策，以国际协调（接轨）和“金融缓和”为主，演化为1991年以来的量化宽松，政策效果却事与愿违，至今未能摆脱长期停滞的“恶魔”，这个经验教训值得中国研究和汲取。
[关键词]前川报告 日本泡沫 失去的20年 量化宽松 安定增长
[作者简介]黄晓京（1957-），北京人，社会学者。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游学日本，获国际关系硕士、经济学博士，曾任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任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顾问，三井全球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日本和亚洲研究。
30年前谈论日本和中国的比较，好像是痴人说梦。日本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二者缺乏共性，似无从比较。而今天人们注意到，日本和中国确实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感：第二大经济体变日本为中国，而中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在许多方面也和30年前的日本相似。
1986年秋天，笔者在国际大学听到的第一节课，是著名官厅学派代表大来佐武郎校长的一个关于日本“结构改革”的演讲，用的资料是英文版的“前川报告”。时至今日，知道或者记得这个报告的大概不多了，而在我则记忆深刻。那是日本经济政策转型的一个重要文件。1986年4月7日，由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智囊机构“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提出，“研究会”首席顾问是日本银行总裁前田春雄，因此冠名为“前川报告”（Maekawa Report），大来先生是“研究会”名列第二的主要成员。
1980年代是日本的盛世，也是盛极而衰的起点。当时，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凌驾美国，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甚至危及两国的同盟关系。贸易收支不平衡，日本是巨额黑字，美国是贸易逆差，加上财政赤字的“双重赤字”。美国不断向日本施压，逼迫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曾在第一线工作过的前外相大来先生在讲课时，将那种压力比喻为“战争气氛”。
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经过复杂的秘密和公开的谈判，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德5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署了那个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实施之后，另外一种压力随之而来，即日本国内的负面的连锁反应。1986年的“前川报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为“协议”背书，提出“国际化”（国际协调）、“金融缓和（以后演变为量化宽松政策）”、“内需增长”为主的结构改革的基本国策。是耶非耶，30年之后或可论定。2010年，美国财长盖特曾旧事重提说，关于人民币汇率，或许需要一个新的多国间协议，故“新广场协议”之说喧嚣一时，中国取代了当年日本的位置。再考30年前的这段历史，或可为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参照。
一、广场协议和“泡沫景气”
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正在全盛期，日本制造风靡世界，美国则失去了竞争力，其社会舆论和议会、白宫皆十分恼怒。所谓“日本威胁”的声音甚嚣尘上，与当今中国威胁与中美关系，包括贸易摩擦乃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情况相似。“广场协议”针对国际收支不平衡，各国共同介人市场，诱导美元对日本、马克等货币贬值，并提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签署协议的是财长贝克尔，日本是大藏大臣竹下登。
“广场协议”的结果，众所周知，是各国央行介入外汇市场，总额大约为102亿美元，美国32亿美元，日本30亿美元，德法英合计20亿，其他20亿美元。当时并没有设定日元升值的幅度，大体在10%～12%，结果在9个月之内，日元升了50%左右。为此，日本的钢铁、汽车、家用电器、电子和半导体，实体经济均受打击，随之而来的金融缓和，又催生日本地产和股市为主的非实体经济空前繁荣。
