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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威廉·格纳齐诺的创作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在关于生活和信仰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有着相似的探询和困惑。在写作手法上，格纳齐诺也对卡夫卡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变形记》和《一把雨伞给这天用》分别是卡夫卡和格纳齐诺的代表作之一，本文试从文学审美的多个层面分析二者的互文性关系。
关键词：互文性 《变形记》 《一把雨伞给这天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文本间常常呈现出交互指涉与参照的现象。许多文本从前文本中获取意义，并对之进行拆解和转化，形成了新的文学样式。德国一些持后现代文化观念的当代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便常常借助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进行“戏拟”或“重构”式的改写，试图以这样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文学立场。如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和《母鼠》等名篇，就体现了与童话、教育小说、历史小说等文学体裁的互文关系。作为德国毕希纳奖等诸多文学奖项的获得者，威廉·格纳齐诺（1943-）在德国当代文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直到上世纪末，格纳齐诺的作品在中国鲜有译介，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学者对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格纳齐诺才逐渐被中国读者所关注。
评论界认为，互文性是格纳齐诺小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突出特点之一。他的作品中关于“生存焦虑”的主题和把现实主义描述与现代和后现代特征融为一体的写作风格，极具“卡夫卡”特色。格纳齐诺之所以主动地接受卡夫卡的影响，源于他们对现代理性的共同怀疑，和对于时代“阴影”的强烈感受。在关于生活和信仰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有着相似的探询和困惑。在写作手法上，格纳齐诺也对卡夫卡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利用奇诡的想象、冷峻的语言、荒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个体作为现代社会里“局外人”的孤独与绝望。《变形记》和《一把雨伞给这天用》（以下简称《雨伞》）分别是卡夫卡和格纳齐诺的代表作之一，本文试从文学审美的多个层面分析二者的互文性关系。
一 “存在”作为文学主题
“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感受。”如果说用厌恶感对现实世界的荒谬和用恐惧感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行否定在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的话，那么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这种情绪的表达格外震撼人心。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在布拉格的“孤岛”上度过。在那里，“卡夫卡”们的犹太身份面临着被捷克人同化的威胁。另外，卡夫卡一生都为紧张的父子关系所困扰，这就使他自然地把“存在危机”作为写作的主题，以个体与他者乃至整个社会间的不协调和疏离感揭示存在的荒谬。《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为了替父母还清债务，拼命工作，结果失去了自我，变成一只甲虫，最终被社会和家庭所抛弃，突出表现了在现代“物化”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荒诞及悖谬。在卡夫卡眼中，存在与人的生活是一体的，“这世上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与卡夫卡一样，格纳齐诺的小说也着力于对人的“存在之谜”进行探索。在工业化、信息化与核威胁并存的现代社会，人类在精神上感到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和荒诞性，对存在意义的期待变得支离破碎。格纳齐诺对个体日渐孤独和脆弱的灵魂有着深刻的体察，并以此作为其作品中存在认识的基点。《雨伞》的主人公虽受过高等教育，不缺少才华，却做着一份皮鞋测试员的工作，每日只需试穿厂家的新鞋在街上行走，撰写试穿报告，收入微薄到无法维持正常生存，女友终于不满他的消极生活态度弃他而去，他成为一个彻底游离于人群之外的漫游者，因而常常感觉“来到这世上并未经过自己内心的认同”。为了维持这种缺乏认同感的人生，他的行为统统呈现出背离主流的特点。他清楚地看到现代人正在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客观文化所吞噬，当外部世界的荒谬变得无法用理性思维去认识，他只得通过边缘化的行为逃离与反抗这个“异己”的世界。
二 “助手”作为叙述主体
