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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工作人员短缺时的后备军”，而是“帮助博物馆进行文化推广的合作伙伴”
“这个叫做锔盆锔碗，这个叫做箍漏锅，以前人们家里的瓷器陶器摔了，铁锅漏了一个洞，扔了怪可惜，就要找匠人来补上……”首都博物馆民俗展厅，志愿者任丽琴用京腔讲解着，这些已经消失的老北京修理行当，仿佛又出现在观众眼前。
“听过讲解和走马观花，效果大不同。”任丽琴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展品的文字介绍一般都很简单，留不下深刻印象。通过讲解，观众不仅了解了展品的故事，“回去以后，还可以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介绍，文化传播起来，受益的就不仅是当天听讲解的观众了。”
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兼宣教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杨丹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志愿者是博物馆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对接点，通过口碑作用将博物馆的价值和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是任丽琴担任首都博物馆志愿者的第十二个年头。
2005年，任丽琴听说家附近的首都博物馆在招志愿者，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经过层层笔试、面试、体检和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任丽琴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第一批志愿者。
任丽琴负责的是首都博物馆的民俗展厅，这非常适合她这位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
任丽琴对讲解工作有自己的思考。她认为，既然是讲解老北京的民俗，就“不能像播音员那样发音”，而要用北京话来讲解展陈内容，但也要保证吐字清晰。此外，任丽琴还会将儿时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收集整理的各种老北京民俗故事分享给观众。“每次讲解的时候，观众都会围着我，一轮下来鞋子都踩脏了。”
和任丽琴不同，2013年，65岁的刘家琪是在自己大学老师的推荐下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当志愿者的。生物专业毕业的她负责了“走近人体”和“人之由来”两个展厅，为观众提供专业性较强的讲解，随时答疑解惑。
刘家琪家住五环外，每周四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作志愿讲解，每次往返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距离超过60公里，已经如此坚持了五年。
在刘家琪看来，做志愿者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不仅观众通过志愿者的讲解获得了知识，志愿者也可以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能坚持下来的志愿者，平时也会不断提高自己，才能讲得越来越生动。”
在首都博物馆负责佛像厅讲解工作的志愿者耿小平，本来就对文化和历史感兴趣。几年下来，耿小平不仅见证了观众从“不知道有志愿者服务”到“主动寻找志愿者服务”的转变，也一边自学一边讲解，从对佛像一窍不通，变成了对藏品如数家珍的“佛像专家”。
任丽琴总結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正因为热爱，才让志愿者坚持不求回报地工作，也让志愿者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不断提高自我。”
刘家琪将志愿者工作形容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观众允许我给他讲解，提供了我帮助他的可能，我在帮助他时，感到了快乐，感到了社会对自己的需求，也满足了自己的精神需求。”
在杨丹丹看来，志愿者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工作人员短缺时的后备军”，而是“帮助博物馆进行文化推广的合作伙伴”。
“志愿者最开始也是博物馆教育的受众，同时拥有很强的参与意识。为这一部分观众提供专业的培训，加深他们对博物馆的了解，不仅在博物馆和志愿者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也为博物馆和民众进行情感交流创造了途径。”杨丹丹说。
如今，各大博物馆都可以见到志愿者的身影，志愿者已经成为博物馆工作的“主力”。
以首都博物馆为例，该馆专职讲解员不到20名，通常只作专场讲解，而志愿者讲解员就有130人，可以说覆盖了每个展厅。从2005年“新首博”开馆至今，志愿者签约人次已高达近1000人。除讲解志愿者外，志愿者的岗位还包括教育推广、开放服务、摄影摄像、线上“智囊团”等。
