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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6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是由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柳青创作的。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题材的经典作品。《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生动展现了农业合作化運动中农村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思想、心理变化，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放弃对土地私有制的留恋，转向拥护土地集体所有制，走上共同致富道路的曲折艰难历程，进而讴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家柳青谈到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创业史》就是要写这个制度是如何诞生的，写这个制度下农村的新面貌、农民的新生活。
柳青能有这样高度而深刻的思想认识，源于他的革命经历。柳青，原名刘蕴华。1916年7月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他年仅1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柳青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奔赴延安。他多次作为随军记者、文化教员深入山西抗战前线。1942年，柳青在延安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经过这场精神洗礼，柳青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确立了进行文艺创作的政治方向和原则。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之后，接着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至1953年间，党中央连续召开三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确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原则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采取示范、说服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第一步，发展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互助组分为两种形式：临时性季节互助组和固定性的常年互助组;第二步，根据生产需要和农民自愿，把劳动互助组提高和发展为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发展为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中央还明确指出，农村互助合作的前途，就是农业的集体化、社会化和现代化。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比原定计划提前了8年。
在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把有如汪洋大海般的一亿多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经营制度。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几亿中国农民也由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1952年，柳青被任命为西安市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为开展好这项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亲自指导组建了王莽村的“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的“胜利农业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长安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先进典型。
1953年，柳青辞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一职，只保留常委职务。他带着全家人搬到长安县皇甫村，住进村中的一个破庙里，集中精力，为创作鸿篇巨制《创业史》做准备。
柳青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14年里，他深入到农民中去，把自己“变成”农民，通过关注每天在周边活生生的干部、乡亲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执行情况，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各种复杂的矛盾，各个阶层农民对待新社会制度的不同反映和态度，加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了解，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创业史》中的经典人物梁生宝，就是以皇甫村积极响应党号召、参加互助合作的王家斌为原型的。
柳青的精神和信仰感动了几代国人，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谈到柳青为创作《创业史》扎根农村14载的经历。他说，正是因为柳青扎根基层，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笔下的人物才能够栩栩如生。2017年10月19日，在参加中共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再次谈到柳青。他说：“党政干部也要学习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
柳青原计划《创业史》写四部。1959年主要撰写互助组阶段的第一部，以《稻地风波》为标题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出版单行本。“文革”中，柳青的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柳青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和下卷前四章的写作，主要描写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他最初想写四部的计划没有完成。2019年9月，《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作品。
柳青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基于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让《创业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通过对一个村庄里的各阶级、阶层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的描写，向读者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中国广大农村推进这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的。柳青说，他不是在写小说，他是在写历史。他要写出中国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的生活感受。他还说，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写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他写的是中国农民在步入新时代之际，认识和接受公有制、工业化的心路历程。换句话说，就是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和精神成长。
