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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法律精神和原则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过时并被抛弃，相反，却因为历史的积淀成为精华而被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法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法制中，传统法律资源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法制的发展。
[关键词]本土资源；传统法律；现代法制
[中图分类号]D920．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s—0102—02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我国以前多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摒弃于当代法制大门之外。但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我们的法制建设不仅要借鉴外国法资源，也要吸收本国法的精华。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并非尽为糟粕，“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过时并被抛弃，相反，却因为历史的积淀成为精华而被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法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立法执政方面的一般理论与原则
(一)法律制定清楚明白，逻辑严密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古代法典大多在形式上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内容上清楚易懂，逻辑严密。《法经》六篇，开创了传统法典篇纂的新体例，改刑为法，使法与刑分离，且体例分明，逻辑清晰，为整个封建法典的体例奠定的基础；晋律二十篇，以“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为立法原则，“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立法成就的《唐律疏仪》仅12篇，502条，但“章程靡失，鸿纤备举”。全律以名例篇为纲，其余十一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全部律条紧密相扣，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疏议的语言多近于口头化，简明易懂，达到我国封建立法技术的最高水平。
(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与国家稳定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以其自身特性满足了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成为治国安邦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首先，法律具有稳定性。“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若“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以稳定的秩序为前提，乱世多易法，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至少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社会内部的有序性；其次，法律具有强制性．“法，(逼)也，逼而使之，有所限也一。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千差万别，由此带来秩序的隐患，法律所具备的强制特性使得其从众多治世之具中脱颖而出，成为规范个体行为的的有力工具；再次，法律具有公正性，“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
二、社会治安方面的综合治理与协调
(一)传统信任结构对法治的影响
“信，国之宝，民之所庇也”，我国传统法制历来重视“信”的作用。首先，强调法律的自“信”，即法律的施行所树立起来的威信。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必须树立“信”，商鞍“徒木立信”，表示有令必行，信赏必罚，强调法律的必行性，从而确立法律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其次，强调立法者即统治者的公“信”。立法者要取信于民，“信则民任焉～，借助“信”来建立统治者的道德权威；再次，强调守法者即民众的“信”服。“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与经济、军事等其他因素相比，人民对统治者、对法律的信任更为重要。当“信”最终形成确立，并贯穿于民众、统治者、法律之间时，国家大治，即所谓“峭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因此，“信”是家国之根本，上下相互信任，是法制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礼乐刑政综合为治
传统治国理政的工具就是礼、乐、刑、政，“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是对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最早最系统的阐述。也是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扬，“礼、乐、刑、政四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可见这是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周朝一代的历史发展表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周札体系，其运动与制约关系的变化，无不牵动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关系到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害，影响着周朝国家的治乱瘾衰”。而后世开明的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使礼乐刑政各种手段综合并用共同为治。
三、法与道德方面的相互契台与完善
法律自其产生之日便与道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法制上反映得尤为突出。中国传统法制蕴涵着鲜明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上的设定相契合，以宗法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法律制度，充分反映了道德精神对法律生活的介入。
(一)重法与爱民相联系，提倡人民本位的民主观念
我国自西周以来就形成一种爱民的传统，西周统治者提出“惠民”、“裕民”政策，并提出“怀保小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先秦儒家继承并发挥了这种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群为轻”。荀子集儒法大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思想，从而将“重法”与“爱民”联系起来。后世儒家多强调治国应当以民为本，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这样一种民心向背的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优良传统，对今天现代法制的建设有很大影响。