博物馆有志愿者，始于1907年的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但志愿者普遍为博物馆所采用并形成制度化，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在我国现有的4873座各类博物馆中，中等规模以上的博物馆基本上都引入了数量不等的志愿者。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大型博物馆的志愿者人数，更是年年攀升。例如，近15年来，先后有一万余人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志愿服务工作，为公众提供的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超过25万个小时。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看来，中国博物馆志愿者队伍的建设虽然起步较晚，取得的成绩却令人瞩目，“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时期。”
博物馆志愿者的来源涵盖了各个职业，不仅有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文史领域工作者，也有对博物馆有极高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在故宫博物院，志愿者中甚至还有工程院院士。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曾表示，“退休了，我会做一名博物馆志愿者。”
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志愿者工作负责人李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各有专长和特色，是专业讲解员无法模仿和替代的。很多志愿者都有自己的“粉丝”，他们专程提前联系，“就是为了能听自己喜欢的志愿者的讲解。”
耿小平和《瞭望东方周刊》分享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一位大学生观众在听完他的讲解后，暗自萌发了当博物馆志愿者的念头，并在几年后通过了首都博物馆的考核，成为耿小平的同事。“当他拿出几年前和我的合影时，我也非常惊喜，后来我们在当年合影的地方又照了一张。”
这也印证了杨丹丹所说的：“通过无数的志愿者将这个平台延伸进社会，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由于博物馆是公益机构，承担着教育职能，秉持着对观众负责的原则，加之考虑到展厅的容纳能力，博物馆对志愿者执行了严格的筛选制度和管理制度。 2005年，首都博物馆招募第一批志愿者时，超过两千人报名，最后正式签约的却不到一百人。杨丹丹透露，每次招募志愿者既要有针对性地满足博物馆的需求，也要满足志愿者的意愿。“每一批志愿者除了要通过网上海选和面试，还要参与六个月的培训和考核后才能正式上岗。”
对于上岗后的志愿者，博物馆也有指标要求。
北京自然博物馆规定志愿者每月保证6个小时的服务。首都博物馆则要求志愿者一年完成讲解时长50个小时，参与优秀志愿者评选的需要超过100个小时，第一年没有完成工作量的志愿者，第二年就会自动解约。
在这样的要求下，退休人员成为博物馆志愿者的主力。
据李莉介绍，2017年自然博物馆共签约81位社会志愿者，志愿者的年龄范围覆盖老中青三代，分为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其中社会志愿者是博物馆的主要接纳对象。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北京自然博物馆志愿者中约40%是退休人员，平均年龄超过48岁。
“中老年人不仅时间更充裕，有亲切感和感染力，而且还具有更深的社会责任感，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热情的传递。”杨丹丹总结，就是“有余暇，有余兴”。
杨丹丹对志愿者们常常“肃然起敬”。志愿服务是义务劳动，首都博物馆除了会给优秀志愿者赠送博物馆制作的纪念品和书籍报刊以外，不会给志愿者发放其他补助，但志愿者们在服务过程中却总是充满热情。
热情激发的是创造力。李莉记得，北京自然博物馆有一位志愿者曾经是小学老师，非常擅長将知识编成顺口溜，配上自己生动的表演，深受小孩子的喜爱，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为“白奶奶”。
北京自然博物馆儿童受众较多，开展针对儿童的各类科普活动是一大特色，李莉介绍，该馆每月举办的自然知识科普活动“赛先生来了”，“从前期策划、准备，到活动组织、主讲人、现场维护，以及后期的宣传总结，都是由志愿者完成的。”
2017年11月，“赛先生来了”的主题是“动画片里学知识”。这个月的第一次活动中，志愿者尹超就讲解了《小蝌蚪找妈妈》《葫芦兄弟》《海绵宝宝》等经典动画片中所蕴藏的科学知识，寓教于乐，深受孩子们喜爱。
目前，北京自然博物馆正在探索新型传播手段，有信息组的志愿者负责运营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擅长新媒体的志愿者和外界的自媒体平台进行合作，推广科普知识。
