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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隶书作为书法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成就辉煌，对清代及现代书法的发展起了很强的推动作用。而在众多隶书中，《曹全碑》被受清人推崇。究其原因，除了《曹全碑》本身所具有的美感之外，更多的是与清人当时的时代审美需求暗合，以及清朝书家的热捧有关。
[关键词]：曹全碑； 清代； 因素
清代隶书“直接汉人”，贯穿于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而在众多汉隶碑刻中，为何清朝人如此偏爱《曹全碑》，甚至将《曹全碑》评价为隶书中的《兰亭序》？是什么力量让清朝人对《曹全碑》如此推崇？
让我们先来了解下清代以前隶书的发展过程吧。汉代以后，被楷书取代了实用价值的隶书逐渐走向衰落，除了在唐代中期曾出现了几位擅长隶书的书家，使隶书创作热闹过一阵以外，宋元明数朝问津者极少。虽然也有个别书家偶然涉猎，但终因去古已远，法度湮灭，书者往往向壁虚造，遂使这种在汉代曾取得很高成就的书体几成绝学。
到了清代初期，隶书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转机，不仅专擅此体的书家相对增多，同时在技法上也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对汉代隶书进行发掘和研究，并以此作为取法途径。
汉隶在经过几百年的沉默之后，偏偏选择在清朝这个时期大放异彩，让人不禁要问：清朝究竟有什么样特殊的土壤，孕育出了这样鼎盛的隶书。
清朝确实有其特殊之处。1644年，清兵入关，来自东北的满族人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控了中国的政权，开始了对全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对于汉人而言，清政府虽然完成了军事征服，但他们的内心对这个外来民族是抵触的。所以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面对在文化思想上处处表现出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其心理承受能力显得异常敏感和脆弱。文人士子稍有不慎，引起猜疑，便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不断，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诗文中的片言只字，便被视为叛逆谋反，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谄媚求荣者，捕风捉影，挟私诬告，致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于是更多的学者把精力投入到对古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研究中，一方面可以躲避文字狱的迫害，同时也希望能以文化上的优越感来维系民族精神。这就使得清初学者由明人崇尚清谈，学风空疏，物极必反的风气转向实事求是的务实之风。而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实际上是汉族知识 分子亡国之恨于文化忧患意识的体现。
伴随着经学—朴学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训诂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文字，金石及音韵等专门学科获得突破性进展，在推动整个学术思想界风气转变的同时，对书法界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直接促进了碑学运动的发展，而汉隶做为碑学运动的一部分，自然得到了清人的重视。可是，《曹全碑》又是凭借怎样的魅力在众多汉隶中脱颖而出呢？
《曹全碑》全称《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十月二十一日。明万历初年在陕西郃阳旧城莘村掘得此碑，篆额佚失不存。出土时字划完好，一字不缺，清康熙十一年（1672）后，中有断裂，今则缺灭之字更多，但汉碑中少有较此完好者。
《曹全碑》系晋王敞等纪念曹全功绩而立，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或许正是如此，才让朱彝尊，这位以搜访金石为其考证经史提供材料的书家，有了和《曹全碑》的接触动机。
朱彝尊一生游历甚广，每到一处，务以寻访古刻轶碑为事。他曾’自述：“余从云中转客汾晋，历燕齐，所经荒山废县，残碑破，必摩挲其文响拓之，考其与史同异”。其隶书来历清晰，面貌分明，得益所在显然是汉代的《曹全碑》。在用笔上取《曹全碑》的流动飘逸，轻松舒展，结体上取其方扁端庄，从容典雅。更主要的是，其点画纯从汉碑中来，行笔扎实稳重，不想当时其他人那样隶楷笔法相混杂，而作为汉隶特征之一的波磔用笔，也是出以自然之致，不作强弩硬挑。从这些特点来看，朱彝尊不仅对《曹全碑》下过很深的临摹 功夫，而且以一个学者的成熟修养和敏锐的理解能力，对汉隶的整体审美意韵有着准确的体会和把握，故其所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
