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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请缨 投身抗日前线
1942年,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轮番大“扫荡”,致使敌后抗日力量遭受挫折。为加强敌后斗争的领导力量,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到抗战第一线的号召。
这时,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一直在延安担任抗大校长、军委参谋部长、卫戍司令等要职的许光达,主动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时任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高兴地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那好,你归队,到我们晋绥军区来。把你这些年灌的墨水,在抗日前线好好地倒一倒!”
这一席话,让许光达异常激动,从内心感激贺老总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自从1932年在洪湖负伤离开部队后,许光达便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一边疗伤一边学习,回国后任抗大总校教育长等职。在这期间,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研究,撰写了《抗大最近的动向》、《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军队的组织问题》、《红六军历史材料》、《历史的回顾》等著作,较系统地阐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军队建设、开展游击战争及战略战术等问题,奠定了坚定的军事理论基础。如今抗战进退维谷,晋绥军区又是陕甘宁边区的前沿,正是自己一展身手的最佳时机和绝好战场。
“打算单刀赴会呢?还是两口子上阵?”贺老总沉吟片刻又问。因为这时,许光达与夫人邹靖华已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许延滨,后边是个女儿,取名玲玲,还在哺乳期,这都是一些具体困难。许光达笑了笑说:“一起去!都安顿好了,我妹妹留在延安,儿子就交给她。女儿还在吃奶,只好驮在马背上出征了。”
“光达,你这是硬要学薛仁贵呀!”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像是探究又像是质询地说道。许光达憨厚地笑了笑,算作回答。不日命令下达,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二旅旅长。邹靖华随同前往二分区工作。
1942年的寒冬,许光达一行踏上晋西北的战场。
开展统战工作 打开局面
地处晋西北的晋绥二分区管辖着保德、河曲、偏关、五寨、神池、岢岚6个县,是晋绥军区至关重要的前哨阵地。如果说晋绥是华中、华北、华东的敌后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那么二分区就是这屏障上的一块顶门石。所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非常频繁猖狂,6个县中已有神池、五寨、岢岚、偏关4县的县城被敌人侵占,在大据点周围和公路沿线,敌人还设立了许多“卫星”式的据点,使我军的活动受到较大的限制。
晋绥二分区的司令部设在保德县的康家滩村。一天,许光达来到河东黄河河滩上,视察二分区直属部队的军事训练。河对岸是陕西的府谷县城,驻扎着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八团,此时也在河西黄河滩上练兵。两军隔河相望,听得清指挥员的口令,看得见士兵的刺杀动作。
突然,从河对岸传来一声枪响。我方队伍中一个战士被击中腹部。几个战士就地一卧,当即进行还击,只见黄河对岸的国民党士兵也有一人栽倒在地。两岸部队全部趴在河滩上,互相瞄准,谁也不敢妄动。随行的作战科长陈阳春介绍说,类似这种隔河挑衅的情况是家常便饭。前不久,部队在河曲没收了一个汉奸的财产,当晚对岸二五八团就有一个连长带着兵和船过来,又杀人又放火,折腾了小半夜。后来才搞清,这个连长就是汉奸老财的儿子。“怎么不去做工作?就这样听之任之?”许光达不解地问。“谁说没做工作,每次挑衅事件一发生,我们都过河去抗议一下,公开宣传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搞一次好一点,可总是除不了根,大摩擦没有小摩擦不断。”陈阳春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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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以河对岸的二五八团为突破口,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开工作局面。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们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经过深思熟虑后,许光达说服地方上的领导,派出晋绥二分区供给部的政委李三楼和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长范若愚二人,以八路军一二O师独立第二旅参议员的身份,去河西找二五八团团长高致国,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统一战线主张。一段时间,二五八团不再放黑枪了,也不再过河抢劫、闹事了。
一天,河对岸的高致国突然以个人名义给许光达送来一封赴宴请柬。突如其来的宴请,急剧升温的热情,使大家都怀疑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能去!许光达沉思片刻后说:“即便是‘鸿门宴’,我也要闯一回!”
