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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藏陈文译述的《查理斯密大代数学》，是上海科学会编译部1909年2月第三版。若论其版本，它并非珍罕版本，因为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印刷二十日发行的初版本，再版本亦为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发行的。然而，重庆大学图书馆和西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皆为1929年的版本。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印刷的此类图书，我还见到过1905年出版的《算术教科书》（陈文）和1906年《查理斯密小代数学》（陈文编译），其出处皆见于刘英杰主编的《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一书。根据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主编的《陈豹隐——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成都：《光华财税年刊2005》）重要论文的研究，我们知道，所谓上海科学会编译部，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前身，它是清朝末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书店之一。
我为何要特意介绍此书，是因为它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所谓特殊意义，是其版权页上赫然张贴着一枚图案细腻且非常精制的印证，其印证上写着：“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图书发行之证。”这是迄今我所能见到的，在版权印证图案中有文字证明的实例：“图书发行之证”——即版权印证之凭证与实物的最早证据。
在探讨此论题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先弄清印鉴或印证之微殊。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未曾深究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印鉴也叫印证，其品类还是有细微区别的。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十二卷114页注文曰：“印鉴，即盖有作者印鉴的印花，用于书籍的版权页。”《汉语大词典》释之日：“留供核对以防假冒的图章底样。如：支领款项时，所持图章要与所留印鉴相符。”所谓印鉴，当是用于版权页上的印花、版权票或版权印证，必须有图章底样。它又分为两种：
其一，将版权印记盖在或印在专用纸上，其专用纸，就是像邮票一样有齿孔而正规留有图章底样之专用票。如鲁迅印鉴，即西泠印社吴德光所刻篆字之白文，亦印制精美。另一枚鲁迅印鉴为篆字朱文。鲁迅著作一般将其印鉴贴在版权框（即此框四角有“版权所有”之类字样）内或印数之下，若该版权页无版权框而不便张贴时，一般贴于版权页上方。
其二，将版权印记盖在专用纸上，其专用纸并无邮票之齿孔，在上面钤上作者的印章即可。因为不是专门印制者，有时作者之印，亦有钤得不是很清晰的。
显然，后者所谓无“印花之齿孔”之印鉴，非专门印制者，远逊于前者。
除以上两种情况之外，作者还有直接在版权页钤上自己图章的习惯，如丰子恺，见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10月1日初版《生活与音乐》（丰子恺编译）版权页。作者仅在版权页印数间钤有“子恺”两字篆字朱文印章，而无票。李青崖、谢六逸、俞平伯、杨树达、林徽因、舒新城等作家，皆有在其著作版权页之版权框内钤有自己印章的习惯，这基本上属于国人藏书之传统行为，兹不论。
所谓印证，一定是机构的版权凭证或版权票。据我现在所见到的历史凭证，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它较个人印鉴可能要少得多。
记得贾俊学编著的《衣带书香——藏书票与版权票收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曾这样探讨我国版权票最初发生之情况：“中国使用版权票，是受了日本出版界的影响。日本使用版权票在中国之前，至今日本有些书的出版仍在使用版权票。我国从光绪晚期开始使用版权票，民国时期最盛行。”
再看金陵行者薛冰《版本杂谈·版权凭证》：“从现代版权页产生之始，就有出版者采取‘防盗’措施，以抵制盗版。方法之一，是在版权页上加钤相应的版权印记，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湖南袁德宣在东京印行《中国铁路史》，大三十二开布面精装，版权页著作者的名字上，就加盖了太极图式‘德宣’二字篆书朱印。同年十月，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和汉熟语字典》，大三十二开本布面精装，则在版权页上方‘版权所有’字样上，加盖了‘上海群益书社发行之章’蓝色篆文方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的确，两位作者皆认为：我国近代出版史中，最早的版权票，皆产生于光绪晚期。然而，如薛冰先生所举之例，日本印行之书当不在此论，后者亦为“印”而无带齿孔之“票”，故还不能算作现代出版业认可的版权票。虽然马波《浮梦旧书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亦录有《法学通论》一书，其版权页记录为“金粟斋译书社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第一版发行，海宁王国维翻译”，还钤有“金粟斋版权之证”的印章。其印章也好，“版权之证”也罢，皆为印章而无票。
因此，我收藏的这枚有齿孔并有出版机构名称，还标明印证文字者，可能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机构最早的版权票或版权印证之一。当然，它必须是由中国人自己出版发行的。尽管也有可能此书之初版本（1907年）、再版本（1908年）的版权页上都贴有与此枚相同的印证，然而它们只有出版时间的稍微不同，在质地上应该是同一拨产品。因为根据民国初期鲁迅、周作人制作印鉴的实物来看，作者一般都是制作一批，不会只制作一枚或几枚。我的这一猜想，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室谭永平《春雨伴惊雷——清末中学博物教科书中进化论内容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14日）一文中已经证实，在上海科学会编译部的另一本教科书中，即由灵川泰嗣宗编辑的教材，即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版的版权页上，正好有一枚与我同样的印证。