“当博物馆这个舞台搭得越来越大，无数志愿者把这个文化平台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公众的文化修养自然就会得到提升，这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杨丹丹说。
但是，博物馆也需在一些特殊的实际情况中斟酌是否请志愿者“出山”。
杨丹丹举例，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和“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等大型特展时，日流量最高超过15000人次，详细讲解易造成滞留，志愿者服务的品质受空间、人员和运作过程的限制，会被影响。因此人流量大的特展期间“还是以鼓励观众自行参观或语音导览为主”。
据杨丹丹介绍，目前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建设的一大问题，是分布极其不均衡——大馆有成千上万人报名，而一些小馆却无人问津。
2012年，杨丹丹号召了北京四十家博物馆近百名志愿者举办“百场讲座”活动，邀请每个人讲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最有趣的事。杨丹丹还将这个活动逐渐扩大到京津冀地区，并号召全国的志愿者共同参与。“让小馆的志愿者也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走上大舞台，让所有志愿者一起为社会发声。”
随着有志愿者意向的人数变多，博物馆也开始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志愿岗位。例如，首都博物馆新招募的摄影志愿者，主要工作就是拍摄博物馆的活动，记录下观众参观博物馆的全过程，他们的作品还会在今年的博物馆摄影展上展示出来。
越来越壮大的志愿者队伍，对博物馆继续完善志愿者管理方式提出了要求。
在管理上，北京自然博物馆采用了分组制度。将志愿者按照岗位分组，组内设置组长，由组长带领组员定期开展组内活动，包括专业培训、野外化石挖掘、馆际交流和新年联谊会等，既提高了业务水平，也能增进志愿者彼此的关系。
“当一个人进入一个团队，成为团队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主动参与团队活动了。”李莉解释道。
杨丹丹透露，今后首都博物馆将在官网上开设预约服务，观众可以提前预约自己喜欢的志愿讲解员，每年评选的“十佳志愿者”和最受欢迎的“明星志愿者”也有望在官网上进行公示。
从志愿者的角度，任丽琴和耿小平也提出了对博物馆的期望。
任丽琴希望博物馆将展品的讲解牌做得更精准，让观众可以“深入浅出”地参观博物馆；而耿小平则希望博物馆可以为志愿者解决午餐，并恢复之前组织优秀志愿者进行馆际交流的奖励机制。
“这个叫做锔盆锔碗，这个叫做箍漏锅，以前人们家里的瓷器陶器摔了，铁锅漏了一个洞，扔了怪可惜，就要找匠人来补上……”首都博物馆民俗展厅，志愿者任丽琴用京腔讲解着，这些已经消失的老北京修理行当，仿佛又出现在观众眼前。
“听过讲解和走马观花，效果大不同。”任丽琴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展品的文字介绍一般都很简单，留不下深刻印象。通过讲解，观众不仅了解了展品的故事，“回去以后，还可以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介绍，文化传播起来，受益的就不仅是当天听讲解的观众了。”
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兼宣教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杨丹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志愿者是博物馆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对接点，通过口碑作用将博物馆的价值和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这是任丽琴担任首都博物馆志愿者的第十二个年头。
2005年，任丽琴听说家附近的首都博物馆在招志愿者，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经过层层笔试、面试、体检和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任丽琴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第一批志愿者。
任丽琴负责的是首都博物馆的民俗展厅，这非常适合她这位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
任丽琴对讲解工作有自己的思考。她认为，既然是讲解老北京的民俗，就“不能像播音员那样发音”，而要用北京话来讲解展陈内容，但也要保证吐字清晰。此外，任丽琴还会将儿时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收集整理的各种老北京民俗故事分享给观众。“每次讲解的时候，观众都会围着我，一轮下来鞋子都踩脏了。”
和任丽琴不同，2013年，65岁的刘家琪是在自己大学老师的推荐下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当志愿者的。生物专业毕业的她负责了“走近人体”和“人之由来”两个展厅，为观众提供专业性较强的讲解，随时答疑解惑。