而《曹全碑》这种清秀灵动的面貌正好符合当时部分画家的画风，也因此引起了当时画坛领袖—王时敏的注意。王时敏 （1592-1680），明末清初画家。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人。其画在清代影响极大，居清初画家“四王”之首。他的隶书就与画风相似，工整清秀。
虽然《曹全》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字体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实为汉隶中的奇葩。同时《曹全碑》是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较完整，汉隶字数较多，字体较清晰地少数作品之一。这样就方便了清人进行拓临，且因石碑保存较好，因而其拓本清晰度也高。客观上，就扩大了《曹全碑》的传播范围，是其的拓本的普及性加大。
《曹全碑》在确立了自己在文人的心中的初步印象后，紧接着，下一步呢？这些在清朝统治下压抑着的文人们，也希望能通过保持和发扬文化传统来维持汉民族的自尊和优越感。于是，他们开动脑筋，期待能在隶书身上找到启迪与灵感，吸取营养，借助隶书来实现个人的书法艺术道路。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工书，雅好文艺，善收藏碑刻，尤喜汉碑。郑簠少时便立志习隶，学汉碑达三十余年。郑簠擅隶书，其隶书主要出在《曹全碑》，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所书字大小相近，粗细、疏密却富有变化，多姿又规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点，又具有飘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谓和之“草隶”。
郑簠的隶书作品
与时间稍早的王时敏相比，郑簠的隶书稍接近汉人和富有古意。其用笔的轻重主次变化，结字的聚散高低错落，打破了唐代隶书用笔直平古板，结构整齐均与的习气对元明以来隶书的束缚，显示了作者对汉人隶书的深入合正确借鉴。其用笔的活泼纵肆和取法的高古浑穆，不仅为宋代以来隶书书法开创了新的的出路，也成为乾隆，嘉庆以后碑派书法在艺术追求的主要境界。郑簠也成为开清隶变革风起第一人。
伴随着名人效应，《曹全碑》所释放出的魅力也如夜空里烟火一般，璀璨夺目，光彩照人。万经，字授一，号九沙。其隶书就是学的郑簠。朱彝尊与郑簠有过交往，他对郑簠尤为推崇备至，称他隶书“古今第一”。
不管怎么样，《曹全碑》作为轰轰烈烈的碑学运动的中的一部分，其影响是不如忽视的。当《曹全碑》走进清朝，仿佛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碰上对的人那样。清人与《曹全碑》就这样看对了眼。给我们留下的了是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曹全碑； 清代； 因素
清代隶书“直接汉人”，贯穿于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而在众多汉隶碑刻中，为何清朝人如此偏爱《曹全碑》，甚至将《曹全碑》评价为隶书中的《兰亭序》？是什么力量让清朝人对《曹全碑》如此推崇？
让我们先来了解下清代以前隶书的发展过程吧。汉代以后，被楷书取代了实用价值的隶书逐渐走向衰落，除了在唐代中期曾出现了几位擅长隶书的书家，使隶书创作热闹过一阵以外，宋元明数朝问津者极少。虽然也有个别书家偶然涉猎，但终因去古已远，法度湮灭，书者往往向壁虚造，遂使这种在汉代曾取得很高成就的书体几成绝学。
到了清代初期，隶书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转机，不仅专擅此体的书家相对增多，同时在技法上也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对汉代隶书进行发掘和研究，并以此作为取法途径。
汉隶在经过几百年的沉默之后，偏偏选择在清朝这个时期大放异彩，让人不禁要问：清朝究竟有什么样特殊的土壤，孕育出了这样鼎盛的隶书。
清朝确实有其特殊之处。1644年，清兵入关，来自东北的满族人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掌控了中国的政权，开始了对全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对于汉人而言，清政府虽然完成了军事征服，但他们的内心对这个外来民族是抵触的。所以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面对在文化思想上处处表现出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其心理承受能力显得异常敏感和脆弱。文人士子稍有不慎，引起猜疑，便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不断，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诗文中的片言只字，便被视为叛逆谋反，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谄媚求荣者，捕风捉影，挟私诬告，致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于是更多的学者把精力投入到对古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研究中，一方面可以躲避文字狱的迫害，同时也希望能以文化上的优越感来维系民族精神。这就使得清初学者由明人崇尚清谈，学风空疏，物极必反的风气转向实事求是的务实之风。而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实际上是汉族知识 分子亡国之恨于文化忧患意识的体现。