本雅明曾对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如此描述道：“助手们是贯穿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人物群……，笼罩着他们的是一种朦胧的生存状态。”对此，范捷平教授评论说：“‘助手’作为一个文学族类的概念，其特性是表面无意义的依赖性存在，它出现的角色可以是‘助手’、‘仆人’、‘陌生人’、‘小职员’等。‘朦胧的生存状态’体现了文学主体居无定所、扭曲变形、残缺不全的边缘化生存状况。”卑微、绝望、无路可逃的“助手”形象，代表了卡夫卡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典型特征，而《变形记》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正是“助手”形象的代表。格里高尔以虫形出现在公司秘书和家人面前时，立即遭到了人们的阻拒和唾弃，而他直到临死前还幻想着“下一回开门时要完全像从前那样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可他哪里知道，自己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般”，“开始舒舒服服靠在椅背上商谈着未来的前景”。卡夫卡笔下的“助手”具有某种不合时宜、与时代不同步的特征，主体既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稳定性。这种特征在格纳齐诺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雨伞》中，皮鞋测试员的身份既不能给主人公带来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与接纳。自我保全的态度催生出自我隐退、冷漠克制的消极行为，这首先表现为静默和失语的状况。“我”不愿与人打交道并且越来越沉默寡言，于是干脆发明了“沉默时刻表”，每周至少三天保持绝对沉默。“我”在越来越显得陌生的环境里感到无所适从甚至绝望：“像我这样只接受了教育的外围人士，只算是现代乞丐，不知道该躲在哪里。”至此，无论是皮鞋测试员的身份、行为还是思想都处于社会主流之外，“我”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人格。
三 “观察”作为生存方式
对生存方式的探索体现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以边缘人身份游离于孤独与群体之间的现代小人物在困境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那便是“观察”。“观察”是一种暧昧隐蔽的接触方式，是现代人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同时又与外部世界保持一定联系的策略。生性敏感忧郁的卡夫卡对于“观察”似乎情有独钟。在他的第一部标题为《观察》的小说集里，边缘式的观察主题贯穿始终。而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也特别喜欢在窗户旁边向外眺望，因为这一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他孤独的封闭状态。在个体对于隐藏自身的需要和对接触外界的渴望之间，观察能够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观察者可以通过眼睛寻找到参与生活的切入点，获取外部信息，产生一种未被外界孤立隔绝的感觉，而这种观看是单向的、隐蔽性的、缺乏交流的，对于担心暴露自身，泄露自我灵魂，或者被卷入外部事态的观看者来说，是一种安全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生存方式。威廉·格纳齐诺笔下同样是无法融入外部世界，只好蜷缩于内心的小人物，目光链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安全通道。在《雨伞》中，“观察”几乎占据了皮鞋测试员生活的全部。他一边行走，一边观察着这个世界，大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或一台颇具规模的夏日庆典晚会，小到不同女性的睫毛，甚至于漂浮在阳光下的灰尘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目光，他默不作声地将现代性挖掘给人看，如同现代生活的审判官。他的双眼仿佛一台如实记录的摄像机，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毫无关联、毫无逻辑的图片串联起来，展示了一幅具有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生活画卷。 四 “隐喻”作为叙述方式
除了内容和主题的互文，两篇小说对隐喻技巧的运用同样值得探讨。德国学者格哈德·库尔茨认为，隐喻作为文本的内因素，能刺激并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从而赋予叙事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变形记》中，巧妙的隐喻比比皆是。格里高尔生活孤独，晚上几乎从不出门，他自制的镜框里戴着毛皮帽子的贵妇人画像，暗示了他对于异性的渴望。格里高尔梦想着与外界接触，与其他人建立真正的交往。他常常临窗向外眺望，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他孤独的封闭状态。“窗子”作为内与外联系的纽带，象征着主人公对外部世界的向往。而小说中的“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格里高尔必须首先通过“门”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活，才能回到家庭的气氛当中。但是，当他费尽所有力气打开房门之后，公司秘书落荒而逃，母亲和妹妹惊慌失措，父亲用“解脱性的一脚”把他赶回房间并关上了房门，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终结和与家庭关系的断绝。格纳齐诺在他的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说中表现出真实性，也往往是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来实现的。《雨伞》中，情感往往不通过描述性的分析来表达，而是通过具体的意象来体现。主人公将内心意识依托于具体的物质，使其得到客观化呈现，唤起读者的思想和情感。对于“我”的童年生活，小说中并无直接描述性的文字，寥寥数笔的回忆画面，已勾勒出一个不快乐的童年。“我”渴望得到母亲的亲吻，而事实上，“我越来越想摆脱母亲，因为她不是拿嘴，而是变本加厉地拿面纱来亲我……父亲和我兄弟也摆脱不了这种面纱之吻”。“面纱”象征了母亲与家庭成员间的隔阂，“面纱之吻”所留下的阴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挥之不去，以至于人到中年，“我”仍旧对童年话题讳莫如深。“灌木丛”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过多次，“我”很喜欢身旁的灌木丛，因为它表达出与自己相同的痛苦，它“每天都在这里抵抗着，既不消失，也不抱怨，更不说话。它什么都不需要，也不被征服”。在“我”心里成为一种坚韧的象征，可以捱过艰难的岁月。“我”常常有脱掉身上的夹克，抛到灌木丛上或河水中的冲动，“夹克”就像“我”的分身，承担了生活中所有的痛苦与无奈，抛掉夹克的举动，反映了主人公逃离痛苦现实的愿望。