宴会上,宾主的致词显得得体而富有诚意,许光达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举杯相邀全场:“诸位,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两党合作是历史必然!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论政治见解怎样,父母之邦总不能不要。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军人,凡是有点血性就该枪口朝外,共负守土之责,决不能做民族的罪人。”高致国被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将领的一席话打动了。这次宴会后,双方的摩擦明显减少。但同时,河西内线的情报却证实,日本人也在拉拢高致国。
为了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许光达决定让高致国见识一下八路军的军威,也回请对方一次。这天,许光达全程陪同高致国一行参观了八路军的训练、生产和保德县城的抗战秩序。特别是民兵表演的夜间作战和地雷战演习,更让高致国惊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军反反复复的“扫荡”竟不能使抗战军民的斗志有丝毫削弱,仍有如此威武的军队和如此井然的社会秩序。许光达对高致国说:“保家卫国,众志成城。谁能坚持抗日,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现在一些中国军人得了‘恐日症’,就怕日本人。希望你不要听信挑唆,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那是,那是。”高致国十分诚服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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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边区的进步文化做统一战线工作,是许光达采取的又一有效手段。晋绥二中副校长武进卿根据许光达的建议,以岳飞精忠报国为题材,创作了一台晋剧历史剧《十二道金牌》。晋绥二中校长范若愚自告奋勇饰演岳飞。1943年“八一”建军节的这一天,许光达和政委商量,组织了一个8000多人的庆祝大会,专门派人到河西,把二五八团的军官及其家属全部请过来看戏。高致国握着许光达的手说:“高某虽无岳飞之志,但也是五尺汉子,请许司令员放心,从今往后我二五八团将严守抗日统一战线和双方的协议,决不再与贵军发生任何摩擦!”从这以后,双方不仅未产生摩擦,而且遇上有“上峰”视察“河防”非得对河东八路军“有所表示”时,高致国也暗中通知部下,放枪的时候子弹多往空中打。他们还偷偷卖给二分区一部电台。一次,日军田村大队长联络高致国配合“扫荡”,高以身体患病未愈,不能行动为由拒绝。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功,解除了我军的“西顾之忧”,八路军得以集中兵力指戈东向、北向对日军进行斗争。同时,也保证了我军利用黄河船运完成向晋绥军区(兴县)运粮运煤的任务和黄河两岸群众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上的正常交往,取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这一工作还对二五八团所属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整个辖地与我陕甘宁边区神府县接壤的地区的关系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发展生产 站稳脚跟
日军野蛮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这个土地瘠薄、干旱多灾的地方更加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八路军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二分区当时的供应标准极低:不论干部战士没有菜金,没有油盐,每人每天唯一的主食是七两黑豆。被装方面更差,一个班只发两床被子。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武器弹药,没有药品……这是许光达来到二分区后面临的又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他在会上号召大家向延安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确定了当前的几项工作:第一,把县城的铁匠铺都动员开起来,解决农具问题;第二,做好开春开荒、播种的准备工作;第三,全军全民齐动手纺棉花,并建立纺纱织布厂;第四,发展养鸡、养猪、养羊等畜牧业;第五,武器弹药和药品找日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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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县马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热潮。分区机关是一面旗帜,许光达家有两台纺车,到了晚上,一盏煤油灯下,司令员两口子一纺就是一个通宵。所有干部和家属都投入到生产中,带头开荒种地,养鸡养猪养羊,纺纱织布,还创办了几个小被服厂。从开春开始,所有部队都帮老乡种地,一个班包两户,将沟沟坎坎,所有有泥土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机关老老少少全部发动起来纺棉花,任务、质量和期限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并且任务到人,年底之前,不论交白洋,还是交布匹、皮毛或者现成的棉衣都可以。
这一年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整个分区部队粮食自给有余,冬装也没用军区下发,另外还集资、筹粮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当地军民的生活大为改善,同时也推动了黄河两岸贸易和统战工作的发展。一天,驻守黄河西岸的国民党第二五八团团长高致国派人过河求援,希望购买一批粮食。原来,河西的府谷县这年灾情严重,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上边的军粮又迟迟不能下拨。许光达抓住这一时机,召集地委的同志专门开会研究,果断作出决定:以粮食换弹药、布匹和药品,开展双边贸易,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统战工作。
为了统一思想,解除大家的心头不快,许光达还专门召集分区机关和区属队的干部战士,亲自作了解释。他说:“二五八团迟迟领不到军粮,说明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们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矛循,把这个团拉住,巩固统战工作。大家想一想嘛,这个团在对日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中立,没有倒向日本人的怀抱,这对我们很有利。如果我们不卖粮食给他们,逼着他们去找日本人要,麻烦就来了,我们就会腹背受敌!相反,我们适当卖点粮食给他们,也讲点条件,要求他们卖给我们一些弹药、布匹和药品,也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既互通有无,又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何乐而不为呢!同志们不要感情用事,考虑问题要放长远一点嘛!”话题一挑明,大家开了窍。这粮食,该卖!