1960年代后期，美国就向日本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课题。1968年，日本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模式”特点之一是间接金融，官民协调的“投融资体制”，按照日本产业政策布局，特殊政策众多，在外人看来是封闭体制。1971年，“尼克松冲击”来临，美元与黄金脱钩，“史密森协定”代替布雷顿森林条约，固定汇率转型浮动汇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360：1，上升到308：1。以后日本又发生过几次汇率危机，到1970年代中后期，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约在240：1上下。
经济和政治不可分离。1970～1980年代，虽然有这样的汇率变动，以及石油危机等因素，日本经济实现高度成长之后，进入4%～6%的安定增长期。不过其制造业日益强势，导致一系列日美贸易摩擦，双方不断谈判，包括金融和汇率问题。对此，日本采取的对策是拖延、消极应付和抵抗。在政治上，1972年之后田中角荣和中国的接近，引起美国的警惕，他本人因牵涉“洛克希德事件”而下台，后来有证据表明个中背景深刻。他的前车之鉴，使日本政治家不敢再得罪美国。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在政治上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在经济则强调“国际协调”。和谁“协调”呢，当然是美国。推动金融方面的改革，无疑是中曾根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美国总统里根的最佳礼物。1983年，美国对日本提出金融改革的建议，包括金融市场开放、利率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三个课题。1984年，中曾根指示大藏省制定“改革日程表”，并由自己的政治盟友竹下操盘实施。如此这般，是日本最后接受和签订“广场协议”的政治和历史背景。
“广场协议”是日本从“安定成长期”到“泡沫景气”的分界点。“协议”签订之后1年时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1，升值到150：1，对制造业出口打击巨大，被称为“（日）元高不况”。战后日本制造业、贸易立国，日元大幅升值，出口导向的材料和零部件厂家或者倒闭或者开始“走出去”。所谓“海外的日本”加速形成，同时是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 对决策层来说，这样的后果是可以预料的。日本政府的对应之策是“国际化”、“扩大内需”和“金融缓和”，并以“前川报告”的权威形式对外公布，以得施政的正当性。为此，日本的财政政策从紧缩变为积极财政，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贴现率（政策利率），放松银根，刺激投资和消费，开日后量化宽松之先河。据日本官方统计，1985～1990年的5年时间，日本的融资量扩大了90%。当时，日本企业开始股本融资，即直接金融，降低了对银行的依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重点，转向非实体经济。在一种类似“货币幻觉”的形势下，股市和房地产投资或投机盛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在1986年12月至1991年2月的4年零3个月，形成一个后来被称为“泡沫景气”的时代。
当时还没有互联网，炒股要通过证券公司。四大券商的野村、山一、大和、日兴各公司，当年非常活跃，举办各种投资讲座，吸引民众炒股，家庭主妇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1980年代中后期，东京都内的土地价格，高涨到相当于美国全土的价格，成为一大新闻，电视台通过猜谜节目宣传，得意至极。1987年10月的所谓“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大跌，日本受到波及但很快恢复。1988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987～2006年连任）访日，这位“金融魔术师”评论说，日本股价并不过高，使日本股民信心大增。“魔术师”一直主张低利率和高流动性，后来发生的次贷危机与其魔术有关。1989年12月，日经平均股价达到历史最高点的38957日元，是1985年9月12598日元的3倍。历来重视制造业和“工匠精神”（日文是“职人精神”）的社会，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奇诡的变化，资产运作似成主要生财之道。暴富之后，各种海外资产、名车、名画以及高档消费品，皆为投资对象。梵高的“向日葵”，1987年57亿日元被日本人买去；还有1989年，三菱地所以2200亿日元的高价收购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一时间，银座的繁华街头灯红酒绿，电视节目歌舞升平，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浮躁气氛。
二、为何“泡沫”无法抑制？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日银的“金融缓和”之策，是形成“泡沫景气”的主因；尔后日银的金融紧缩，又是泡沫破灭的主因。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此，少数学者当时就意识到问题，并提出严厉批评。比如1987年，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发表“泡沫膨胀的地价”一文，他是最早意识到房市泡沫的人士之一。不过，这种声音很微弱。主流看法是扩大内需，股票和地产的资产价格飙升不是泡沫。按“虚拟经济”的逻辑，大众参与的资产投机风潮一旦形成，便难以抑制，特别是有“魔术师”的鼓励和稀缺的土地不会跌价的所谓“土地神话”。
