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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日本偶像剧《血疑》风靡亚洲，成为中国黑白电视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片。无数观众通过这部当年热播的电视剧，认知了可怕的“血癌”，即白血病这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很多年来，人类对白血病一直束手无策，视之为“不治之症”。
在同一时期，一位中国医生用独创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法救治了首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同年，有24位血癌患者得到治疗并好转。这位中国医生就是日后著名的血液学家王振义院士。王振义说：“白血病是‘杀手’，而我是‘杀手’的‘杀手’。”
2011年1月，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名噪海内外的“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王振义，实至名归。
“为了挽救生命，冒险是值得的”
1986年5月，上海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个5岁小女孩——头晕、乏力、恶心、持续高烧、咳嗽、牙龈出血并萎缩、便血……经诊断，她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而且已到晚期。这种病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一种特殊类型，病情极度凶险，缓解率低、死亡率高，“通常，从发病到去世不超过1周”。
这个小女孩已病得奄奄一息。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工作的谢竞雄医生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知了自己的丈夫——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王振义医生。王振义赶来，看到发着高烧、出血的可爱小姑娘正一步步走向天国，心里隐隐作痛，试探着对孩子父母说，“我有一种新疗法可以一试”。
新疗法就是用全反式维甲酸作为诱导剂，试图让恶性细胞转化为良性。王振义比喻说：“关于肿瘤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我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呢？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肿瘤细胞一定要杀掉它。就给它使用有毒的药物，毒死它，这就是一般治疗肿瘤的方法，就是用化学药物的治疗，叫化疗。化学药物有一个缺点，不仅是把肿瘤细胞毒死了，正常细胞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叫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做好人，弃邪归正。”此前，诱导分化只是一种理论的可能，国际上只有以色列科学家在小鼠实验中获得成功，但从未应用于临床。而全反式维甲酸通常也只是用于治疗皮肤病。
风险可想而知。“用治皮肤病的药治白血病，疯了！”很多高年资医生也劝王振义慎重，虽然女孩的病是绝症，但如果不成功，家属也有迁怒于新疗法的可能。但王振义仍然非常坚持：首先因为体外培养证明这个药可以使白血病细胞变为正常，用药过程中也一直密切观察，确实发现肿瘤细胞在“好转”；更关键的是，“我的思想很‘端正’，我不是拿病人做实验，而是从病人需要考虑，为了挽救生命，冒险是值得的。”
一天、两天、三天……第七天，“奇迹”发生了。自“鬼门关”返回的小女孩症状明显改善。1个月后，她脸色红润，病症达到完全缓解。这位从天国路上走回来的小女孩，现在已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在一家国际著名制药公司担任药物研发员。
2011年1月14日上午，87岁高龄的王振义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烫着金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当年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姑娘通过电视看到这情景，十分激动。于是，她抽空专程从浦东赶到瑞金医院，向王振义表示祝贺，并祝王爷爷健康长寿。
1987年，王振义关于诱导分化疗法的学术论文首先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1988年10月，王振义和同事共同完成的论文《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研究》在国际血液学权威刊物《Blood》上发表。这是第一篇在国际医学期刊发表的关于全反式维甲酸临床应用论文，发表后引起国际血液界强烈震动，并由此掀起诱导分化研究的新高潮。国际著名癌症研究权威Richard教授称这一研究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国际著名癌症专家Warrell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这一结果为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树立了典范”。
