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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再自欺欺人，假如中国足球真有必要和真想崛起，只有条活路可走：从孩子“玩”起!先让小足球在校园和城币缝隙中滚动起来，让足球不再受急功近利和出线足球的蹂瞒和祸害。此番国足输了，关切的人明显少了，这份平和的心态恰恰证明足球正在回归其正确定位的途中。
事实证明，几十年的功利足球和有严重缺陷的管理体制已经走入死胡同。如果单从数据上看——中国足球注册人口只有8 000人，青少年只有7 000人，女子足球只有400人，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
假如，足球人口极度萎缩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这种现象持续了十几年?而且，
“从娃娃抓起”时的娃娃已经又生娃娃了，怎么踢球的娃娃越来越少?
中国足球在坠落，中国经济在发展，两者之间虽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有些因素并非完全利好中国足球，比如应试教育和城市被混凝土覆盖、家长对独生子女的过度溺爱、足坛腐败严重等等。于是，足球人口和球场资源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形成被挤出效应，大多数家长让孩子远离足球。
如果真想把中国足球抓上去，首先，要把基础打扎实，从孩子有时间、有地方玩足球开始，快乐和健康才是打动孩子和家长的礼物，任何急功近利都会使校园足球胎死腹中，或有名无实。假如，足球真是国人心目中的第一运动，它一定死不了，它会顽强地从水泥缝隙和家长封杀中迎来属于它的春天。
“没有职业”让40％日本少年犯“二进宫”
文／蒋丰(日本新华侨报总编)
日本法务省2011年11月11日推出年度《犯罪白皮书》，一组数字表明20岁以下的少年犯从“少年院”出来以后，大约有40％的人还会重新犯罪。迄今为止，这是日本第一次调查少年犯“二进宫”的情况，而这个“零”的突破，则从侧面印证了少年犯“二进宫”问题的日益严重。
日本法务省的研究机构对2004年1月到3月期间出狱的644名少年犯进行了追踪调查。他们当时的年龄都在18岁、19岁。结果他们当中有248人，在到25岁期间重新犯罪，接受了科处罚金以上的刑罚。其中有97人被判处实刑，有98人判刑后缓期执行，有53人被罚款。从“二进宫”的原因上看，盗窃者有73人，数量最多，伤害者有54人，吸毒者有25人，驾车伤人者等有22人。这里面还有一些人竟然是“三进宫”、
“四进宫”。
在日本，成年人的标准年龄是20岁，此前都算是“少年”，中国则是18岁就算成年人。日本的少年犯走出监狱——少年院以后，一直到成年的20岁，原则上都必须与“保护司”等机构保持联系，接受“保护观察”。
在“二进宫”的人当中，没有职业的占48％。原因主要是经济景气低迷，全社会失业率都在增加，
“好孩子”就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坏孩子”就更不容易就业了。其次，日本少年犯入狱期间的亲属探监次数与其后是否“二进宫”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何改善社会环境，让少年犯出狱后在社会能够有“立足之地”；如何改善家庭关系，让少年犯能够获得家人的理解与接纳，这已成为防止“二进宫”的根源。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文／王开岭(作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干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1门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忿忿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是的，一千座镜像被打碎了，又从同一副模具里脱胎出来，此即“日新月异”、
“翻天覆地”下的中国城市新族。它们只是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分泌物。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一井一石一树。
“故乡”的文化任务，简言之，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
“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巳无踪。
为职业前途“榨干自己”值不值
文／姜汉忠(英文译审)
如今，人们真是陷入一种怪圈而不能自拔。一天到晚在职场拼杀为的是日后过上美好的日子，可是眼下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人都十白掉队，都十白被人赶上，恐瞑感始终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进了职场，你就得像驴一样，身不由己。”一位当事人说，不用说原本计划的练英语、写博客，就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最大的愿望就是狠狠睡上一觉。还有一位女白领，房子买了三年，厨房依然整洁一新，可是楼下的饭馆和快餐店已被她吃了好几遍。有人给她张罗一个男朋友，本来两人约好去看话剧，结果五十场都快演完了，她愣是没看上：
“挺好的男孩，我都觉得对不起人家”。
这些人也不是不知道，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努力工作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然而，他们总是那样忙，总是抱怨太累、太繁琐。有的人现在连说话都节省了，能用一个字绝对不用两个字；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跟朋友联系。
而有趣的是，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却没有丝毫减少，即便开会的时候，很多当编辑的手里还拿着文件或者稿子；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的人电话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忙碌似乎成了年轻人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榨干，没有工作的时候又无所适从，焦躁不安溢于言表。坊间有一句话说得好，“年轻的时候拼命挣钱，年老的时候用钱救命”——“职业”到这个份儿上，美好生活又从何谈起呢?