日本金融机构的融资担保可以说就是土地担保。在“金融缓和”的基调之下，1985～1993年的贷款总额从251万亿日元，增加到482万亿日元，主要流向房地产。1986年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而日本人一直住在鸽子笼式的老旧住宅，存在着改善住房条件的实际需求。不过，房地产的畸形繁荣远远超越了实际需求和购买力。在价格暴涨之后，一般白领的自家住房成了梦幻。1980年代初，日本政府曾提出“年收5倍购房”的目标，到80年代后期的“泡沫景气”，东京圈的住宅上升到一般白领年薪（450万日元左右）的9～10倍以上，购买自己住房成了梦幻，为此甚至出现了“两代人按揭”现象。
根据日本内阁调查，1990年日本的土地资产价格达到顶点，总价为2456万亿日元，是1985年的2.4倍。1987年和1988年，东京圈内的住宅价格，分别上升了22%和63%，商业用地上升了33%和56%。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情况类似。东京都政府制定实施“临海副都心”的大规模建设项目，更刺激了房地产热。少数冷静的学者提出，日本人口20年之后将逐渐减少，房地产开发过热，应加以抑制。主流舆论和决策层则否定过热，强调说东京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城市，今后对商业办公楼的需要还会增加。
除了东京、大阪那样的大都会，土地开发，特别是休闲度假村的建设，还扩张到北海道和冲绳那样的边缘地区。开发商以取得的土地作为担保，大量融资。融资额度原来只是土地资产评估价值的70%左右，而上涨预期常常导致超额融资。后来破产倒闭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就是这样，土地评估价值的120%融资。一个地块的多重担保也不少见，地价暴跌之后这样的贷款很多成为“不良债权”。
日本土地和不动产的租赁制度，比较重视租借方权利的保护，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不仅要面对土地所有者，还要面对复杂的租赁关系，征地不易。开发商利用一些中介，参与征地，其中发生不少强征纠纷，项目风险较高。故银行一般不愿意直接参与其间，常常转由自己系列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其中不少项目中途烂尾。开发商离开中心区，向东京周边，地铁沿线开发住宅。当年，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发商、建筑公司，这三个行业风头最劲，泡沫破灭之后损失也最大。
资产泡沫的发生，来自央行的低利率和过度流动性，并非完全不可预防和抑制，问题在是否有适时决策。1991年，著名政经记者和电视主持人石原总一郎曾问当时的首相宫泽喜一，为何过热的时候你们不早一点踩刹车啊？宫泽回答说，有一个讨厌泡沫的国民吗，没法踩刹车啊。当然也有人说，发生泡沫的社会是对未来的成长充满期待的社会，也就是健康的社会，甚至主张再来一次。在某种意义上，“安倍经济学”就是如此。资产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如果和实体经济的相互连接，而且可以实现软着陆，不一定就是泡沫；但一旦资产投机成风，则必须警惕。记得格林斯潘评论说，泡沫者，其破灭之后方知泡沫也。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虚拟经济发达之下，泡沫在全世界到处可能发生，事前识别和抑制确是非常困难，但负责任的经济决策层当有超越世俗风潮的智慧、判断力和勇气。
三、泡沫破灭和“失去的25年”
日本“泡沫景气”何时破灭的，看似简单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综合数据和权威认定。一般来说，日本的“泡沫景气”走向破灭，当在1991年3月至1993年10月那段时间。泡沫好像是一点点地在缩小，最初感觉哪儿有点不对头，至普遍感觉到恐慌时，已经是股市和地产暴跌的时候了。事后来看，上述的泡沫破灭时期，是日本自1973年开始的大约GDP4%～6%“安定成长期”结束，进入低增长或负增长，即所谓的“失去的20年”。 1990年，大藏省银行局出台“关于土地关联融资的抑制”，即总量控制，敲打了一下“泡沫景气”，而关键的打击来自日本银行的金融紧缩。说来难以置信，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这两个权威机构，并不总是协调一致，存在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同步。降低利率常意味着大藏省的胜利，日本银行的失败，反之则是日本银行的胜利。1980～1987年，日本银行曾配合大藏省的“积极财政”，连续降低利率，对日银官僚来说是“连败”。1990年，日银独自判断“房地产过热”而逐步转向金融紧缩，连续5次上调贴现率，从1989的2.5%一直上调1990年8月的6%，似乎意味着日银的“连胜”了。