《创业史》第一部分为“题叙”“上卷”“下卷”。柳青在“题叙”中，用一万多字的篇幅描述了梁三一家三代创业惨败的历史。1929年，陕西关中发生特大旱灾，颗粒无收。这一年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灾民逃荒到渭河滩。4岁的宝娃和母亲是众多灾民中的一员，母子俩人逃难到下堡乡。他们被“蛤蟆滩”的梁三带回家中，获得了在“蛤蟆滩”生活的合法身份。梁三此时年过40，妻子刚刚去世。娶妻收子，重新组建家庭后，梁三给宝娃改名梁生宝，并决心创立家业。但是梁三拼命苦干了十几年，把腰都累弯了、累出了一身病也没有能实现创业起家的目标。梁生宝渐渐长大后，继承父亲梁三的志向，继续为创家立业努力奋斗。但是，也以失败告终。
柳青通过对梁家屡次创业屡次失败的描述，反映了贫苦大众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展现了近现代农民所走过的艰难道路。进而说明，在旧社会的政治体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无论付出多少努力和辛苦，也难以过上吃饱穿暖的好生活。 在《创业史》“上卷”“下卷”中，柳青以秦岭山脚下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互助组的曲折发展为依据，通过对扩大借贷、进城买稻种、进山掮扫帚、密植水稻和统购统销五个场景的叙述和描寫，表现了蛤蟆滩的贫下中农在共产党员梁生宝的带领下，组成互助组进行生产自救，战胜坚持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最终取得丰产丰收的故事。
蛤蟆滩的土改结束后，梁三老汉一家、高增福兄弟、郭振山一家、任老四叔侄等贫雇农都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但是，土地改革之后不久，蛤蟆滩两极分化的苗头逐渐显露。高增福、任老四等贫雇农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是因为自家的生产资料不足，人口多、劳力少，又遭遇天灾人祸，生产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他们唯一的出路和期待是党和政府给予帮助。柳青通过描写这一现实，展现了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背景和必要性。
柳青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五个阶级和阶层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创业理念和经历。通过对五个阶级和阶层农民在农村中有影响有代表性人物的描写，展现蛤蟆滩各阶级、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深刻表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展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他们对待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私有制所持的立场和感情的飞跃。
主人公共产党员梁生宝，是在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他是从一名自发的、贫苦的、朴实的青年农民，逐渐觉悟、锻炼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是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相信党，他的口头禅是“有党领导，咱怕啥”。工作中，他敢于承担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在高增福、任老四面临困境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担任互助组的带头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宁愿放弃个人创家立业，为集体事业努力奋斗。
1953年的春天，梁生宝因张罗集体创业的大事，与父亲梁三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说服父亲，梁生宝向父亲描绘了积累私有财产前景：
“啥叫自发道路啊，爹！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10亩稻田，是吧？我不领导互助组，咱爷俩就像租种吕老二那18亩稻地那样，使足了劲做。年年有余头，有力量买地。该是这样吧？嗯，老任家他们，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离开互助组搞不好生产。他们年年得卖地吧？这也该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10年8年以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咱爷俩名下了。咱成了财东，他们得给咱做活！”
通过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作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宣传了在党的领导下，以梁生宝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功绩。
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是小生产者的代表，是中国老一代农民典型。土改中，梁三老汉因分得10来亩土地，欣喜若狂，重新萌发了创业致富的想法。他一心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在互助组和个人发家致富道路之间犹豫徘徊。他最初反对互助组，拒绝参加互助组。后来，又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怀疑，最终在梁生宝的帮助下，认识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对的，转而积极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
郭振山是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出身贫农的郭振山在土改时期是叱咤风云、有权利的人。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他抱怨土改结束得太早，导致他不能再对贫农、富裕中农有威慑力量;另一方面又暗下决心，一定要过上自己的好日子，铆足了劲想变成新富农。柳青通过郭振山与梁生宝的冲突，言行对比告诉人们，缺乏公共意识，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投机的人，最终势必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对立，失去群众的信任，最终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富裕中农郭世富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五世同堂的家长。他凭借相对富足的生产资料筹划变为富农。通过新建房屋等方式在群众中显摆自己的经济实力，打压尚未成熟的互助组。
富农姚士杰坚持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他很能干，却心狠手辣。他以帮助困难户度过春荒为幌子，拉拢力量，与共产党较量，对抗互助组，并进行破坏。
梁生宝认为，如果放任郭世富、姚士杰追求个人发家致富，中国农村就重新回到一部分人凭借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剥削别人的起点。所以他要带领互助组走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创业道路。
为了帮助贫困户度过春荒，梁生宝带领互助成员一同进山伐竹。他还把工钱提前预支给贫困户。在韩培生，这位上级专门派来的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互助组通过对水稻进行合理密植、科学管理，取得了大丰收。每亩水稻的产量高达625斤，同富裕中农郭世富等单干户的产量相比，高出将近一倍。这样的好收成，也让贫农任老四等常年缺粮的农户第一次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并且还有了余粮支援国家建设。