美国出版的《20世纪具有标志性血液学论文》中，收录本文为全球百年86篇最有影响的代表论文之一，并于2000年9月获得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经典引文奖”。然而，在这篇声名远扬的论文里，8位作者，王振义署名竟排在最后，第一作者是自己的硕士研究生黄盟珥。面对记者的疑问，他说：“你是这项研究的领头人，但是没必要每篇文章都把名字放在前面。应该把那些贡献大的人排在前面，这样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全反式维甲酸研究取得突破后，王振义又不断优化治疗方案，发现联合应用氧化砷，可使5年生存率上升到95%——昔日死亡率最高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第一个可以治愈的白血病。进一步，他和团队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和分子机制，建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国际上誉为“上海方案”，他也成为“人类癌肿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打破了白血病不可治疗的神话，以诱导分化疗法开创了人类癌症治疗史上的新纪元。
爱哭鼻子的识途“老马”甘为人梯
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后，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王振义总是笑着说：“我最近像是发财了，‘王振义’这只股票开盘时不咋地，现在大涨。”在几十年的求索路途上，王振义还获过许多重大奖励：何梁何利奖、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赛曼奖、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可谓成为拿过除诺贝尔奖外所有医学奖的准“大满贯”科学家，且还获过法国荣誉骑士勋章等。然而，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和沉静的心态。
1996年8月，王振义获得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的10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把这笔奖金的40%捐献给学校，40%捐献给上海瑞金医院，10%留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自己只留下10%用于装修老旧的房屋。有人提议建立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或者造一座“王振义楼”。他说：“留给后世一个名字有什么用呢，要留就留实实在在的贡献。”
对于金钱，王振义从不轻蔑它，“你不要忘了人的本性，人要生活，人要有保障，你首先要有这个物质基础。”但王振义又从来不重视它，“你的生活，你要有尺度去衡量，不可过度。钱够用即可，多了有什么益处？”王振义坚持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他对这样的生活充满满足感。
几年前，王振义和一个过去的病人重逢。他对那个病人几乎毫无记忆，可对方却寻了他30多年。原来，王振义还在医院急诊时，及时救治了一个昏迷的孩子，孩子父母一直心存感激，但并不清楚医生究竟是谁，找了30多年才找到。那孩子早已经成家立业，在一家袜厂工作，此次重逢，送了王振义几双袜子。王振义因为在血液病治疗和科研方面取得大量成果，曾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然而这回拿着几双袜子很是感动：“这是医生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这几双袜子我要好好珍藏。”
有人把王振义称作权威，他却否认了，“我还在学习别人的经验，怎么算是权威呢？”他最喜欢别人喊他王医生。王振义说，院士就是“医院的战士”，要不断端正思想，不断探索钻研，保持干劲，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我的成就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方向、一种药、一种病。40多年前，我就立志要攻克白血病。现在我只成功治疗了一种，还有20多种没有攻克。”
有一年，王振义指导的抗白血病药物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某种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不理想，研究陷入了停滞。此时，王振义听说河南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于是决定向他们求教。按照常理，德高望重的专家会用E-mail或电话联系对方，或者派年轻学者前往拜访。时年78岁高龄的王振义却执意亲自上门请教，“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也是一个学生。我只是在某个方面有点专长，别人好的地方我都要学习”。
2000年，一件事触动了王振义，让他辞去最后一个具体职务：博导。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那一年，他的一个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写道，发现一种新的维甲酸对急性白血病有诱导分化作用，并且从分子生物、基因水平角度进行论证。这个结果受到医院的重视，但此后重复实验却得不到文章里的数据。“我认真判断是哪儿出错了，但都找不出原因。后来，血研所的所长告诉我，是两个基因拼接错了。当时我觉得，分子生物学的东西我完全不懂，我不能再去教别人了。”
“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王振义说：“当一个人处于科研顶峰的时候，接下来可能会走下坡路，所以当自己在抛物线刚下降时就应该退下来，让贤给下一代更强的人来替代自己的岗位。这样，这根线就会一直朝上而不会向下滑去。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会更有利。”这就是王振义提出大胆提拔人才的“抛物线”理论。