此外，两部作品间的互文性还体现于低调叙述的艺术特色。两篇小说都以平淡而冷峻的语气来描述人的异化过程，却达到了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因为对灾难的淡化处理让人越发体会到人物处境的可悲。例如，《变形记》的开头部分，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他丝毫没有惊恐，而是想再睡一会儿。直到母亲来催他上班，他仍未考虑身体的变化，只是害怕耽误工作给家里造成的经济影响，叙述口吻自始至终如同讲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雨伞》中叙述语气也十分平淡，主人公虽没有遭受格雷高尔般极端的异化形式，而是不动声色地经历了意识和行为的异化过程，他不断感受到的意识与身体的分离却与格里高尔的畸形化如出一辙。整部小说字里行间里渗透出幽默的气氛，无论是认为自己“应该要像老房子一样被告知即将消失或改建”的自嘲，还是对临终前安抚仪式的幻想，都让人从冷峻幽默的语言中品尝到苦涩。
五 结语
“作家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引文，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前文中对《变形记》和《雨伞》的分析足以证明两者的互文性。文学史上，但凡影响深远的作品都必然涉及对社会、人生和人性的思考，它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涵盖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寄托了作者的人文关怀和审美理想。卡夫卡作品里的悖谬与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而威廉·格纳齐诺对于以现实主义场景反映生存荒诞的手法既有继承也不乏独特的创意。两部作品的互文性关系，既体现了文本的现代性特征，也是吸引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W·考夫曼，陈鼓应等译：《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 本雅明，王炳钧、杨劲译：《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 范捷平：《论瓦尔泽与卡夫卡的文学关系》，《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5] Gerhard Kurz.Metapher，Allegorie，Symbol[M].G 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97.
[6] Marieke Krajenbrink.Intertextualt？t als Konstruktionsprizip[M].Amsterdam-Atlanta：GA，1996.
作者简介：徐林峰，女，1981—，湖北黄冈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德语文学，工作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关键词：互文性 《变形记》 《一把雨伞给这天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文本间常常呈现出交互指涉与参照的现象。许多文本从前文本中获取意义，并对之进行拆解和转化，形成了新的文学样式。德国一些持后现代文化观念的当代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便常常借助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进行“戏拟”或“重构”式的改写，试图以这样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文学立场。如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和《母鼠》等名篇，就体现了与童话、教育小说、历史小说等文学体裁的互文关系。作为德国毕希纳奖等诸多文学奖项的获得者，威廉·格纳齐诺（1943-）在德国当代文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直到上世纪末，格纳齐诺的作品在中国鲜有译介，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学者对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格纳齐诺才逐渐被中国读者所关注。
评论界认为，互文性是格纳齐诺小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突出特点之一。他的作品中关于“生存焦虑”的主题和把现实主义描述与现代和后现代特征融为一体的写作风格，极具“卡夫卡”特色。格纳齐诺之所以主动地接受卡夫卡的影响，源于他们对现代理性的共同怀疑，和对于时代“阴影”的强烈感受。在关于生活和信仰的基本问题上，他们有着相似的探询和困惑。在写作手法上，格纳齐诺也对卡夫卡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利用奇诡的想象、冷峻的语言、荒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个体作为现代社会里“局外人”的孤独与绝望。《变形记》和《一把雨伞给这天用》（以下简称《雨伞》）分别是卡夫卡和格纳齐诺的代表作之一，本文试从文学审美的多个层面分析二者的互文性关系。
一 “存在”作为文学主题