(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以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自律性
先秦儒家提倡“德主刑辅”，强调将教化作为施政的基本手段，主张以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自律性，从而降低犯罪的发生率，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道德来诱导老百姓，用礼教来规范风俗，民众就有廉耻之心，而且发自内心地归服于领导。“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法律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而道德却能防患于未然，同时，主张先教后诛，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
四、刑事政策方面的宏观调控与把握
(一)刑罚世轻世重
“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古代社会法制建设智慧与经验的总结，也是刑罚适用的普遍规律。《尚书-吕刑》日；“轻重诸罪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就是说刑法要根据世情来确定轻重，目的是要使不守法的守法，因此一定要有理而公正。《旧唐书》记唐高宗于永徽五年对侍臣说：“末代断狱之人，皆以苛刻为明，是以秦氏网密秋荼，而 获罪者众。今天下无事，四海又安，欲与公等共行宽政。”“刑罚世轻世重”指“乱世”刑重、“治世”刑轻，但事实上，古代统治者并非仅仅简单地照搬这一规律，而是灵活运用，轻重有变。众所周知。唐贞观开元年间刑法宽缓，但武则天曾为打压唐室旧族而普遍使用重刑；明初刑用重典，但洪武之后刑罚还是有所轻缓，“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可见，随着具体情势的变化，刑罚也会有相应灵活的调整，而不仅局限于“乱世”刑重、“治世”刑轻之内。
(二)罪(与)刑相称，坚持慎杀
苟况认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主张“刑必称罪”，反对重罪轻判，因为“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他认为刑与罪相称，则国家安定；刑与罪不相称，则国家混乱，国家混乱是由于重罪轻判。在罪刑相称的前提下，主张慎杀。古代刑法中关于恤刑、慎杀的规定屡见不鲜，《尚书·康浩》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人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大意是说：罪虽小，如果是故意的、一贯的，就不可不杀；罪虽大，如果是由于偶尔的过失或者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只要彻底认错了，就可以不杀。
总之，“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逻辑前提。虽然，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文化形态在中国已不复在，但传统因素无时无刻不对现代法制产生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我们的法制不单单需要借鉴外国法资源，而且也需要吸收本国法的精华，即也要充分重视传统资源。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不会因为它是传统封建社会的产物而失却其应有价值和现代意义，相反，经过了长时间历史的洗礼，这些传统法律资源在当代法制中更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钱大群．中华法律史论考[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乔伟．唐律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4]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M]．粟劲，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金风平]
[关键词]本土资源；传统法律；现代法制
[中图分类号]D920．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s—0102—02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我国以前多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摒弃于当代法制大门之外。但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我们的法制建设不仅要借鉴外国法资源，也要吸收本国法的精华。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并非尽为糟粕，“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过时并被抛弃，相反，却因为历史的积淀成为精华而被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法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立法执政方面的一般理论与原则
(一)法律制定清楚明白，逻辑严密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古代法典大多在形式上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内容上清楚易懂，逻辑严密。《法经》六篇，开创了传统法典篇纂的新体例，改刑为法，使法与刑分离，且体例分明，逻辑清晰，为整个封建法典的体例奠定的基础；晋律二十篇，以“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为立法原则，“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立法成就的《唐律疏仪》仅12篇，502条，但“章程靡失，鸿纤备举”。全律以名例篇为纲，其余十一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全部律条紧密相扣，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疏议的语言多近于口头化，简明易懂，达到我国封建立法技术的最高水平。
(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与国家稳定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以其自身特性满足了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成为治国安邦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首先，法律具有稳定性。“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若“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以稳定的秩序为前提，乱世多易法，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至少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社会内部的有序性；其次，法律具有强制性．“法，(逼)也，逼而使之，有所限也一。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千差万别，由此带来秩序的隐患，法律所具备的强制特性使得其从众多治世之具中脱颖而出，成为规范个体行为的的有力工具；再次，法律具有公正性，“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
二、社会治安方面的综合治理与协调
(一)传统信任结构对法治的影响