几天之后,装满了新粮的十几条木船由河东驶向河西。八路军所需的药品、布匹、弹药,高致国也派人运到。
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又经过一番联络和协商,河东二分区同河西二五八团达成八条协议。其中,除团结抗日、防止摩擦、打击汉奸、严惩挑衅肇事者外,还特意写上了一条扩大双方贸易的条款。从此,河东的粮食和红枣,河西的弹药、布匹、食盐和药品,彼此交换不断。这不仅解决了我方的燃眉之急,还进一步巩固了统一战线工作,晋绥二分区这个抗日根据地也更加稳固了。
重视教育 培养干部
在许光达的领导下,晋绥二分区不仅统战工作、大生产运动搞得卓有成效,当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当时,晋绥边区的最高学府晋绥第二中学设在保德康家滩村。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一所普通中学,实际上是中共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学校的教学方针,是以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学员毕业后全部无条件服从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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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绥二分区期间,许光达被聘任为晋绥二中的名誉校长和兼职政治委员。他非常重视青年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工作,经常去学校做报告,以当前的国际形势、苏德战场、我们的任务、苏联青年的生活等问题为内容,评述国内外时事与抗日战争形势,讲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充满着激情,学生们听后热血沸腾。
为了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加强师资力量,许光达从二分区政治部先后抽调了几名干部任二中的专职教员,并亲自指定大学毕业的科长胡奎(现名胡昭衡,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卫生部部长等)、李三楼(大学毕业生,任独立二旅供给部长)和专署干部卢温如、华子玉任兼职教师。
许光达还十分关心晋绥二中学生的生活与安全。当时,按供给制待遇,二中学生的服装也是由军分区供给处配发。每逢“换季”时,许光达都要关照此事。特别是到了冬季,他都要检点二中的学生是否穿上了棉衣。在物资、财政十分困难的抗战时期,二中学生没有受过冷、挨过冻。在历次反“扫荡”战役中,许光达都十分注意保证晋绥二中师生的安全,在获得敌人要进犯根据地的情报时,他首先把二中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学生有生病的,也送到军分区后方医院治疗。他平易近人,经常主动与教师和学生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晋绥二中的范若愚校长和武进卿副校长赞誉许光达“礼贤下士,有政治家的胸怀”。
许光达对晋绥二中无微不至的关怀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晋绥二中毕业的学生纷纷要求到部队上工作。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从晋绥二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也随之分布到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参加了解放军的学生,分别进入东北、西北解放军部队,表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受到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的赞扬。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部队的师、团干部。当时担任西北野战军三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感慨道:“晋绥二中的学生质量高,过得硬,几年来的教育现在收到了成果。过去的幼苗,现在都长大成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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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武工队 把敌人挤出去
1942年10月31日,毛泽东对晋西北发出“挤敌人”的指示。电示中共晋绥分局,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对敌人采取积极政策。11月4日,中共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包括地委、专署、军区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主力部队以1/3的兵力,地方武装以1/2的兵力,普遍组成武装工作队,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深入敌后开展工作。
