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的写字桌上有一封27年前的来信——王庆杰老师写给他的小作者的一封信。信中，他鼓励说，“你一定要继续写下去！”这行字下面画了一道重重的线，每个字下面还点了着重的圆圈。
2012年，爸妈搬来与我同住，随身携带了一个小皮箱，里面有我上学时在报刊杂志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等等，大多已经泛黄、发脆。望着这些旧物，我感念爸妈的恩德，而这封珍贵的来信就夹杂期间。在惊喜、感慨之余，我把它置于案头，时常拿起来看一看。
我就是那个收信的小作者，当年围绕着《东方少年》的众多小作者中的一个。
仍然记得，在北京二中读书时，上午10点钟的课间操一过，我就飞跑至校门口，翻看传达室的窗子外边放着的纸盒里，有没有有我的来信。信，是我与看不见、摸不到的旷阔世界的连接管道。我上中学时投稿从未间断，但也从来不急，有了就写，写了就寄出去。这样一个习惯始自1988年在《东方少年》发表处女作《雨中游记》，王庆杰老师就是它的责编。
我虽然出生在北方，但对雨却有着特别的感情。一场春雨可以让整个世界温润和安静下来，细密的针脚将天地缝合，而一场夏日暴雨则可以涤荡万物，令世界明净、澄澈，生机勃郁。屋檐下的滴水砸出一个个等距离的小坑坑，院子里水流成河，水泡明灭。雨也让人闲下来，有句话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1988年春天的一个雨夜，爸爸难得地像对待一个成年人一样与我聊天，推心置腹。爸爸讲的大概是他的青春之梦吧，手握一支笔，仗剑走天涯，自由任平生。等父亲离开房间，关上房门，14岁的我独坐灯下，没有像以往那样写作业、看书、听收音机，而是铺开400字的方格纸，写下了生平第一篇闲散文章。
当天下午，大概是个周二，没有课，我和小伙伴沛雯、清、志岩冒雨游北海公园。我用稚嫩的语言文字记录下这趟游玩的随感。
《雨中游记》我竟然给《东方少年》投了稿！我想，我是在街头的书报摊买的杂志吧。北京西长安街七号，邮编100031！收到杂志的那一刻，我真的很激动，像欣赏繁花烂漫，等收到稿费的时候，则像是品尝果实一枚。稿费是十块钱。我把她交给了妈妈“补贴家用”。妈妈很开心地收了两天，又还给我，说：“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吧。”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自在支配的“巨款”。我最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音像部买了一盒磁带，刚好是十块钱，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
绵绵春雨，大白塔，北海湖水和桃花林开启了我和《东方少年》的缘分。记得王老师日后主持了杂志的“女孩子 男孩子”的栏目，《东方少年》还开设了作品函授班。我的第一篇散文，第一首诗、第一篇小说都是在这里发表。
及至有一天，我大着胆子去了一趟编辑部，为了一篇小说。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庆杰老师，还有李玲老师。时隔多年，我想可以称呼她美丽的李玲姐姐了吧。他们都对我鼓励有加，那时的我看这些能够整日与文字为伍的成年人恍如天人。日后，我也见识过许多蕙质兰心女子，她们似乎都是以李玲老师的容貌气质为模板。这些都是和整个八十年代的热闹的文学氛围分不开，即使是一个中学生也深受感染。我是何其幸运，整个中学时代几乎都有《东方少年》相伴，它是长久的精神呵护，它是生命中的一份珍贵馈赠！
这封信长置案头仿佛是一种冥冥中的召唤，不久，我竟然收到王庆杰老师的讯息。他是在网页转载的书评文章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在文章里提到了《东方少年》。我和王庆杰老师很快会在杂志30周年的庆生会上见面了。
见面的前一天晚上，突降一场暴雨。我踩着一地亮闪闪的水洼，到小区对面的小店买下一条垂落脚面的蚕丝长袍，佩戴上从斯里兰卡加勒古城淘到的七叶草形花朵连缀的七彩宝石手工项链——请您原谅我的虚荣，请您接纳我的敬意，虽然我知道，最好的献礼莫过于朴素真挚的文字。
这真是戏剧性的的一幕。王老师的样子没什么变化，说话依然直率、机敏、热情，真没有感觉隔了那么久；而我自己呢，大着肚子，怀着六个月的baby，正经历一场重生。
“我一直在《东方少年》。”王老师说。
“这有多好。”我说。
我像一艘浪迹天涯的红帆船，再次驶回《东方少年》的港湾。
想起来，《东方少年》创刊的1982年，我是寄养在平阳厂的叔叔婶婶家，那是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兵工厂，工厂停工，面临转产。上山的道路，一边是成排的厂房，依山坡而建，成堆的黄铜子弹和弹壳露天堆放，阳光下熠熠生辉。路的另一边是沟涧，涧内溪水潺潺、怪石林立，到了冬天，溪水断流，裸露的灰白巨石如涌动的史前怪兽。这个冬天滴水成冰，晚上从厂子里洗完澡回去，发帘凝结成冰溜子。