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发生巨大变化，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为土地规划、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作家柳青谈到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创业史》就是要写这个制度是如何诞生的，写这个制度下农村的新面貌、农民的新生活。
柳青能有这样高度而深刻的思想认识，源于他的革命经历。柳青，原名刘蕴华。1916年7月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他年仅1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柳青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奔赴延安。他多次作为随军记者、文化教员深入山西抗战前线。1942年，柳青在延安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经过这场精神洗礼，柳青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确立了进行文艺创作的政治方向和原则。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之后，接着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至1953年间，党中央连续召开三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确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原则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采取示范、说服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第一步，发展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互助组分为两种形式：临时性季节互助组和固定性的常年互助组;第二步，根据生产需要和农民自愿，把劳动互助组提高和发展为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发展为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中央还明确指出，农村互助合作的前途，就是农业的集体化、社会化和现代化。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比原定计划提前了8年。
在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把有如汪洋大海般的一亿多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经营制度。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几亿中国农民也由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1952年，柳青被任命为西安市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为开展好这项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亲自指导组建了王莽村的“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的“胜利农业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长安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先进典型。
1953年，柳青辞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一职，只保留常委职务。他带着全家人搬到长安县皇甫村，住进村中的一个破庙里，集中精力，为创作鸿篇巨制《创业史》做准备。
柳青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14年里，他深入到农民中去，把自己“变成”农民，通过关注每天在周边活生生的干部、乡亲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执行情况，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各种复杂的矛盾，各个阶层农民对待新社会制度的不同反映和态度，加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了解，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创业史》中的经典人物梁生宝，就是以皇甫村积极响应党号召、参加互助合作的王家斌为原型的。
柳青的精神和信仰感动了几代国人，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谈到柳青为创作《创业史》扎根农村14载的经历。他说，正是因为柳青扎根基层，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笔下的人物才能够栩栩如生。2017年10月19日，在参加中共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再次谈到柳青。他说：“党政干部也要学习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
柳青原计划《创业史》写四部。1959年主要撰写互助组阶段的第一部，以《稻地风波》为标题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出版单行本。“文革”中，柳青的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柳青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和下卷前四章的写作，主要描写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他最初想写四部的计划没有完成。2019年9月，《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作品。
柳青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基于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让《创业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通过对一个村庄里的各阶级、阶层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的描写，向读者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中国广大农村推进这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的。柳青说，他不是在写小说，他是在写历史。他要写出中国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的生活感受。他还说，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写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他写的是中国农民在步入新时代之际，认识和接受公有制、工业化的心路历程。换句话说，就是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和精神成长。
《创业史》第一部分为“题叙”“上卷”“下卷”。柳青在“题叙”中，用一万多字的篇幅描述了梁三一家三代创业惨败的历史。1929年，陕西关中发生特大旱灾，颗粒无收。这一年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灾民逃荒到渭河滩。4岁的宝娃和母亲是众多灾民中的一员，母子俩人逃难到下堡乡。他们被“蛤蟆滩”的梁三带回家中，获得了在“蛤蟆滩”生活的合法身份。梁三此时年过40，妻子刚刚去世。娶妻收子，重新组建家庭后，梁三给宝娃改名梁生宝，并决心创立家业。但是梁三拼命苦干了十几年，把腰都累弯了、累出了一身病也没有能实现创业起家的目标。梁生宝渐渐长大后，继承父亲梁三的志向，继续为创家立业努力奋斗。但是，也以失败告终。