王振义从没有出国留学过，可他的法语、英语都极其流利和优雅。法语流利容易理解，因为他从小在法语系的学校里求学，震旦大学也是以法语教育为主。可是他的英语是从50多岁开始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家对着墙壁在练习说英语。“我们的英语都学得不如他。”很多瑞金医院的人都记得，凡是外宾来访，只要跟王振义匆匆谈过几句，老先生幽默、优雅的语言，立即能赢得外宾的尊重。70岁那年，王振义开始学习计算机，现在已能在网络上自由搜索，还能自己制作用于演讲的PPT。
王振义说：“医学科学就像大海一样，给病人看病就是一次次考试。”每天晚上，他坚持读书、学习。他会在网上寻找数百篇相应的国际资料，并加以选择、备课。在王振义看来，医学发展太快了，学习一刻也不能停，他说：“我脑中还有一些老观念、老思想，这些不能传给学生们，所以我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充电。”他话语中满是真诚，同时还不失风趣：“我老了，不能领导团队了，但我还能跟在我的团队后面，和他们一起努力，寻找为更多的病人减轻痛苦的方法。我是一匹‘老马’，赶不上年轻人了，已不能拉出来与年轻人在同一赛场上遛了，但我这匹‘老马’识途。从事医学教学研究工作60多年，我有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要把这些都贡献给年轻人，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希望有生之年找出一个对其他白血病也有效、更便宜的治疗方法、一把“万能钥匙”。
王振义有个“爱哭鼻子”的毛病。“难过的时候流泪，高兴的时候也哭，哭可以很好地表达感情，而且我觉得，上帝如果看到你在流泪，知道你还留恋世界，他会说‘回去，回去’。”他还有个缺点是“不太尽责”。“我太太剖腹产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看看她，她很不高兴。说是工作忙，但是真的忙到连去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吗？我没有尽到最基本的责任。”但是，在老伴患老年痴呆症的6多年里，他尽责了。“每天逗她开心，陪她去公园遛弯儿，她喜欢小孩子，我们就在公园里给小孩子录像。”他的老伴谢竞雄教授是上海儿童医院血液科的顾问医生。就在王振义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前不久，老伴走了，那个最想与他分享喜悦的人不在了，让他十分遗憾。对于这份大奖，“她在天堂知道，一定会高兴的”。
在王振义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国画《清贫的牡丹》，雍容华贵中包含着一种清静向上的品格。王振义说：“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同时要有正确对待荣誉和自我约束的要求和力量，对名利看得淡，对事业看得重。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他一直说，科学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浮躁，清贫与寂寞是科学家最好的朋友。
每当回到家中，离开血液的世界，王振义最喜欢徜徉在音乐的世界里，用这样的方式放松情绪，思考悠悠流逝的岁月。
责任编辑 张小华
在同一时期，一位中国医生用独创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法救治了首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同年，有24位血癌患者得到治疗并好转。这位中国医生就是日后著名的血液学家王振义院士。王振义说：“白血病是‘杀手’，而我是‘杀手’的‘杀手’。”
2011年1月，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名噪海内外的“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王振义，实至名归。
“为了挽救生命，冒险是值得的”
1986年5月，上海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个5岁小女孩——头晕、乏力、恶心、持续高烧、咳嗽、牙龈出血并萎缩、便血……经诊断，她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而且已到晚期。这种病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一种特殊类型，病情极度凶险，缓解率低、死亡率高，“通常，从发病到去世不超过1周”。
这个小女孩已病得奄奄一息。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工作的谢竞雄医生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知了自己的丈夫——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王振义医生。王振义赶来，看到发着高烧、出血的可爱小姑娘正一步步走向天国，心里隐隐作痛，试探着对孩子父母说，“我有一种新疗法可以一试”。
新疗法就是用全反式维甲酸作为诱导剂，试图让恶性细胞转化为良性。王振义比喻说：“关于肿瘤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我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呢？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肿瘤细胞一定要杀掉它。就给它使用有毒的药物，毒死它，这就是一般治疗肿瘤的方法，就是用化学药物的治疗，叫化疗。化学药物有一个缺点，不仅是把肿瘤细胞毒死了，正常细胞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叫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做好人，弃邪归正。”此前，诱导分化只是一种理论的可能，国际上只有以色列科学家在小鼠实验中获得成功，但从未应用于临床。而全反式维甲酸通常也只是用于治疗皮肤病。
