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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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这个命题的论证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生产力的独立性问题,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以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问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命题的建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重新审视他们对于该命题的建构,对于回应时代的挑战,尤其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布伦纳等人的质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独立性;决定机制
  一、生产力的独立性问题
  相比于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生产力不存在某种相对于生产关系的独立性,那么我们很难说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而是应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但是,很明显,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即使那些认为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的学者也不会否认,相对于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的决定性要更强一些。这种决定性根源于生产力本身在逻辑解释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生产力部分存在独立性,部分是依赖于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命题应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具有相互作用”。普列汉诺夫的工作就在于捍卫生产力决定论,因此,证明生产力具有独立性,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逻辑环节。
  在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认为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黑格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完全同意黑格尔和法国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他说,“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自己固有的本性来解释,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而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综合,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对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求。”①然而,特定社会的经济又依赖于什么呢?无论法国历史学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黑格尔,都未能对此作出任何满意的答复。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全都援引人的本性。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的伟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从完全相反的方面去观察问题,他把人性本身看成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变化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则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必须维持他的身体,从他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活动的前提是人对这个外部自然的一定作用。然而“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
  普列汉诺夫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人根据环境改变自身的观点,并以此反驳黑格尔等人将理性看作是人类的基础。在进化论中,人的进化史依赖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的。正是由于这些地理特点,使得人必须进化为适应这种环境的人。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前后肢的生理分工变成有益的。黑格尔所宣扬的理性正是这种分工的遥远的成就,而且“也正是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下,这些成就反过来又成了人类出现人为器官、使用工具的最近的原因”②。理性的成就在推动人类使用工具、实现进步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性来对自然界进行控制。但是,如果把理性与生产工具的進步看作是相互作用的话,便是没有看到生产工具本身具有的更加根本的意义。
  地理环境对于生产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由于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而地理环境一方面提供给人改进劳动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另一方面为劳动工具提供对象,以至于能够更好地发挥劳动工具的作用。其次,由于原始社会不同部落之间的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因此每个地方生产的物品和其他地方都有所不同。而不同的地方的物品越是不相似,以这些地方环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部落之间的交往也就越是频繁。因此,地理条件不仅仅决定了以劳动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也决定了建立在部落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最后,“地理环境对规模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在原始氏族组织废墟上产生的国家的命运,有同样决定性的影响”③。正如在东方社会中,农业灌溉在整个社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地理环境对于整个农业社会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影响论实际上是为了反驳理性影响论。在对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上面,如果我们要在逻辑上不断地还原,那么将生产力的进步归结于自然环境存在其合理性。这种归结能够有效地反驳将理性作为生产力的基础,从而使得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退回到了黑格尔的怪圈之中。自然环境,这种最为客观的因素,作为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等因素影响的独立性因素,能够有效地解决生产力的独立性问题。
  二、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在生产力本身的劳动工具的进步上寻找。富兰克林把人看做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达尔文反驳认为只有人才能实用工具,其实在萌芽形态上,使用工具是许多哺乳动物都固有的。普列汉诺夫反对达尔文这种观点,批评达尔文没有认识到“量的区别会转化为质的区别”。当人类学会利用生产工具之后,人类的行为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大利亚的野蛮人利用飞旋镖来进行狩猎,维持整个生活;英国的现代人利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维持整个生活。无论是飞旋镖还是机器,都是人的生产工具,并且这种生产工具已经牢牢嵌入人对自然界的整个生产过程,并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全部习惯、全部思想方式、全部本性。因此,劳动工具已经成为了人的“人为器官”。“人在劳动工具上所获得的是会改变他的解剖学结构的似乎新的器官。”④由于人为器官对于人自身的生存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就随着他的生产力的发展进程而发生变化。
  上文已经论证,地理环境对生产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论证,我们要梳理和阐释的是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同一环境的某些特点,才会使实际运用和不断改善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有自由发展的可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必须看作常量,而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⑤普列汉诺夫的洞见之处在于,将地理条件看作是变量,而将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看作是常量。在游牧时代,人们为了生存,需要经常地迁徙,因而地理条件实际上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的。不断变化的地理环境使得人们需要不断地更新和改善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在人们不断适应新的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得到改进,因而推动劳动工具不断得到优化,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逐渐得到提高。   劳动工具的不断进步,决定了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从人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就使自己的发展史面貌焕然一新;以前这种历史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那里一样,归结为他的自然器官的形态变化;现在它首先成了他的人为器官的改进史、他的生产里增长的历史。”劳动工具成为了人为器官,成为了人的一部分。劳动工具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的改变带来的改进也就成为了人为器官的进步,因而推进了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在重要的化学生产产生以前,整个劳动工具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农业社会,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工具的进步。劳动工具的进步,不仅内在地改变了劳动者,而且外在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分工和历史进程。对于个人而言,劳动工具的进步改变了全部生活方式、自己的全部习惯、自己的全部思想方式、自己的全部本性,我们说:变成庄稼人。以农作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对自然界的生产性作用的过程不是仅仅以劳动工具为前提。劳动工具只是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资料的一个部分。所以,不必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准确些,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发展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或者至少迄今为止(在重要的化学生产出现以前)曾是劳动工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以作为变量的地理环境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为了适应不同的放牧条件,人需要改进劳动工具,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流动的相互交流之中,出现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由于劳动工具在人的生存、生活中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了人自身的一部分,人成为会制造工具的动物。由于人的这种特性,人才能够得以摆脱地理环境,将整个自然界都变为人化自然,变为人类展现自己创造力的场所。在人化自然之中,人因制造工具而获得了不断地自我发展的能力,生产力也因此得以不断地自我增长。普列汉诺夫在这里以地理环境、人化自然为基础,以人的制造工具的特征,说明了生产力必然发展的内在根源。