柳青通过对梁家屡次创业屡次失败的描述，反映了贫苦大众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展现了近现代农民所走过的艰难道路。进而说明，在旧社会的政治体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无论付出多少努力和辛苦，也难以过上吃饱穿暖的好生活。 在《创业史》“上卷”“下卷”中，柳青以秦岭山脚下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互助组的曲折发展为依据，通过对扩大借贷、进城买稻种、进山掮扫帚、密植水稻和统购统销五个场景的叙述和描寫，表现了蛤蟆滩的贫下中农在共产党员梁生宝的带领下，组成互助组进行生产自救，战胜坚持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最终取得丰产丰收的故事。
蛤蟆滩的土改结束后，梁三老汉一家、高增福兄弟、郭振山一家、任老四叔侄等贫雇农都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但是，土地改革之后不久，蛤蟆滩两极分化的苗头逐渐显露。高增福、任老四等贫雇农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是因为自家的生产资料不足，人口多、劳力少，又遭遇天灾人祸，生产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他们唯一的出路和期待是党和政府给予帮助。柳青通过描写这一现实，展现了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背景和必要性。
柳青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五个阶级和阶层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创业理念和经历。通过对五个阶级和阶层农民在农村中有影响有代表性人物的描写，展现蛤蟆滩各阶级、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深刻表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展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他们对待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私有制所持的立场和感情的飞跃。
主人公共产党员梁生宝，是在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他是从一名自发的、贫苦的、朴实的青年农民，逐渐觉悟、锻炼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是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相信党，他的口头禅是“有党领导，咱怕啥”。工作中，他敢于承担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在高增福、任老四面临困境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担任互助组的带头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宁愿放弃个人创家立业，为集体事业努力奋斗。
1953年的春天，梁生宝因张罗集体创业的大事，与父亲梁三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说服父亲，梁生宝向父亲描绘了积累私有财产前景：
“啥叫自发道路啊，爹！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10亩稻田，是吧？我不领导互助组，咱爷俩就像租种吕老二那18亩稻地那样，使足了劲做。年年有余头，有力量买地。该是这样吧？嗯，老任家他们，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离开互助组搞不好生产。他们年年得卖地吧？这也该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10年8年以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咱爷俩名下了。咱成了财东，他们得给咱做活！”
通过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作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宣传了在党的领导下，以梁生宝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功绩。
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是小生产者的代表，是中国老一代农民典型。土改中，梁三老汉因分得10来亩土地，欣喜若狂，重新萌发了创业致富的想法。他一心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在互助组和个人发家致富道路之间犹豫徘徊。他最初反对互助组，拒绝参加互助组。后来，又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怀疑，最终在梁生宝的帮助下，认识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对的，转而积极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
郭振山是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出身贫农的郭振山在土改时期是叱咤风云、有权利的人。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他抱怨土改结束得太早，导致他不能再对贫农、富裕中农有威慑力量;另一方面又暗下决心，一定要过上自己的好日子，铆足了劲想变成新富农。柳青通过郭振山与梁生宝的冲突，言行对比告诉人们，缺乏公共意识，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投机的人，最终势必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对立，失去群众的信任，最终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富裕中农郭世富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五世同堂的家长。他凭借相对富足的生产资料筹划变为富农。通过新建房屋等方式在群众中显摆自己的经济实力，打压尚未成熟的互助组。
富农姚士杰坚持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他很能干，却心狠手辣。他以帮助困难户度过春荒为幌子，拉拢力量，与共产党较量，对抗互助组，并进行破坏。
梁生宝认为，如果放任郭世富、姚士杰追求个人发家致富，中国农村就重新回到一部分人凭借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剥削别人的起点。所以他要带领互助组走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创业道路。
为了帮助贫困户度过春荒，梁生宝带领互助成员一同进山伐竹。他还把工钱提前预支给贫困户。在韩培生，这位上级专门派来的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互助组通过对水稻进行合理密植、科学管理，取得了大丰收。每亩水稻的产量高达625斤，同富裕中农郭世富等单干户的产量相比，高出将近一倍。这样的好收成，也让贫农任老四等常年缺粮的农户第一次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并且还有了余粮支援国家建设。
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发生巨大变化，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为土地规划、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