许光达随即召开晋绥二分区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部署“挤敌人”的斗争策略。他说:“毛主席在这里不是提把敌人‘赶’出去,也不是说‘打’出去,而是‘挤’出去!这个‘挤’字妙不可言,里面大有文章。”他从“挤”这个简单的字眼,联系到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一告诫,指出:所谓“挤”包括了对敌斗争的方方面面,它既是对敌斗争的方针,也是对敌斗争的方法,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发动群众。要在军事上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通过各种途径,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去,挤到据点里,并最终一个一个地拔掉这些据点。具体作战方案是:第一,包围、孤立敌人的据点,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第二,伺机、趁机攻占之;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第四,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攻占之。
接着,许光达从晋绥二分区抽调大批军事干部与县里的地方干部组成6个区的敌后武装工作队,由军事干部任队长并兼区委书记,地方区委书记或区长任副队长。许光达还向神池派出武工队,与县、区抽出的干部共同组成神池县武装工作大队,下辖4个区队,共1000多名队员。同时规定,根据各武工队活动范围的大小,分别配备一个加强班或是一个加强排的兵力。遇有“拔点”任务时,分区一批准,大部队就来支援。
许光达对武工队的斗争策略也做了同样的计划和细致的安排。要求武工队发挥短小精悍、机动灵活的特点,钻进敌占区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和发动群众,利用伪军亲属做策反工作,在敌伪中建立内线关系。要区别对待敌人组织的维持会及其伪人员,对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汉奸要坚决打击;对一面支持敌人,又一面应付我方的,也要尽量争取过来;而对表面为敌人办事,实际拥护我们的人,要做到尽量不让其露面,使其工作更有效。在拔除敌据点这方面,采取条件成熟一个拔除一个,不互相等待,也不搞一刀切。还特别强调,武工队活动在敌占区,危险性较大,相互之间的联系一定要严密,并防止发生误会等等。
1943年1月,在许光达的领导下,晋绥二分区掀起了以武工队为骨干的群众性“挤敌人”大竞赛。敌后武工队发挥其短小精悍、灵活机动的优势,采取里外分化瓦解敌人的策略,使日伪军没有了招架之势。
日军清水支队,曾是“扫荡”二分区的“功勋”支队,气焰十分嚣张。武工队带着部队搞了几次大的袭击后,清水支队马上灭了气焰。尤其是该支队因辎重队被袭击,抢来的粮食和拉来的民伕全部还给了八路军,补给顿成困难,“扫荡”也就无从谈起。日军一缩头,维持会便没有了依靠。许光达抓住这个机会,命令武工队联合行动,十几天工夫,37个伪政权全部被捣毁,抗日政权建立起来。接着,部队和地方配合行动,清水河地区的50多个维持会,顷刻被武工队瓦解了。
神池县伪县长张芝纲要去五寨接任县长,消息被武工队侦察员摸到了,在五寨县的庄旺村,一个伏击就毙伤日伪军10人,活捉了张芝纲等3人。许光达把政策一交待,张芝纲立刻表示愿意洗心革面,弃暗投明。“那好,”许光达说,“你写一篇揭露日军罪行的文章,再给你的亲友和同事写一封公开信,劝他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张芝纲照办了。两篇文章在晋绥出版的《抗战日报》上一发表,敌伪炸了营,明里暗里跑到八路军这边来建“关系”的人络绎不绝。
偏关县城的伪大队长张镇戍看了报上的文章后,经过一夜的考虑,给许光达写了一封信。许光达派敌工部长去接触了一次,张镇戍就带领着手下200多名伪军投奔了八路军。就这样,偏关县城没费一枪一弹,成了八路军的天下。
通过开展“挤敌人”的运动,晋西北的斗争形势明显好转。到1943年,已有827个村的维持会被摧垮,535个村建立和恢复了抗日政权,解放人口1.8万余,并争取了403个村的维持会。从1943年1月至4月,晋绥军区包括武工队在内的主力部队及各县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62次,毙伤日伪军939人,俘日伪军162人,在我军民的主动打击下,敌人已不敢轻易出动。
攻八角堡 取榆树坪
八角堡是晋绥二分区所辖神池县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它与西北的山岔据点、西南的义井据点构成三点犄角之势,形成了神池县城外围的所谓“马蹄形堡垒线”。镇子的四周砌起了高墙,并加修了炮楼,镇子里常驻日军有140多人,是敌人固守的中心据点,也是晋绥二分区重点军事部署中要拔除的对象。担任此次任务的是第九团李副团长带领的两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山北武工队。