  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
  在说明生产力本身的独立性和内在发展根源之后,普列汉诺夫开始讨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当考察对象进入到生产关系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我们视域中的是家庭关系。普列汉诺夫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把人看作是从动物世界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在人使用劳动工具之前,类人的祖先的雌性和雄性之间也存在“家庭”关系,这种关系是依赖于人作为动物的一般特性。这是自然科学家需要解释的。“可是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生产力获得对社会关系(就是说也包括家庭关系)的全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历史学家的事业从此开始。
  普列汉诺夫继而引用泰隆的《家庭的起源》一书来做论证。“在原始部落内部(日羅-泰隆其实是说在游牧部落内部——de la horde)产生独特的家庭集团的原因,看来是同该部落财富的增长联系着的。任何谷类植物的使用或发现,任何新种动物的训化,都能成为野蛮社会中使面貌根本改观的充分原因:文明时代的一切伟大成就总是同居民经济生活中的深刻变化相一致的。”⑥在泰隆看来,家庭的发展取决于所有权的发展。文明的所有一般的成就都是同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变化相一致的。普列汉诺夫在这里认为泰隆将所有权和经济生活相混淆了,认为泰隆并没有抓住事情的根本,还应该继续分析下去,“而不是恰恰在它获得特别深刻的、最为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刻中断它”⑦。
  在家庭关系之后,是私有财产的产生。当然,在最初的意义上,妻子、儿女也可以算作是丈夫的私有财产。最先成为个人占有对象的是武器、衣服、食物、装饰品等等。当动物的驯化开始之后,狗、猫等等也成为了个人占有物和家庭占有物最重要的资源。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土地也成为了占有的对象。私有财产一旦产生,就会同比较陈旧的社会占有的方式产生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逐渐增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个人的努力开辟着越来越广阔的场所。由于私有财产更加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因而比较古老的社会占有的方式逐渐消失,社会财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原始的社会财产也有可能在残存的制度之下继续自己的存在,但终究会逐渐走向瓦解。原始的社会所有制的这个瓦解过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由于不同的生产力状况,呈现出来的过程会有很大的不同。
  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语句出发,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在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并未完全释放出来的时候,生产关系是可以继续存在的。以此为依据,将人类社会分为了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由此,我们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关键点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需要不断地适应生产力的变化,在一定的量的积累之后,生产关系便发生质的变化。这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便被揭示了。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而不是仅仅将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般的抽象的公式。普列汉诺夫考察了具体的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在原始社会之中,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制是适合于原始生产过程的。它维持着原始社会的生存,促进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因此,人们坚持这种所有制,并认为它是自然地和必然的。正是由于这些所有制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之内,生产力发展到为运用个人的努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园地。现在社会所有制在某些场合已经变得对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因此,社会所有制让位于个人的占有。生产关系一旦发生之后,它本身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不同于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力,生产力与社会经济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虽然生产力的某种状态是引起某种生产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的原因,可是这种生产关系一旦作为上述原因的结果而发生以后,它又从自己方面开始影响这种原因了。这样便发生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间的相互影响。”⑧进而,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诸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相互作用存在于国际生活中,也存在于各民族的内部生活中;它是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然的,然而它本身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为了理解相互作用,应当弄清相互作用着的诸力量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在相互作用的事实中是不可能为自己找到最后解释的,无论这些属性由于相互作用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我们这个场合,相互作用诸力量的性质、彼此发生影响的社会机体的性质,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解释的,即由社会机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些机体的经济结构来解释。”⑨
  在普列汉诺夫的建构中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的、以及随着经济之后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最初的开始在于人周围的自然界。人周围的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第一个可能性来发展人的生产力,从而使人逐渐摆脱了自然界的控制。由于制造工具的能力,人能够得以在生产本身之内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增长。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革,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需要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对于生产力发展问题的解释,仅仅局限在原始部落社会。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证,则是依赖于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经典论述的分析,并且在具体的社会阶段中的考察。同时,普列汉诺夫也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作为整个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继续强调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列宁似乎认同了普列汉诺夫对于原始部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解释。列宁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的积累和以剩余劳动的剥削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
  普列汉诺夫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建构,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顾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建构过程,尽管我们发现了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但是其为解释原始部落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8:412.
  ②③④⑤⑥⑦⑨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M].王萌庭译.商务印书馆,2012:137,138,134,139-140,148,149,199.
  ⑧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41.
  参考文献:
  [1]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M].王萌庭译.商务印书馆,2012.
  [2]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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