风险可想而知。“用治皮肤病的药治白血病，疯了！”很多高年资医生也劝王振义慎重，虽然女孩的病是绝症，但如果不成功，家属也有迁怒于新疗法的可能。但王振义仍然非常坚持：首先因为体外培养证明这个药可以使白血病细胞变为正常，用药过程中也一直密切观察，确实发现肿瘤细胞在“好转”；更关键的是，“我的思想很‘端正’，我不是拿病人做实验，而是从病人需要考虑，为了挽救生命，冒险是值得的。”
一天、两天、三天……第七天，“奇迹”发生了。自“鬼门关”返回的小女孩症状明显改善。1个月后，她脸色红润，病症达到完全缓解。这位从天国路上走回来的小女孩，现在已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在一家国际著名制药公司担任药物研发员。
2011年1月14日上午，87岁高龄的王振义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烫着金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当年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姑娘通过电视看到这情景，十分激动。于是，她抽空专程从浦东赶到瑞金医院，向王振义表示祝贺，并祝王爷爷健康长寿。
1987年，王振义关于诱导分化疗法的学术论文首先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1988年10月，王振义和同事共同完成的论文《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研究》在国际血液学权威刊物《Blood》上发表。这是第一篇在国际医学期刊发表的关于全反式维甲酸临床应用论文，发表后引起国际血液界强烈震动，并由此掀起诱导分化研究的新高潮。国际著名癌症研究权威Richard教授称这一研究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国际著名癌症专家Warrell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这一结果为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树立了典范”。
美国出版的《20世纪具有标志性血液学论文》中，收录本文为全球百年86篇最有影响的代表论文之一，并于2000年9月获得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经典引文奖”。然而，在这篇声名远扬的论文里，8位作者，王振义署名竟排在最后，第一作者是自己的硕士研究生黄盟珥。面对记者的疑问，他说：“你是这项研究的领头人，但是没必要每篇文章都把名字放在前面。应该把那些贡献大的人排在前面，这样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全反式维甲酸研究取得突破后，王振义又不断优化治疗方案，发现联合应用氧化砷，可使5年生存率上升到95%——昔日死亡率最高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第一个可以治愈的白血病。进一步，他和团队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和分子机制，建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国际上誉为“上海方案”，他也成为“人类癌肿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打破了白血病不可治疗的神话，以诱导分化疗法开创了人类癌症治疗史上的新纪元。
爱哭鼻子的识途“老马”甘为人梯
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后，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王振义总是笑着说：“我最近像是发财了，‘王振义’这只股票开盘时不咋地，现在大涨。”在几十年的求索路途上，王振义还获过许多重大奖励：何梁何利奖、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赛曼奖、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可谓成为拿过除诺贝尔奖外所有医学奖的准“大满贯”科学家，且还获过法国荣誉骑士勋章等。然而，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和沉静的心态。
1996年8月，王振义获得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的10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把这笔奖金的40%捐献给学校，40%捐献给上海瑞金医院，10%留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自己只留下10%用于装修老旧的房屋。有人提议建立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或者造一座“王振义楼”。他说：“留给后世一个名字有什么用呢，要留就留实实在在的贡献。”
对于金钱，王振义从不轻蔑它，“你不要忘了人的本性，人要生活，人要有保障，你首先要有这个物质基础。”但王振义又从来不重视它，“你的生活，你要有尺度去衡量，不可过度。钱够用即可，多了有什么益处？”王振义坚持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他对这样的生活充满满足感。
几年前，王振义和一个过去的病人重逢。他对那个病人几乎毫无记忆，可对方却寻了他30多年。原来，王振义还在医院急诊时，及时救治了一个昏迷的孩子，孩子父母一直心存感激，但并不清楚医生究竟是谁，找了30多年才找到。那孩子早已经成家立业，在一家袜厂工作，此次重逢，送了王振义几双袜子。王振义因为在血液病治疗和科研方面取得大量成果，曾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然而这回拿着几双袜子很是感动：“这是医生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这几双袜子我要好好珍藏。”