一天黄昏,许光达带着一行十几骑战马来到山北的一个抗日堡垒村。李副团长向许光达汇报了战斗的进展情况。他说,我们已经从正面试探性地进行了几次攻击,但均未成功。显然,强攻十分困难。许光达在了解到敌人逢初一、十五要外出搞粮、买菜的情况后,决定智取八角堡。预伏计划没有成功,他们又采取了诱伏方法,将敌“引蛇出洞”,伪军中队长当即毙命,没丧命的全部投降。因在炮楼的日军没有出来,许光达又重新调整了部署。
他命令武工队集合,从八角堡对面的山上大摇大摆地下来,然后向神(池)五(寨)平川走去。日军中队长听到哨兵报告后,马上集合八角堡据点的日军,悄悄地尾随着武工队。大约走了30多里,眼见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这时,武工队进了一个村子。日军中队长大喜过望,当即按照“夜间包围,拂晓进攻”的老战术把村子包围得严严实实。事实上武工队早已从村子东头进、西头出,除留下几名队员绕到敌人背后进行监视外,大部分人员早已赶到敌人逃回八角堡的必经之路上进入了伏击阵地。
日军满以为天一亮就会拣个大便宜。谁知天刚破晓,忽听八角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日军中队长赶紧收拾人马往回跑,还没走出半里路,就钻进了武工队的伏击圈。日军扔下十多具尸体,拼命冲到八角堡镇跟前,正好遇上端掉据点的八路军队伍,一个“回马枪”下来,日军死伤大半,剩下几个命大的,拚命向义井据点逃去。
连续几个据点一端,八角堡一带的根据地扩大了好几倍,老百姓的抗日热情也水涨船高,武工队接下来的工作也好做多了,许光达决定再去神池二区武工队。
这里距二分区机关有150多里地,消息异常闭塞,是八路军真正的敌后前线。武工队要想与分区联络一次,必须通过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危险性大尚且不说,时间也需要四五天。王展带着这支几十人的武装工作小分队,钻进了敌人的腹地,长期独当一面斗争。许光达对王展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几十个人的小分队,硬是把管区内的敌伪村政权,大部分搞成了“里红外白”的两面政权。敌人60里的公路电话线,一夜之间就把它破坏得无法修复;武工队还破坏了管涔山区所有的森林铁路,公路也搞成半瘫痪状态,甚至把铁轨、电线全部运回根据地,为我所用,最让许光达感兴趣的是,他们经常偷袭火车,给同蒲路造成极大的威胁!
许光达同王展通宵达旦地谈着管涔山区乃至整个分区、军区和全国的抗战形势,他对王展说:“目前抗战已进入关键时刻,管涔山区举足轻重,有什么困难没有?”王展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宁武榆树坪有个被日军霸占的锰矿上,一个伪军大队长想起义,可又犹豫不决,派人做了工作,还是不见行动,估计是担心投了八路军得不到信任。”“这些人的手头都沾着矿工的血,心虚啊!”许光达给了王展八个字:既往不咎,立功有赏。而且他承诺,如果这个伪军大队长能起义,他可以任命其为游击大队的大队长。
三天后,许光达回到保德二分区机关。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签署了一份委任状,委任宁武县榆树坪锰矿伪军大队长率队起义后为游击大队长。此外,还准备了一部电台和一名熟练的报务员,限定陈阳春必须在三天内把这些送到管涔山区的王展手上。
活捉东洋日兵 折服西洋少校
晋西北捷报频传,让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发生了兴趣。此人叫简士,是美国观察组的少校。
简士要到二分区境内来“观察”。许光达说:“来吧,只要不怕喝黑豆糊糊,看哪里我们都欢迎!”为统一战士们的思想认识,许光达还集合部队,把道理对战士们认真讲了一遍。
为便于简士观察,许光达在黄河滩上安排了一个参观点,内容是小分队袭扰敌据点攻防对抗演习。之后,还有一个八路军战士用迫击炮平射敌碉堡的实弹表演。这一下把简士震住了!迫击炮平射,还弹无虚发,谁听说过?他以为自己看错了,许光达告诉他,没有看错,全是真的。接着又参观了养猪种菜和纺纱织布。然而这个喜欢刺激的美国人却不满足,他挑剔地提出,要看日军战俘。当他得知二分区没有关押俘虏,俘虏都在兴县的军区机关集中关押时,遗憾地耸了耸肩膀。
“这很简单,”许光达说,“简士先生如果一定要看,就请跟我到五寨的前线走一趟。我专门给你搞一次夜间捕俘,当场抓一个日军俘虏给你看看。”这简直是给简士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夜间捕捉任务交给了分区侦察队的何会能。
入夜,许光达陪简士在离敌据点不远的一个老乡家等候。性急的简士一会儿竖起耳朵,一会儿东张西望。许光达则心里很踏实。他对自己的战士了如指掌。这个何会能,智勇双全,完成任务从未出过差错。不逮着一个日军俘虏,他是不会空手回来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简士的耐心已经有限。他已经不侧耳倾听,也不去窗口张望,而是一遍遍地掏出怀表,嘴角不时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许光达仍然不露声色。最后,翻译也有点为许光达着急了,小声地问:“许司令员,别是有什么意外吧?”“意外?”许光达自信地笑了笑,“除非今天晚饭后日军全部撤出了中国!”
