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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诞生的快闪艺术游戏化的消解意义突出，通过偶发性、碎片化、以震惊为目的的组织方式，将叙事场域设置在开放的公共空间中，削弱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私密性，进一步体现受众对于大众文化参与的积极性与娱乐化诉求，形成“没有深度的深度”的文化表达。 但是，2019年2月份在国内快速发展的快闪活动，弥合了精英文化與大众文化的间隙，通过策略的隐性呈现，使快闪影像的主题、叙事视角、叙事场域形成可“复制”的文本特征，快闪影像的本土化特征愈发明显。
【关键词】快闪;影像艺术;视觉文化
源起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的快闪艺术不在将艺术创作放置在历史时代中，追求宏大叙事与元叙事，追去以游戏不自在追求带有明显的游戏特质，从艺术组成方式上解构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文化界限，形成了“没有深度的深度”的文化表达，打破了詹明信提出的内部/外部、本质/现象“、真实/不真实、潜在/显在的对立呈现，追求没有目标的文化叙事，削弱意义生成，从而进行一场没有目的的文化活动。
“快闪”， 英文为Flash Mob， 意为一群人通过互相特殊的联络管道和方式约定在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地点或场所来进行指定的集体行动或动作（例如鼓掌、拥抱、舞蹈等，一般是不违法却很引人注意的动作）， 又在短时间内若无其事般急速消失。
“快闪”活动诞生自2000年的美国，活动发起者比尔组织四百余人在纽约街头对一条恐龙朝拜五分钟，随后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2010年，上海“百人横扫吴江路”的快闪视频在网络上热播，快闪活动进入国内。最初的快闪活动以突发性的行为动作聚合为表征，如集体鼓掌、大笑、跪拜，追求自下而上的文化反抗，尚未形成熟的影像文本传播。追求快闪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不在追求情感的深度、感受的深入，充满了青年亚文化的戏虐、消解特征。
快闪在社会活动层面的丰富性并没有促使其形成较为客观的理论定义，现阶段的快闪活动也早已从单纯的动作奇观中摆脱出来。因此笔者认为快闪艺术应定义为由某群体事先策划、演练，短时间内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的舞蹈、音乐、动作等艺术形式的偶发性集合，同时形成影像记录并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也可理解为影片化的快闪行动。
2019年2月3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八集快闪系列活动的推出，在全国各地迅速衍生出形式相同、内容相近的快闪活动，形成可“复制”的快闪影像文本。因此梳理国内快闪影像的生成机制尤为必要。
一、奇观叙事——“精心策划”的瞬时性
快闪艺术最早的生成机制其发起动因是在互联网的联结之下形成的零彩排行为艺术，不注重建构过程中故事情节的推动及影像传播的节奏。快闪活动作为瞬时发生的嵌入性的艺术通常在五分钟之内，实现精心策划的场面调度直接影像影像的沉浸式体验。纵观2019年2月份后国内快闪影像的形成过程，极大的追求影像生成过程中的情节铺陈、镜头组接、角色的身份特征及内涵的意义表达。
现代文化中作为影像的文本以文本内容作为叙事的第一诉求，追求影像叙事过程中的叙事性、戏剧性，以语言中心为模式。而快闪影像艺术方式的选择加之其瞬时性的特征，受众需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进入“突发”的艺术情境中，创造沉浸式体验，因此极大削弱了影像中叙事成分的占比，形成反高潮的叙事倾向，以奇观化的视觉诉求为第一任务。反映在国内快闪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奇观化的视觉需求主要表现在参与者数量、活动规模、参与者明星化等方面，通过营造公共空间的陌生化，以整齐划一、有序集中的突发性行为，在反类型叙事的过程中，形成瞬时性的舞台效果。
二、公共空间——城市景观的嵌入
“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即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快闪文化作为一种公共场域中的集体突发性艺术行为，将叙事场域由私人空间转移到公共空间中，打破了影像叙事过程中的隐秘性。公共空间的艺术创造从受众组成上要求——无差别的广大群众，在相对稳定的公共空间中，快闪艺术强调平等、开放交流的可能性。
“景观”作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本质特征，“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西安高铁站、深圳北站、厦门鼓浪屿协和广场、广东乳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上海南京路等快闪影片叙事场域的设定，使城市景观介入公共空间中。