山谷里有宿舍，學校、幼儿园、商店，功能齐全，宛若一座独立的小城市。这是我来北京前的中途驿站。可能觉得我太小了吧，爸爸妈妈没有跟我解释什么，就算解释了，我又能听懂多少呢？搬家的卡车在山谷外的道边，把我放下就开走了。叔叔婶婶和表妹待我很好，但种种不适应让我常常跑到山上僻静处放声大哭。望着重重叠叠的远山，现实世界的坚硬触感慢慢生起，而我对阅读的依赖更甚。
等我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抛在身后的不仅有故乡，有平阳厂的记忆，还有乡音。我古怪的口音想必给胡同里跑着长大的小伙伴们以极大的惊异吧。我变得沉默，却更喜欢用阅读和写字来表达。对写作的热爱始自心灵，它是我的秘密花园。
我多幸运，很快遇到了《东方少年》，它给予我心灵的慰藉与庇护。如果说写作是我日后参悟生命的一柄长剑，它光芒闪耀是依靠多位恩师助我打磨，而为这把利器开刃的就是这么多年来对工作和生活始终抱有真挚情怀的王庆杰老师。
忽一晚，王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保阜高速公路的地图。新修的高速路是架设在半空中，出山再不用一道道山岭、一个个沟掌地辗转缠磨。原来到北京要坐长途汽车、绿皮火车，花上一天多的时间，现在只需要三个多小时。我告诉他，我的老家就是阜平县城南庄啊，那是通往五台山古道上的村落。而他恰好刚刚去了那里，他是和一些文联的艺术家们从阜平县县城艺术馆演出归来途中。
更巧的是，当天上午，天气晴好，我就把他27年写的这封信拍了照。当即，我把印有《东方少年》红色抬头的三页信纸发了过去。大巴车飞驶，窗外暗夜沉沉，山峰汹涌如浪。他意外地读到自己当年写给小作者的信，也很激动，说，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毕业分配到《东方少年》！看我那时候是多么热情多么有干劲儿！不久，他抵不住连日颠簸的倦意，睡去。
我在想这份不断延伸的缘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想，对离开已久的故乡我是否可以实现反哺的愿望，我的秘密花园是否可以奉献出真正的芬芳与华彩。
世人都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然而，《东方少年》撒播的种子却使我保持了一颗永远的少年心。
谨祝敬爱的王庆杰老师永远年轻！谨祝敬爱的《东方少年》35周年吉祥如意！
杨栗
2017年3月21日于果园
2012年，爸妈搬来与我同住，随身携带了一个小皮箱，里面有我上学时在报刊杂志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等等，大多已经泛黄、发脆。望着这些旧物，我感念爸妈的恩德，而这封珍贵的来信就夹杂期间。在惊喜、感慨之余，我把它置于案头，时常拿起来看一看。
我就是那个收信的小作者，当年围绕着《东方少年》的众多小作者中的一个。
仍然记得，在北京二中读书时，上午10点钟的课间操一过，我就飞跑至校门口，翻看传达室的窗子外边放着的纸盒里，有没有有我的来信。信，是我与看不见、摸不到的旷阔世界的连接管道。我上中学时投稿从未间断，但也从来不急，有了就写，写了就寄出去。这样一个习惯始自1988年在《东方少年》发表处女作《雨中游记》，王庆杰老师就是它的责编。
我虽然出生在北方，但对雨却有着特别的感情。一场春雨可以让整个世界温润和安静下来，细密的针脚将天地缝合，而一场夏日暴雨则可以涤荡万物，令世界明净、澄澈，生机勃郁。屋檐下的滴水砸出一个个等距离的小坑坑，院子里水流成河，水泡明灭。雨也让人闲下来，有句话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1988年春天的一个雨夜，爸爸难得地像对待一个成年人一样与我聊天，推心置腹。爸爸讲的大概是他的青春之梦吧，手握一支笔，仗剑走天涯，自由任平生。等父亲离开房间，关上房门，14岁的我独坐灯下，没有像以往那样写作业、看书、听收音机，而是铺开400字的方格纸，写下了生平第一篇闲散文章。
当天下午，大概是个周二，没有课，我和小伙伴沛雯、清、志岩冒雨游北海公园。我用稚嫩的语言文字记录下这趟游玩的随感。
《雨中游记》我竟然给《东方少年》投了稿！我想，我是在街头的书报摊买的杂志吧。北京西长安街七号，邮编100031！收到杂志的那一刻，我真的很激动，像欣赏繁花烂漫，等收到稿费的时候，则像是品尝果实一枚。稿费是十块钱。我把她交给了妈妈“补贴家用”。妈妈很开心地收了两天，又还给我，说：“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吧。”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自在支配的“巨款”。我最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音像部买了一盒磁带，刚好是十块钱，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