“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感受。”如果说用厌恶感对现实世界的荒谬和用恐惧感对自我存在的意义进行否定在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的话，那么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这种情绪的表达格外震撼人心。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在布拉格的“孤岛”上度过。在那里，“卡夫卡”们的犹太身份面临着被捷克人同化的威胁。另外，卡夫卡一生都为紧张的父子关系所困扰，这就使他自然地把“存在危机”作为写作的主题，以个体与他者乃至整个社会间的不协调和疏离感揭示存在的荒谬。《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为了替父母还清债务，拼命工作，结果失去了自我，变成一只甲虫，最终被社会和家庭所抛弃，突出表现了在现代“物化”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荒诞及悖谬。在卡夫卡眼中，存在与人的生活是一体的，“这世上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与卡夫卡一样，格纳齐诺的小说也着力于对人的“存在之谜”进行探索。在工业化、信息化与核威胁并存的现代社会，人类在精神上感到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和荒诞性，对存在意义的期待变得支离破碎。格纳齐诺对个体日渐孤独和脆弱的灵魂有着深刻的体察，并以此作为其作品中存在认识的基点。《雨伞》的主人公虽受过高等教育，不缺少才华，却做着一份皮鞋测试员的工作，每日只需试穿厂家的新鞋在街上行走，撰写试穿报告，收入微薄到无法维持正常生存，女友终于不满他的消极生活态度弃他而去，他成为一个彻底游离于人群之外的漫游者，因而常常感觉“来到这世上并未经过自己内心的认同”。为了维持这种缺乏认同感的人生，他的行为统统呈现出背离主流的特点。他清楚地看到现代人正在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客观文化所吞噬，当外部世界的荒谬变得无法用理性思维去认识，他只得通过边缘化的行为逃离与反抗这个“异己”的世界。
二 “助手”作为叙述主体
本雅明曾对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如此描述道：“助手们是贯穿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人物群……，笼罩着他们的是一种朦胧的生存状态。”对此，范捷平教授评论说：“‘助手’作为一个文学族类的概念，其特性是表面无意义的依赖性存在，它出现的角色可以是‘助手’、‘仆人’、‘陌生人’、‘小职员’等。‘朦胧的生存状态’体现了文学主体居无定所、扭曲变形、残缺不全的边缘化生存状况。”卑微、绝望、无路可逃的“助手”形象，代表了卡夫卡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典型特征，而《变形记》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正是“助手”形象的代表。格里高尔以虫形出现在公司秘书和家人面前时，立即遭到了人们的阻拒和唾弃，而他直到临死前还幻想着“下一回开门时要完全像从前那样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可他哪里知道，自己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般”，“开始舒舒服服靠在椅背上商谈着未来的前景”。卡夫卡笔下的“助手”具有某种不合时宜、与时代不同步的特征，主体既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稳定性。这种特征在格纳齐诺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雨伞》中，皮鞋测试员的身份既不能给主人公带来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与接纳。自我保全的态度催生出自我隐退、冷漠克制的消极行为，这首先表现为静默和失语的状况。“我”不愿与人打交道并且越来越沉默寡言，于是干脆发明了“沉默时刻表”，每周至少三天保持绝对沉默。“我”在越来越显得陌生的环境里感到无所适从甚至绝望：“像我这样只接受了教育的外围人士，只算是现代乞丐，不知道该躲在哪里。”至此，无论是皮鞋测试员的身份、行为还是思想都处于社会主流之外，“我”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人格。
三 “观察”作为生存方式
对生存方式的探索体现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以边缘人身份游离于孤独与群体之间的现代小人物在困境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那便是“观察”。“观察”是一种暧昧隐蔽的接触方式，是现代人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同时又与外部世界保持一定联系的策略。生性敏感忧郁的卡夫卡对于“观察”似乎情有独钟。在他的第一部标题为《观察》的小说集里，边缘式的观察主题贯穿始终。而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也特别喜欢在窗户旁边向外眺望，因为这一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他孤独的封闭状态。在个体对于隐藏自身的需要和对接触外界的渴望之间，观察能够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观察者可以通过眼睛寻找到参与生活的切入点，获取外部信息，产生一种未被外界孤立隔绝的感觉，而这种观看是单向的、隐蔽性的、缺乏交流的，对于担心暴露自身，泄露自我灵魂，或者被卷入外部事态的观看者来说，是一种安全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生存方式。威廉·格纳齐诺笔下同样是无法融入外部世界，只好蜷缩于内心的小人物，目光链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安全通道。在《雨伞》中，“观察”几乎占据了皮鞋测试员生活的全部。他一边行走，一边观察着这个世界，大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或一台颇具规模的夏日庆典晚会，小到不同女性的睫毛，甚至于漂浮在阳光下的灰尘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目光，他默不作声地将现代性挖掘给人看，如同现代生活的审判官。他的双眼仿佛一台如实记录的摄像机，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毫无关联、毫无逻辑的图片串联起来，展示了一幅具有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生活画卷。 四 “隐喻”作为叙述方式