城市作为人类自然生活、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集中场域，城市景观的符号化（机场、车站、广场等）呈现有利于增强城市民众对于集体的记忆、认同感。“一定模式下的群体行为，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性的共性的认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这种社交活动的精神依赖。”城市的场域设置会使快闪现场的受众依据对公共空间的生活经验、诉求判断形成对于快闪活动的精神依赖，认同快闪影片中建构的场域精神。城市景观在快闪影片中的空间设置摆脱了农耕文化的审美习惯，关注受众在建筑、街道、文化广场等城市物质空间中形成的新时代的观念与文化审美心理的转移，城市符号快闪影像正在重新建构城市文化与传播文化价值，城市景观的变迁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集体的生活经验总结。
三、叙事视角的互动转换
在场、介入是快闪艺术基于公共空间的形式要求，“观看艺术不是单一被动的消费艺术，而已改变成属于艺术和观众两者共同的世界。看不只是表面的，是可以让认知得到改变。”快闪影像实现了受众在“看与被看”过程中的视点转移，“看”即旁观者的视角呈现，以身体在场为表现形态;“被看”是快闪客的视角，旁观者可随时参与、重构到这个非生活化的场域中。通过镜头与看客、快闪客角色身份的变化实现场面调度，角色互动伴随着镜头视点不断转移，增加影片叙事过程中未知性，增强受众期待视野，不断拓展快闪艺术的大众文化性。 就我国快闪参与者（被看者）的人员构成来看，解构了国外快闪人员组成的松散性、无序性，尚未取得话语中心的年轻人通过开放式行为获得城市的归属感与存在感。国内快闪的参与主体身份多元、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与社会分工。歌手、運动员、科技工作者、清洁工、主持人、大学老师、学生等“角色”的选择基本包括现下社会中城市居民的主流群体，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身份，通过现场表演的双向互动，介入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播过程中。
四、仪式化的文化身份
仪式作为构造文化与人类构造自我的方式，是关乎人类内在情感体验、文化观念的表达。
维克多·特纳将仪式定义为“不运用技术，而求助于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证实性行为”，关注仪式过程中的象征符号。格尔茨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强调仪式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仪式即“使行为神圣化”。仪式研究的文化转向，即将仪式作为人类的文化事件，仪式不仅作为行为动作存在，更重要的成为构造文化与人类构造自我的方式，是关乎人类内在情感体验、文化观念的表达。暗含个体与社会对待现实的态度，储存“‘社会记忆’，真实的呈现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话语色彩、叙事能力并带有策略上的主导作用。
文化身份是群体在对所属文化体系认可的前提下，所产生的归属感和意义感。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对文化的价值判断、理念体系、形态表征的认可。仪式之所以能够承载文化身份是依附于仪式能够通过外化的手段来将割裂的个体经验整合到共同的情感文化层面中。通过《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等诸如此类“精神性”极强的文化符号的输出，从本民族共有的稳定的文化身份出发，以共有的语言、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文化习俗作为心理依据，将个体的生活感受通过仪式的整合，将思维、情感、价值等层面的共有文化习性通过快闪影像得以呈现。
五、结语
2019年美国、加拿大等地相继出现华人文化的快闪活动，将中国年、华语歌曲通过快闪活动的仪式化行为进行传播，以崭新的形式适应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演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积极交流，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使文化传播冲破文化以民族、区域的文化壁垒，但我们也应该警醒的认识到，单纯以追求奇观呈现为目标的可“复制”影像，并不具有文化传承、传播的的属性，怎么样使快闪艺术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具有真正的故事性内核是接下来快闪影像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周威：《后现代语境下的快闪艺术探析》，《美与时代》，2013年第6期 P126
[2]张云平：聚拢民众.马克思主义作为大众化传播的基础——基于公共空间理论的分析[J].江汉论坛，2009.136-139.
[3]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M]. New York Zone， 1994.