当然，上海科学会编译部虽然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书店之一，然而，1901年由邓实、黄节在上海创办的神州国光社，1902年由廉泉、俞复、丁宝书在上海创办的文明书局，皆有可能率先出版发行机构印证，目前我仅见到1904年4月20日文明书局出版林纾译作《滑铁卢战血腥记》，其版权页上有“文明编译印书局之印”的印章，而无票。笔者希望更多书话作者与图书馆研究者，能于此领域有更新更多的发现。
我为何要特意介绍此书，是因为它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所谓特殊意义，是其版权页上赫然张贴着一枚图案细腻且非常精制的印证，其印证上写着：“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图书发行之证。”这是迄今我所能见到的，在版权印证图案中有文字证明的实例：“图书发行之证”——即版权印证之凭证与实物的最早证据。
在探讨此论题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先弄清印鉴或印证之微殊。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未曾深究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印鉴也叫印证，其品类还是有细微区别的。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十二卷114页注文曰：“印鉴，即盖有作者印鉴的印花，用于书籍的版权页。”《汉语大词典》释之日：“留供核对以防假冒的图章底样。如：支领款项时，所持图章要与所留印鉴相符。”所谓印鉴，当是用于版权页上的印花、版权票或版权印证，必须有图章底样。它又分为两种：
其一，将版权印记盖在或印在专用纸上，其专用纸，就是像邮票一样有齿孔而正规留有图章底样之专用票。如鲁迅印鉴，即西泠印社吴德光所刻篆字之白文，亦印制精美。另一枚鲁迅印鉴为篆字朱文。鲁迅著作一般将其印鉴贴在版权框（即此框四角有“版权所有”之类字样）内或印数之下，若该版权页无版权框而不便张贴时，一般贴于版权页上方。
其二，将版权印记盖在专用纸上，其专用纸并无邮票之齿孔，在上面钤上作者的印章即可。因为不是专门印制者，有时作者之印，亦有钤得不是很清晰的。
显然，后者所谓无“印花之齿孔”之印鉴，非专门印制者，远逊于前者。
除以上两种情况之外，作者还有直接在版权页钤上自己图章的习惯，如丰子恺，见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10月1日初版《生活与音乐》（丰子恺编译）版权页。作者仅在版权页印数间钤有“子恺”两字篆字朱文印章，而无票。李青崖、谢六逸、俞平伯、杨树达、林徽因、舒新城等作家，皆有在其著作版权页之版权框内钤有自己印章的习惯，这基本上属于国人藏书之传统行为，兹不论。
所谓印证，一定是机构的版权凭证或版权票。据我现在所见到的历史凭证，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它较个人印鉴可能要少得多。
记得贾俊学编著的《衣带书香——藏书票与版权票收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曾这样探讨我国版权票最初发生之情况：“中国使用版权票，是受了日本出版界的影响。日本使用版权票在中国之前，至今日本有些书的出版仍在使用版权票。我国从光绪晚期开始使用版权票，民国时期最盛行。”
再看金陵行者薛冰《版本杂谈·版权凭证》：“从现代版权页产生之始，就有出版者采取‘防盗’措施，以抵制盗版。方法之一，是在版权页上加钤相应的版权印记，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湖南袁德宣在东京印行《中国铁路史》，大三十二开布面精装，版权页著作者的名字上，就加盖了太极图式‘德宣’二字篆书朱印。同年十月，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和汉熟语字典》，大三十二开本布面精装，则在版权页上方‘版权所有’字样上，加盖了‘上海群益书社发行之章’蓝色篆文方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的确，两位作者皆认为：我国近代出版史中，最早的版权票，皆产生于光绪晚期。然而，如薛冰先生所举之例，日本印行之书当不在此论，后者亦为“印”而无带齿孔之“票”，故还不能算作现代出版业认可的版权票。虽然马波《浮梦旧书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亦录有《法学通论》一书，其版权页记录为“金粟斋译书社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第一版发行，海宁王国维翻译”，还钤有“金粟斋版权之证”的印章。其印章也好，“版权之证”也罢，皆为印章而无票。
因此，我收藏的这枚有齿孔并有出版机构名称，还标明印证文字者，可能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机构最早的版权票或版权印证之一。当然，它必须是由中国人自己出版发行的。尽管也有可能此书之初版本（1907年）、再版本（1908年）的版权页上都贴有与此枚相同的印证，然而它们只有出版时间的稍微不同，在质地上应该是同一拨产品。因为根据民国初期鲁迅、周作人制作印鉴的实物来看，作者一般都是制作一批，不会只制作一枚或几枚。我的这一猜想，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室谭永平《春雨伴惊雷——清末中学博物教科书中进化论内容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14日）一文中已经证实，在上海科学会编译部的另一本教科书中，即由灵川泰嗣宗编辑的教材，即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版的版权页上，正好有一枚与我同样的印证。
当然，上海科学会编译部虽然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书店之一，然而，1901年由邓实、黄节在上海创办的神州国光社，1902年由廉泉、俞复、丁宝书在上海创办的文明书局，皆有可能率先出版发行机构印证，目前我仅见到1904年4月20日文明书局出版林纾译作《滑铁卢战血腥记》，其版权页上有“文明编译印书局之印”的印章，而无票。笔者希望更多书话作者与图书馆研究者，能于此领域有更新更多的发现。