日银高层有些是大藏省出身，有些则一直任职央行，形成“本土”和“外来”两派。1989年12月，就任日银总裁的三重野康，中国东北出生，东大毕业，1947年以后一直任职日银，属于“本土”派；他的前任澄田智则是大藏省次官出身，属于“外来”派。日本有后任否定前任的惯例，他一上任就否定前任的宽松政策，“新官上任三把火”，实施金融紧缩，抑制经济过热。这位总裁2012年88岁去世，其功罪是非时至今日依旧评论不绝褒贬不一。有认为他魄力非凡，一举捅破泡沫，改变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正在扩大贫富差别，让一般庶民可以买得起房子；有认为他的政策严重失败，当时日本的CPI不过2.3%，不需要如此激进的货币紧缩；折衷的评论说调整是必要的，他是过度打击，受伤的不止是泡沫，而是整个日本经济。
金融紧缩之后首先出现的是股市暴跌。日经指数从1989年2月29日的38915日元，跌到1990年10月1日的20000日元，9个月时间跌近一半。除了紧缩政策，当时还有“海湾危机”和石油涨价的因素影响。1989年，日本股市总值为611万亿日元，到1992年剩下269万亿日元，缩水一半。1990年10月之后，土地价格开始下跌。据日本内阁府调查，1990年末2456万亿日元的土地资产连续下跌，到2006年只剩下1228万亿，也是缩水一半。当年的高价购房者陷人困境，一面要还贷，一面还要缴纳固定资产税。房市暴跌之后，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非常多，因为是“自己责任”的资产购入，法律也无可奈何，最终大多不了了之。
另一个当然的后果，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急增。有研究指出，泡沫之后日本的“不良债权”，总额大约200万亿日元。1990年代中后期，券商的违规补偿，利益输送，银行的隐蔽坏账等被不断揭发出来，政府政策从保护金融机构过关，转变为“该退出市场的退场”，导致一批金融机构破产。1995年，兵库银行第一个破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北海道拓殖银行、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山一证券、三洋证券等金融机构接连破产，一部分被国有化。山一证券有着悠久历史，当时的总裁面对媒体痛哭流涕说，都是我们经营者的责任，员工是好的，令人印象极深。
泡沫破灭前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1987年中曾根在执政近5年之后退任，他在竹下登、安倍晋太郎（现安倍首相之父）、宫泽喜一三人当中“裁定”后任，由竹下接任自民党总裁、首相，也是前所未有。1989年6月，因涉及金钱丑闻，竹下内阁总辞职。以后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走马灯式地更换首相，短的2个月，长的半年或1年。1993年，战后自民党的一党执政结束，非自民党的新党联合政权细川内阁诞生。那之后，政治动荡依旧，政府几乎无力实施有连续性的经济政策，因袭旧俗而已。
宫泽是一位经济通，当过竹下登内阁的藏相，后来他出任首相，并再次出任藏相，一直处理泡沫前后的经济问题。对“广场协议”他事后多次提及说，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60年的“安保骚动”是战后日本的两个转折点。1960年签的“新美日安保协议”，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延续了战败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军事中的地位，虽然激起了国内抗议，但也使日本此后可以安心发展经济。“广场协议”所涉内容看起来不如“新美日安保协议”那样大，不过是G5各国的诱导汇率调整，但是这一涉及汇率调整的协议，对日本国运的影响却不下于针对军事和政治的安排。
宫泽的总结是对的。回头来看，那个协议确实使日本经济由盛而衰。日元升值，出口减少，失业增加，企业出走海外，他被批评也最多。1998年，小渊内阁上台，他以前总理的身份破例地再次出任藏相，主持积极财政，解决债务危机。不过，国运衰败，非一二经济专家可以拯救的。以后，桥本内阁实行“金融大爆炸”改革，2001年小泉内阁推行“无圣域的结构改革”，2001～2006年日银第一次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皆以摆脱停滞为目的。2002～2008年曾有过一个“景气恢复期”，但GDP增长率年均不超过1%，工薪冻结，人称“没感觉的景气恢复”。总体来看，从1991到2011的20年，日本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1993年日本的CPI为100.54，2012年99.76，20年不变，由此而来所谓“失去的20年”之说。2012年以来“安倍经济学”的效果也只有1～2年而已，到当下的2016年，日本已有“失去的25年”的说法。
四、“全球化陷阱”和“流动性陷阱”
如此长期的日本衰退，波及深远，追究其原委，陷阱的说法不少。“日元先生”种原英资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全球化陷阱”的假说来解释日本的通缩和衰退，并指出这将是一个普遍性的常态（欧美的日本化）。他认为，日本经济的增长期已经结束，成为一个“成熟国家”，出路在仿效欧洲福利国家，大政府和增加公共事业和服务支出。