伴随着经学—朴学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训诂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文字，金石及音韵等专门学科获得突破性进展，在推动整个学术思想界风气转变的同时，对书法界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直接促进了碑学运动的发展，而汉隶做为碑学运动的一部分，自然得到了清人的重视。可是，《曹全碑》又是凭借怎样的魅力在众多汉隶中脱颖而出呢？
《曹全碑》全称《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十月二十一日。明万历初年在陕西郃阳旧城莘村掘得此碑，篆额佚失不存。出土时字划完好，一字不缺，清康熙十一年（1672）后，中有断裂，今则缺灭之字更多，但汉碑中少有较此完好者。
《曹全碑》系晋王敞等纪念曹全功绩而立，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或许正是如此，才让朱彝尊，这位以搜访金石为其考证经史提供材料的书家，有了和《曹全碑》的接触动机。
朱彝尊一生游历甚广，每到一处，务以寻访古刻轶碑为事。他曾’自述：“余从云中转客汾晋，历燕齐，所经荒山废县，残碑破，必摩挲其文响拓之，考其与史同异”。其隶书来历清晰，面貌分明，得益所在显然是汉代的《曹全碑》。在用笔上取《曹全碑》的流动飘逸，轻松舒展，结体上取其方扁端庄，从容典雅。更主要的是，其点画纯从汉碑中来，行笔扎实稳重，不想当时其他人那样隶楷笔法相混杂，而作为汉隶特征之一的波磔用笔，也是出以自然之致，不作强弩硬挑。从这些特点来看，朱彝尊不仅对《曹全碑》下过很深的临摹 功夫，而且以一个学者的成熟修养和敏锐的理解能力，对汉隶的整体审美意韵有着准确的体会和把握，故其所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
而《曹全碑》这种清秀灵动的面貌正好符合当时部分画家的画风，也因此引起了当时画坛领袖—王时敏的注意。王时敏 （1592-1680），明末清初画家。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人。其画在清代影响极大，居清初画家“四王”之首。他的隶书就与画风相似，工整清秀。
虽然《曹全》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字体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实为汉隶中的奇葩。同时《曹全碑》是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较完整，汉隶字数较多，字体较清晰地少数作品之一。这样就方便了清人进行拓临，且因石碑保存较好，因而其拓本清晰度也高。客观上，就扩大了《曹全碑》的传播范围，是其的拓本的普及性加大。
《曹全碑》在确立了自己在文人的心中的初步印象后，紧接着，下一步呢？这些在清朝统治下压抑着的文人们，也希望能通过保持和发扬文化传统来维持汉民族的自尊和优越感。于是，他们开动脑筋，期待能在隶书身上找到启迪与灵感，吸取营养，借助隶书来实现个人的书法艺术道路。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工书，雅好文艺，善收藏碑刻，尤喜汉碑。郑簠少时便立志习隶，学汉碑达三十余年。郑簠擅隶书，其隶书主要出在《曹全碑》，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所书字大小相近，粗细、疏密却富有变化，多姿又规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点，又具有飘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谓和之“草隶”。
郑簠的隶书作品
与时间稍早的王时敏相比，郑簠的隶书稍接近汉人和富有古意。其用笔的轻重主次变化，结字的聚散高低错落，打破了唐代隶书用笔直平古板，结构整齐均与的习气对元明以来隶书的束缚，显示了作者对汉人隶书的深入合正确借鉴。其用笔的活泼纵肆和取法的高古浑穆，不仅为宋代以来隶书书法开创了新的的出路，也成为乾隆，嘉庆以后碑派书法在艺术追求的主要境界。郑簠也成为开清隶变革风起第一人。
伴随着名人效应，《曹全碑》所释放出的魅力也如夜空里烟火一般，璀璨夺目，光彩照人。万经，字授一，号九沙。其隶书就是学的郑簠。朱彝尊与郑簠有过交往，他对郑簠尤为推崇备至，称他隶书“古今第一”。
不管怎么样，《曹全碑》作为轰轰烈烈的碑学运动的中的一部分，其影响是不如忽视的。当《曹全碑》走进清朝，仿佛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碰上对的人那样。清人与《曹全碑》就这样看对了眼。给我们留下的了是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