简士急忙向翻译打听许光达说了什么。翻译一说出口了简士就叫起来:“NO!”下面的话还没说出口,不远处突然传来两声枪响。不一会儿工夫,两名八路军侦察员抬着一副简易担架,急匆匆地冲进门来。走在前面的正是何会能。简士朝担架上瞅了一眼,失望地耸了耸肩膀。他以为担架上抬的是八路军伤员呢!何会能报告:“这家伙被我们抓住后,死活不肯走,只好把他绑在担架上抬回来了!”
简士伏在担架上看了半天,见果然是个日本兵,嘴里塞着一团棉花。他刚要说什么,门外又响起脚步声,原来,另一组侦察员也凯旋而归,不仅抓着两名俘虏,还牵来一只日本军犬。简士兴奋地同八路军侦察员们握手,真诚地赞叹:“英雄!八路军战士是真正的英雄!”回分区的路上,简士显得话多起来。他诚恳地对许光达说:“前不久,我读到斯诺写的一篇文章《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以为那里面对贵军的溢美之词是带有倾向性的,现在我明白了,斯诺的评价是公正客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是世界上一流的部队。”
简士结束了在二分区的“观察”,就要离开了。许光达设宴为他送行。简士痛痛快快地喝了几杯酒之后,说:“我亲爱的将军先生,请原谅!两个星期前,我对这里的一切是持怀疑态度的。观察了这么多天,你们用事实改变了我的看法。重庆和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人士说你们破坏了抗战,游而不击,是不公正的……”许光达的答词只有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最后,他将过去自己亲手从日本军官身上缴获的一把战刀和那天夜里侦察兵捕获的日本军犬,作为礼品送给了简士。
二郎庙整风 主动纠正错误
1944年冬天,独立二旅司令部搬到保德县马家滩二郎庙。接着便开始了整风。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而所谓“抢救运动”则是另一种性质的运动。在康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在晋绥边区却把整风运动搞成了所谓的“抢救运动”,犯了严重的极左错误,二分区也不例外。在二郎庙的整风中,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被打成“三青团”反动组织成员,而这些孩子在“抢救”以前,甚至连“三青团”这个反动组织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许多同志受到了精神伤害,有的甚至受到肉体摧残。
在运动开始时,许光达和二地委的其他同志作了报告,并领导了运动,于是也犯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可贵的是,许光达能够积极主动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和晋绥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严肃认真地对待“甄别”工作,十分注意地、主动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工作,热情洋溢地对待每个同志。经过“甄别”工作,许多在“抢救运动”中伤了感情的同志重新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晋绥边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许光达将军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挫败了敌人企图背腹夹击,吞并晋绥边区的阴谋,使晋绥边区这块红色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边区的人民凭着这样的好领导,全民动手,努力生产,奋力抗战,满怀豪情地迎来了全国大解放的曙光!而在晋绥边区艰苦抗战的日子里,为了抗战,为了边区的百姓,许光达将军日夜操劳,对自己的家事却照顾得很少,儿子许延滨在保德期间,是在许多小伙伴和叔叔、伯伯们的关心下成长的,女儿玲玲因无药救治最终失去了弱小的生命。女儿走了,只留下一张甜甜的小照片。许光达把它夹到用延安的黄油纸印刷的党章中间,一起揣到贴身衣兜里。这种感情伴随了他整整一生。1998年,许延滨少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来到保德县,在玲玲的坟头上(康家滩河漕沟)立起一块石碑,纪念这位永远留在保德县的亲人。
(本文节选自2005年《忻州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