所谓“全球化陷阱”假说，是指在一个自由的跨国市场，物价和工资的一体化。他引用“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定理”（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认为日本式的通缩，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均等化定理”是萨缪尔森从赫克歇尔一奥林定理（HOT）推导出来的，也称“赫-俄-萨定理”，它指出国际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无限地趋于均等，甚至必然“均等化”。隐含的一个推测是，国际贸易可能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日本以制造业和贸易立国，在上世纪末既面对美国的压力，也面对制造业向中国、亚洲新兴国家转移的挑战。“要素均等化”之说，或验证于亚洲的“雁型发展”，从日本到四小龙到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投资连锁，也可部分地解释日本的长期停滞。 另外一个解释是日本国内的需求不足。在所谓“老龄少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的国情之下，国内需求持续减少，企业投资主要布局海外，使日本似乎正在变为“东方的瑞士”（大前研一语）。20余年来，日本经济的各项指标，皆陷入停滞或负值，人均GDP曾是世界第5位，2015年退后到27位；贸易收支慢性赤字“出口大国”已成过去；日元的国际地位也落到了人民币之后；2015年，日本国债高达1053万亿日元，且被国际评级公司降级。日本国债90%来自日本人的储蓄，日元很少流出海外，这样的行为方式当不会改变，政府唯一想做的是提高消费税率，一点点地平衡财政。日本每年新增国债大约40万亿，人均700万日元，政府预算收入也大约40万亿，支出90万亿，提高消费税虽是方法之一，但以此来平衡财政很困难。
1990年代的后半期，美国高官和学者们纷纷为日本“看病开方”。1998年，克鲁格曼指出日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在接近零利率的情况下，短期的量化宽松，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造成政策失效。唯一的方法是设立长期通胀预期，大量印钞票（Print lots ofmoney）。2012年安倍提出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即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设立2%的通胀目标，实施无限制的量化宽松，并抑制日元升值，在某种意义上采纳了克鲁格曼的意见。日银首次使用“量化宽松”，不同于过去的利率调节，通过扩大经常账户，放水注入流动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美联储也连续采用同样的货币政策。结果如何呢？安倍开局之后的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期间，日本股市连续上升，日元贬值20%，出口增加，不少企业的2013年的效益超过了预期，似乎效果立见。克鲁格曼非常兴奋，赞扬说发达国家普遍停滞，日本之策打破了惯例。不过，量宽政策只取得一些短期效果，“第三支箭”即大幅增加民间投资却很难实现。为此，2013年安倍内阁制定了以减税为手段的“集中投资促进”计划，以3年为期增加民间投资10%，回复到2008年之前年均70万亿日元，每年增3.8%左右。结果，时至今日，民间投资原地踏步甚至负增长，“第三支箭”已经脱靶。相反，日本企业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却在增加，2014年日本政府和民间海外纯资产约为367万亿，比2013年增加12.6%，连续20余年世界第一，大部分是企业资产（中国的海外纯资产为214万亿日元，世界第二，主要是政府资产）。
2014年6月，安倍发表文章，题目是“打倒日本停滞的恶魔”，方法是进一步“构造改革”，包括降低法人税，取消外资对能源、农业、医疗领域的投资限制，雇佣外国保姆和工人。同年8月，又提出增加女性就业，鼓励人口出生的政策。2015年，日经指数时隔15年回到20000日元的水平，并实现了贸易收支顺差，其他领域的成效则有待观察。至于量化宽松是否持续，早在2012年竹中平藏就主张持续，批评日银不作为。最近的2016年1月29日，日银宣布实施负利率，继续量化宽松，以刺激内需。不过，日银总裁黑田东彦承认，短期内很难实现通胀2%的目标，投资还是难以唤起。加上工资指数连续4年下降，家庭消费连续两年减少。换言之，量化宽松政策恐怕已经失效，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填补部分日本需求不足的是外来力量，比如随着日本开放入国签证，东京街头越来越多中国旅行者，填补了人口减少的那部分消费需求，“东方的瑞士”日本成为一个旅游大国。
五、“前川报告”30年之际