[4]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Michael Archer：Art Since 1960，第 214 页，Thames & Hudson，1994
[6]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
[7]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20
作者简介：权倩（1991.3）性别;女，汉族，甘肃省庆阳市，职务：助教，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安外事学院，陕西省西安市，研究方向：影视批评、言语传播。
【关键词】快闪;影像艺术;视觉文化
源起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的快闪艺术不在将艺术创作放置在历史时代中，追求宏大叙事与元叙事，追去以游戏不自在追求带有明显的游戏特质，从艺术组成方式上解构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文化界限，形成了“没有深度的深度”的文化表达，打破了詹明信提出的内部/外部、本质/现象“、真实/不真实、潜在/显在的对立呈现，追求没有目标的文化叙事，削弱意义生成，从而进行一场没有目的的文化活动。
“快闪”， 英文为Flash Mob， 意为一群人通过互相特殊的联络管道和方式约定在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地点或场所来进行指定的集体行动或动作（例如鼓掌、拥抱、舞蹈等，一般是不违法却很引人注意的动作）， 又在短时间内若无其事般急速消失。
“快闪”活动诞生自2000年的美国，活动发起者比尔组织四百余人在纽约街头对一条恐龙朝拜五分钟，随后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2010年，上海“百人横扫吴江路”的快闪视频在网络上热播，快闪活动进入国内。最初的快闪活动以突发性的行为动作聚合为表征，如集体鼓掌、大笑、跪拜，追求自下而上的文化反抗，尚未形成熟的影像文本传播。追求快闪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不在追求情感的深度、感受的深入，充满了青年亚文化的戏虐、消解特征。
快闪在社会活动层面的丰富性并没有促使其形成较为客观的理论定义，现阶段的快闪活动也早已从单纯的动作奇观中摆脱出来。因此笔者认为快闪艺术应定义为由某群体事先策划、演练，短时间内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的舞蹈、音乐、动作等艺术形式的偶发性集合，同时形成影像记录并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也可理解为影片化的快闪行动。
2019年2月3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八集快闪系列活动的推出，在全国各地迅速衍生出形式相同、内容相近的快闪活动，形成可“复制”的快闪影像文本。因此梳理国内快闪影像的生成机制尤为必要。
一、奇观叙事——“精心策划”的瞬时性
快闪艺术最早的生成机制其发起动因是在互联网的联结之下形成的零彩排行为艺术，不注重建构过程中故事情节的推动及影像传播的节奏。快闪活动作为瞬时发生的嵌入性的艺术通常在五分钟之内，实现精心策划的场面调度直接影像影像的沉浸式体验。纵观2019年2月份后国内快闪影像的形成过程，极大的追求影像生成过程中的情节铺陈、镜头组接、角色的身份特征及内涵的意义表达。
现代文化中作为影像的文本以文本内容作为叙事的第一诉求，追求影像叙事过程中的叙事性、戏剧性，以语言中心为模式。而快闪影像艺术方式的选择加之其瞬时性的特征，受众需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进入“突发”的艺术情境中，创造沉浸式体验，因此极大削弱了影像中叙事成分的占比，形成反高潮的叙事倾向，以奇观化的视觉诉求为第一任务。反映在国内快闪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奇观化的视觉需求主要表现在参与者数量、活动规模、参与者明星化等方面，通过营造公共空间的陌生化，以整齐划一、有序集中的突发性行为，在反类型叙事的过程中，形成瞬时性的舞台效果。
二、公共空间——城市景观的嵌入
“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即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快闪文化作为一种公共场域中的集体突发性艺术行为，将叙事场域由私人空间转移到公共空间中，打破了影像叙事过程中的隐秘性。公共空间的艺术创造从受众组成上要求——无差别的广大群众，在相对稳定的公共空间中，快闪艺术强调平等、开放交流的可能性。
“景观”作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本质特征，“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西安高铁站、深圳北站、厦门鼓浪屿协和广场、广东乳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上海南京路等快闪影片叙事场域的设定，使城市景观介入公共空间中。