有人把王振义称作权威，他却否认了，“我还在学习别人的经验，怎么算是权威呢？”他最喜欢别人喊他王医生。王振义说，院士就是“医院的战士”，要不断端正思想，不断探索钻研，保持干劲，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我的成就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方向、一种药、一种病。40多年前，我就立志要攻克白血病。现在我只成功治疗了一种，还有20多种没有攻克。”
有一年，王振义指导的抗白血病药物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某种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不理想，研究陷入了停滞。此时，王振义听说河南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于是决定向他们求教。按照常理，德高望重的专家会用E-mail或电话联系对方，或者派年轻学者前往拜访。时年78岁高龄的王振义却执意亲自上门请教，“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也是一个学生。我只是在某个方面有点专长，别人好的地方我都要学习”。
2000年，一件事触动了王振义，让他辞去最后一个具体职务：博导。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那一年，他的一个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写道，发现一种新的维甲酸对急性白血病有诱导分化作用，并且从分子生物、基因水平角度进行论证。这个结果受到医院的重视，但此后重复实验却得不到文章里的数据。“我认真判断是哪儿出错了，但都找不出原因。后来，血研所的所长告诉我，是两个基因拼接错了。当时我觉得，分子生物学的东西我完全不懂，我不能再去教别人了。”
“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王振义说：“当一个人处于科研顶峰的时候，接下来可能会走下坡路，所以当自己在抛物线刚下降时就应该退下来，让贤给下一代更强的人来替代自己的岗位。这样，这根线就会一直朝上而不会向下滑去。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会更有利。”这就是王振义提出大胆提拔人才的“抛物线”理论。
王振义从没有出国留学过，可他的法语、英语都极其流利和优雅。法语流利容易理解，因为他从小在法语系的学校里求学，震旦大学也是以法语教育为主。可是他的英语是从50多岁开始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家对着墙壁在练习说英语。“我们的英语都学得不如他。”很多瑞金医院的人都记得，凡是外宾来访，只要跟王振义匆匆谈过几句，老先生幽默、优雅的语言，立即能赢得外宾的尊重。70岁那年，王振义开始学习计算机，现在已能在网络上自由搜索，还能自己制作用于演讲的PPT。
王振义说：“医学科学就像大海一样，给病人看病就是一次次考试。”每天晚上，他坚持读书、学习。他会在网上寻找数百篇相应的国际资料，并加以选择、备课。在王振义看来，医学发展太快了，学习一刻也不能停，他说：“我脑中还有一些老观念、老思想，这些不能传给学生们，所以我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充电。”他话语中满是真诚，同时还不失风趣：“我老了，不能领导团队了，但我还能跟在我的团队后面，和他们一起努力，寻找为更多的病人减轻痛苦的方法。我是一匹‘老马’，赶不上年轻人了，已不能拉出来与年轻人在同一赛场上遛了，但我这匹‘老马’识途。从事医学教学研究工作60多年，我有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要把这些都贡献给年轻人，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希望有生之年找出一个对其他白血病也有效、更便宜的治疗方法、一把“万能钥匙”。
王振义有个“爱哭鼻子”的毛病。“难过的时候流泪，高兴的时候也哭，哭可以很好地表达感情，而且我觉得，上帝如果看到你在流泪，知道你还留恋世界，他会说‘回去，回去’。”他还有个缺点是“不太尽责”。“我太太剖腹产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看看她，她很不高兴。说是工作忙，但是真的忙到连去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吗？我没有尽到最基本的责任。”但是，在老伴患老年痴呆症的6多年里，他尽责了。“每天逗她开心，陪她去公园遛弯儿，她喜欢小孩子，我们就在公园里给小孩子录像。”他的老伴谢竞雄教授是上海儿童医院血液科的顾问医生。就在王振义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前不久，老伴走了，那个最想与他分享喜悦的人不在了，让他十分遗憾。对于这份大奖，“她在天堂知道，一定会高兴的”。
在王振义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国画《清贫的牡丹》，雍容华贵中包含着一种清静向上的品格。王振义说：“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同时要有正确对待荣誉和自我约束的要求和力量，对名利看得淡，对事业看得重。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他一直说，科学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浮躁，清贫与寂寞是科学家最好的朋友。
每当回到家中，离开血液的世界，王振义最喜欢徜徉在音乐的世界里，用这样的方式放松情绪，思考悠悠流逝的岁月。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