“前川报告”发表30年了。30年为一世，世界格局已经恍如隔世。1985～1986年的那个时代，丰田汽车不肯在中国设厂，中国改革还在初期阶段。3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出路在亚洲再兴，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见识到这一点的只有民主党的鸠山内阁，可惜曲高和寡。比较日本的经验，中国的高速增长期也已经结束，进入“安定增长期”的“新常态”，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课题。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衰退状态，中国的贸易增长减缓，国内产能过剩，股市动荡，房地产投资过热，与日本当年相比确有“似曾相识”之感，有人甚至提出来个“新广场协议”，类似于“前川报告”的建言也不少见。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均收入，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全民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不足以与当年的日本相比。“广场协议”和“前川报告”及其后果，对于思考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有何参考意义呢？
“前川报告”的基调是国际协调、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的结构改革。1989年以后，日美两国启动了“结构改革协议会”，演变为“2+2的战略对话（外相和财长）”。2002年的小泉内阁“无圣域的结构改革”，2012年的“安倍经济学”，基本上沿袭了“前川报告”的思路，加上一个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美日同盟的政治背景下，日本依赖美国，战后在这个背景下实现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对美协调“甘当老二”是其基本国策。1980年代中“日本威胁论”出现之后，日本政治家不得不对美让步妥协，在国际贡献的美好词句之下签署“广场协议”，提出“前川报告”的背景如此。这与中美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经济上看，G5的政府介入并没有解决当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元贬值之后，美国制品进入日本市场。记得中曾根首相曾陪着美国客人，在百货店购买美国领带，展示象征意义。不过，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是各国的经济主体行为所致，并不因政府介入而改变。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汇率变化无法一下子提高其竞争力。当时，连宫泽喜一这样的经济阁僚也不同意竹下签“广场协议”，学界对“前川报告”批评更多，比如小宫隆太郎就批评说，前川这样对宏观经济无知的人，如何当了央行总裁。汇率变化之后有所谓的“J曲线效应”，本币贬值后，经常收支状况反而恶化，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从结果来看，美元贬值之后，确实依旧是长期逆差。2012年，安倍政府试图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结果和当年美国的情形也类似。 关于金融改革，日本更是步步败退。“制造业资本主义”的日本，向“金融资本主义”的美国“转型”可以说水土不服。日本具有匠人精神，擅长精细的制造，并不擅长金融。作为非欧美的唯一发达国家，日本的政治制度，金融体制和商业惯行，乃至文化和价值观，皆容易被视为异类。“广场协议”没有涉及金融，“前川报告”提案的金融缓和，成为日后日美“结构改革协议”的主题。作为结果之一，外国或者国际资本在日本股市的投资不断增加。1993～1994年，伦敦市场的外资持有比率约为16%，美国不到6%，日本已经在30%左右，2014年也是大约31%。与长期持有的日本人和法人不同，国际资本的股票买卖频繁，追涨杀跌，“安倍经济学”之后股市大涨，国际资本大赚，而与一般市民无关。许多日本企业，其股票的30%～40%已经在国际资本之手，发生不少纠纷。日本股市已成“外资殖民地”，这样的金融自由化对于中国不适用。
说到量化宽松之策，在日本实施之后，为对付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采取QE1-3的量宽政策，中国央行也照例实施。从始作俑者的日本来看，量宽并未带动投资和实体经济，更没有摆脱停滞局面，其副作用却逐渐显现，资产有无的差别扩大。在1973～1985年的“安定增长期”，日本政府通过“收入倍增计划”和其他社会政策，实现了“一亿人总中产”，甚至有“日本社会主义”之说。泡沫之后，中产阶层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特别是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加上福利和保障领域的缺陷，以及教育负担，导致人口出生率的连续降低。安倍内阁正在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似乎为时已晚。反过来说，日本追求增长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而安倍还在继续增长思维。实际上，世界增长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及其周边，“东方的瑞士”说不定是日本的宿命。