“信，国之宝，民之所庇也”，我国传统法制历来重视“信”的作用。首先，强调法律的自“信”，即法律的施行所树立起来的威信。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必须树立“信”，商鞍“徒木立信”，表示有令必行，信赏必罚，强调法律的必行性，从而确立法律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其次，强调立法者即统治者的公“信”。立法者要取信于民，“信则民任焉～，借助“信”来建立统治者的道德权威；再次，强调守法者即民众的“信”服。“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与经济、军事等其他因素相比，人民对统治者、对法律的信任更为重要。当“信”最终形成确立，并贯穿于民众、统治者、法律之间时，国家大治，即所谓“峭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因此，“信”是家国之根本，上下相互信任，是法制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礼乐刑政综合为治
传统治国理政的工具就是礼、乐、刑、政，“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是对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最早最系统的阐述。也是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扬，“礼、乐、刑、政四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可见这是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周朝一代的历史发展表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周札体系，其运动与制约关系的变化，无不牵动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关系到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害，影响着周朝国家的治乱瘾衰”。而后世开明的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使礼乐刑政各种手段综合并用共同为治。
三、法与道德方面的相互契台与完善
法律自其产生之日便与道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法制上反映得尤为突出。中国传统法制蕴涵着鲜明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上的设定相契合，以宗法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法律制度，充分反映了道德精神对法律生活的介入。
(一)重法与爱民相联系，提倡人民本位的民主观念
我国自西周以来就形成一种爱民的传统，西周统治者提出“惠民”、“裕民”政策，并提出“怀保小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先秦儒家继承并发挥了这种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群为轻”。荀子集儒法大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思想，从而将“重法”与“爱民”联系起来。后世儒家多强调治国应当以民为本，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这样一种民心向背的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优良传统，对今天现代法制的建设有很大影响。
(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以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自律性
先秦儒家提倡“德主刑辅”，强调将教化作为施政的基本手段，主张以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自律性，从而降低犯罪的发生率，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道德来诱导老百姓，用礼教来规范风俗，民众就有廉耻之心，而且发自内心地归服于领导。“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法律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而道德却能防患于未然，同时，主张先教后诛，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
四、刑事政策方面的宏观调控与把握
(一)刑罚世轻世重
“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古代社会法制建设智慧与经验的总结，也是刑罚适用的普遍规律。《尚书-吕刑》日；“轻重诸罪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就是说刑法要根据世情来确定轻重，目的是要使不守法的守法，因此一定要有理而公正。《旧唐书》记唐高宗于永徽五年对侍臣说：“末代断狱之人，皆以苛刻为明，是以秦氏网密秋荼，而 获罪者众。今天下无事，四海又安，欲与公等共行宽政。”“刑罚世轻世重”指“乱世”刑重、“治世”刑轻，但事实上，古代统治者并非仅仅简单地照搬这一规律，而是灵活运用，轻重有变。众所周知。唐贞观开元年间刑法宽缓，但武则天曾为打压唐室旧族而普遍使用重刑；明初刑用重典，但洪武之后刑罚还是有所轻缓，“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可见，随着具体情势的变化，刑罚也会有相应灵活的调整，而不仅局限于“乱世”刑重、“治世”刑轻之内。
(二)罪(与)刑相称，坚持慎杀
苟况认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主张“刑必称罪”，反对重罪轻判，因为“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他认为刑与罪相称，则国家安定；刑与罪不相称，则国家混乱，国家混乱是由于重罪轻判。在罪刑相称的前提下，主张慎杀。古代刑法中关于恤刑、慎杀的规定屡见不鲜，《尚书·康浩》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人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大意是说：罪虽小，如果是故意的、一贯的，就不可不杀；罪虽大，如果是由于偶尔的过失或者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只要彻底认错了，就可以不杀。
总之，“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逻辑前提。虽然，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文化形态在中国已不复在，但传统因素无时无刻不对现代法制产生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我们的法制不单单需要借鉴外国法资源，而且也需要吸收本国法的精华，即也要充分重视传统资源。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不会因为它是传统封建社会的产物而失却其应有价值和现代意义，相反，经过了长时间历史的洗礼，这些传统法律资源在当代法制中更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钱大群．中华法律史论考[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乔伟．唐律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4]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M]．粟劲，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金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