城市作为人类自然生活、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集中场域，城市景观的符号化（机场、车站、广场等）呈现有利于增强城市民众对于集体的记忆、认同感。“一定模式下的群体行为，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性的共性的认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这种社交活动的精神依赖。”城市的场域设置会使快闪现场的受众依据对公共空间的生活经验、诉求判断形成对于快闪活动的精神依赖，认同快闪影片中建构的场域精神。城市景观在快闪影片中的空间设置摆脱了农耕文化的审美习惯，关注受众在建筑、街道、文化广场等城市物质空间中形成的新时代的观念与文化审美心理的转移，城市符号快闪影像正在重新建构城市文化与传播文化价值，城市景观的变迁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集体的生活经验总结。
三、叙事视角的互动转换
在场、介入是快闪艺术基于公共空间的形式要求，“观看艺术不是单一被动的消费艺术，而已改变成属于艺术和观众两者共同的世界。看不只是表面的，是可以让认知得到改变。”快闪影像实现了受众在“看与被看”过程中的视点转移，“看”即旁观者的视角呈现，以身体在场为表现形态;“被看”是快闪客的视角，旁观者可随时参与、重构到这个非生活化的场域中。通过镜头与看客、快闪客角色身份的变化实现场面调度，角色互动伴随着镜头视点不断转移，增加影片叙事过程中未知性，增强受众期待视野，不断拓展快闪艺术的大众文化性。 就我国快闪参与者（被看者）的人员构成来看，解构了国外快闪人员组成的松散性、无序性，尚未取得话语中心的年轻人通过开放式行为获得城市的归属感与存在感。国内快闪的参与主体身份多元、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与社会分工。歌手、運动员、科技工作者、清洁工、主持人、大学老师、学生等“角色”的选择基本包括现下社会中城市居民的主流群体，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身份，通过现场表演的双向互动，介入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播过程中。
四、仪式化的文化身份
仪式作为构造文化与人类构造自我的方式，是关乎人类内在情感体验、文化观念的表达。
维克多·特纳将仪式定义为“不运用技术，而求助于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证实性行为”，关注仪式过程中的象征符号。格尔茨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强调仪式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仪式即“使行为神圣化”。仪式研究的文化转向，即将仪式作为人类的文化事件，仪式不仅作为行为动作存在，更重要的成为构造文化与人类构造自我的方式，是关乎人类内在情感体验、文化观念的表达。暗含个体与社会对待现实的态度，储存“‘社会记忆’，真实的呈现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话语色彩、叙事能力并带有策略上的主导作用。
文化身份是群体在对所属文化体系认可的前提下，所产生的归属感和意义感。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对文化的价值判断、理念体系、形态表征的认可。仪式之所以能够承载文化身份是依附于仪式能够通过外化的手段来将割裂的个体经验整合到共同的情感文化层面中。通过《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等诸如此类“精神性”极强的文化符号的输出，从本民族共有的稳定的文化身份出发，以共有的语言、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文化习俗作为心理依据，将个体的生活感受通过仪式的整合，将思维、情感、价值等层面的共有文化习性通过快闪影像得以呈现。
五、结语
2019年美国、加拿大等地相继出现华人文化的快闪活动，将中国年、华语歌曲通过快闪活动的仪式化行为进行传播，以崭新的形式适应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演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积极交流，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使文化传播冲破文化以民族、区域的文化壁垒，但我们也应该警醒的认识到，单纯以追求奇观呈现为目标的可“复制”影像，并不具有文化传承、传播的的属性，怎么样使快闪艺术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具有真正的故事性内核是接下来快闪影像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周威：《后现代语境下的快闪艺术探析》，《美与时代》，2013年第6期 P126
[2]张云平：聚拢民众.马克思主义作为大众化传播的基础——基于公共空间理论的分析[J].江汉论坛，2009.136-139.
[3]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M]. New York Zone， 1994.
[4]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Michael Archer：Art Since 1960，第 214 页，Thames & Hudson，1994
[6]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
[7]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20
作者简介：权倩（1991.3）性别;女，汉族，甘肃省庆阳市，职务：助教，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安外事学院，陕西省西安市，研究方向：影视批评、言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