经过高速增长之后，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的经济体，可谓“日本奇迹”之后的“中国奇迹”，现在的“新常态”相当于1973～1985年日本“安定增长期”。按当年的汇率计算，1986年日本人均GDP约为16800美元（1995年约为42500美元），步入发达国家前列，也是10余年安定增长的结果。中国现在人均大约7000美元，在中国的“安定增长期”，如果能实现中国的“收入倍增”，才接近日本1986年的水平。日本的“过来人”槲原英资和竹中平藏认为，中国过去10余年相当于5～6个高速增长时代的日本，长期来看是乐观的；如今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课题，是韩国还是墨西哥尚未可知；股市房市泡沫十分危险，增长率减速到5%以下或泡沫破灭，可能再现美国1929～1930年的那种危机。一次和竹中先生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新常态”的安定增长和结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恐怕比日本要长得多。
确实，当下全球量化宽松，泡沫或许正在形成之中。日本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赴后继，日美的量化宽松皆效力有限，而且流动性外溢，催生全球资产泡沫。钱生钱的投机逻辑，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却难以抑制。近年来，各国政策当局大多认识到要降低对货币政策的依赖，转向产业发展政策，比如美国在推动“再工业化”，2016年夏季达沃斯会议主要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驱动，增长率一旦下滑，为了稳增长似乎还是增发货币，刺激投资。或者是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等行业的短期反弹，可能是对量宽一个反应，也可能使产能过剩的领域无法“去库存”，因此而拖延结构改革。从日本经验来看，“金融缓和”制造了“泡沫景气”，进入停滞之后，长期采用量宽政策，民间投资并未增加，泡沫也没有再来的势头。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量化宽松可能催生资产泡沫的危险，一旦破灭，中国社会尚未有当年日本的承受力。
中国进入“新常态”，和30年前的日本相对照，面临一些相似的国内外结构性矛盾，也有一些中国所独有的问题，社会服务体系发展滞后，贫富差别比较突出。长期来看，与其以货币和财政手段追求GDP增长率，不如扩大民生投入，解决滞后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旧账，提高“新常态”之下的社会承受力。日本和中国皆倾向平等的价值观，日本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工资差别远不及美国，中国社会也存在均贫富的强烈呼声。改革早期，可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今当有实力改善大多数人的后富。“新常态”之后加大民生投入，重点当在让大多数人享受改革成果，提供生活质量，逐渐缩小贫富差别。日本“安定成长期”的社会政策和实施方法值得借鉴。“失去的20年”却没有发生“占领华尔街”那样的问题，也归功于在那个时期的社会政策。
从企业层面来看，在日本泡沫发生之时，日本制造和品牌力已比较成熟。不论美国如何施压，国际环境如何变化（能源价格、汇率），日本制造和品牌至今不衰，关键在节能技术和创新力。中国制造和品牌方兴未艾，面临“三去一补”（产能、库存、杠杆）的改革课题。过剩问题的发生机制是另外一个课题，值得探讨，过度竞争无疑是原因之一。日本各个产业领域，皆有自己的“业界组织”，往往通过“业界组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避免过度竞争。至于“走出去”，则以“综合商社”为先锋，全球布局探路，而不是单兵作战。其产业组织和行为方式，也值得中国“供给侧”改革参考。
关于政策思想，日本长期存在着凯恩斯（政府）还是哈耶克（自由市场）的争论，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前川报告”的起草人大多属于“官厅学派”，更多凯恩斯色彩，继续着通过政府协调创造有效需求的战后政策路线。以后的当事者，比如槲原英资被认为是凯恩斯派，竹中平藏被认为是哈耶克派，前者主张大政府和公共投资，后者主张小政府，市场原理。不过，他们二人皆不认可这种社会评论。竹中担任小泉内阁的改革大臣，为解决短期需求不足，采取了凯恩斯式的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应该说，在政策领域，理论的派别之争意义不大，问题在于各种政策工具的平衡协调。
总之，本文写在“前川报告”发表30周年之际，所涉文件和人物皆与30年来日本的政策制定和实际运作相关，意在反思其政策得失和提供一个借鉴。日本这30年来的施策，以国际协调（接轨）和“金融缓和”为主，演化为1991年以来的量化宽松，政策效果却事与愿违，至今未能摆脱长期停滞的“恶魔”，这个经验教训值得中国研究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