刘家琪家住五环外，每周四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作志愿讲解，每次往返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距离超过60公里，已经如此坚持了五年。
在刘家琪看来，做志愿者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不仅观众通过志愿者的讲解获得了知识，志愿者也可以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能坚持下来的志愿者，平时也会不断提高自己，才能讲得越来越生动。”
在首都博物馆负责佛像厅讲解工作的志愿者耿小平，本来就对文化和历史感兴趣。几年下来，耿小平不仅见证了观众从“不知道有志愿者服务”到“主动寻找志愿者服务”的转变，也一边自学一边讲解，从对佛像一窍不通，变成了对藏品如数家珍的“佛像专家”。
任丽琴总結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正因为热爱，才让志愿者坚持不求回报地工作，也让志愿者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不断提高自我。”
刘家琪将志愿者工作形容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观众允许我给他讲解，提供了我帮助他的可能，我在帮助他时，感到了快乐，感到了社会对自己的需求，也满足了自己的精神需求。”
“亲密合作伙伴”
在杨丹丹看来，志愿者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工作人员短缺时的后备军”，而是“帮助博物馆进行文化推广的合作伙伴”。
“志愿者最开始也是博物馆教育的受众，同时拥有很强的参与意识。为这一部分观众提供专业的培训，加深他们对博物馆的了解，不仅在博物馆和志愿者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也为博物馆和民众进行情感交流创造了途径。”杨丹丹说。
如今，各大博物馆都可以见到志愿者的身影，志愿者已经成为博物馆工作的“主力”。
以首都博物馆为例，该馆专职讲解员不到20名，通常只作专场讲解，而志愿者讲解员就有130人，可以说覆盖了每个展厅。从2005年“新首博”开馆至今，志愿者签约人次已高达近1000人。除讲解志愿者外，志愿者的岗位还包括教育推广、开放服务、摄影摄像、线上“智囊团”等。
博物馆有志愿者，始于1907年的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但志愿者普遍为博物馆所采用并形成制度化，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在我国现有的4873座各类博物馆中，中等规模以上的博物馆基本上都引入了数量不等的志愿者。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大型博物馆的志愿者人数，更是年年攀升。例如，近15年来，先后有一万余人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志愿服务工作，为公众提供的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超过25万个小时。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看来，中国博物馆志愿者队伍的建设虽然起步较晚，取得的成绩却令人瞩目，“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时期。”
博物馆志愿者的来源涵盖了各个职业，不仅有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文史领域工作者，也有对博物馆有极高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在故宫博物院，志愿者中甚至还有工程院院士。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曾表示，“退休了，我会做一名博物馆志愿者。”
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志愿者工作负责人李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各有专长和特色，是专业讲解员无法模仿和替代的。很多志愿者都有自己的“粉丝”，他们专程提前联系，“就是为了能听自己喜欢的志愿者的讲解。”
耿小平和《瞭望东方周刊》分享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一位大学生观众在听完他的讲解后，暗自萌发了当博物馆志愿者的念头，并在几年后通过了首都博物馆的考核，成为耿小平的同事。“当他拿出几年前和我的合影时，我也非常惊喜，后来我们在当年合影的地方又照了一张。”
这也印证了杨丹丹所说的：“通过无数的志愿者将这个平台延伸进社会，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有余暇，有余兴