绵绵春雨，大白塔，北海湖水和桃花林开启了我和《东方少年》的缘分。记得王老师日后主持了杂志的“女孩子 男孩子”的栏目，《东方少年》还开设了作品函授班。我的第一篇散文，第一首诗、第一篇小说都是在这里发表。
及至有一天，我大着胆子去了一趟编辑部，为了一篇小说。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庆杰老师，还有李玲老师。时隔多年，我想可以称呼她美丽的李玲姐姐了吧。他们都对我鼓励有加，那时的我看这些能够整日与文字为伍的成年人恍如天人。日后，我也见识过许多蕙质兰心女子，她们似乎都是以李玲老师的容貌气质为模板。这些都是和整个八十年代的热闹的文学氛围分不开，即使是一个中学生也深受感染。我是何其幸运，整个中学时代几乎都有《东方少年》相伴，它是长久的精神呵护，它是生命中的一份珍贵馈赠！
这封信长置案头仿佛是一种冥冥中的召唤，不久，我竟然收到王庆杰老师的讯息。他是在网页转载的书评文章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在文章里提到了《东方少年》。我和王庆杰老师很快会在杂志30周年的庆生会上见面了。
见面的前一天晚上，突降一场暴雨。我踩着一地亮闪闪的水洼，到小区对面的小店买下一条垂落脚面的蚕丝长袍，佩戴上从斯里兰卡加勒古城淘到的七叶草形花朵连缀的七彩宝石手工项链——请您原谅我的虚荣，请您接纳我的敬意，虽然我知道，最好的献礼莫过于朴素真挚的文字。
这真是戏剧性的的一幕。王老师的样子没什么变化，说话依然直率、机敏、热情，真没有感觉隔了那么久；而我自己呢，大着肚子，怀着六个月的baby，正经历一场重生。
“我一直在《东方少年》。”王老师说。
“这有多好。”我说。
我像一艘浪迹天涯的红帆船，再次驶回《东方少年》的港湾。
想起来，《东方少年》创刊的1982年，我是寄养在平阳厂的叔叔婶婶家，那是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兵工厂，工厂停工，面临转产。上山的道路，一边是成排的厂房，依山坡而建，成堆的黄铜子弹和弹壳露天堆放，阳光下熠熠生辉。路的另一边是沟涧，涧内溪水潺潺、怪石林立，到了冬天，溪水断流，裸露的灰白巨石如涌动的史前怪兽。这个冬天滴水成冰，晚上从厂子里洗完澡回去，发帘凝结成冰溜子。
山谷里有宿舍，學校、幼儿园、商店，功能齐全，宛若一座独立的小城市。这是我来北京前的中途驿站。可能觉得我太小了吧，爸爸妈妈没有跟我解释什么，就算解释了，我又能听懂多少呢？搬家的卡车在山谷外的道边，把我放下就开走了。叔叔婶婶和表妹待我很好，但种种不适应让我常常跑到山上僻静处放声大哭。望着重重叠叠的远山，现实世界的坚硬触感慢慢生起，而我对阅读的依赖更甚。
等我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抛在身后的不仅有故乡，有平阳厂的记忆，还有乡音。我古怪的口音想必给胡同里跑着长大的小伙伴们以极大的惊异吧。我变得沉默，却更喜欢用阅读和写字来表达。对写作的热爱始自心灵，它是我的秘密花园。
我多幸运，很快遇到了《东方少年》，它给予我心灵的慰藉与庇护。如果说写作是我日后参悟生命的一柄长剑，它光芒闪耀是依靠多位恩师助我打磨，而为这把利器开刃的就是这么多年来对工作和生活始终抱有真挚情怀的王庆杰老师。
忽一晚，王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保阜高速公路的地图。新修的高速路是架设在半空中，出山再不用一道道山岭、一个个沟掌地辗转缠磨。原来到北京要坐长途汽车、绿皮火车，花上一天多的时间，现在只需要三个多小时。我告诉他，我的老家就是阜平县城南庄啊，那是通往五台山古道上的村落。而他恰好刚刚去了那里，他是和一些文联的艺术家们从阜平县县城艺术馆演出归来途中。
更巧的是，当天上午，天气晴好，我就把他27年写的这封信拍了照。当即，我把印有《东方少年》红色抬头的三页信纸发了过去。大巴车飞驶，窗外暗夜沉沉，山峰汹涌如浪。他意外地读到自己当年写给小作者的信，也很激动，说，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毕业分配到《东方少年》！看我那时候是多么热情多么有干劲儿！不久，他抵不住连日颠簸的倦意，睡去。
我在想这份不断延伸的缘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想，对离开已久的故乡我是否可以实现反哺的愿望，我的秘密花园是否可以奉献出真正的芬芳与华彩。
世人都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然而，《东方少年》撒播的种子却使我保持了一颗永远的少年心。
谨祝敬爱的王庆杰老师永远年轻！谨祝敬爱的《东方少年》35周年吉祥如意！
杨栗
2017年3月21日于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