事实证明，几十年的功利足球和有严重缺陷的管理体制已经走入死胡同。如果单从数据上看——中国足球注册人口只有8 000人，青少年只有7 000人，女子足球只有400人，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
中国足球已经死了!
假如，足球人口极度萎缩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这种现象持续了十几年?而且，
“从娃娃抓起”时的娃娃已经又生娃娃了，怎么踢球的娃娃越来越少?
中国足球在坠落，中国经济在发展，两者之间虽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有些因素并非完全利好中国足球，比如应试教育和城市被混凝土覆盖、家长对独生子女的过度溺爱、足坛腐败严重等等。于是，足球人口和球场资源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形成被挤出效应，大多数家长让孩子远离足球。
如果真想把中国足球抓上去，首先，要把基础打扎实，从孩子有时间、有地方玩足球开始，快乐和健康才是打动孩子和家长的礼物，任何急功近利都会使校园足球胎死腹中，或有名无实。假如，足球真是国人心目中的第一运动，它一定死不了，它会顽强地从水泥缝隙和家长封杀中迎来属于它的春天。
“没有职业”让40％日本少年犯“二进宫”
文／蒋丰(日本新华侨报总编)
日本法务省2011年11月11日推出年度《犯罪白皮书》，一组数字表明20岁以下的少年犯从“少年院”出来以后，大约有40％的人还会重新犯罪。迄今为止，这是日本第一次调查少年犯“二进宫”的情况，而这个“零”的突破，则从侧面印证了少年犯“二进宫”问题的日益严重。
日本法务省的研究机构对2004年1月到3月期间出狱的644名少年犯进行了追踪调查。他们当时的年龄都在18岁、19岁。结果他们当中有248人，在到25岁期间重新犯罪，接受了科处罚金以上的刑罚。其中有97人被判处实刑，有98人判刑后缓期执行，有53人被罚款。从“二进宫”的原因上看，盗窃者有73人，数量最多，伤害者有54人，吸毒者有25人，驾车伤人者等有22人。这里面还有一些人竟然是“三进宫”、
“四进宫”。
在日本，成年人的标准年龄是20岁，此前都算是“少年”，中国则是18岁就算成年人。日本的少年犯走出监狱——少年院以后，一直到成年的20岁，原则上都必须与“保护司”等机构保持联系，接受“保护观察”。
在“二进宫”的人当中，没有职业的占48％。原因主要是经济景气低迷，全社会失业率都在增加，
“好孩子”就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坏孩子”就更不容易就业了。其次，日本少年犯入狱期间的亲属探监次数与其后是否“二进宫”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何改善社会环境，让少年犯出狱后在社会能够有“立足之地”；如何改善家庭关系，让少年犯能够获得家人的理解与接纳，这已成为防止“二进宫”的根源。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文／王开岭(作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干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1门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忿忿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是的，一千座镜像被打碎了，又从同一副模具里脱胎出来，此即“日新月异”、
“翻天覆地”下的中国城市新族。它们只是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分泌物。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一井一石一树。
“故乡”的文化任务，简言之，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
“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分，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巳无踪。
为职业前途“榨干自己”值不值
文／姜汉忠(英文译审)
如今，人们真是陷入一种怪圈而不能自拔。一天到晚在职场拼杀为的是日后过上美好的日子，可是眼下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人都十白掉队，都十白被人赶上，恐瞑感始终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进了职场，你就得像驴一样，身不由己。”一位当事人说，不用说原本计划的练英语、写博客，就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最大的愿望就是狠狠睡上一觉。还有一位女白领，房子买了三年，厨房依然整洁一新，可是楼下的饭馆和快餐店已被她吃了好几遍。有人给她张罗一个男朋友，本来两人约好去看话剧，结果五十场都快演完了，她愣是没看上：
“挺好的男孩，我都觉得对不起人家”。
这些人也不是不知道，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努力工作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然而，他们总是那样忙，总是抱怨太累、太繁琐。有的人现在连说话都节省了，能用一个字绝对不用两个字；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跟朋友联系。
而有趣的是，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却没有丝毫减少，即便开会的时候，很多当编辑的手里还拿着文件或者稿子；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的人电话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忙碌似乎成了年轻人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榨干，没有工作的时候又无所适从，焦躁不安溢于言表。坊间有一句话说得好，“年轻的时候拼命挣钱，年老的时候用钱救命”——“职业”到这个份儿上，美好生活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