由于博物馆是公益机构，承担着教育职能，秉持着对观众负责的原则，加之考虑到展厅的容纳能力，博物馆对志愿者执行了严格的筛选制度和管理制度。 2005年，首都博物馆招募第一批志愿者时，超过两千人报名，最后正式签约的却不到一百人。杨丹丹透露，每次招募志愿者既要有针对性地满足博物馆的需求，也要满足志愿者的意愿。“每一批志愿者除了要通过网上海选和面试，还要参与六个月的培训和考核后才能正式上岗。”
对于上岗后的志愿者，博物馆也有指标要求。
北京自然博物馆规定志愿者每月保证6个小时的服务。首都博物馆则要求志愿者一年完成讲解时长50个小时，参与优秀志愿者评选的需要超过100个小时，第一年没有完成工作量的志愿者，第二年就会自动解约。
在这样的要求下，退休人员成为博物馆志愿者的主力。
据李莉介绍，2017年自然博物馆共签约81位社会志愿者，志愿者的年龄范围覆盖老中青三代，分为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其中社会志愿者是博物馆的主要接纳对象。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北京自然博物馆志愿者中约40%是退休人员，平均年龄超过48岁。
“中老年人不仅时间更充裕，有亲切感和感染力，而且还具有更深的社会责任感，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热情的传递。”杨丹丹总结，就是“有余暇，有余兴”。
杨丹丹对志愿者们常常“肃然起敬”。志愿服务是义务劳动，首都博物馆除了会给优秀志愿者赠送博物馆制作的纪念品和书籍报刊以外，不会给志愿者发放其他补助，但志愿者们在服务过程中却总是充满热情。
热情激发的是创造力。李莉记得，北京自然博物馆有一位志愿者曾经是小学老师，非常擅長将知识编成顺口溜，配上自己生动的表演，深受小孩子的喜爱，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为“白奶奶”。
北京自然博物馆儿童受众较多，开展针对儿童的各类科普活动是一大特色，李莉介绍，该馆每月举办的自然知识科普活动“赛先生来了”，“从前期策划、准备，到活动组织、主讲人、现场维护，以及后期的宣传总结，都是由志愿者完成的。”
2017年11月，“赛先生来了”的主题是“动画片里学知识”。这个月的第一次活动中，志愿者尹超就讲解了《小蝌蚪找妈妈》《葫芦兄弟》《海绵宝宝》等经典动画片中所蕴藏的科学知识，寓教于乐，深受孩子们喜爱。
目前，北京自然博物馆正在探索新型传播手段，有信息组的志愿者负责运营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擅长新媒体的志愿者和外界的自媒体平台进行合作，推广科普知识。
未来的博物馆志愿者
“当博物馆这个舞台搭得越来越大，无数志愿者把这个文化平台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公众的文化修养自然就会得到提升，这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杨丹丹说。
但是，博物馆也需在一些特殊的实际情况中斟酌是否请志愿者“出山”。
杨丹丹举例，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和“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等大型特展时，日流量最高超过15000人次，详细讲解易造成滞留，志愿者服务的品质受空间、人员和运作过程的限制，会被影响。因此人流量大的特展期间“还是以鼓励观众自行参观或语音导览为主”。
据杨丹丹介绍，目前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建设的一大问题，是分布极其不均衡——大馆有成千上万人报名，而一些小馆却无人问津。
2012年，杨丹丹号召了北京四十家博物馆近百名志愿者举办“百场讲座”活动，邀请每个人讲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最有趣的事。杨丹丹还将这个活动逐渐扩大到京津冀地区，并号召全国的志愿者共同参与。“让小馆的志愿者也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走上大舞台，让所有志愿者一起为社会发声。”
随着有志愿者意向的人数变多，博物馆也开始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志愿岗位。例如，首都博物馆新招募的摄影志愿者，主要工作就是拍摄博物馆的活动，记录下观众参观博物馆的全过程，他们的作品还会在今年的博物馆摄影展上展示出来。
越来越壮大的志愿者队伍，对博物馆继续完善志愿者管理方式提出了要求。
在管理上，北京自然博物馆采用了分组制度。将志愿者按照岗位分组，组内设置组长，由组长带领组员定期开展组内活动，包括专业培训、野外化石挖掘、馆际交流和新年联谊会等，既提高了业务水平，也能增进志愿者彼此的关系。
“当一个人进入一个团队，成为团队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主动参与团队活动了。”李莉解释道。
杨丹丹透露，今后首都博物馆将在官网上开设预约服务，观众可以提前预约自己喜欢的志愿讲解员，每年评选的“十佳志愿者”和最受欢迎的“明星志愿者”也有望在官网上进行公示。
从志愿者的角度，任丽琴和耿小平也提出了对博物馆的期望。
任丽琴希望博物馆将展品的讲解牌做得更精准，让观众可以“深入浅出”地参观博物馆；而耿小平则希望博物馆可以为志愿者解决午餐，并恢复之前组织优秀志愿者进行馆际交流的奖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