除了内容和主题的互文，两篇小说对隐喻技巧的运用同样值得探讨。德国学者格哈德·库尔茨认为，隐喻作为文本的内因素，能刺激并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从而赋予叙事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变形记》中，巧妙的隐喻比比皆是。格里高尔生活孤独，晚上几乎从不出门，他自制的镜框里戴着毛皮帽子的贵妇人画像，暗示了他对于异性的渴望。格里高尔梦想着与外界接触，与其他人建立真正的交往。他常常临窗向外眺望，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他孤独的封闭状态。“窗子”作为内与外联系的纽带，象征着主人公对外部世界的向往。而小说中的“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格里高尔必须首先通过“门”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活，才能回到家庭的气氛当中。但是，当他费尽所有力气打开房门之后，公司秘书落荒而逃，母亲和妹妹惊慌失措，父亲用“解脱性的一脚”把他赶回房间并关上了房门，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终结和与家庭关系的断绝。格纳齐诺在他的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说中表现出真实性，也往往是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来实现的。《雨伞》中，情感往往不通过描述性的分析来表达，而是通过具体的意象来体现。主人公将内心意识依托于具体的物质，使其得到客观化呈现，唤起读者的思想和情感。对于“我”的童年生活，小说中并无直接描述性的文字，寥寥数笔的回忆画面，已勾勒出一个不快乐的童年。“我”渴望得到母亲的亲吻，而事实上，“我越来越想摆脱母亲，因为她不是拿嘴，而是变本加厉地拿面纱来亲我……父亲和我兄弟也摆脱不了这种面纱之吻”。“面纱”象征了母亲与家庭成员间的隔阂，“面纱之吻”所留下的阴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挥之不去，以至于人到中年，“我”仍旧对童年话题讳莫如深。“灌木丛”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过多次，“我”很喜欢身旁的灌木丛，因为它表达出与自己相同的痛苦，它“每天都在这里抵抗着，既不消失，也不抱怨，更不说话。它什么都不需要，也不被征服”。在“我”心里成为一种坚韧的象征，可以捱过艰难的岁月。“我”常常有脱掉身上的夹克，抛到灌木丛上或河水中的冲动，“夹克”就像“我”的分身，承担了生活中所有的痛苦与无奈，抛掉夹克的举动，反映了主人公逃离痛苦现实的愿望。
此外，两部作品间的互文性还体现于低调叙述的艺术特色。两篇小说都以平淡而冷峻的语气来描述人的异化过程，却达到了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因为对灾难的淡化处理让人越发体会到人物处境的可悲。例如，《变形记》的开头部分，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他丝毫没有惊恐，而是想再睡一会儿。直到母亲来催他上班，他仍未考虑身体的变化，只是害怕耽误工作给家里造成的经济影响，叙述口吻自始至终如同讲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雨伞》中叙述语气也十分平淡，主人公虽没有遭受格雷高尔般极端的异化形式，而是不动声色地经历了意识和行为的异化过程，他不断感受到的意识与身体的分离却与格里高尔的畸形化如出一辙。整部小说字里行间里渗透出幽默的气氛，无论是认为自己“应该要像老房子一样被告知即将消失或改建”的自嘲，还是对临终前安抚仪式的幻想，都让人从冷峻幽默的语言中品尝到苦涩。
五 结语
“作家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引文，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前文中对《变形记》和《雨伞》的分析足以证明两者的互文性。文学史上，但凡影响深远的作品都必然涉及对社会、人生和人性的思考，它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涵盖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寄托了作者的人文关怀和审美理想。卡夫卡作品里的悖谬与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而威廉·格纳齐诺对于以现实主义场景反映生存荒诞的手法既有继承也不乏独特的创意。两部作品的互文性关系，既体现了文本的现代性特征，也是吸引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W·考夫曼，陈鼓应等译：《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 本雅明，王炳钧、杨劲译：《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 范捷平：《论瓦尔泽与卡夫卡的文学关系》，《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5] Gerhard Kurz.Metapher，Allegorie，Symbol[M].G 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97.
[6] Marieke Krajenbrink.Intertextualt？t als Konstruktionsprizip[M].Amsterdam-Atlanta：GA，1996.
作者简介：徐林峰，女，1981—，湖北黄冈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德语文学，工作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